第十六篇 清末先后有三次金融风潮（1 / 2）

大清朝五花八门的金融机构

逝者如斯，倏忽而已。岁月还真是过得太快，堪堪这部金融二十四史就快要到尾声了。

好，我们来看中国这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信用情况。

清朝一开国，就对民间借债做了清晰的规定，顺治皇帝亲自指示户部，今后借债只许收三分利，不能多收，不能息上加息。而且不许任何人借债给赴任官员，也不准外官借债给当地百姓。

最后提到的这两点，是历代官员腐败的导火索，皇帝心里也是明镜似的。

后来编辑的《大清例律》里，专门有“钱债”一篇，记载了大清关于放债的法律条文。其中特别提到，大清律禁止军官向士兵放债，也禁止平民向军人放债。

里面还特别提到了“印子钱”。

这是很厉害的一种债务。比方，我借给你70文，但是要按100文计息，每天要交给我4文。这样只要17天半，利息就和本金相等了。

你每天给我付息的时候，我在借款折子上盖个戳，这就是所谓“印子钱”。

这是敲骨吸髓的债，谁沾上了都不得了。在早些年，也是我们现代人控诉“旧社会”的依据之一。

法律虽严，但是难挡人的贪婪。清代八旗兵丁对民间放债的现象非常厉害。不光是印子钱，还有驴打滚，老百姓借了八旗兵丁二三十两银子，不到一年，就要还本付息二三百两。

这还是康熙盛世时候的事，当时就有人说，这是“无天无日，惨不可言”！

这么厉害的债，为什么老百姓还要借呢？

是被逼的。

因为赋税催得急。“完粮”是有期限的，官府一催命，老百姓就只好饮鸩止渴，到八旗兵丁那儿去借高利贷。借10两，一个月的利息就是二三两，而且10两实际到手的只有8两。那2两是先期当作额外利息扣掉了。

康熙年间，在杭州的八旗兵丁勾结地皮恶棍放债，抢夺平民子女抵债，还曾引发过“群体事件”。

那时候河南地方的穷百姓抵押借债，没有值钱的抵押物，习惯上是将子女、童养媳抵押。有一班恶势力人家贪图小姑娘美色，在债务到期后不让债务人赎回人质。这也是“旧社会”的恶例之一。

在清朝，也有“京债”，就是赴任官员举债，到任后立刻偿还。

这也是高利贷。当时放京债的多为山西商人。他们借钱给新官，钱还没到人家手，先扣去三四成。往往新官刚刚到任，债主跟着也就到了，蹲在你身边催债。

新任官员只好拼命搜刮下属和百姓。搜刮不足，就动用“库藏”偿还（挪借公款），弊病甚大。

朝廷屡次下令禁止京债，乾隆是还允许赴任官员先向户部借债，而不要去借高利贷。

就因为放京债这事，还催生了一个新的金融机构——账局。

乾隆末年有人写了一本《晋游日记》，里面说，山西汾州、平阳两地的人，多以贸易为生，他们放京债可以获利10倍。

具体过程是这样的：富人携带巨资进京，开设账局，有候选官员来借债，必先跟他讲好扣头。如果是九扣，就是名为借一千，实则只有九百。

根据任职地的远近，扣头不同，从九扣到四扣不等。甚至还有倒二八扣的，也就是名为一千，实则二百。

扣除之外，再计月利三分，三个月后如果没还，利息部分也要计利息。如此利滚利，借给官员几百两银子，用不了多久就能回收上万两利息——你的钱反正也是黑，所以我黑你没商量！

不过，账局只是官僚体系上的一个寄生物，不是商业社会的必然产物。下面我们还是来看清代比较正规的信用机构。

清代的信用机构非常复杂，越到清末头绪越多，让我们一个一个看过来。

当铺。清代多有小型的当铺，叫作“短押”或“小押”，是专门收穷人不值钱的物品的。随时典当随时赎回，一般百姓都觉十分方便。有什么破烂，可以拿去换银钱，也可以换米换酒，解一时之急。

俗话说，没钱怎么过年？所以那时候一到年关，穷人就成群结队涌向当铺，柜台伙计有应接不暇之势。《津门杂记》一书说：“大除夕，城乡当铺，一律向不关门，纷纷一夜，竟有守候通宵者，至元旦日出，人数始稀。”

旧社会的穷人，难啊！

清代也有官营当铺，一种是内务府办的，一种是各地方机关办的。

内务府为什么要开当铺？主要是为了赚点钱用来赏赐兵丁，大概是这方面的钱不好打入财政预算，用这个办法解决，还比较合理。

开私营当铺的，都是有钱或有权的，上至皇子、亲王，下至官僚、地主、商人。清朝官僚开当铺的尤其普遍，嘉庆年间查抄大奸臣和珅，他家里就开着4间当铺，有本银120万两。

当时的当铺也接受存款和办理货币兑换。一般官员都愿意把自己的银钱存到当铺生息，算是把当铺当成储蓄银行了。

因为当铺要交营业税，所以清政府也把当铺作为一大财源。光绪年间财政吃紧，李鸿章有一次奏称，说是按户部要求，直隶各州县当铺竟然预交了20年的税！

不过当铺一向也是官府的好帮手，咸丰年间朝廷搞通货膨胀，发行大钱和宝钞，怕老百姓不认，就指令当铺搭配使用，让当铺充当了推行大钱的工具。

银铺。银铺在清代非常发达，有官营和私营之分，它的主要业务就是成色鉴定和熔铸银器。

当时白银是主要货币，政府税收很大一部分是银子。因收上来的税银成色不一，就需要通过银铺来鉴定，还要由银铺统一熔铸成元宝，送交布政司储存。

所以银铺的业务一直不错。

清朝中期以后，有的银铺自行发行银票，作为一种准货币进入流通。这个生意做得也很旺盛，一直到清政府发行了银元，银票才衰落下去。

钱庄。最初钱庄是乾隆时代在上海的绍兴人开的煤炭店，也兼营小额存放款、兑换银钱、鉴定成色等业务，群众都感到方便。后来就开得越来越多，逐渐成了专门的金融行业。

小的钱庄只有一张桌子，这就是明代就有的“钱桌”了，俗称“找换店”。

资本雄厚的钱庄，则专做存放款业务。他们囤积制钱，操纵钱价，签发庄票，异地汇划，与工商界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已经具有近代银行的功能了，俗称“汇划庄”。

钱庄是清代才兴盛起来的，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上海有170多家，汉口有500多家，北京有300多家。

鸦片战争以后，进出口贸易扩大，钱庄就在融通资金和办理结算上提供了更方便的服务。

首先钱庄能够利用庄票和汇票，为进出口商提供信贷。

庄票，是由钱庄签发的可兑现的票据。分为即期和远期两种，即期是见票就付，远期是到期才兑付现金。

庄票的信用很不错，所以当时国内的外贸公司——洋行，都愿意接受庄票为结算工具。

在口岸和内地之间的支付，钱庄可以提供汇票，这就省得搬运现金了。那个时候，洋货之所以能顺利销往内地，汇票支付起了很大作用。

另外钱庄还创造了汇划制度，也就是钱庄业内部的票据结算。这已经具有现代票据交换制度的雏形了。

票号。这是金融业的后起之秀，是专办汇兑业务的信用机构，其地位到后来超过了钱庄。

票号有独资有合资，合资的票号非常类似现在的股份公司。

出资人一般不参加经营，而是聘请内行当经理，只在年终查一次账。每过三四年算一次大账，决算出盈亏，给股东分红。

经理和优秀职员也可以入“身股”，即人力股，参加分红。这样的激励机制，使得员工极愿卖命，把企业的盛衰看成是“切己之厉害”。

因为票号业务主要是经营异地汇款，所以往往是在一个总号之下，分号遍布全国各地。

票号是鸦片战争之后发展起来的，多为山西商人创办。

读近代的经济史，我觉得有两点不能忽视：一是鸦片战争的客观后果，不仅激发了国人的图强意识，同时也打破了以前经济社会的僵局，近代商业的繁荣与格局，受这场战争的很影响很大。二是山西商人敢为天下先，大规模地推动了近代金融业，这个功劳我们应该记住。

票号业务中，有一种叫作“逆汇”，就是商户请求票号先垫付汇款，然后在一定期限内补上，并支付给票号利息。这其实就是商业贷款。

另一种情况是，商户交了汇款后，票号与之协商，将汇款日拖延几天，票号向客户支付利息。这等于是极短期存款。

清政府的财政来源，除常例的税赋之外，还有捐官收上来的钱——你拿多少银子，我给你什么官。捐官的汇款，也是由票号负责办理。

票号还有一项业务，就是贷款。它之所以有能力贷款，是因为有雄厚的资金来源，那就是官府的公款。

官府公款一般是在官库里存起来的，但如果票号跟某单位领导比较要好，就可以把大量公款拉来存上，不计息，这样就解决了资金来源的问题。

票号揽来存款之后，立马就贷给钱庄，可以说对钱庄的支持很不小。

票号也是看人下菜碟的，主要满足达官贵人的贷款需求，对一般工商户则根本不理。他们的利息，最高的是三分，贷款期限一般是三个月。利率也会有所浮动，那要看对象和银根松紧而定，一般对官僚放款的利息就比较低。

票号一向走的是“重信用，轻抵押”的路子，这个办法有很大风险。结果到了清末，大量贷款无法收回，都眼睁睁地赔了本。

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一带的自然经济解体，商品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资金流转的频率和规模也猛然增长，票号的兴起，就是借了这个东风。

另外票号与清政府的联系也很密切，包揽了各省向中央的财政上缴业务（解饷）。这一块的业务量，非常可观。

太平天国闹起来后，南北交通受阻，跨区域生意做不起来，汇兑也就少了，票号业务在这一段时间内有所收缩。

等到甲午战争之后，票号又有一个极为辉煌的时期，只可惜太短暂了。

因为清政府丧权辱国，有大量的赔款要汇出，也有一些对外借款要汇进来，这都由票号来承担。

各级政府的各种公款，包括税款、军饷等，这一时期也都存放在票号，致使票号实际上代理了国库和省库的职能。

票号业务一时之间搞得蓬蓬勃勃，各分号开遍全国，当时称“山西票号遍天下”。他们在海外的分号，甚至开到了大阪、神户、新加坡、莫斯科，真是国家不幸商家幸。

但是在1905年户部银行成立后，票号的好日子到头了。一大批官办、商办银行忽隆隆地冒了出来，直接跟票号争夺业务。

当时票号的管理方式已明显落伍，业务不断被抢走，连“解饷”业务也被后起的“官银号”给夺去，眼看着业务量减少了四分之三。

有人倡议将票号合并起来，也成立银行，但受到业内保守人士的强烈反对，于是就只能等死。

清政府一倒，票号失去了政治背景，苟延残喘到20世纪20年代，终于被挤出了金融大舞台。

看来，过于依附于“官”的商，终究不是正途。官一倒，商也就废了。

官银钱号。这个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这里再补充说一些。

官银钱号，也叫“官银钱局”“官钱局”“官银号”，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官办金融机构。

它有一个设立、裁撤和再设立的曲折过程。

鸦片战争后，政府在军需、治河、赈灾上费用大增，需要额外弄些钱以补不足，于是内务府就成立了“五天”官银号。

咸丰年间，为了对付太平天国，政府铸大钱、发官票宝钞，需要有自己的机构来推广，于是又设立了 “四乾”“五宇”官银号，以大钱作为准备金，发行“京钱票”。

为了在各省推广大钱，解决地方的财政困难，朝廷还命令各省也要成立官银钱号。

不过这次官办金融的寿命不太长。因为官银钱号发行的银钱票太滥，引起通货膨胀；而且营私舞弊的也太多，激起了民愤，后来不得不裁撤。

到了光绪年间，各省财政又感到吃紧，便纷纷申请成立官银钱号。

地方官银钱号也发行纸币，即银两票、银元票、钱票，只在本省流通。鉴于咸丰年间通货膨胀的教训，这次各省银钱票都有一定的准备金，可以维持兑现。

另外，地方的官银钱号也办理存款、代垫公款、经理省库，基本上成了各省政府的小金库。辛亥革命后，地方官银钱号摇身一变，都转为各省地方银行。

以上所说的，就是清末杂七杂八的金融机构。之所以复杂，是因为社会在发展，市场有需求，而综合性的大型金融中介——银行，迟迟没有诞生，这才给各色金融机构提供了一个生存空间。只要银行一来，它们也就走到了头。

三次金融风潮预示末日将临

从2007年8月起，一场因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让中国人领略了资本社会大震荡的风景。

其实这种海啸式的大震荡，在中国的金融界早就有。

从鸦片战争之后，到大清国倒台，清政府内外交困，渐渐对整个国家失去控制力。在金融界，危机四起，闹过好几次大的金融风潮。

仅上海一地，就有过三次著名的金融风潮。

那也是够惊心动魄的！

我们逐个来说。

一、倒账风潮

这场倒账风潮，发生在光绪八年（1882）。

在此之前，大清国的股份制企业刚刚冒头，前景看好。其中，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起到了示范作用。

这两家股份公司获利甚厚，激发了人们的投机狂热，以后一有新公司出来，都有千百人争购股票。

中国第一家股票公司——上海平准股票公司，也宣告成立。

往里投钱吧！只要投进去，就能生出更多的钱来了！

这个似乎不合常理的说法，就是眼前的事实，无数老百姓怎能不信？这股大众投资热，也深刻影响到钱庄的业务，各钱庄无不卷入其中。

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众手浇开幸福花”的大好时刻，一场金融风暴卷地而起。

这是历史给大家变的小魔术：只要你跟着千百人一起把钱投下去，常理就回归了。

投资过热——股票跌价——公司破产。

光绪八年十二月初四（1883年1月12日），“金嘉记源号丝栈”因为亏损56万两巨款，突然倒闭。

这家商号一垮，牵累的钱庄一共有40家。

其他没沾水的钱庄见势不好，都纷纷收回贷款。眼看就要来到旧历年的年终了，金融市场银根骤然紧缩，不是吉兆。

钱一玩不转，用现在的说法就叫“资金链断裂”，那是神也解决不了的难题。

资金一紧，市场越发恐慌，商号跟谁借钱也借不到。跟着就有20多家商号因为资金周转不灵，完了！

金融危机就是链式反应、接连跳水、多米诺骨牌效应，没有谁敢去救市，也没有人敢逆势操作。

这20多家商号一倒闭，倒欠人家的款项160多万两，这又牵连到20多家钱庄玩不转了，在除夕之前停业清理。

到了正月初五，上海南市和北市的汇划庄，停业了快一半。

上海平准股票公司也在风潮中烟消云散。

这个年过得，一片白茫茫啊！

这一年，也该着上海金融业多灾多难。到了光绪九年（1884）的10月上旬，金融风暴再次刮起，广东商人徐润经营房地产亏损，拖欠债务好几百万两还不上，牵累钱庄22家。

紧接着，上海“阜康雪记钱庄”破产倒闭，再次引起金融业大地震。

这个钱庄，是浙江巨商胡光墉个人开的。他在杭州、宁波、福州、汉口、北京等地也有“阜康”钱庄和银号，此外还有当铺22家。

当时各省的公款和权贵豪门的钱财，大多都存在他各处的钱庄里。

胡光墉的破产，极富戏剧性。

他依仗雄厚资本做后盾，主营茧丝。那时候，生丝是外国商人最中意的中国商品，茧丝市场的价格一般都操纵在外商手里。

胡光墉倒也有点民族自尊心，意欲与外商在茧丝市场一决雌雄。他叫手下的各当铺在江浙两省放开收购茧丝，预付给蚕农定金，务必不要使货源落入外商之手。

而后，他便在伦敦组织销售，要开拓自己的茧丝外销渠道。

哪晓得人家外商也有地方保护主义，伦敦茧丝收购商联合起来，故意压低收购价，上海的各洋行见势头不对，也同时停止收购茧丝。两边先后一动作，茧丝价格立刻大跌。

几天之内，胡光墉就亏损了白银1000多万两！

当年10月，他在杭州的泰来钱庄率先倒闭，11月，上海阜康雪记钱庄跟着倒闭。这一来，他庞大的金融帝国的信用立时中断，上海商界为之震动！

上海的消息一传出，各地富商纷纷涌向胡光墉的钱庄提现，一家伙就提垮了他在各地的钱庄和银号。

大清的金融界顿时一片愁云惨雾。

过去，钱庄业一直以票号和外商银行为后援，现在票号和外商银行都拒绝向钱庄拆借资金。

钱庄回天乏术，只得接连倒闭，连累到各行各业。一时之间，上海倒闭的钱庄、商号有好几百家。影响还波及镇江、汉口、福州、杭州、金陵、天津、宁波等地。

到处都是风声鹤唳！

胡光墉这祸惹大了。他是有官衔的，任江西候补道，朝廷一怒之下，革了他的职，还命左宗棠对他严加追究。

当时正值中法战争爆发，这又给上海金融业雪上加霜，钱庄停业的有十之六七。凄凄惨惨又过了一年。

这个惹了塌天大祸的胡光墉，就是清末著名的官商胡雪岩。“雪岩”，是他的字。

自从台湾已故作家高阳的五大本历史《胡雪岩》出版后，胡雪岩这个“红顶商人”在当代中国，可谓妇孺皆知。

胡雪岩之所以被当代人欢迎，是因为他是白手起家的楷模，符合大多数人对自己前程的心理期待。

胡雪岩幼时家贫，也是靠帮人放牛为生的。稍长一点，经人推荐，到杭州一家于姓钱肆当学徒，得到肆主赏识，提拔为“跑街”（业务主办）。

咸丰十年，胡雪岩因为勤勉，时来运转。为老东家无后，临终前就把钱庄赠给了他，从此他自开“阜康钱庄”，开始和官场中人往来，终成为杭州一大商绅。

胡雪岩的成功经验有很多，包括调教几个老婆、使之分别发挥正面作用的经验。这个平民出身的官商，成为当代中国的全民偶像，是有其特定原因的。

但是很不幸，在中国金融史上只有胡光墉，没有“胡雪岩”。只有他耻辱的惨败，而没有他辉煌的业绩。玩钱玩失败了的人，在这里没有任何光环。

二、贴票风潮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又发生了一场贴票风潮。

所谓“贴票”，是融资双方在办理贴现业务时的一个特殊手段，举例来说，比方客户存入90元现金，钱庄却开出面额100元的半月期远期庄票一张，到期客户可以凭票支取100元现金。

这等于是钱庄和客户的位置倒过来了，是客户借钱给钱庄使用。

当时贩运鸦片能赚大钱，因此鸦片商就拼命向钱庄借钱，放手开展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