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篇 清朝很流行外国“大洋”（1 / 2）

理性才是攀向幸福生活的阶梯

我又要提问题了：现在的一些学者，言必称哈耶克、德里达、伽达默尔，很有一副学贯中西的样子。他们的文章一出来，读的人都难免要毕恭毕敬。

这是什么效应？

这就是鲁迅说的——“拉大旗作虎皮”效应。

因为目前西方比我们先进，所以西方导师的话，贩卖到中国这边来，就格外有分量、有市场。

可是我要问：我们究竟是和美国的生活距离近些呢？还是离明朝人的生活近些？

这个问题，乍一看荒唐。但你仔细悟一悟，并非没有道理。

我们的文化之源，是来自古代。就是说，我们的思维习惯、审美取向、价值标准，无一不是从古代演变而来的。

现今我们除装备上（就是物质上）稍微西化了以外，人的精神内核，跟古代的差异并不大。

现代的有些人，注重人际关系、讲究攀比、追求奢侈、嫉妒成功者、鄙视弱小者、精神浅薄化……这些，跟明朝的人有什么不同？

古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们现在就怎么生活。古代的富户用黄金制作溺器（便壶），如今的大款疯了似的买“悍马”，这有什么区别？

古代的知识分子固然是渴望做官，但有时也还能搞点“曲水流觞”的雅兴，登高望远，做一做诗。现在的知识分子，春风得意的就信口开河，郁郁不得志的就发牢骚骂娘，连那一份雅致也没有了。

至于市井阶层，古人是攒钱买房子、买地、买丫鬟，今人也差不多。几十年来我们市民的精神关注点，不就是集中在“四喇叭录放机——彩电冰箱——飘窗大房——家用轿车——花园别墅”这样一种物质的递进上吗？

所以，我们的思维，相对于古人的进步，虽有那么一点，但也很有限。

这就是我们需要学习古代智慧的原因。

——这比学习美国还要有用。

我们既然生存在当代，就要把环境和自己的情况都搞清楚。

浪漫的人、狂热的人、消沉的人，在当下都不可能活得好，只有理性的人，才能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社会中稳扎稳打、步步攀升。

最先预见到资本全球化趋势的人，是马克思。他有一句话，我看应该是当今无数迷茫青年的指路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真实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互相关系。”

是啊，看不清“真实的生活”，那还怎么生活？

看清了，也就不会迷茫了。

真实的生活就是：我们必须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而且只能依靠我们自己。

为什么这么说？

所有的励志书，都提出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目标。其实这些目标的背后，隐含的都是一个指向——“改善生活”。

怎么才能改善生活？要有钱，要富，要有物质上成功的证明。

我说过，我们的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务实民族。你若花800元去听一场交响乐，没人羡慕你，说不定还有人嘲笑你是冤大头。可是你若花800元买了一瓶洗面奶，所有的人都会瞠目，进而对你表露出深深的尊崇。

不是这样吗？

世俗评价标准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必讳言“捉钱”了，钱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当然是在合法的前提下。

那么，为什么改变命运只能靠自己？

因为我们是现代社会，除极少数幸运儿之外，绝大部分人是无法单纯依靠“父荫”而终身无忧的。就算是有家庭背景，老爸能给安插一个好岗位，但自己一无所能的话，最终还是要被淘汰！

老爸不可能永远不老，所以，财富只钟情于苦苦奋斗的人。

至于如何才能获得财富？我看有三个要素，一是才干，二是执着，三是运气。

才干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执着是自己对自己的挑战。

可以庆幸的是，三项要素中，起码这两项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这就有了三分之二的胜算。

而运气，如果你坚持20年如一日的话，不可能一次也碰不到！

每个人在一生中，有可能在不同的时期爆发。古人云，甘罗十二为丞相，姜子牙八十才出山。人与人之间是有具体差异的。所以不能急，要打持久战，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你的运气。

数十年如一日地动脑筋、思考、权衡、谋划、寻找突破口——你怎么可能一无所获？

悬挂在你头顶的希望之星，就是这样的理性。

所有的失败者，都是过早放弃的人、安于现状的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人。

这下我说明白了吧？

如果如此地絮絮叨叨，你还是不明白，这本书你也就不必再看了。

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有鸿鹄，也永远有燕雀。

它们都同样有翅膀。

可它们飞得就是不一般高。

好，闲话少叙，我们言归正传。

明朝不错，但是它寿终正寝了，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金融百态。

清朝挨骂多半是因为运气不好

赫赫大明朝，亡得其实有点屈，完全是亡于两个皇帝不作为（万历和天启），以及最后一个皇帝刚愎自用（崇祯）。

崇祯一上台，就遇到连年灾荒。崇祯二年（1629）延安府大旱，景象最为惨烈。灾民食野草糠皮，以图苟延不死。野草吃尽，又吃树皮，仅能延缓其死。待树皮剥尽，就只好挖山中一种石头充饥，吃的时候可以饱，但几天后就腹胀而死。

不甘心饿死的，便铤而走险做了强盗。那时候小孩子或者独行者，一出城门就失踪，都是被饥民给宰了吃了。

大明末年，已成了恐怖世界，可是外患不已，国库吃紧，朝廷要活命，就顾不得老百姓活命了。州县仍然严催赋税，横征暴敛，终于把陕北老百姓给逼反了。

燎原烈火，就此而起！

崇祯皇帝在李自成大军逼近京城时，也知道大势不好，下了《罪己诏》，说得很明白：“设立官职原为治国安民，但是如今当官的只为个人打算，做官有如贸易。”

他指责官员催征钱粮，趁机搜刮。皇亲横行于京郊，乡绅盘剥于乡里；无良官吏，曲意奉承。如此，可叹小民如何能安枕！

话说得明白，但事情做得不聪明。李自成兵临城下，崇祯皇帝哭穷，呼吁大臣、贵戚捐资，组织京城保卫战，但满朝权贵没有一个愿意出钱的。

京营士兵在城头抗击农民军，一日三餐还得自己掏钱去买。

可是，等到李自成攻破北京，打开皇库之后，赫然见常年不用的“镇库金”3700万锭纹丝未动，金锭上还有“永乐”字样。

这样的守财奴皇帝，宁死也不肯散财。

他这大明，不是亡得活该？

清朝来接替它，自然就顺理成章——老百姓不能老吃树皮啊！

明亡后清军入关，除兵力强盛是一大优势外，最主要的是渔翁得利。虽然在江南有过几次暴行，但总体来讲，还是笼络为上，政策得体。

平定中原后，除薙发、衣冠、八旗、圈地和奴仆制度外，清朝基本上是复制了一个明朝。中央机构与地方军政设置，都与明朝无异。

明清交替之际，前后经历了约50年的战乱，民间凋敝得厉害，清政府是下了大力气来恢复农业生产的。

平心而论，清朝的历代皇帝，比明朝的绝大多数皇帝都要勤政。

大清朝前期还有著名的“康乾盛世”和开疆拓土的显赫功业。

起码它做得不比明朝差。

但为什么后人对它印象不好？为何今天为它说好话的人，还要挨耳刮子？

是因为“相对论”。

明清两朝，寿命几乎一样长，疆域都很辽阔，都是多民族大帝国。可是它们所处的世界背景很不同。

明朝一直到万历时，都还是世界第一强国。轮到清朝就不成了——人家欧洲资本主义崛起了！当时文艺复兴已经完成，工业革命呼之欲出，到处都是“大国崛起”。

你清朝还是像明朝那样慢腾腾地走，那就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了。

所以清朝也很委屈。

本来国家管理得还不错，可惜生不逢时。从咸丰帝起，每况愈下，最后落了个丧权辱国的臭名！

清朝的经济，总体水平跟明朝差不多，有的地方不及，有的地方过之。

在制造业上，绸缎生产规模不亚于明朝，以江宁、苏州、杭州三大皇家织造局为首，非常发达。尤其江宁府产的缎子，是丝绸中的上品，行销天下。

瓷器在康熙、雍正年代，技术也大大超越了前代，胎更薄，瓷更细，色更艳。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官窑、民窑平分秋色，产品行销海外。

在原本不使用铜钱的云南，在清代却发现了大量铜矿。云南采铜业盛极一时，年产1200万斤，可供全国铸钱使用。

官营的制造业蓬蓬勃勃，民间的手工作坊就更加红火，城乡到处都有。农民忙时种田，闲时就出外做生意，比如做裁缝、木匠、篐桶、补锅、弹花、补鞋、泥水、采石、酿酒等，也算是第二职业。

现代意义上的“工厂”一词，其实就是在那时出现的，意思也就是手工业作坊。在乡村里，有木厂、炭厂、香菇厂、木耳厂、纸厂、铁厂、盐厂、淘金厂等，不一而足。

那时候最好的铁制品，是“广铁”。让人想象不到的是，其中最知名的品牌是佛山铁锅，名扬海外。外国的“夷船”来华，都成千上百地买佛山铁锅回去。

小小的佛山镇，在清代吸引了四方商贾。有野史笔记描述，当时河面上停泊的商船有如蚁群，水上一派繁忙，舟楫相击，人声鼎沸。

古代的商品交易场所，叫作“市”；而大一点的市，就叫“镇”，镇，从明朝中期兴起，到康熙乾隆时代达到鼎盛，每隔二三十里必有一镇。农民出门，不到十里就有一个市镇，买卖农副产品很方便。

北方民间至今还有初一、十五赶大集的习俗，也是在康熙时代为最盛。

北京城里著名的琉璃厂、隆福寺、白塔寺、土地庙、城隍庙这些地方，在那时就有盛大的庙会，也就是大型集市。

现在北京人春节赶庙会的习惯，显然是从清代延续而来。

清朝，就这样，隔着百年的距离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我们对清朝，撇嘴是撇嘴，可我们今天的有些习惯，还真就有它的遗传。

所以我奉劝大家在对传统文化开骂之前，先检查一下自己身上是否有文化“盲肠”。

——猴子变成的人，到什么时候都免不了有“猴气”。

清朝在银元上如何与国际接轨

清朝的货币制度，有样学样，也沿袭了明朝的那一套，以银子和铜钱为主。大额交易用银子，小额交易用铜钱。

不过，清朝的银子用起来比明朝麻烦，因为它很不规范。

清朝用银子还是要称量，是以纹银为标准，在使用中，各种成色的银子都要折成纹银来计算。

所谓“纹银”的成色应该是多少呢？据当代专家推算，应该是935.374‰，也就是“九三成”。

这就是说，一个人实际所拥有的银两，要折算成纹银银两，才能表示出你究竟有多少财富。

这个“纹银银两”，就是“虚银两”，是一种理想化概念。

这洋，“银两”这一概念，就有了虚、实两个所指。

清代的银锭也不够规范，除了有元宝形状的，还有圆形、方形、长方形、砝码状、束腰形、牌坊形和茶花形的，并不一致，所以要称量。

清朝在银锭上也有创举，就是有了比50两还要大的大银锭。不过典型的银元宝，大多也是50两一锭，同时也有小一点的。

那种小银锭，同样也叫“锞子”，《红楼梦》里写贾府准备过年，就写到过“银锞”之类。

最麻烦的是，称银子的重量标准也不大一致。

标准的一两是多少？既有官库的标准，也有漕运部门的标准，轻重并不相同。此外各地官库的标准也不一样，所以非常混乱。

道光时代就有人指出：本朝的银子，官府通行的是“纹银”，成色在九二、九三直至足色。而民间通行的叫“元丝”，成色仅有七八成，最高不过九五成。这就够乱的了，另外还有在银锭上钻孔往里灌铅的，就更是添乱。

由于各地称量的标准不同，有时一两能差出六七分来，百两就要差出六七两。这种状况，就连官府也没办法改变。

银子的混乱，贯穿了整个清朝，哪个皇帝都没想起来要整顿一下。

在银子的使用上，清朝还有一大景观，那就是外国银元盛行。后来，大清国有人赶时髦，自说自话也仿铸了银元。

从康熙帝收复台湾起，清廷就开放了海禁，外国银元流入的数量因而一下子大增。尤其福建、广东沿海一带，使用银元的情况很普遍。

银元来自欧洲不同国家，花样繁多。那时的清国人也够聪明的，都给它们起了外号。

荷兰银元上有武士骑马图案，就叫作“马钱”；西班牙银元边缘有麦穗纹，就叫作“花边钱”；葡萄牙银元图案中有一个十字，就叫作“十字钱”。

还有，西班牙银元有一面图案是两根柱子，就叫作“双柱”；西班牙银元和美国银元上人像的头发形状不一样，因此分别叫作“大髻”“小髻”和“蓬头”。

至于带有罗马数字的银元，也难不倒清国人，他们把“Ⅱ”叫作“二工”，“Ⅲ”叫作“三工”，“Ⅳ”叫作“工半”。

——你别说，大清国那时候与国际的接轨，还真是充满了幽默感！

清代商人对过手的银元，习惯上要打个戳记，以示货真价实。打的戳多了，银元被凿巴变了形的，就叫作“烂版”。

没打戳子的完好银元，则叫作“光洋”“光版”或“镜面”。

我从小学时候起，就在各种回忆录里见到过“光洋”这一词，始终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学了古代金融史，才解开了心中几十年的疑惑。

当时广东人喜欢用烂版，江浙人喜欢用光洋。当然烂版没有光洋值钱，两者比价每一百两要差出六七两。

外国光洋的流入，使我们中国出现了新的货币单位，那就是近现代流行的“圆、角、分”。

圆，当然是指一块银元。

到嘉庆年间，民间又把“圆”称为“块”，指的也是一块银元。

现在人民币的单位，也是如此。不过“圆”简化为“元”，实际上没有道理，有点脱离了文化传承。

现代老百姓在习惯上，常把一元钱叫作一块钱，就是从清朝人的习惯延续下来的，源头就在光洋那儿。

到道光年间，民间的外国银元已经很普遍，朝廷想禁止都不可能了，只得承认其合法性，但是强调不得以枚计算，还是要以成色、重量来计算。

银元的流行说明了什么？说明老百姓已经很不耐烦用银子要称量了，都愿意使用计算很方便的铸币。

清廷是超级政治恐龙，对这一点反应很迟钝。那位虎门销烟的林则徐，曾经建议国家自铸银钱，但是被道光皇帝驳回。

皇帝不让造币，民间却不听那个，沿海和台湾历来开风气之先，两地民间率先仿造了银元。

仿造的银元有两种，一种刻有“漳州军饷”字样，币面还有神秘花押，民间盛传这是所谓“郑成功大圆”。另一种只有“军饷”二字。

此后，广东、福建、杭州、江苏、江西等各地仿造蜂起，但全都是手工铸造，样子粗糙，圆圆乎乎的像个小圆饼，与外国银元无法比美。

清朝的对外贸易，因为占了商品的便宜，在前期一直是出超——你们的货我不要，我的货你不可能不要。

你不喝茶行吗？你喝茶没有好茶碗行吗？不行。

那么，就拿白银来吧。

因此，世界白银的流向，就从欧洲、美洲源源不断流向大清国。

这日子要是再持续200年，那么连我们这些人都要借上光啦。可惜，就在乾隆盛世的那个时候，在清国人照常遛鸟、打麻将的时候，国际上出了一件事，直接改变了清国乃至我们民族的命运。

英国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占领了鸦片产地孟加拉。

从此以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从英王那里取得了鸦片专卖权，开始倒腾鸦片了。

这个货，你清国人不可能不要。

你要，就也拿白银来吧。

国殇啊，哭吧！

“汉水亦应西北流”。白银流向就此逆转，清国进口鸦片从每年3000箱，到每年4万多箱，一年几百万两白银，像血一样都输给英国商人了。

这个国际之轨接的，亏大了。

清廷仍然是超级恐龙，迟迟没做出紧急反应，禁鸦片也禁不住。就这么给人家输血输了差不多快40年了，才由刑部出了个条例，明令纹银不得出洋，但是银元还是不禁止出洋。

那时外国银元已融入大清国货币体系，也等于是大清的钱，你不禁它外流，那不还是一样？

又过了几年，才由林则徐、邓廷桢等人提出，不能让洋商把洋钱带回国去，应该要求他们全部换成货物带回去。

然而少数人的明智不顶用，大清还是成了超级大鸦片烟鬼。仅鸦片战争前10年，清国对印度的贸易出超就有3000万两白银。

这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外贸的问题，从来不是个单纯的业务问题，它会影响到很多人的生计。白银这么外流，必然造成银荒。清朝是银钱并用的，银子一少，势必造成银贵钱贱。

那时的有识之士就指出，钱一贱，从事种粮、纺织、佣工和各种技艺的人，因为收入的只能是铜钱，所以必然受损严重。

平民阶层的实际收入下降，全社会的购买力就降低，商业也就随之萧条。这道理小学生也知道——凡是货卖不动，那就是老百姓手头的钱太少了。

另外，还有一个隐性的危害：银子和铜钱的比价发生变化后，税赋由银折钱也就比过去多得多了，穷老百姓缴税只能交钱，无形中负担大大增加。

银贵，富人不在乎，他们都是大宗贸易，出入用的都是银子，银贵还不好吗？苦就苦了只能挣两个小钱的穷人了。

我们现代人，长期以来可能有个错误概念，以为在经济法则面前人人平等。其实不然，经济法则往往天然就是欺负穷人的。

你们看到没有？白银一升值，富人还没怎么样，穷人已经被伤得稀里哗啦。因此，以政府之手来平衡，适度保护弱势群体，那是天经地义，绝不是什么民粹主义。

官府收税加重，还有一条恶果就是社会矛盾加剧，道光年间因税负“激成抗拒”“百姓滋事”的事比比皆是。

在鸦片贸易的冲击下，头戴花翎子的大清再也牛不起来了。从道光到咸丰，两个皇帝一共统治47年，被内乱外患折腾得焦头烂额。

清国，本来坐在世界一流大国的位置上，就这么一个跟斗栽下来了。

铜钱摇摇晃晃走向穷途末路

现在再来说清朝的铜钱。清朝在入关前的努尔哈赤时代就已经铸了钱，上有满文和汉文。满文叫作“天命汗钱”“天聪汗钱”，汉文叫作“天命通宝”“天聪通宝”。

从顺治皇帝起，清朝仿照明代制度，正式开铸年号钱，历朝都叫作“某某通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