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篇 明朝金融那些事儿（1 / 2）

要做大蒜、生姜那样的人

我常有这样的感慨：在如今的职场，拥挤着太多迷茫的年轻人。他们拥有这世界上最可贵的财富而不自知，只是一味抱怨。

他们的财富，其实比钱更值钱，就是——大好的青春年华。

这是不可再生和复制的资源，是不能失而复得的资本。

要成就大业、要轰轰烈烈地活一辈子，靠的就是这个。

诚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良好的家庭背景，绝大部分人没有生来嘴里就含着玉的命；但是古来的成大业者，草根的比例还少吗？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彼可取而代之！”

——“大丈夫当如此也！”

这不都是古人的草根宣言吗？

起跑线不平等，不是无所作为的借口。没有志气，才是贻误一生的致命伤。

英国《人格》杂志的刊首发言人费昂格利，曾提出过一个基本观点——个性是有益于人类族群遗传和发展的隐性基因。

他做了个形象的比喻说：人要向大蒜、生姜、洋葱、韭菜这类个性饱满、气味强烈的蔬菜学习。

说得好！

人，可以残缺，但不能平庸。

所有的失败者、落伍者，都不是因为运气不好所致，而是因为没有远大志向的结果。

如今的世俗衡量标准，已经把成功与否的标准变得非常简单了，因此成功应该就是一件并不复杂的事。

——赚钱，要赚很多的钱！

坚持数十年如一日，难道还不能达到一个起码的高度？

古人说：“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所以，人生的标杆要竖得很高才行，才能确保你的努力能获得一点像样的成果。

所有的失败者，都是因为在人生某个阶段满足于嗟来之食，满足于小富即安，等到时代大潮冲走了一道脆弱的屏障之后，他们就只剩下了衰老和惶恐。

从头再来？

还有时间吗？还有勇气吗？

晚了！

中国古人的智慧，是埋在沙里的金子，被人抛弃的多，被人捡起来的少。

在浩如烟海的古代真谛之中，有一句，应是所有职场年轻人的座右铭——“穷则思变。”

这里的“穷”，是“穷途末路”的意思，但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没钱”。

穷困，就是动力。

穷困，就是契机。

穷困，就是点燃生命的导火索。

你几十年的人生，是满载而归还是两手空空，就在于这穷困是否深深地刺激了你。

因为穷困，你没有尊严！因为穷困，你没有自由！因为穷困，你连求偶的需求都实现不了！你难道还不想奋起吗？

常看见有一种文人的清谈文章，说我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为滚滚红尘所惑；说我过的是悠闲晒太阳的渔夫生活。

这种精神自慰，和阿Q有什么不同？

不为五斗米折腰，难道可以吃空气、喝西北风吗？

这种教人懒惰、教人自甘平庸、教人往低处走的文章，不管拉来庄子还是老子作虎皮，其实就是三个字：我无能。

因此，你不要相信他们。

记住了：黄金屋，你可以有；颜如玉，你也可以有；但是，假如你没有信心和智慧，你就什么都不可能有。

智慧是可以学到手的，信心要靠你自己来建立。

我们已经不是封建士大夫时代了，想悠游林下，没有千万家产，行吗？

所有那些写出“我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当代文人，哪一个不是牢骚满腹？哪一个不是内心充满屈辱？哪一个不是任人喝斥、诚惶诚恐？

他们能是现代陶渊明吗？

所以，所有的青年，都应该明白：赚钱的路数和技巧很多，你们只要肯学习，就能有所掌握。你们所缺的，就是一个决心：“彼可取而代之！”

当初的青年项羽，比你们多些什么吗？一点也不多。

他能起于草根，你们就也能。

——信不信由你！

下面，我们还是接着向古人学习吧。

明朝为现代商业格局打下了底子

中国历代的开国皇帝，除刘邦、朱元璋出身低微之外，几乎都是贵族出身。即使刘邦，也是基层小官，算是体制内的。而以农民身份当上开国皇帝的，只有一个朱元璋。

朱元璋可称是历史上唯一的农民皇帝。

他是农民起义拥戴出来的皇帝，而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

朱元璋坐了龙椅以后，也基本上是一位好皇帝。他之所以勤于问政，绝非因为像杨坚、李世民那样要以政绩来洗刷篡位之嫌。

他是没忘本，没忘“阶级苦”。

朱元璋登基后，在赋税方面，做了两件利民利国的大好事，一是清理户口，二是丈量土地。

这都是为了收税公平，减轻百姓负担。

朱皇帝把全国人民分为三大类：民籍、军籍、匠籍，清查得十分严格。把人口数目调查清楚后，就登记造册。这叫作“黄册”，作为税收和服劳役的依据。

人口查清楚了有什么好处？可以防止豪强大户隐瞒奴仆户口，偷税漏税。

丈量土地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土地查清后，就绘制“鱼鳞图册”（地图），作为收缴田赋的依据，这是为了防止大户人家隐瞒土地而漏税。

豪强大户没法逃税了，普通百姓的赋税负担也就相应减轻。

所以，我们未可小瞧朱元璋这位皇帝的“人民性”。

不过朱元璋也并不仇恨商人，沈万三只是一个特例。明朝对商人实行的是轻税制，商税三十取一，也就是3.3%的税率。这不用多说，轻税就是为了鼓励经商。

朱元璋善待人民，人民自然安也就反哺国家。我前面说过，华夏民族只要给它安宁，它就会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明初制定的宽松政策，虽然后来有所变质，赋税逐年加重，但毕竟给了人民一个喘息、恢复的时间。这样，经历200年后，明朝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呈现出繁荣发达之势。

特别是张居正推广的“一条鞭法”，对商业繁荣的推动更大。

所谓一条鞭法，简单地说，就是将部分劳役摊入田亩，田地多的人家要多服劳役，这就避免了富人往往不服劳役的弊病。

而劳役和赋税都可以折成银两，富人可以“出钱代役”，也就是交钱给政府，由政府雇人服劳役，不必自己去干活。

这个政策，目的是照顾弱势群体，但是惠及了所有的人。

它有两大好处：一是，几乎解脱了所有人的劳役负担，让人们有充足时间打理自己的事；二是折银上缴役赋以后，民间对银子的需求量猛增，因而大大刺激了商品流通和市场经济。

到明朝中期，商人的能量已经不得了，开始出现了大型的商业资本集团。这就是咱们现在津津乐道的徽商。

徽商的大本营在徽州（别名新安）。他们人数众多，资本雄厚，分布在各地，被称为“新安大贾”，算是旧社会里的一股新兴势力吧。

明代有一本书叫《五杂俎》，里面记载，徽商中的富豪人家，家藏白银有至百万两的，其余家有二三十万两的，不过是中等商人。

徽商经营的项目，首推盐业，其次是布匹，还有茶叶、木材和粮食。他们也热衷于开典当铺，徽商的典当铺那时遍布全国，尤以江浙最为密集。

与徽商并肩而立的，是晋商，也就是电视剧《乔家大院》里演绎的那一支。长江以北，基本是山西商人的天下。现在有人评说，晋商，堪与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并列为“世界三大商帮”，这地位就更不得了啦。

山西商人中，最牛的当属盐商。因为明朝要加强西北边防，需要储备粮食，所以规定谁给政府粮食，政府就给谁盐。

盐，历来是国家专营的，弄到了盐，就等于发了大财。山西盐商就这样抓住了机会，背靠政府贩运食盐，一飞冲天，成了北方的商业霸主。

晋商不仅富甲天下，且讲诚信也是远近闻名的。他们经常合伙经商，参与者都叫“伙计”，由其中一人出资，众人共同经营，按贡献分红。彼此虽没有誓书协议，但无一人藏有私心。

如此，拿不起本钱经商的人，生计也就有了保障。而富者也不当守财奴，所获钱财都平分给众伙计。信用，成了他们的“第二资本”。

其他的江南商人、闽商、粤商、吴商、陕商，也都各显其能。这些地域商业集团，还在各地开设了本省的“会馆”，也就是商业联络站，组织起各色各样的商帮。

当时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是北京和南京。要发大财，就要到这两个地方发展。

其他如杭州、汉口、广州、济南等，也都是商业大都会。

那时外贸港口有广州、福州、宁波；长江及运河商埠有武昌、汉阳、荆州、天津、淮安等，水陆商路四通八达。

江南一带因为手工业发达（丝绸、瓷器、棉纺、造纸），所以富甲天下，甚至那儿的人至今都还活得很滋润。

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就这样蓬勃生长出来了，互相勾连，枝繁叶茂。

我们今天的商业都市布局、城市规模和市民生活模式，无不留有明朝盛世的痕迹——老底子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

所以，不了解明朝的那些事儿，行吗？

大明王朝玩不转一张小小的纸币

谁也想不到，在历代王朝对货币已经玩得很娴熟的年代，大明王朝的货币，却是扭扭摆摆，总是不顺，走了一个“铜钱——钞币——银锭”的曲线。

朱元璋在应天府（南京）准备做皇帝的时候，不知他是怎么想的，采用的货币是古老的铜钱。当时准备以“大中”为年号，所以铸了一批“大中通宝”

到了后来，年号正式定为“洪武”，于是户部的铸币厂（宝源局）与各地的铸币厂（宝泉局）又铸了“洪武通宝”。

这批开国的铜钱，币值都很足，价值有当一、当二、当三、当五、当十五等。

从明朝开始，官方把本朝的钱称作“制钱”，清朝后来也沿袭了这一叫法。

明朝人还习惯把“贯”叫作“吊”，一吊钱、两吊钱的说法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按当时规定，400文为一贯，5贯为一锭。

关于朱元璋铸钱，还有一则奇闻，不得不提。

历朝历代所铸的铜钱里，有一种并不用于流通的钱，叫作“花钱”，就是民间所用的压岁钱、洗儿钱和庆寿钱。

这些钱之所以叫花钱，是因为它们都铸有图案。而正式流通的钱除星月标志外，很少是有带图案的。

朱元璋铸了洪武通宝后，不知从何时起，民间忽然冒出来一种洪武通宝的花钱。这种钱，钱背上有图案，是一个牧童坐在牛背上吹笛。

怪了！这是何意？是哪一家铸币厂铸的？

原来，这是民间人士弄出来跟朱元璋开玩笑的。

朱元璋幼年时的名字，叫作“朱重八”。他幼时家境贫寒，靠给地主放牛谋生。当年乡里乡亲的都唤他“放牛重八”。

以他这样卑微的身份，登上大宝，坐了普天之下第一人，民间有些旧贵族和知识分子当然要心生不满。

他坐稳了龙椅后，为了给儿孙顺利接班扫清障碍，又疑神疑鬼，滥杀功臣，这就更加深了民间对他的成见。于是有人就偷偷铸了这种钱币，揭他的老底。

此钱一出，大家心领神会，照用不误，都把这钱叫作“放牛重八”。

朱元璋得到报告，大怒，在全国进行了一次严打，将“放牛钱”统统清缴销毁，又抓到了铸钱的人，砍了脑袋解恨。

到现在，仍有少量的“放牛重八”留存于世，当然属于稀世珍品了。

朱元璋在货币上搞复辟，大概是想表示自己是汉唐正统，可是，铜钱的萎缩是有内在规律的，并不以意识形态为转移。铸钱铸了一段时间后，朝廷就发现成本太高，太不划算。因此朱元璋明白了：还得向宋、金、元学习，发行纸币。

洪武七年（1374），明中央政府正式设立宝钞司，次年初，就印出了“大明宝钞”。面值为一百文至五百文、还有一贯等几种。其中一贯的纸张面积最大，是中国有史以来面积最大的钞票。

古代的钞票文字是竖写的，一贯的大明宝钞高有320毫米、宽有210毫米，简直是一张小报了。

宝钞发行以后，朝廷的决心挺大，全力维护宝钞的权威地位，禁止用金银和其他商品作为货币；只保留铜钱，仍可流通。后来又铸了小平钱，凡一百文以下的交易，都用小平钱。

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见条件成熟，就下令所有铜钱都禁用，实行单一货币制，只许用纸币。

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是明政府在货币政策上却有一大失误。

古代的纸币和现在一样，用多了就可能被磨损，当时称为“昏烂钞”。为了处理这些残损纸币，就得允许以旧换新，因此朝廷推出了“倒钞法”，由宝钞库负责对民间调换。

那时在民间有约定：嘎嘎新的钞票价值最高，比旧钞更有购买力。

这样，以旧钞平价换新钞，就有了差价空间。

投机人士又开始钻空子了。

当时出台的换钞法规定，一定要钞票面值字样模糊了才能换新的。投机人士就故意把半旧的钞票揉烂，拿去兑新钞以图利。搞得政府没办法，最终只得把京城和各地的宝钞库全部撤销。

从此以后，旧钞便没有了回收渠道，新旧钞在民间价值截然不同。各地税务官员也不傻，他们看出了这其中的“商机”——收税时故意只收新钞，然后用另外的旧钞上交，新钞留着自己用。

就一个换旧钞，官和民都发现了里面有油水。朝廷当然也发现了这里面的猫腻，但屡禁不止，也就只好随他去。

看来，大明王朝的纸币管理手段，比元朝的水平要差得很多，不光是旧钞回笼有各地税务官员作梗，新钞发行也不设限额，没过多少年，大明宝钞的价值就出现大跳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也就是宝钞发行15年后，原本值400文的一贯宝钞，就贬到了250文，四年后更跌至160文。

到洪武三十年（1397），也就是朱元璋咽气的前一年，宝钞贬值为当初发行时的十分之一。

这基本就是废纸，用这样的货币已无法给商品标价，杭州等地的百姓干脆就用金银标价，私下里偷偷用金银交易。

朱元璋固然是个好皇帝，但好皇帝并不代表他一切都高明。他的纸币政策，看来是完全失败了，大明的货币在他还没死的时候，就连基本的信用都没有了。

等到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才开始处理这一棘手问题，采取了各种方法来回笼纸币。

一是买一斤盐规定要用一贯钞。由于盐是官营，老百姓一天也离不开盐，借此可以回笼大批纸币。

二是纳税与罚款都要求使用宝钞。

三是提高市场的店铺税、摊位税标准。

这样，大批纸币得以回笼，政府就可以毁掉其中的残损钞票了。

这个增税的新政策，力度非常大，各地的店铺摊位税一下就增加了5倍。后来政府又陆续开征了菜园税、果树税、库房存货税、车船出入税等，并且在水路交通要道设立“钞关”，专门对商船征税。

这叫为除一弊，又生一弊。货币回笼是好事，但它是以增加百姓税负为前提的，这就是坑人了，害得商民叫苦连天。

这一剂猛药下去，大明宝钞的价值虽然有所回升，但是升幅也很有限。为什么呢？因为政府为了增加财政开支，仍在滥发纸币。

总之，这一进一出，都是在搜刮老百姓。百姓心里能没数吗——如今的皇帝再也不是人民的了。

在明朝的钱币史上，还有一件有趣的事：虽然铜钱已经禁用了，但永乐、洪熙、宣德三朝仍然铸了钱。只不过这钱不对国内使用，而仅仅用于外贸，由宦官携带到外蕃和边境去买马，每年都要用去几千万文。

新铸的铜钱还有一个用处，就是赏赐给日本。当时日本是幕府时期，对明朝俯首称臣，经常派使者来请求赐给铜钱。他们从明朝拿回去铜钱，就在日本当作自己的正式货币进行流通。

——这些倭人，还真是能想懒办法。

世上唯有银子好

这两年，网络名人“当年明月”搞了一次明史普及活动，影响所及，相信我国的妇孺老幼对明史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

不知大家还记得不？明朝有一个皇帝，曾率50万大军贸然深入险地，结果被瓦剌人围困在土木堡，做了俘虏。这位史上的最大玩家，就是明朝的第六个皇帝明英宗。

明英宗后来被瓦剌放回，但是一时却恢复不了皇帝身份，因为他弟弟已经接了他的班。他只能担着一个“太上皇”的虚名，被幽禁整整7年。后来有人趁他弟弟病重，发动政变，拥立他重新做了皇帝。

这位明英宗在货币上有一项重大改革，就是让白银成了合法货币。他规定，各级政府的所有财政收支，一律用银；所有税收也“一切征银”。

他儿子明宪宗继位后，又放开了用钱。从此，明朝就形成了“大宗流通用银、小额买卖用钱”的格局。

没经过五代皇帝，钞票在明朝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古代话本，有很多是明朝人写的。一般在写到书中人物用钱的情况时，都写成“摸出一锭银子”“抓了一把碎银”。即使写的是宋人、元人，也都如此，这就是货币演变史的痕迹。明朝后半期的人，对钞票已经没有概念了。

明朝银锭的重量，有不同等级，其中最大的为50两一锭，也叫“元宝”。造型很漂亮，两头上翘，犹如双翅。小银锭一般叫作“银锞”“锞儿”，零碎的银子叫“碎银”“零碎纹银”，这些词汇在明代中都很常见。

银子零碎，各地官府在上缴国税的时候，就容易作弊，往往以小充大。到明朝中期的嘉靖年间，有户部尚书建议，要求各州府县上缴银子一定要铸成标准银锭，并刻下年月和官吏、工匠的姓名。

钱币史也有大轮回。现在，历史又倒退回金属货币时代了。

因为白银是称量货币，所以在使用时要看成色、称重量。

把银锭正式称为“纹银”，就是在明英宗时代。此外还有“雪花银”“细丝”“松纹”“足纹”等术语，也都是明朝人发明的。

“纹”就是指成色，“足纹”，就是成色较足。

那时候，也有假银子。假银子在刚投入使用时，比较好分辨，但使用的时间长了，外观上就与真银无异，这令当局很头疼。

由于白银成了明朝的主要货币，海外的白银也开始源源不断流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