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篇 谁最该为纸币的诞生而欢呼（1 / 2）

人类史上第一张纸币在四川诞生

有人要问了，宋朝的货币怎么那么乱哪？一个典型的文官政府，怎么连货币都管理不好？

别急，听我慢慢说。

这是由于历史的必然（套话了）。

上面说了，北宋的商业空前发达，总结起来，优点就太多了——商品构成丰富（看得人直流涎水）、商业分布合理（开店不再受地点限制）、商业分工精细（卖什么的都有）、商业管理水平提升（雇工少的10多人，多的有40余人）、配套商业形成（吃了饭可以到院街洗脚）、行会组织发达。

这一切，都意味着营业额的提高。营业额体现的就是资本运作，就是钱在滚动。

宋朝商业的这种大好形势，自然就对货币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它的数量更多、制度更完善、信誉更权威。

可是宋朝在这方面先天不足。

在它以前，唐朝钱绢并行、金银货币兼用；五代是铜铁钱兼用；这都是由于铸币的铜料不足而采取的应对办法。

宋代的商业更精密了，像唐代那样的货币制度就行不通了——买一包酱肘子，谁还能用绢啊？可是宋朝又没有能力建立统一的货币制度。

都用铜钱，那当然好。不过唐朝时铜料就不够用了，现在就更不行了。因此，宋朝只能沿用五代时的老办法，在某些地区采用铁钱，以缓解压力。

这就潜藏着一个麻烦：铜钱区和铁钱区，这区域之间的贸易怎么进行？怎么结算？怎么汇兑？

麻烦大了！

这也算是上层建筑阻碍了经济基础吧。货币的现状，阻碍了商业的发展。

这问题在唐代就有，到宋代终于该突破瓶颈了！

上一章我已经提到过，宋朝货币形态的突破，就发生在巴山蜀水地界。

俗话说：“天下未乱蜀先乱。”这话有一定道理，四川是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但人们的思路却往往敢为天下先。

四川是“天府之国”，老天一向比较照顾，在宋代就是大宗农副产品集散地，它的盐业、冶铁业也比较发达。可是这样一个地方，却是全宋唯一的“铁钱区”，这就有点尴尬了。

当时川人用的铁钱，小钱每10贯重65斤，折大钱1贯。而大钱1贯，重12斤。到市场做买卖，如果带的大钱有两三贯，就累得直喘了。

商人不是特种兵，这可怎么吃得消！

当时买一匹布要多少钱？2万钱，那就是20贯，大约重120斤。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只要进行一匹布的交易，就得“赶着你的马车来”。

钱太重，这成了引发货币革命的直接导火索。

一般金融学书籍上都讲，是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货币的改革。可是商品经济到宋代起码已经发展1000多年了，也没引起过什么大变革，所以商品经济发展这个“一般性前提”实际上并没有意义。

凡是导致一种变革的诱发因素，必然是一件极端荒谬的事。

四川人实在是背不动这恼人的铁钱了，这就是诱发因素。于是，人类史上第一批纸币诞生了！

用纸当钱，怎么样？这下子就不需要特种兵的身体素质了吧。

宋朝最初的纸币，叫作“交子”，是一种早期的信用货币。

这又是一个新概念——什么叫作“信用货币”？

请记住，现代的信用货币有三个特点：一是国家法律予以保障；二是不以任何贵金属为基础，独立发挥货币职能；三是人们对它有信心。

比如说什么支票、汇票、纸币、钢镚（辅币）、你的银行存款，一直到最时髦的电子货币，等等，都是。

它是货币，可以用来买东西，但它的物质载体本身，基本就没有什么价值。这一点，与金、银、铜等本身就有价值的金属货币很不同。

举例来说，你的银行卡，你的网上银行账号，那是钱吗？那上面不就是一组数字吗？

可是为什么你相信它是钱呢？因为有银行信用为你担保。

懂了吧，这就是信用货币。

其实我们国家在宋代以前，早就有过信用货币。

在西周，有过一种信用货币叫“里布”。其形态就是一块布，长二尺，宽二寸，上面写有币名、金额、发行者签章。持有人拿着这布条，就可以买货物，也可以转让。

在春秋战国，也有过“牛皮币”，专用于牛的买卖。买家支付了买牛款，先不把牛牵回家，而是从卖家手中拿回一块牛皮，上有卖家的姓名或者特殊符号，持有牛皮币的人，随时可以向卖家兑换牛。

汉武帝时期发行的“白鹿皮币”，价值40万钱，也可以沾上信用货币的边儿。

但是这些信用货币，都是在一定场合下才使用的，不可能在市场上广泛流通，它们和钱的功能还不大一样。

这次宋朝的交子就不同了，顾名思义，它就是用于商品交换的媒介物。

交子跟现代的纸币很相似，也是采用特定的纸张，铜版印刷，有版式，有图案，有花纹，有面额，有发行者签章，可以流通，可以转让，可以从发行者那里兑换铜钱。

这不就是钱吗，它跟钱有什么区别？

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它只能在发行者的信用范围内使用。比如出了四川，就是废纸一张了。因此它还不能完全等同于金属货币。

你看看，我们古代宋朝的人，多能耐！为世界人民提供了多少发明创造啊！

据权威史书记载，交子最早是由民间自发产生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说，当初四川的邛、嘉、眉等州，因为闹起了李顺起义，停止了铸钱，民间的钱不够用，所以才用起了交子。

这个说法，不大通。李顺起义是太宗时代就闹起来了的，不至于大宋开国不久就闹起了钱荒。

真宗景德二年在四川铸大铁钱，才有可能是交子产生的真正原因。不仅宋人有不少是这样认为，就是《续资治通鉴长编》也说“蜀人以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

铁钱太重，商家搬不动，就搞代用券，这是有先例的。前面说过，五代十国马殷的楚国，就有过商人嫌铁钱重而“指垛交易”的事。

交子的流行，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开始是由商家出具收据式的“楮券”，这就是最早的交子。就一张纸，两面都有出具人的印记，有密码花押，字色红黑相错，票面金额是临时填写的，各家的样式也不统一。

这就是所谓的“私交子”。商家的这个灵感，来自唐代的“飞钱”，两者在功能上很相似。

这多少解决了一点问题，拿它能顶钱用了，但是信用很有限，也不能够大面积流通。

后来，成都有16家富商联手，以自己的财富作为信用担保，成立了交子铺，统一发行交子。这些富商，就叫“交子户”。

统一发行后，信用就好得多了，持有者可以不受限制地转让，你只要向交子户交钱，就可以拿到交子。在四川境内无论远近，也无论几千几万贯的买卖，只要持有交子，就可以交易。

私交子三年为一期，到期要换发新的。在兑现或者更新时，交子户要收取30文“工墨费”。

可是在此之后，因为有的富商生意衰落，交子不能兑现，引起了不少诉讼。

在这种情况下，四川的财政官员对交子跟踪研究了一个时期，认为可行，就在仁宗天圣元年（1023）决定官办。

他们奏请朝廷，在四川成立了“益州交子务”，于次年二月正式发行“官交子”，同时禁止民间发行私交子。

官交子也是三年为一期（称作“一界”），期满收回换发新的，相当于年检。换发也要扣除30文工本费。

在发行之初，官交子的样式基本模仿民间，金额也是临时填写的，数额可以无限高，加盖本州印章，只限于四川境内流通。

后来官交子逐渐成熟，用三色套印，票面极为精美。数额也有了限定，是事先印刷好的，分成几个等级，从一贯到十贯不等。后来又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

官方这次发行交子，是非常讲究科学的，设定了最高发行限额，每年最高的发行额为125万余贯。还建立了准备金制度，以四川的铁钱做准备金，每次36万贯，约为发行额的28%。

官府的事，只要认真，就能够做好。一直到神宗初年，官交子的发行和流通都非常稳定，管理得很好。

后来出了个聪明过人的宰相王安石，他对国家太穷感到痛心，一心想“富国”，就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政策改革。

他这一改，情况就有点复杂，我们等到后面再谈。

官府一印纸币就印上了瘾

宋朝的纸币大行其道，当然也不能忽视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跟唐朝的困惑一样：铜太少。

铜矿资源是有限的，开采能力也受限制，可是货币需要量是成倍增长的，两下里不能成正比。

而且宋代还有一大问题，比唐时还要严重，那就是铜钱外流得很厉害。

北宋时，宋跟辽有大规模的贸易，南宋时还有发达的海路贸易，这都是铜钱流走的渠道。

周边国家生产力水平低，铸钱能力不强，他们就盯住了宋钱，想擎现成的。

宋朝在边境地区设有外贸市场，叫作“榷场”。从宋太宗时起，先后在宋境内的镇州（今河北正定）、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今河北霸州）、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广信军（今河北徐水西）等几处设立了榷场。后来和西夏之间，也有榷场。

因为内地缺盐，辽国的盐就通过贸易渠道源源涌入，宋朝的钱也就纷纷流走。这是国家贸易方面，另外还有私人贸易上，辽国人卖给宋朝人牛羊，也弄走了大量铜钱。

南渡之后，宋与金之间也有榷场，情况也是一样。那时金国的商人叫“北界商人”，他们来到南方，声言卖货只收现钱，且允许短陌（不足一贯算一贯）。史书说他们“意在招诱”，也就是弄铜钱来了。

宋朝境内的唯利是图之徒，禁不起这诱惑，见语序短陌，可以占便宜，便大买其货，于是铜钱又源源不断流向金国。

南宋由此闹开了钱荒，朝廷为此伤透了脑筋，曾在淮南、京西和湖北等边境地区罢铜钱，只允许商民使用铁钱，布置了一道货币隔离区。

海路贸易也是漏洞之一，尤以广州为甚。南宋曾制定过严厉的刑法，禁止铜钱从海路外流。

当时规定，只要商人用铜钱买“蕃客”的货，100文以上就定罪。4贯以上判徒刑一年，累积20贯以上黥面（脸上刺字）并处劳役。

广州地方官府还规定，各国商船离港前，必须先报告“转运司”（财政厅），由官员亲自登船检查，不得夹带铜钱出中国界。

但是，山高皇帝远的事，哪里禁得住？金银铜铁各种钱都在外流，就没停止过。以至南宋后期规定，南方的国际贸易实行物物交换，中国商人只能以绢帛、织锦、瓷器、漆器支付，这才稍好了一点。

交子出来后，好得多了。这是一大便民措施，一开始确实是促进了商品流通。不仅政府不用愁铜资源紧张了，百姓也轻松了。腰里连一贯钱也不用缠，揣几张纸票就可以上路。

交子好用，官民都乐。后来官府也在邻近四川的陕西、山西和甘肃一带发行，不过都不很成功。

还是四川的交子有信誉，后来通过商人携带、给军人发饷等途径，也流通到了陕西一带，形成辐射效应。

到宋徽宗的崇宁三年（1104），就连京西北路（今洛阳）也开始使用交子了。

可是后来，渐渐地产生了一些弊病——不是老百姓不守法，而是政府自己打起了歪主意。

交子这东西，不是一印就来钱吗？那么政府也有缺钱缺得火烧屁股的时候，怎么办？

——狗急跳墙，印交子不就成了吗？先解决了再说。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朝廷在西北用兵，缺钱，就由四川官方印了60万贯交子，在陕西发行。

这一批计划外增发的交子，是没有准备金的，宋代叫“虚行印刷”，属于财政发行。这等于直接从老百姓身上刮钱。

好在这一次的影响还不大，老百姓默默承受了。可是官方得寸进尺。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发行新交子时，旧交子居然不收回，两界一起流通。

这下我们都能看明白了：这不等于把交子贬值了一半吗？

不错。

在四川流通的交子一多，当然就造成通货膨胀。

宋哲宗时代，为了对付西夏，又不断在陕西增发交子，筹集军费，一次增发几十万贯、几百万贯，政府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这么满天飞的交子，贬值得贬到啥程度？

到了元符年间（1098—1100）换发交子时，朝廷规定，要交回官府五缗交子，才能换到一缗新交子。老百姓的财产，无缘无故就缩水了五分之四！

看来古代的经济有两条规律，看官们不妨记住：一、凡是和平时期出现大幅度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那都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政府用了财政手段在敛钱。

二、如果哪个行业的物价莫名其妙地暴涨，就说明哪个行业的奸商在掠夺老百姓财富，无一例外。

宋朝的纸币是怎么变成废纸的

这样的情况持续到了宋徽宗时代。

宋徽宗也要和西夏开战，也需要军费，还是靠发行交子解决——屡试不爽的法子为什么不干？

宋徽宗厉害，竟然一界就发行了2600万贯，是当初一界的20多倍。而且不设准备金，旧交子也不准兑换。

这么多的交子，光在一个地方流通，肯定消化不了。于是又扩大了流通范围，把交子改名“钱引”，号召全国各路都用，但最后只在北方才有人使用。

“钱引”的命名，应该说更科学一些了，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兑换钱的凭据”。

在北宋，官府的盐茶专营部门有所谓“盐引”和“茶引”，是发给经销商人的凭据，商人向官府付了货款以后、拿着这个凭据到加工厂去领盐或茶。“钱引”一词，就由此引申而来。

到南宋时，因为朝廷养活的官比北宋还多，军费也更需要钱，钱引的发行就更疯了。宋高宗的时候，居然三界并行，发行额达到3780多万缗。

几十年后，更是达到疯狂的顶点，计有8000万缗的钱引在市场上流通。

光用钱引来敛财还不够，后来南宋还出现了新的纸币。

其中一个叫“关子”，有点像唐代的“飞钱”。

绍兴元年（1131），南宋在婺州（今浙江金华）屯了大量的兵，但是那地方水路不通，给士兵们发放的大批现钱运不过去。

几万大兵要吃饭，怎么办？朝廷就让婺州政府下令，由当地商人暂垫现钱，发给商人“关子”作为收据，等商人们以后到杭州做生意时，可以凭关子在杭州领到现钱，也可以领到茶、盐、香料或钱引。每垫一千钱，政府还付给十钱的利润。

后来，关子的发行渐渐又扩大到了两淮、湖广。

关子也是印刷的，票面价值为五等，使用期为两年，可以用作支付。这就跟纸币无异了。

还有一种叫“会子”，这是一种后起的纸币，但渐渐成了南宋主要的流通纸币。

会子一开始也是起于民间，是民间自发印刷的兑换券，也叫“便换会子”。

后来由官家垄断发行，先是在杭州城内流通，后来依次扩散到两浙、两淮、湖广和京西各地。

会子的面额，起初是一千、二千、三千的三种，可与现钱并用。后来又增发了二百、三百、五百的三种。由红、蓝、黑三色铜版印刷。

它的票面文字很有意思，上半部分是一则悬赏文字，写明伪造者处以极刑，并重赏告发人。

此外，票面上还印有非常醒目的面额和发行机关“行在会子务”（首都会子发行所）字样。

会子的性质，显然就是纸币，一开始还发得比较谨慎，情况最好的时候，社会上只有200万贯在流通，成为市面上的难寻之物。

物以稀为贵。当时商旅往来、贸易，都竞相使用会子，甚至有“会子重于黄金”之说。

政府的纳税和发饷，也是现钱和会子各半。

如果情况就这么保持下去，南宋倒是有了一种信誉可靠的纸币。

当时的宋孝宗也很明白事理，知道会子之所以好用，是因为控制了流通量。他说：“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

可是事理再清楚，也挡不住人的欲望。跟在他后面的几位皇帝，脑袋就不那么清楚了，会子越发越滥，一开是规定三年为一界，每界的发行限额为1000万缗。到后来，旧会子每界延长使用三年，新会子的发行额也增加到3000万缗。

这还不算完，40多年后，发行额竟猛增至1.15亿缗；10年后，又增至6.5亿缗，比当初每界的定额多出517倍！

政府的印钞机为什么这么疯狂？

这是封建国家的一个规律。

——很简单，就是一个“谁养活谁”的问题。

老百姓通过纳税，养活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官僚阶层，而国家老是嫌钱不够用。

宋朝经常有些额外征税，征了一次之后，就变成常例，年年都征。但是，加税并不是好办法，老百姓看得见负担在增加，很容易激起民怨。

太平盛世，老是出宋江、李逵什么的也不太好。

于是，多发货币、制造通货膨胀，就成了朝廷敛钱最快、而又最隐蔽的手法。

老百姓当中有几个懂经济学的？他们只是觉得钱越来越“毛”了，也有怨气，但不会怀疑到是政府在抢钱。

读者们看到这里，大概要为宋朝人担心了，不仅有那么多的年号钱要逐个记住，还有三种纸币要分辨清楚。

事情还不止于此。令人感到诧异的是，中央集权最厉害的宋朝，地方上居然也印了纸币，川陕、两淮和湖北三地，都在南宋高宗初年发行过交子或会子。

其中川陕发行的是“银会子”，是可以兑换银子的，面额有一钱、半钱的两种。这是中国第一次出现银本位制纸币，但只限于局部地区使用。

另外兴元府（今陕西汉中）还发行过一种铁钱会子，每年发行240万贯，也是只限在当地使用。

南宋时的皇帝，被金国军队驱逐到了杭州，朝廷对川陕大片尚未沦陷的领土，大概也顾不上了，所以地方上才有机会发行纸币，以维持本地市场运转，这是战时的特例吧。

宋朝养的官员多，又经常要进行战备，所以这个王朝敛财也就格外狠一点。

纸币的发行，到后来已经不管准备金充足不充足了，而且不顾市场的需求量，缺钱了就印，印出来的就是钱。

前面讲过，宋哲宗元符年间更换交子，曾以1∶5比例以新交子兑换旧交子，这等于是一次货币大贬值。

后来，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新增发交子2000多万贯，两年后又改发“钱引”，原有的交子可继续使用，但不能兑换新发的钱引，这就等于把你的财产再贬值一次。

宋徽宗是个会享受的皇帝，他只管享受，埋单则是底层人民的事。

到南宋第二个皇帝宋孝宗时，“国际环境”不大好，财政、军备都急需用钱，就变本加厉，新增发的钱引一次就是4000万贯。这么多的货币投放下去，贬值立竿见影，实际价值仅为过去钱引的40%。

30年后，市面流通的钱引更是跌得惨不忍睹，面额一缗（一千钱）的，实际上仅值一百钱。

缩水90%，你再怎么牛的千万富翁，也该破产了吧？

朝廷这样做，有它的道理：这是为了让国家财政不破产。你们百姓，“位卑未敢忘忧国”，也替朝廷分担一点吧！

到南宋后期，历次的会子已累积发行了6.5亿贯，其中有两界会子，政府无力收回，就宣布“永远通行”。

为什么永远通行，因为几乎是废纸一张了。南宋末年权奸贾似道当政，政府还要继续敛财，发行了一种“金银现钱交子”，面值一缗可兑换原有会子的三缗。

这是纸币中的大钱，榨干你骨髓没商量！金银交子发行之后，物价飞涨，原来的200文会子，已经买不起一双草鞋了（《续通考·钱币一》）。

这是宋朝建国300年时的情况。这时候再回头看北宋初年的物价，简直便宜得跟天堂一样——建国40年时一斗米价10文；建国65年时，一斗米价也不过100文多。

当然，在这300年间平民的收入，多少也能水涨船高，要是还停留在宋初的水平，那就得饿死一百回了。

那么，物价如此飞涨有什么意义？

有。

它虽然是泡沫，但其中也有“干货”。这里你要看明白：“干货”是被谁一次又一次地拿走了？

宋朝再怎么是个大胖子，也架不住这么一次次抽血。它终于在纸币满天飞中，亡于蒙古人了。

人心离散，也是南宋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很难想象，被榨干了血汗的老百姓，会有很深的感情来保卫这个国家。

等到气势汹汹的蒙古军拿下江南，来收拾这个烂摊子的时候，他们用自己的钞票，2贯兑换南宋“金银交子”100贯（值白银1两）。

按此比价，相当于早期发行的会子4500贯！你看看，南宋会子发来发去、换来换去，就这样比纸还要贱了！

钱，就是这么被“虚”掉的。

金融的游戏，有时候挺绕弯子，啥时候也不要以为你自己很聪明。比如你是一个宋朝人，有存款10万贯，要是不动它，每过三年就会被蒸发掉一点，直到蒸发完为止。

那么，是否等于这10万贯，都被朝廷拿走了呢？当然不这么简单，朝廷说什么也不能明抢，它是通过一次次的货币贬值，从你这里逐次累积拿走了大约6万贯。余下的4万贯，才是在贬值中被彻底蒸发掉的。

不这样“蒸发”的话，朝廷也就拿不走那6万贯（注：这些数字都是打比方）。

——可怜的宋朝人，朝廷若想跟你玩，你是玩不过它的。

在宋朝买二手房有可能挖出一窖黄金到了宋朝，货币还有其他一些很有意思的变化。

当时绢帛已正式退出货币行列，但是在对辽和对金的“岁贡”中，仍占有主要地位，所以绢帛实际上还是具有一定的货币性质。

黄金在宋朝也基本上变成了贮藏品，不过也有资料表明，黄金可以用作支付，或用于赏赐，或用于政府开支和纳税，也具有货币的性质。

与绢帛和黄金的退隐正相反，白银在此期间脱颖而出，地位大大提高。不仅广泛用于赏赐、馈赠、贿赂，而且政府发兵饷、收税都规定了要用白银。

到了北宋中期的仁宗年间，白银正式作为法定货币，并有了固定形状，即铸成“铤”。后来，“铤”又转音为“锭”。

大银锭，是一种束腰形的形状，好像一面银牌，上面镌刻有文字，注明铸造地、用途、重量、主管官吏、匠人姓名等。有的文字还相当多，可达到30多字。

银锭最大的为50两，其余有3两到25两的几种，用的时候要称重，还要鉴定成色。

黄金自从东汉以后产量逐渐减少，到魏晋时已非常短缺。而宋代的白银产量又恰恰大幅增多，再加上西域诸国都在使用白银，影响到宋朝，这就使得白银不仅正式进入流通，而且还充当了国际贸易的主要货币。

黄金和白银的地位，在宋朝发生了明显的易位，昔日的小老弟现在成了老大哥。

白银地位的上升，也预示着铜铸币地位的下降，中国的金属货币从这时起，就显露出了向贵金属过渡的苗头。

宋朝也铸了大量的金钱、银钱，主要用于赏赐和节庆纪念。比如，按宋朝的风俗，每逢皇子、公主诞生，皇帝都要发给高级臣僚和皇亲国戚“浴儿包子”，也就是御赐红包，里面包有金银钱和其他金玉小玩意儿。

老百姓也用金银钱。在汴京的民间，新郎新娘入洞房后，要有妇女朝新人身上撒金银钱和果子，以示吉庆。

宋朝的有钱人，还非常喜欢贮藏金银，几乎家家都有“窖藏”。有个叫余深的，曾经当过宰相，他把自己的全部银子，以百锭为一个单位，埋在地下，上面用土盖住夯实，再砌上砖。

还有一个大官僚倪思，更动了脑筋，有银子不藏在地下，而藏在房子的檐溜里或者夹墙内，让贼人找不到。

有时候年头多了，隔了几代人，谁也记不住房子底下埋了些什么。要是哪家想转让住房，就会有问题：万一下面有大宗窖藏怎么办？

这难不倒宋朝人！

当时在洛阳做二手房交易，买方要多付一笔“掘钱”，作为将来有可能挖到窖藏金银的一种补偿。

你瞧，怎么样？做个宋朝人，生活起来也很有趣吧？

这里就顺便讲个小故事，南宋初年有一个著名的抗金将领，叫张俊。他早年英勇善战，杀得金兵个个愁，是和岳飞、韩世忠齐名的抗金英雄。

可是到后来这人却变质了，据说是参与了秦桧诬陷岳飞的密谋。晚年从军职上退下来，受封为清河郡王。宋高宗给他盖了华丽的王府，他本人也开始大肆敛财。

王爷敛财，那还不容易？他总共拥有田地70万亩，年收租米64万斛。

史料记载，他家里“园池声伎甲天下，每宴十伎为一队，队各异其衣色，凡十易始罢”。

——席间出来10队舞女，每队10个，衣服颜色都不同。也就是说，他一共养了100个歌舞美女。

这就是在宋朝惊世骇俗的“百伎宴”！

绍兴二十一年（1151）十月，宋高宗去张俊家里拜访。张俊摆宴接驾，进奉上等酒食、果子几百种，又送给高宗金器1000两、珠子69000多颗、玛瑙碗20件、各种精细玉器40余件、绫罗锦绵1000匹。

这顿饭，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家宴，空前绝后！

什么韩熙载，在张王爷面前，不过小菜一碟罢了。

当时的人对张俊疯狂“捉钱”的行为极为不屑。宋人钱康功《植杖闲谈》记载，有一次，宋高宗与秦桧、韩世忠、张俊等几个人一起看戏曲。只见有两个伶人走到台上，一个扮成善观天象的，说：“世间贵人，必应天象，用浑天仪窥之，则见星不见人。今可用一铜钱代。”说罢拿出一枚方孔圆钱来。

另一位演员让他从钱眼里看宋高宗，他看了看，答曰：“帝星。”

再看秦桧，答曰：“相星。”

再看韩世忠，答曰：“将星。”

又让他窥视张俊，不料却答道：“不见星。”

众人大骇，令其再窥，该伶人又道：“终不见星，但见张王在钱眼里坐。”

座中人听罢，大笑不已，连高宗也笑疼了肚子。

这就是我国俗话“钻钱眼”一词的由来。

从善打仗，到善捞钱，高宗对这样的下属极为欣赏。张俊在死后又被升了一格，被追封为循王，史称“张循王”。

这位张王，在窖藏方面，也很有创新思维。他把家藏的银子每100两铸成一个大球，放在家里。这些10斤的大球，赶上现代的小保险柜了，不怕小偷来偷。

他还给这些银球取了最恰当的名字，叫“没奈何”。

盗窃分子们——遇上我张俊，你们就是没奈何吧？

朝廷无义就别怪百姓无情

纸币是宋朝人的发明。这东西出来后，当时的人对它就有研究，也颇有心得。

古人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天到晚都浑浑噩噩，只知道吟诗作画；他们可是什么事都想弄个明白的，有一股子执着劲儿。这方面，你我大概都不如他们。

正因为有这种“求真理”的传统，我们的民族在20世纪初，才有可能全面、迅速地接受西方的科学思想，创建亚洲“第一共和”。

即便是全面开启新时代的“五四”，也是从中国思想界内部产生出来的剧变，而不是哪个发达之国强加给我们的。

现在的很多人太能厚今薄古，以为自己无所不懂，古人根本不在话下。

可是现实往往跟这种人开玩笑——他们老是在犯古代的错误！

好了，为了避免犯错误，我们还是来看宋人聪明在哪里。

宋人对于纸币的流通规律，有相当系统的认识，归纳起来有两大理论，一是“兑换论”，二是“称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