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篇 宋徽宗的书法在钱币上龙飞凤舞（1 / 2）

请给我一个聚宝盆

古往今来的商人各种各样，不能一概而论。而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是否就一定有“仇富”心态呢？

不一定。

首先，在中国，财富一向也是成功的重要标志，否则不会有“富埒天子”“富比王侯”这样赞美性的成语存在。

天子、王侯，这是最成功的人了，富到他们那种程度，难道不是成功？

从商业界的孔子——“陶朱公”范蠡开始，一直到沈万三、胡雪岩，名誉都还不错吧？更不要说张謇、卢作孚、范旭东、侯德榜了。

所以，中国老百姓一向还是比较尊重富有者的——只要他的财富来得光明正大。

我在这里要问大家：同是商界人物，为什么过去的大款是民族楷模，而现在却有的人是小丑？

这就是鱼龙之别！

我这里单来说说明初的富豪沈万三。

沈万三，真名叫沈富，是湖州南浔（今浙江吴兴）人。据说，“沈万三”不过是个外号，因为元末明初的时候，人们把拥有巨万家财的大财主都叫“万户”，而沈万三排行老三，所以草民都叫他“沈万三”。

人民群众确实厉害，连富豪的名字都是他们发明的！

沈万三原也是个穷人。穷人并不仇富，而是想富，小生产者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传统观念就是要发家致富。

关于沈万三，江南民间有一个传说，说他的致富是因为心善，救了几只青蛙，青蛙王子就给了他一个聚宝盆，放一个铜钱进去，就能变出一盆铜钱来。

沈先生就是这么发财的。

这个“聚宝盆”传说的意义，很耐人寻味。我想，其意义有二：一是群众认为，富人所以能致富，是因为善良、助人为乐；二是群众认为，财富是靠勤俭持家聚集起来的，而不是靠一夜暴富得来的。

这个民间传说，才是具有东方特色的意识形态。

沈万三连青蛙这样的“贱命”都要怜惜，有的商人连人死了都一毛不拔，商人之间的素质差别就是这么大。

据说沈万三为人慷慨仗义，不仅在乡里架桥铺路做善事，还积极资助张士诚、朱元璋起义军，又在明初捐出巨资修南京城墙。

群众对他印象不错，仇富的却是皇帝朱元璋。

据说朱元璋特别嫉妒沈万三拥有“聚宝盆”，又听说沈万三是财星下凡，“左脚生金、右脚生银”，那就更不能容忍了，将沈万三定为欺君之罪，发配云南，还要杀掉他的五个儿子，以灭其种。

江南老百姓为沈万三打抱不平，便借“聚宝盆”的传说，为沈万三正名。在很长时间里，聚宝盆都是江南人家的“镇宅之宝”，成了普遍民俗。

我这里讲的，大概才是典型的“东方文化”：群众不仇富，群众自己也很想富。

老百姓所仇的，只是一个公式罢了，即：老子的权势=儿子的财富。

他们所寄希望于皇帝或者游戏规则的，只是一个愿望：请给我一个聚宝盆！

只几个人就霸占住了有限的聚宝盆，那他们还有什么资格埋怨老百姓仇富？

好了，旁枝斜蔓的咱们不多说了，还是回过头去看看，我们印象中古代的“聚宝盆”时代——宋朝，在历史上为我们聚了哪些宝？

好心的皇帝制定了一些坏国策

对这个宋朝，咱们的老百姓是太熟悉了，这得感谢古代的通俗家和戏剧家，岳飞精忠报国、冤死风波亭的事，谁不知道？

大宋，在咱们印象中，就是个弱国。

它的北方，强敌如林，先后有辽、金、西夏、元，哪一个都能欺负它。一个堂堂的中原王朝，国土被人占去一半，两个皇帝被人俘获，首都被迫南迁，分成了“北宋”“南宋”两大块。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宋朝不仅弱，而且还贫，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穷国。

真的吗？这就跟咱们印象中的太不一致了！

有人要奇怪了：宋朝不是很富吗？宋徽宗玩的富贵花样不是最多吗？《清明上河图》画的不是北宋的繁华景象吗？李清照的名篇《永遇乐》写的不是汴京元宵节的盛况吗？

不错，宋代的小农经济最发达，手工业和商业也超过隋唐五代，科技上就更不用说了。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是宋代才得到普及应用的，否则就是“七巧板”式的小玩闹。

它们是：火药用于作战，罗盘用于航海，活字版印刷术用于书籍。

无可否认，宋代的经济确实发达，这算是它的光明面吧。

不过研究历史不是给皇帝写政绩报告，光拣好的说不行。我们还是撩开一层华丽的面纱，看看里面的败絮究竟有多少。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到宋朝是一个大转折。它既是盛的顶点，也是衰的开始。

宋朝的中央集权空前厉害，这跟开国皇帝赵匡胤搞的体制改革大有关系。

历代开国的一两位皇帝，他们的行事作风，他们制定的政策，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整整一个朝代，但没有哪一个比宋太祖赵匡胤对本朝历史的影响更大。

赵匡胤干过许多事，最著名的莫过于“杯酒释兵权”。这之后，军权就被分割成统兵、调兵、后勤三大块，朝廷上唯一能掌握全部军权的，就只有皇帝一人。

我们都知道，赵匡胤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开国君主，他把军制这一改，就使他自己成了能这么干的最后一人。

——我是野心家不假，但在我之后绝不可再出野心家！

为防止像晚唐那样出现地方割据，赵匡胤还将天下精兵都集中到首都附近，地方上只留弱兵，封疆大吏也由武将换成文官。这就叫“强干弱枝”，从此地方长官就甭想闹分裂！

同时他还把财权也都收了上来。朝廷直接派“转运使”到各州，专管财政，地方财政收入除必要经费之外，全部由转运使调往中央，使地方截留赋税成为不可能。

过去唐朝的赋税收入，是“三分法”：收上来之后中央要一份，地方截留一份、收税机关留作办公经费一份。而宋朝是中央通通收上去，地方的吃喝用度，由中央再给你拨下来。

过去是宰相（同平章事、中书省长官）统领群臣，很容易出“司马懿”。现在不行了，皇帝分了宰相的权，连宰相坐着和皇帝说话的板凳也给撤了。

当然，赵匡胤对官员也有很温情的一面，曾立下誓碑，发誓“不杀大臣及上书言事者”。他对官员也很优待，高工资养着不说，只要当了官，保准文职三年一升、武职五年一升，不管干得好与坏。

一人得道还不算，最开心的是鸡犬也能升天。宋朝对官员实行“荫补”制度，子孙可以沾光做官，就连同宗、亲戚，甚至门客、保健医生，也都可能跟着沾光做官。

不得了！这下又有人愿意做宋朝人了吧？

赵匡胤是通过篡权上来的，有王莽的教训在前，所以他注定了是个勤勉谨慎的好皇帝——为洗白自己就得这样做。

他的生活很朴素，衣食相当简单，对自家人也能加以约束。

年轻时他有过流浪的经历，所以对百姓的苦难深有体会，对民生问题相当关注。天下初定，他马上就实行了宽减徭役的政策，与民休息；同时还免除了百姓为军队服务（邮递、运输物资）的劳役。

在赵匡胤立下的誓碑上，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加农田之赋”。

这真是一个好皇帝！

一个武人出身的人，能为建立一个好国家费这么大心思，也是不容易了！

可是他所做的改革，也有他所意料不到的副作用——这就是历史的诡异之处了，老天并不酬劳他的这份苦心。

黄袍不是加到谁身上，谁就能做得好的。

秦始皇也是统一意义上的开国之君，他的政策，我们至今还在享用——大一统、郡县制，书同文，还有民族的图腾物长城。

同样是顶着一个开国皇帝帽子，赵匡胤就差得远了——他把事情做得太过。

还是孔子的脑瓜儿犀利：做不到不行，做得太过了也不行。

由于宋朝的权力过分集中在中央，结果地方的力量太弱（兵少，且都是老弱，十人不当一人），不足以拱卫中央，外军一打就能打到首都。

赵匡胤搞的军制改革，使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仗还能打好吗？后来大宋成了一个泥足巨人，弱得不堪一击，跟军制改革绝对有关。

什么“靖康耻”“二帝被俘”“风波亭”，这都是赵匡胤改革失当而结出的苦果。

在经济上，大宋也很不乐观，基本可以说是一个穷国。

一个大国，长期处在和平状态，国家不用做什么，靠收税也会富得流油了。那么，大宋的钱到哪儿去了？

是因为它有著名的“三冗”。

什么叫三冗？就是三多、三滥。

一是冗兵，二是冗吏，三是冗费。

先说兵多。据记载，宋朝第二个皇帝宋太宗时，天下之兵仅30万，而到了第三个皇帝宋真宗初年，因西北有边警，兵额猛增至60万。

这一上去，就再也下不来了。等到大宋建国90年之后，也就是第四个皇帝宋仁宗时，兵额已达到140万。这之后，就经常保持了100万多兵员。

这些兵，若都能打仗也还没算白养，可他们只能叫作“惰兵”。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说，待遇越高的兵，越不能打仗。号称精锐的“禁军”，1万人不能当3000人用，可是耗费却相当于3万人。

当时的大宋境内，到处是兵：漕运拉船的，服工役的，修缮河防的，看守陵寝太庙的，养军马的，疲老而吃白食的，也都是兵。

这些兵，每个人都要给口粮、发衣服、发“月钱”，还有各种名目的特支、特赏。再加上驻屯费用，负担之重，够大宋财政喝一壶的！

再说说官多。宋朝的官制，是历朝历代中最复杂最混乱的。官职叠床架屋，职责不清，有很多官职，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其中各州的观察使、团练使和名义上的道教场所负责人——各种“宫使”“观使”，都是白拿钱不用干活的。

古代的行政较为简单，管理不下乡镇，小吏不在编，官员队伍其实可以很精简。

可是宋朝做官的途径太多，不光有科举的，还有荫补的、小吏转正的、富人出资买官的、卖粮积极奖给官的、军功授官的——借光的和杂流太多。

人人都知道做官好，都拼了命往队伍里面挤，把国家当成了天下最大的奶妈，就敞开了喝吧，哥儿们！

最后说说费用多。宋朝的官僚体制庞大，官员待遇优厚，这本来就是沉重负担了。可是，当时的官职竟然无定员，随便增加，经费也就没个限制。

到宋徽宗时，奸臣蔡京、童贯、梁师成当道，滥官更多，居然有一人兼职10多个的，兼一份职，就领一份俸。

宋徽宗信奉道教，那个时候连道士都有俸禄。因为给得多，所以高级道士都在外面养了妻子、小妾，锦衣美食，比常人过得还好。这样的特权道士，全国就有2万人之多。

南宋失了半壁江山，冗官反而比北宋还厉害，军费也比北宋的多。可是养了一群吃财政饭的官员，一点报国意识都没有，一闻边境有警，都相顾失色，听说敌人又不来了，则神色恬然。

再加上北方的辽、金，不是大宋的“哥哥”，就是大宋的“伯父”。大宋对邻国交战失利，就要纳贡求和，每年送给人家多少银子和绢，都成为定例。

这，都是钱啊！

宋朝这匹大骆驼，背负的东西太多了，财政上入不敷出，怎么搜刮也是不够用。一年下来收支相抵、国库空空是正常的，赤字几百万缗也不奇怪，有一年赤字甚至达到千万。

存折上没有一分钱的人是什么人？穷人。

那么，表面富丽堂皇的宋朝，就是一个大穷国。

其实，一个国家百姓多，不要紧。人多纳税就多，可以把国家纳成个富国。

可是再富的国，用官员数字一除，也就成了个穷掉底的穷国！

这道理，宋朝的皇帝就是想不明白。

宋朝钱币就是一场书法盛宴

我们言归正传，来讲宋朝的钱。

宋朝因为赵匡胤尊重文人，所以文化非常繁荣，体现在钱币上，那就是花样繁多。

虽然宋代铸造的都是在唐就已定型的通宝钱，但宋钱有它的独特之处，即种类多、版面多、钱文书法超级漂亮。

宋钱除少数几种之外，都是年号钱，换一个年号，就要铸一次钱。宋代的皇帝偏偏就喜欢改年号，仅北宋的9个皇帝，就改了35个年号。其中，铸了27种年号钱，另外还有3种非年号钱。

太祖赵匡胤铸了开国第一种钱，叫“宋元通宝”，非年号钱。不过老百姓又瞎念，有人念成了“宋通元宝”。行！这也成。

第二个皇帝宋太宗，在太平兴国年间，铸了“太平通宝”，这是宋代年号钱的开端。这以后，只有宋仁宗铸的“皇宋通宝”和宋徽宗铸的一种“圣宋通宝”不是年号钱以外，其余的就都是年号钱了。

有了年号钱，后世收藏家就方便多了，一看就知道是哪个年代的，不用再去费劲辨认了。

宋朝不仅正式开创了年号钱，它的创新还有不少，比如“纪年钱”，也就是标注铸造年份的钱。

南宋第二个皇帝宋孝宗，在淳熙七年（1180）铸的“淳熙元宝”，钱背上就铸了一个“柒”字。据考，这是世界货币史上第一个纪年钱。

这个传统，延续至今。我们现在使用的人民币，从最大面额的100元，到最小面额的1角钱，上面都有发行年份。

你不妨再把钱包掏出来验证一下，其中10元以上的大票，纪年标注是2003年；1元的多为1999年版，1角和5角的使用时间最长，是1980年版的，比很多读者的年龄还要大。

我们现在使用的纸币，易于磨损。从大票的纪年较新来看，说明大票是货币的主角儿，流通比较频繁，所以要常更换新装；而小票用处不大，流通不多，28年前的到今天还能将就用。

其实我们做人，也要努力做“大票”才对。道理嘛，不言自明。

宋朝铸钱，是由政府统一的铸币机关操作，这些铸币厂就叫作“钱监”，分布在不同地区，各有专名，如“河南府阜财监”“鄂州宝泉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