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篇 唐代官场经费靠“捉钱”来解决（1 / 2）

赈济贫民就相当于父亲救儿子

现在要来说一下隋唐至五代的信贷情况了。

唐朝立国，“民为贵”的调子是唱得最高的。那么它究竟是唱高调，还是确实办了实事呢？当然是办了实事。

古代有史官，有史书，做好做歹都有后面一朝的人给你下定论。皇帝不畏天、不畏鬼神，甚至不畏民意，但总还要考虑后世名声；因此高调只要唱出来，一般都会落实。

在唐朝，对灾民的赈贷，是完全制度化了的。

其实从隋文帝开始，政府就建立了一种“义仓”，由政府管理，在每年收获季节动员富户捐出稻谷和麦子，存入义仓。灾年时就发放出来，“赈给”灾民。

所谓“赈给”，有专家指出，这应该就是无偿提供，跟现代的情况一样了，不需要返还。

义仓，也就是建在乡间村社的粮仓，所以也称“社仓”。

到了唐太宗时代，各州县又普遍建立了县级以上的义仓，存粮实行摊派，按每亩土地收取粮食2升，对无地的商人按不同等级收粮，但对贫困户和少数民族不征收。

遇到灾年，由县级义仓发放救灾粮，并贷给灾民种子，等到秋后偿还。

后来，义仓粮食改为按户征收，最上等户要出粮5石，以下各等级根据富裕程度递减。

富人不仅要先富起来，也要比别人多承担义务。这在古代是很朴素的道理，并非政府“仇富”或“绑架富人”。若富户中有恬不知耻的铁公鸡，那就是铁公鸡，那时候也没有自由主义理论可以做掩护。

唐朝的这个赈灾机制，就是一个以政府为主导、民间做支撑的联合体。赈灾的事，有人出钱，也有人管理。

百姓不都是富得流油的商人，因为收成不好而穷困，不是他们的罪过。政府有责任帮助他们，这不是什么恩典，而是职责。

隋唐五代，民本意识是比较强烈的，在皇帝身上也是一样。

比方，百姓日子过得苦，隋文帝就会思考：“我怎么这样无能？”

百姓日子过得穷，就会有柴世宗这样的皇帝出来说话。后周显德五年（958），淮南发生大饥荒，柴世宗就下令州县发放赈灾米。

有臣下说：“民贫，恐怕无法偿还，如何办？”

柴世宗听了不大高兴，说：“民，吾子也。怎有子倒悬而为父者不救解之？”

他质问臣属，怎么就非得让他们还贷呢？

——不错，柴世宗只不过是个“封建”皇帝，但他说的不是真理吗？

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那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当然，唐代也有“歪嘴和尚”，把唐太宗的经给念歪了。到唐玄宗时，义仓的粮食经常被挪做他用。到了该赈灾的时候，却拿不出粮来。

老百姓饿得没法，只好去向商人借“倍息”的高利贷。

唐玄宗也知道了这情况，专门发了圣旨说：“贫民都去借‘倍息’，致使贫者越贫，富者更富。”于是他下令，在各州设立农桑官员，各县要负责审查农民的粮食和种子情况，不够的就要贷给，还规定了赈贷口粮的标准。几年后，他又重新规定了义仓粮的征收办法（《册府元龟》）。

玄宗，《长恨歌》里的唐明皇，看来这人也不是心中只装着杨贵妃啊！

唐朝的好经验，就是政府把慈善事业纳入了自己的职责范围，主动管了起来，发挥了政府和民间两个积极性，而不是将慈善事业向民间一推了之。

再一个是动员了全社会的力量，建立赈灾保障体系，使得慈善事业有了强大的实力做后盾。

史籍上还记载，在特殊情况下，唐政府也曾动用过国家粮仓的粮食进行赈济。也有免除民欠官债的大量记录。

有这样一群奇特的“捉钱”专业户前面所讲的唐朝的货币情况，都还没超出我们的常识，而这个中国古代最好的王朝在放贷方面，却就有现代人难以想象的举措了。

那就是所谓的官营高利贷。

官营高利贷，最初是出现在隋朝，隋朝时叫“公廨钱”。到了唐朝，把这个制度继承下来，称为“公廨本钱”，凡从事官营高利贷的种种活动，都叫作“捉钱”。

古人的形象思维，真是不知比现代人发达多少倍，比起现今常说的“捞钱”来，“捉钱”——是何等虎虎有生气！

怎么捉钱？当然还是由朝廷发给本钱。

从唐高祖李渊上台的那一年起，就在京师各部设立了公廨本钱，这就是放贷基金了，每个司都有。由各司出几位“科级秘书”来管理，这些人就号称“捉钱令史”。

也有一些六品以下官员的子孙来干这项工作的，则称为“捉钱品子”。

一般来说，是每个司指定大约9个秘书，每人发给本钱4万文到5万文，再由他们将这些钱交给物色好的“中介人”（下面要专门讲到）拿去放债，要求每月收回利息4000文，每年收回利息5万文，相当于月利率8~10分。收上来的利息，就作为京官的料钱（津贴）。

对那些能按时还本付息的“中介人”，有特别的奖励，只要干满了一定年限，便可参加吏部铨选，授予官职。

到唐高宗麟德年间之后，公廨本钱制又从京师推广到各府、州、县。东西南北中，官场是一家，大家都一起来“捉钱”。

由“捉钱令史”借出去的钱，等于政府是债权人，没有皇帝的免责令，是绝对不能免除债务的。

如果借款人死了，由子孙偿还；没有子孙的，由亲戚偿还；连亲戚也没有的，由保人偿还；要是保人也死了或者逃亡了，那也要找到一个人代纳。总之是赖不掉的，不能只在账面上做个“呆坏账处理”就算完事。

因为这个事情的负面作用很大，唐朝开国重臣褚遂良就曾经激烈反对，他认为中介人只要按时缴还利息就给授官，会导致很多“惯于求利”的人得官，这将严重败坏干部队伍风气。

迫于道德的压力，唐太宗时曾经两度废罢公廨本钱，但很快又恢复了，因为软道理要服从硬道理——钱紧是办不了公的。此后，在玄宗开元年间，又曾罢废全国公廨钱一次，于8年后再次恢复。

每次恢复后，月利率都有所下调，太宗时就降到了5~6分，玄宗和武宗时最低，仅为4分。不过即便是这样，合年利率也高达48%，其间的油水还是大得惊人。

“捉钱”看来不是本职工作，只是一个附带的任务，所以月利率下调，大概是为减轻“捉钱”的难度，以免经办的官员除了钱不想别的。

那么，唐朝后期放债的钱，是不是越来越少了呢？

不，正好相反。

以京师为例，初唐时京师共有70多个司，有捉钱令史600多人。各司的公廨本钱总数在2400贯到3万贯之间。

而到了中唐贞元十二年（796），京师68个司所置的公廨本钱，总数已达24万多贯，捉钱官的人数也大大增加。

这算是个规律吧。一个王朝，越往后，办公经费的需要量就越大，大概是官员人数越来越多、官员们也越来越讲究品位的缘故。

从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以后，公廨本钱的运作，就交由“高户”即百姓中的富户来代理。这些富户，就成为官府的放债中介人，被称为“捉钱户”，可免除徭役，捉钱户是良莠不齐的，什么人都有，有人能按时交回利息，有人则赖账不还。到唐宪宗时，积欠本息的实在太多了，只好免去一些本息。如果借钱的人所付利息已经超过本金10倍的，本利全免。如果付息已达本金5倍的，所欠利息就不再要了。

做一个捉钱户，还有一个绝大的好处，就是按唐朝法律，捉钱户一旦犯罪，府、县地方官管不着，要由本司的捉钱令史负责追究。这样，有的捉钱户本意就不是要帮官家放债，而是找一棵大树好乘凉，他们连本钱都不要，照样按时交付利息，图的就是一个受保护的身份。

还有的捉钱户，在公廨钱里加入自己的私钱，一起放债，收来了利息归自己，收不上来，就算官家的呆坏账。

还有的商贩富户，主动投靠官衙当“捉钱户”，就是想以“官本”资金为依托，主要目的是私人放债。他们明明放的是私人钱，在讨债的时候却说是官家的钱，对不能及时还钱的欠债人任意欺凌（以上均见《唐会要》）。

政府也知道这些捉钱户的猫腻，但是衙门里的人头费就全靠这些人来解决，撵走了他们不是要让我们喝凉水？所以也睁眼闭眼地不大管。后来只是规定，捉钱户放债的私人本钱，不得超过官家给的本钱数，超过的部分就要没收。

唐高宗以后，地方州县和军事单位也都设置了公廨本钱，由典吏（办事员）主持运作。收上来的利钱，作为各级吏员的吃饭钱和各级官员的工资、津贴。到唐玄宗时，全国州县公廨本钱的总额，已达80万贯至100万贯。

回过头去看这段历史，唐朝政府通过放债来筹集机构人员工资，而不是直接由中央财政拨款，总还算有点良心，知道老百姓的血，不应该抽得太多。

而且这办法，也强于朱元璋狠命压低官员工资水准的笨办法（既然工资低，你就别怪我放手贪污了）。

虽然官营高利贷也有一些负面效果，在“捉钱户”中会有一些仗势欺人的恶徒，但总比官员人人都肆无忌惮去“捉钱”要好啊！

唐朝法律不许强收别人的家产抵债上面讲的是公家放债的情况，在隋唐，私人放债也非常活跃。各种信用机构也应运而生，在长安的“西市”，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金融市场，有了各式各样的信用业务。

可以说，我国古代的金融业到这时候，才全面成熟，迎来了它的第一个兴盛期。

这是经济发达使社会生活变得丰富的实例，比起南北朝时和尚一手遮天的情况好多了。

隋唐放债的人，主体是富商，有专门以放债为业的，家产能累积到千金。与此同时，也有其他的人在干这一行。

从隋朝起，王公贵族就踊跃加入了放债取利的大军，他们有钱有势，玩得相当大。

隋文帝有一个儿子杨俊，就是放债的能手。他老爹当了开国皇帝，他想不富都不行，有了钱就想更有钱，于是便“违反制度”，到处放债。这样的主儿，谁敢惹？无论官吏还是百姓，都深受其苦。

在隋朝，放债叫“出责”“举债”。而到了唐朝，则叫作“出举”“举放”“举债”“放债”“放息钱”“责息钱”等。

借债为何被称作“举”？在词源学上我还真搞不懂。我琢磨着，大概债务就像大石头，借到了手，就像举着个大石头，压得人不舒服。

唐朝初期，皇室的公主是最能放债的一批人，其他皇亲国戚也都差不多。他们图的，就是那月息的10分利。到了还钱的期限，还要派家奴去催债，想来是没人敢不还。

这个带头作用是巨大的，各州县官员都看着眼红，也蠢蠢欲动，都借钱给本部下属，以此牟利。

官员们有俸禄，不犯错误的话就是捧着金饭碗，他们为何还要汲汲于放债图利？

这个，很简单——想往上爬。

我说一个例子，大家就会明白。一般唐代的节度使（地方军政要员）都是从禁军将领中选拔的，节度使就等于土皇帝，是个特大的肥差，许多禁军将领都眼巴巴地盯着。而当时对任命节度使起决定作用的，是接近权力中枢的高级宦官。

禁军将领为了能够外放，就要拿钱打点。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他们就对富商放高利贷，收取“倍息”，再拿着赚来的钱去贿赂宦官。

早在唐玄宗时期，就曾下令禁止这种财迷心窍的官场作风。不过，看样子几十年都没能禁掉。23年后，他又下了更严厉的禁令，规定州县官员放债一匹绢以上的，就要免官，并处财物充公。

可是这种纸面上的禁令怎能有效？

这不光是潜规则不可动摇的问题，而是制度决定的。

唐玄宗也好，大唐王朝也好，就好比是一个车身，全靠下面的轮子带着跑。你想，他要是忽然下令让轮子不要再转了，那怎么可能？

所以“封建社会”里皇帝下的反腐令，大可不必当真，那也可能是舆论反应太强烈了，需要略踩一踩刹车而已。没有一个皇帝会像惩治谋反那样惩治腐败，除非他想让自己的车就地趴窝。

唐朝的高利贷专业户，也很有政治头脑，他们还盯住了在京师刚被选任的新官员，借钱给他们做打点费和路费，等他们到任后再还。这就是当时很有名的“京债”。

一个新补选的官，两手空空，连赴任的路费都凑不齐，为何到了任上就还得起？此中的猫腻，我不说，大家也都清楚。

这个陋习到后来越闹越不像话，新官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考虑如何“捉钱”，这对官吏队伍形象太有影响。到晚唐时，唐武宗干脆做了规定，新选的官员可以互相“环环相保”，先向户部借两个月的津贴，这样不至于欠着一屁股债去上任，总还可以有个清廉的起点。

当时借债的利率如何？从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借贷契约上，可以看出，一般都是月息10分，高的也有月息15分、20分的。

玄宗时代有官方的规定，民间放债利率不得超过月息4分，官本钱不得超过5分，典当月息也不得超过5分。可是从出土契约看，这个规定，民间并不执行，恐怕只是个官样文章。

唐代的借贷合同，条文规定得很细密。因为有时皇帝会忽然高兴了，对全国百姓开恩，全面“免责”，把公私债务一扫而光。所以，有的放债人还特别在契约上注明，即使碰上皇帝免除债务，这一笔借款也不在免除之列（圣旨对契约关系无效）。

吐鲁番出土的借贷契约上，还有关于欠债不还的条文，写明如果借方拖期不还钱，那就要以家产抵充。

唐朝法律，一般是不审理这些民间债务纠纷的，但是有明文规定，当你强收别人的家产抵债时，如果其家产价值超过了你借出的金额，就要以“赃款”论罪。

唐朝法律还规定“不得回利作本”，也就是不得按复利计算，不能把欠息折算成本金计息，搞“驴打滚”。

我在少年时，经常读控诉万恶旧社会的文章，“驴打滚“是其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说穷人借了“驴打滚”的债，最后被债主逼得家破人亡。

唐朝为了杜绝“驴打滚”，对放债取息有严格限制。比如，因借方还不上本金，拖延日久，导致付息超过本金一倍的，那就算还完了本金。贷方要是另外再讨要本金，官方不予支持。

后梁、后唐也延续了这一规定。仁慈的后唐明宗还明确规定：凡是付息超过本金一倍的，就算已经收回本金；付息超过本金两倍的，本、息都不得再讨要，两下里就算清帐。

我说古人在很多地方放强于今人，有人也许要撇嘴。但这个事例起码说明：古人的思维逻辑还是很正常的，不会搞出200元的罚款单最后要交几万元滞纳金的荒诞剧。

唐朝的政策看起来很人性化，但我也怀疑：民间实际情况怕不会这样温和。因为，凡是官方强调的，在实际上的情况可能就是正好相反。这一点我们在读史时也不要太单纯。

《旧唐书》里就记载，有借款人向富商借了八千贯，逾期三年没还，大概属于恶意欠账。结果富商告了官，官府将借债人收捕，一顿打板子，限期偿还，并警告说还不上就要抵命。

这也是够厉害的！一面是维护弱势群体利益，一面是维护债权人利益，都是真理，就看你强调哪一面了。

谁的钱币在飞

对中国古代金融业来说，唐朝就是一场大大的春雨，催生了形形色色的信用方式，也催生出了各种金融机构。除前面所说的“公廨本钱”之外，还有别的类型。

这里分别来说一下。

汇兑。这项业务，是从唐代起才开始有的。

现代银行里，汇兑是最基本的业务之一，但古代早期没有承揽这项业务的机构，所以李白才在诗里写“腰缠十万贯”。那时候用钱，就只能随身带。

今天有人较真，说：“一贯钱十斤，那么十万贯是多少斤？这么多的铜钱如何缠在腰间？甭说十万贯，十贯钱缠在腰间行走都困难，骑鹤上扬州更无从谈起。”

呵呵，不错。从李白的浪漫，可以看出现实的尴尬来。

在古代做一个行商，不大容易，真正的太平盛世还可以，世道稍一不靖，带钱上路就有性命之虞——绿林好汉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

唐代，带钱上路难如登天，不过不是因为治安问题，是因为钱币缺乏，有些地方政府立法，不许钱币出境，后来连京师也限制商人运钱出境。这一来，钱只能在局部地区流通，有时候大把钱在手，却办不了事情。

最后，解决的办法是由京师的商人想出来的。

举例说明：一个四川商人，在京师卖广柑，赚了十万贯钱，他没法子把这钱带回家，那么，在回乡前，就可以把钱交给剑南道的“驻京办”。

这种驻京办，往往有好几个不同系统的，可任意挑选。比如，可以交给各地在京的进奏院，也可以交给各地军政衙门的驻京办。

此外，交给民间人士也行，比如在剑南道有联号的京师富商。

只要你把钱给了他们，就可拿到一个文牒（取钱凭证）。这种文牒，是分成两半的，一半由商人自己持有，另一半由驻京办快递回本道。等他到达了剑南道，再到相关衙门去，经过“合券”手续，就可在当地取出十万贯来。

这个办法，就叫“飞钱”。

瞧古人这说法，是何等形象！

——你不是能够“捉钱”吗？那我就会“飞钱”！

飞钱也叫“便换”，跟现代的汇兑毫无二致。所谓“文牒”，就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汇票。

那时候的汇兑，不收汇费，你存入十万，到了地方凭汇票就拿走十万，相关衙门分文不取。

那么，这些衙门难道是慈善机关，要干这种无利可图的买卖？

不，他们有利可图。

——利在哪里？猜一猜吧。

如果你是银行系统的读者，大概早就看明白了：首先，来驻京办飞钱业务的，不可能是一个两个，而是好多。这样，驻京办的手里就总能有一大笔可以支配的活钱。这些钱有走的，也有来的，可以保持一个相当的总量。

飞钱对于他们，虽然是过手钱，可是一样可以花、可以放债。驻京办，最需要的不就是钱吗？

其次，过去交通不方便，钱能飞，人不能飞。从京师到剑南道，起码得走两三个月。那么这笔钱放在我这儿三个月，我是不会给你利息的。它在我手头期间，我拿去放债，所产生的利息，对不起，那就是我的收益。

这个业务，并非朝廷批准的，而是各地衙门和民间达成的默契，算是制度创新吧。

唐宪宗的时候，大概看不惯地方政府在他眼皮底下这么取利，就下令禁止飞钱。

钱不准飞了，商人就只好囤积起来不用。越不用，流通的货币就越少。货币的总量一少，物价就下跌，到处是百业不振的样子。

这倒是稳定了市场，不过死也是一种稳定，那有用吗？

为了拉动内需，几年以后，宪宗只得又开禁，但是肥水不能流入地方政府，他规定商人飞钱要通过中央的财政“三司”（盐铁、户部、度支），每飞1000钱，收手续费100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