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篇 谁最该为纸币的诞生而欢呼（2 / 2）

前面提到过的北宋名相文彦博，就是“兑换论”的重要理论家。他认为纸币一定要能够自由兑换成铜钱、铁钱，才能于公私两利。

只有自由兑换，老百姓才信任纸币，官家发行纸币才能顺利，这样，每发一次纸币就等于政府获得一次厚利。

另外，对于民间来说，因为纸币毕竟比铁钱方便，只要随时可兑换，他们就愿意用，并且信任不疑。

北宋末期的温州瑞安，出过一个大知识分子，叫周行已。他对纸币也有高论。

他说，纸币一定要有准备金，以供人们随时兑换，但准备金不一定是十足的。好比说，发行了300万贯交子，那么一定会有相当数量的交子在流通中，人们不会拿它们兑换铜钱；另外还有纸币耗损的、储存起来不用的，这样加起来大约占了100万贯的样子。

因此，只需有200万贯铜钱做准备金（他称之为“实”），就能支持300万贯的交子流通。

他对“准备金”这一概念的认识，是非常科学的。

在南宋时期，无论关子、会子，都出现过大贬值。于是南宋人对稳定币值也想了很多办法，当时称为“称提之说”。

“称提”就是平衡之意。

最早提出这个理论的，是南宋初年的宰相沈该，他主张要调整好铜钱和纸币两者的关系。只要其中一种的价值稳定了，同时物价也保持稳定了，另一种就不会出现大贬值。

他主张，政府手里应该随时有大量铜钱，用主动兑换的办法来稳定纸币的价值。他建议，宫中应该储备百万缗钱，一遇到纸币贬值，就拿钱去“买”纸币，纸币自然也就会停止贬值。

宋人陆续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咱们在这里归纳一下：一、借助铜币来稳定纸币价值；

二、实行新、旧纸币折换，在折换时，趁机把流通过滥的旧币贬值；三、采用严刑峻法，迫使老百姓按纸币面额来使用，不允许民间将纸币擅自贬值；四、在财政拨款和税收上，采用铜币和纸币按比例搭配的办法，以提高纸币在民间的信任度；

五、严禁铜钱外流、藏匿、销毁，保持一定数量的铜钱与纸币并行流通，使人民不至于对纸币价值产生怀疑；六、减少政府开支、减少纸币发行量，堵死通货膨胀的两大根源；七、如果准备金实在不足，就用有价证券（新形式的纸币）和实物，主动去兑换纸币，让老百姓觉得纸币还是可以随时兑换的，纸币也就不至于贬值得太厉害。

这里面，有高招也有损招，我想，读者自会分辨。

这种“称提之说”也得到了南宋几代皇帝的认可，屡次实行。但是有时效果很不好。原因何在？

宋末元初有个大学问家叫许衡，他看得明白，曾经这样说：“但见朝廷每次‘称提’之令一下，百姓反受其害，而钱也越短，嘉定年间换发交子用一换二，这是贬了平民一半之财，嘉熙年间又用一换五，这是贬了平民四倍的财富，朝廷无信义，以此为甚！”（《许文正公遗书·楮币札子》）这位许老夫子对“程朱理学”很有研究，后来降了元，担任了大元帝国的最高学府校长（国子监祭酒），成了蒙古贵族子弟的老师，也为元世祖忽必烈出了不少治国的好主意。

他降元，被当时人看成是没有气节，后来也未得重用。但是他看南宋的问题，是看得太透了。

他的这段话，其实是点出了南宋败亡的要害。

——朝廷一而再、再而三地掠夺人民财富，无义之甚，那么，危急关头又怎能指望自己的臣民尽忠？

所以说，宋朝的覆灭，也跟钱有关。

懂钱和不懂钱的人就是不一样

宋代的文化发达，官员们生活闲适而优裕，所以研究货币理论的人也就特别多。

我们大概都知道宋朝有个大科学家叫沈括的，写过一本科学著作《梦溪笔谈》。这人还是个高级官员，参与过王安石变法，当过财政部的长官——三司使。这个官职，在地位上仅次于宰相，俗称“计相”。

沈括在科学上建树甚多，是个奇才，他是科学史上第一个发现 “地磁偏角”的人，比欧洲人早了足足400年。在物理学、数学和地质学上，都有发明和创见。

货币，也是他的研究对象。

我们已经说过，宋朝在货币问题上，有唐代的遗传病，就是钱币数量不够用。

“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宋史·食货志下》）钱荒是怎么造成的？沈括有他的看法，其中较有独到见解的，有下面两条：一是人口增多，公家和私人的开支也比较生猛（生齿日蕃，公私之用日蔓）。几个因素加在一起，钱币不够用就不足为怪了。

二是公私积蓄的钱币过多。公家实行新法收税费，收来了许多钱币，就藏在国库里；民间也喜好窖藏，很多富户还习惯把大量钱币当作“镇库钱”存起来，动辄万缗。占住了又不用，这些钱就不能在流通过程中创造财富。

他说得很形象：“有十户人家的小镇，假如有钱十万，而仅仅藏在其中一家，那么百年后也还是十万。如果投入流通，让别人能享受这十万之利，十户人家都参与流通，就是百万之利。流通不已，钱就将多得不可胜数了。”

他说，如今最小的乡镇，平常人家都藏着万缗钱，假如让它们流转天下，何愁钱不够用？

他主张要减少公私积蓄，加速货币周转流通。他认为官库和富户占住了钱币，不让货币流转，就不能生成新的财富，于私人、于社会都没有益处。

其实他说的，也没什么新鲜的，不过，到今天也还是有人转不过这个弯来。

前面说过的北宋大学问家周行已，对金融问题的研究，在当时影响也非常大。周老夫子是属于“永嘉学派”的，专长是搞儒家理论，还不是专门的金融学家。

永嘉学派，现在的人不大知道了，在宋朝，这是和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呈鼎足之势的一大流派，专讲“功利之学”。

他们这群人，以祖籍永嘉（今浙江温州）的为多，所以才有这个命名。他们的观点，和孔子有一个很大不同，就是主张把“义”和“利”统一起来，“不以义抑利”。

由此之故，周行已对“利”也就看得特别透。

他对政府发行大钱很不满，认为这是造成通货膨胀的根源。

他说，大钱的价值，仅值三枚小钱，却要当十，这当然要引起物价上涨。而且物价上涨的速度，要比你那通货膨胀的速度还快——“钱之利一倍，物之贵两倍”。

他提醒说，政府想榨取民间油水，老是铸大钱，但民间也不全是傻瓜，跟着就会有私铸。而且就算官府停铸大钱了，私铸也不会停，物价就会一直涨下去。这个连锁反应，责任还在官府。

他认为，通货膨胀就是钱贬值；钱贬值，就是老百姓的财产贬值，这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国家是否就能通过这很不地道的通货膨胀，捞到很多好处呢？也不见得。

因为政府本身也要购置商品，同样也要受通货膨胀之苦，要花费更多的行政支出。因此，铸大钱纯粹是短视行为，饮鸩止渴。

周行已是个老夫子，终身只当过教育官员，但他对钱的问题，看法比有的宰相高明多了。

宋朝的宰相，反而是有很多人对钱的问题看不大清楚。

我们就拣两个最著名的宰相来说说。

一个是王安石。

讲宋朝的政治或经济，不能不提到这个人。王安石倒是个忧国之士，当了副宰相之后，就开始在神宗支持下变法。他在任上还不到十年，被迫下台后，他的新法继续在推行，前后共实行了17年。

王安石抱的是富国强兵的大志，在当时民本意识的浓厚氛围中，大家都讳言“富国”，所以他只提“理财”。

理财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财政紧张的问题，可是他也不说，只说是为了“抑兼并”，为了帮助弱势群体。

在他的一系列新法中，与货币流通密切相关的，是“青苗法”和“免役法”，在这里必须说一说。

所谓青苗法，就是国家对农民的信贷，一年两次，用的都是钱币，因此钱币的需要量就猛增了上去。

所谓免役法，是把差役改为募役，各户按资产情况出“免役钱”，然后国家拿这钱去雇人从事劳役，免得老百姓耽误种自己的庄稼。但是这也增加了钱币的使用量。

因此，从神宗时候起，官府铸钱量也开始猛增。

钱，源源不断造出来，但仍不够用。这里面既有原先钱币大量流到境外的原因，也有新法带来的新问题。

实行新法后，要求老百姓交钱的时间比较集中，规定每年老百姓还钱的时间是两次，到时官家催逼得很紧，撵得鸡飞狗跳墙。民间急着用钱，钱币当然就非常紧缺。

前面提到过，因为实行新法，官府每年都收上来很多钱币，都贮藏在官库里，实际的流通量也就大大减少。

还有就是，本来钱币就不容易流通到穷乡僻壤，现在要求农民交钱，农民又上哪儿去弄钱？那时候又不能卖血，农民被逼无奈，只得“伐桑枣、卖田宅、鬻牛畜”，惨啊！

道理很明白：一闹钱荒，物价就下跌。农民为了交钱，就得忍痛贱卖农产品。这就使名义上的利民政策变成了害民恶法。

王安石的变法，把农民坑得不浅，朝中的一大批官僚，必然要借民间舆论反对新法（他们也不完全是政治保守派，起码有一部分还是关心民生的），再加上其他政治因素，最后导致新法完全失败。

为此王安石得了个绰号，叫作“拗相公”。

什么叫拗？一意孤行也。

王安石才高八斗，为人超脱，平时大概不大沾钱这种俗物。没有这方面的实践，自己在理论上有缺陷就很难察觉到。

他的变法，千好万好，单单就忘了农民搞钱很不容易这一基本前提。

另外还有一个名气比王安石还大的宰相，就是秦桧。

秦桧臭名昭著，他的种种“事迹”，就不用在这儿多讲了，只说他执政时期跟钱有关的两件事。

南宋各代皇帝也大都铸过铜钱或铁钱，只不过发行量不大，因为铸造成本太高了。钱币本来就少，咱们的邻居日本，偏偏又喜欢用宋朝铜钱，他们的商船来宋境，都要偷偷带走大批铜钱；南宋的商船和水军，也都热衷于偷运钱币卖给日本人。

这样，南宋闹钱荒，就是家常便饭。

南宋绍兴年间，正是秦桧当政时，京城临安又闹开了钱荒。当时严重到市场交易都没法进行了，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对这个困扰了人们千年的老问题，秦桧还能有什么办法？

——你放心，能害得了岳飞的人，自有他的一肚子诡计。秦桧想了想，就叫了一个理发匠来给他理发。

理发匠万没想到：这一次理发，堪称人类理发史上报酬最高的一次。秦太师叫人拿出了5000枚当二铁钱作为工钱。

这就相当于1万枚标准钱了！

理发匠目瞪口呆。秦桧整理好衣冠，郑重其事地说：“过几天将有圣旨下，此钱不可再用！你可速去买些儿东西，花掉它了事。”

理发匠千恩万谢，出门后就直奔市场购物，一面还向人散布这一最新消息。

秦太师的理发匠说的，还能有假？众人闻风而动，都跑出去倾囊采购。不到三天，京师流通的钱币就大大增加。

钱荒缓解了，绍兴铁钱也并没有废掉。

秦桧太懂得世情了：在宋朝，流言肯定比实话管用！

还有一次，京师又闹钱荒，商店里的货物积压，没人买。情况严重到临安府的长官也跑来向他汇报，请他拿主意。

秦桧笑道：“易耳！”于是马上就召文思院的官员前来答话。

文思院是从唐代起就有的国家工艺品作坊，专门给皇家制作金银犀玉等器物。还没等文思院几位头头赶到，秦桧又故意派了好几批人去催促，一路络绎不绝。

文思院的长官终于气喘吁吁地赶到了。

见气氛已经造足，秦桧就说：“刚才得谕旨，将要变钱法，尔等可先去铸一贯样钱来看看，不日就要把现今流通之钱禁废。”

他又定下了期限——限次日中午办好。文思院的官员连忙回去组织工匠试制，忙得一宿没睡。

这消息当然又不胫而走，富贵人家行动最快，蜂拥到市场去抢购——也只有他们有底气扫货。几天下来，市场物价飞涨，陈货一扫而空，柜台里钱币堆积如山。

那边文思院的官员忙了个半死，把样钱如期呈上后，就再没下文了（冯梦龙《智囊》）。

明代家冯梦龙对秦桧搞的这两次心理战有评价，说“贼桧亦有应变之才”，不过只是“小人之才”罢了。

过去北宋名相文彦博也搞过类似的战术，但那散布的是真消息，以稳定民心。现在秦桧放出的是假消息，让老百姓上当。

估计这可能是古人给秦桧编排的故事。要真是这么干，也就等于政治上自掘坟墓了。

但是，谁敢说这样的“狼来了”战术不好使？

至今也还有人在用，也还有人在上当。不是吗？

宋朝的“大户室”也相当震撼

接下来我们该说到宋朝的信用业务了。

宋代的信用事业，很奇怪，不像其他方面都远超过唐代，似乎进步不大。唯一的区别，是政府信贷更为制度化。

这个制度，就是王安石搞的青苗法和市易法。

青苗法，前面已经涉及了一点。这个办法，王安石在早年当知县时，就在辖区内试验过，他觉得很管用。

这实际上就是农业贷款，具体实施办法是：用国家仓库存放的粮食作为信贷资金，一年分两次贷给农民，让他们做谷种。正月三十日放贷一次，五月三十日放第二次；农民随着缴纳夏秋两税一块儿归还。

“青苗法”的贷出和还贷，都是按钱折算。贷款有数额等级，共分五等，看你的贫富程度而定，最多的贷给15贯，最少的贷给1.5贯。让你用半年左右，政府收利息2分。

按说王安石也还是爱民的，留了个心眼，没有硬性让农民直接还粮食——要是哪一年粮价高，农民用粮食还贷岂不是要吃亏？所以，是按照前10年丰收时的平均粮价折算（因为丰收时谷价较贱），让农民还钱，当然还粮食也行。

这是一种国家信贷，借给农民稻谷种子，是为了保证贫困农民能维持生产，免得土地被富户兼并。

动机可以说不错，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拗相公没有想到：农民要是还钱，确实是不吃亏，但很多农民弄不到钱，只能还粮食。还粮食的话，就要按丰年的低价来折算，这样在平常年间或者歉收年头，农民恰恰就要多还很多粮食。

再加上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经办官员不都是孔圣人，谁都想弄点猫腻，结果农民还贷的实际利息付出，往往要比理论上高出很多。

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认为，一切税捐，都应在最适合于纳税人的时间与方法收之。“青苗法”没有做到。

亚当·斯密还认为，每一税捐都应善加设计，务使公民在他的财力上受到最少可能的损失。这一点“青苗法”也没有做到。

青苗法就是这样，从一部好法变成了恶法。本来是一项扶助农民的好政策，却变成了赤裸裸的官营高利贷。

这一点，拗相公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是绝想不到的。

青苗法因为反对的人多，曾两次被废除。后来减低利率为每次1分，一直实行到徽宗时代。

另一部与信用有关的新法，是市易法。当时在京师和各地，都设立了物价管理机构——市易务。

这个宋朝的“物价办”，同时又兼有金融信贷职能。

市易务的工作人员有两种，一是“行人”，就是办事员，二是“牙人”，就是经纪人。都是从商铺和市场经纪人中招募来的。

市易务掌握着一定的资金，可以放贷。具体办法是，商人可以向官府借钱，以田宅或金帛作为抵押，没有抵押物的可由5人联合担保。

比较爽的是，商人也可以在自己的货物滞销时，把货卖给市易务，等到该货物好销时，又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回购（类似现在的按揭）。

借钱或分期付款回购，在半年内付清的付息1分，一年内付清的付息2分。

王安石自认为脑袋瓜子灵，实行了这个法，就能防止大商人垄断囤积，有利于小商人资金周转——这样不就促进市场流通了吗！

对比之下，王安石对商人可远比对农民优待多了。同是半年期的贷款，农民要付息2分，商人则只付息1分，同时又没有钱粮折算的问题，所以商人的利息负担要比农民小得多。

这种越穷越要多花钱，越富弄钱花越容易的事，你真是没地方讲理去！

王安石当然想不到：这个法，在实行过程中也有一些麻烦。比如，大商人是没法垄断市场了，可是官府可以借此垄断市场，什么货物好销了，商人要回购，官府就会趁机抬价。

另外，商人方面也知道怎么对付官府，那就是赖账不还；要不就是回购不按期付款，也是一个拖字。

不按期还款的情况很严重，有时达到“十有五四”，闹得朝廷很伤脑筋——不就是欠钱不还嘛，还能治他什么罪？

近代以来的经济学家都是悲天悯人的，所以西方有人把经济学家称作童话里愁眉苦脸的驴子。唯有凯恩斯是乐观主义者，认为没有政府搞不掂的事。

王安石就是11世纪的凯恩斯，可是他用政府手段干预经济，除把民间闹得鸡飞狗跳之外，什么都没搞掂！

再来看其他的信用方式。宋朝的经济发达，钱的流通量也就更大。跟唐朝一样，商民一时手头紧张，比如娶媳妇钱不够用，就可到“质库”去抵押借钱。

质库有民办的，也有官办的。此外和尚在宋朝也再度活跃起来，寺院又成立了典当行，在宋代叫作“长生库”。

那时的寺院都富，主持们也不想让钱都发霉了，所以乐于放债。宋朝的大诗人陆游，对寺院放债这事儿深恶痛绝，认为这么做极为“鄙恶”，应该坚决禁绝——不过他说话没分量，没人听。

那时的民间质库，有时候借款的利率也够狠的，最高月息达到10分，有人认为这是“不仁之甚”，简直是趁火打劫。

官营的质库就要好得多，宋代叫作“抵当库”，是从市场“价格办”的有关业务渐渐独立出来的。抵当库比较仁慈，收息很低，是专为解决百姓急难而设置的，不图大利。

宋代也有“飞钱”，不过是完全制度化了的官营汇兑，由朝廷设立“便钱务”，主要业务是从京城往外地汇款。那时商人汇钱，要先向中央财政部申请批准，每汇一贯，扣除手续费20文。

朝廷在这方面很讲信用，对各州官府提出了要求：商人只要凭券（汇票）就可在当地领钱，当日给付，不准滞压，违者处罚（《资治通鉴长编》）。

汇兑最盛时，宋朝每年有280余万贯钱在京师和各地间飞来飞去。

同时也有从各地往京师汇钱的，也有各地通汇的，一般是收10%的汇费。比较有意思的是，有时候汇钱还不收汇费，反而贴水3%~4%。

汇钱还给利息，这也太仁慈了，搁到现代人身上，还不得受宠若惊？大概是宋朝时京师缺钱用吧，所以鼓励商人往京师汇钱。

后来纸币大量发行，“飞钱”业务才渐渐衰落下去。

前面说过，宋代的货币特别复杂，金、银、铜、铁、纸一起上，另外还有不同的货币区，所以兑换工作很繁重。承担兑换业务的，是从唐代延续下来的金银铺，到南宋时，又改名叫“交引铺”。

什么是“交引”呢？就是国家颁发的特许专卖证。

宋朝的盐、茶都由国家专卖，商人如果要批销，须先去专营机构交钱，领到一张“盐引”或“茶引”。这东西统称“交引”（也叫“钞引”），凭着它，到盐场或茶场就可领出货来。

无论什么东西一专卖，就很赚钱，所以“交引”本身也很值钱，可以互相转让，有如今天的有价证券。

交引的交易，就在金银铺进行，所以金银铺后来就改叫交引铺。

那时的金银铺，可不是小店，而是古代的证券公司大户室。主办者都是京师富商，客户也都是富豪。

据当时的人记载，金银铺“屋宇雄壮，门庭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辄千万，骇人闻见”（《东京梦华录》）。这种金银铺，在南宋的临安城内就有上百家。

但是再厉害的狐狸，也玩不过猎人。宋朝的当朝宰执大臣们，才是金融界高高在上的猎人。

有这样一件事：大观三年（1109），朝廷中枢开会议定，当十钱贬值为折三钱。讨论完毕，一散会，宰执们就派人用车装着马上就要贬值的钱，去抢购黄金。

京师的金银铺对此竟毫无所知，还高兴这下子可来了大买卖呢。两个月后，贬值令正式下达，金银铺全都傻了眼！

——玩钱的被钱给玩了。

这信息也太不对称了，京城人都把这事传为笑谈（《文献通考·钱币考》）。

那时候还有彩帛铺，是做丝绸交易的，性质与金银铺类似，也兼做证券交易。

北宋末年，金兵攻破了汴京城，擒住了徽宗、钦宗“二帝”，又向北宋朝廷索要巨额战争赔款。

北宋的留守大臣们被逼急了，就竭尽全力对民间搜刮，强制征收老百姓财产。他们特别盯住了交引、质库、金银、彩帛这四种店铺，重点搜查，往往从一家店里就能搜出千万两银子！

——对不起了，国弱，没有办法呀。

你们不是富吗，那就多出点血吧！

宋朝需要打点的“亲戚”何其多

要说北宋的积弱、屈辱，那还是来自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这哥儿俩先后打辽国，都打得不顺，落下了祸根。

一个国家开头弱，就代代弱；所以雄才大略的皇帝，都特别重视开国后的几场大仗，务必要打得强邻闻风丧胆。

而赵匡胤的策略，是先易后难，先拿下的是比较弱的后蜀、南唐，没有拼了全力先解决北方的大患。这一偷懒，华夏大地上，北宋就多了几个“亲戚”，有辽国、西夏和后来的金国。

辽和西夏还好点，辽是大宋的“哥哥”，西夏是大宋的“臣子”或“儿子”，但是金国却成了大宋的“伯父”。国弱，连辈都降了，这让豪放派词人怎么能心平气和？

我们来看看大宋这几个亲戚国家的货币。

辽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还保留着古老的风俗，牲口、布帛都是货币，和铜钱、白银一块流通。辽国盛产羊，所以羊的“币值”并不高，据记载一只羊才换二斗小米。

辽的冶炼技术当然也不过关，铸的铜钱很少，辽国人所用的铜钱大都是从境外流入的宋钱。苏辙曾经出使过辽国，回来后说：“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

大宋也很郁闷啊：自己国家的铜钱，要让周边几个国家都抢着用，无怪乎要闹钱荒。

辽国自己铸的铜钱，多为年号钱，但是数量很少，工艺也不精——有大宋的漂亮铜钱用着，这算不了什么大事！

但是，辽对铜钱的政策却很严厉，是“只进不出”。凡是持有10贯以上铜钱出南京（今北京）者，统统砍头没商量！

没办法，钱不多，法就得严点儿。

辽国在信用事业上，也有一些创举。它在辽阳一带的50余城和沿边各州，都设有“和籴仓”，专门进行粮食放贷。

这些粮仓跟义仓不同，借出粮食的对象不一定是贫民，谁借都行。国家贷粮的目的，是收取利息，然后用于购买储备粮。算是“以粮养粮”吧。

辽国早年曾经发过大水灾，许多穷人生活艰难，只得把自己的子女抵押给富户，借一点活命钱糊口。穷人子女到了大户人家，那是不能闲着的，要无偿干活。

辽圣宗知道了这事，大不高兴——这不是剥削吗？于是下令，今后抵押女子替债主做工，要算工钱，以每天10文计算，工钱抵得上债务之后，就要放人家的儿女回家。

这么看来，辽国的政策很仁慈。但就像钱币都有两面一样，辽国也有很不仁慈的一面。

因为它的皇帝都信佛，所以寺院办质库放债又成了香饽饽，有的一年收入能高达千余贯。放债利息据说相当高，有的戍边士兵家境贫困，向他们借钱，最后卖儿卖地也还不上。

而这样的问题，辽国皇帝一般就不闻不问了。

再来说西夏。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政权，国号“大夏”。这个边地民族的雄心也是不小，竟然使用了咱们最老的老祖宗的国号。“西夏”，只是宋朝人的叫法。

这个国家，在咱们印象中好像是个边远小国——错！

边远是边远，国家可一点也不小。它幅员辽阔，有自己的文字、制度，完全是仿照宋朝建立了一个完备的国家。

西夏人本来是游牧民族，可他们善于学习，因为长期与汉人杂居，农业技术学得很地道。史书上说他们“耕稼之事，略与汉同”。

还有更绝的，是他们把宋朝的瓷器制造技术也学到了手，还融进了自己的艺术特色，生产的瓷器能批量出口海外！

前面我们讲过，西夏和北宋差不多整整打了100年的仗，最后终于讲和，西夏对宋称臣，继而称父；但是宋朝这个“老爹”，只占了辈分上的便宜，却每年要“赐”给西夏儿子大批财物。一开始还只是银万两，到后来竟然达到了银7万两、银器2000两。整个西夏使用的银子，全都是由大宋给提供了。

这个窝囊的大宋，有银子就这样源源不断地给别人，就没有别人给它上供。

和辽国一样，一般西夏人所用的铜钱，大多是宋钱。

西夏自己也铸了钱币，基本都是年号钱。文字上分两大类，一种是西夏文钱，写的是“某某宝钱”；另一种是汉文钱，写的是“某某元宝”。

西夏同样也禁止钱币出境。它的南部与宋朝的四川接壤，四川用的是铁钱，西夏就严禁自己境内的铁钱往四川流通，也禁止四川的铜钱流进来。这是怕有人利用铜铁钱之间的差价占便宜，那将会导致境内的铁钱大量流失。

西夏的信贷业，很有它的民族特色。在西夏法律中，有专门关于借贷的条款。这个民族大概是草原的彪悍劲儿还没退化，有一些条文内容很淳朴。我们今人看了，会觉得那些西夏人很可爱。

比如，西夏法律规定，借债必须归还，保护债权人利益。但有欠债不还的情况应该报官，由官府出面处理，债权人不得强行向债务人索要财物。这一条，体现了很强的物权意识。

西夏对于借债利息也有法律规定，无论官债还是私债，利息由双方约定。一般性质的借款，要是偿付的利息已经与本金相等，就不得继续索要利息了。

要是穷人实在还不上钱，可以用劳役顶债。

这两条，都是保护弱势群体的。

如果借债是为了做贸易，那么利息可以是任意比例，但利率不得超过本金数额一倍。

借债人若是无力偿还，就由中间人偿还。子弟要是背着家长借钱用于挥霍，家长愿意代偿的就代偿，不愿意代偿的，就由子弟自己看着办吧。

对老百姓典当也有规定：价值10缗以下的典当，不需要保人。假如典的是偷来的东西，一经发现，当铺无罪，赃物归还原主。典当出去的钱，是谁拿赃物来典当的，由谁偿还。

超过10缗价值的典当，一定要有人作保。假如是偷来的物品，三个月之后没人来赎当，就要归还原主。贷出的钱就算当铺自认倒霉，什么时候抓到了贼，再由贼来赔偿。

还有不少诸如此类的条文，一方面相当质朴，一方面又极为详尽周到，一点看不出草莽的样子。

法律要制定到这个程度，才能让人有法可依，且不至于给执法者留下太多可玩猫腻的弹性空间。

西夏人的思维方式，就这样既单纯，又明确。

最后再说说把北宋给灭了的金国。这个国家，是女真族建立的，受宋朝、辽国的影响很大，转型也是滴溜溜的快。他们使用的货币有铜钱、白银和纸币三种。

他们的铜钱也是不够用，后来宋朝向金国称侄，每年奉献大量白银，金国就顺水推舟用开了银子。

金国建国初期的40年间，根本就没铸钱币，只用辽、宋的旧钱。而它扶植的一个短命傀儡政权——伪齐，反倒既铸了钱币，又发行了纸币。

金国是较晚才开始发行纸币的，叫作“交钞”，比宋朝的交子要稳定一些，7年才更换一次。它在货币方面的政策，和其他国家大同小异，这里就不多说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以赫赫武功著称的国家，在货币史上也有巅峰之举——创下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通货膨胀。

金国末年时，和蒙古开战，为了赏赐军士就狂印钞票，共印了84大车，运往前线。

印钞票就像印宣传单似的，那还能值钱吗！交钞从此一路狂贬，商人都拒绝接受。

为了稳定交钞的价值，金国的高层领导没少想办法，比如禁止铜钱流通，对市场贸易、发薪水、纳税等都限令用钞。

但是，就算政府推动也没什么效果，交钞最后贬到了每贯只值一文，相当于原价值的千分之一。老百姓都说，这叫钞票“坐化”——没看出有什么动静，就死了！

后来政府又连续发行大钱和“大票”，企图挽救币值，都挡不住交钞一泻千里。民间干脆不管你那套，全都以银论价。

若以金国发行的五种纸币依次推算，这个国家的最后20年里，物价上涨了有200亿倍还多，为史上闻所未闻！

废纸也比它的纸币值钱啊！金国灭亡的时候很狼狈，在货币史上，也留下了这么个恶名。

在信贷方面，金国原来没有官办的质库，而民间的典当铺又捞钱太狠，利息高达5分至7分，或以利为本，放驴打滚的债。后来，比较英明的金世宗看不过去，决定成立官办质库，只取一分利，基本等于公益事业，收来的利息作为给官员的补助。

这种官办质库，叫作“流泉务”，最兴盛时，金国各地约有30多所。

金国开国时有一条国家法律，是坚决维护债权人利益的，但相当不人道。该法规定：凡是欠债（无论公私）还不起的，本人或家属要充当奴婢以偿债。

因债务而没身为奴，这是非常原始的法律。几十年后，有的地方有所松动，由官府出钱把这些“钱奴”们都赎了出来，放归了家乡。

但是金国的皇帝，也有很怜惜百姓的。

那位金世宗，是金国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的孙子、也是有名的“改革家皇帝”。他心肠比较软，上台之后，宋金两国30年没交战。他也下过命令，凡是因受辽国劫掠或因饥荒而卖妻卖儿的，都由官府出钱赎回。

这事情，咱们细想想应该很震撼！

金国是北方强国，把大宋欺负得够呛，我们一般所接受的文化熏陶，都认为金国的形象不大仁慈。但历史就是历史，铁马金戈的金国皇帝，也有爱民的事例。

俄罗斯农民有一句谚语：“一切都会逝去，唯有真理留下。”

说得太对了！

金国的一位统治者，就因为做了这么一点点好事，史书上就留下了一个正面印记。

古代的许多坏人之所以不大敢肆无忌惮，怕的就是历史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