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撒切尔之后与工党执政（1 / 2）

1990年11月22日，撒切尔夫人一改其“决战到底”的立场，突然宣布她打算辞职。保守党选出在经济上执行撒切尔路线、但在社会问题上持温和态度的约翰·梅杰任党的领袖，继撒切尔夫人之后出任首相。从表面上看，“撒切尔时代”突然结束，是因为保守党在对待欧共体问题上分歧严重，但除此之外，它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撒切尔夫人对欧共体一直持怀疑态度，她反对与欧共体联系太紧，认为拟议中的欧洲联盟会损害英国主权。秋天在党代会上，撒切尔夫人勉强同意英国加入欧洲汇率体制，但对参加欧洲货币同盟的建议坚决反对。11月，担任过财政大臣的保守党下院领袖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突然宣布辞职，对撒切尔夫人的外交路线提出严厉批评。许多报刊说，这是自1940年艾默里对张伯伦进行猛烈攻击后，一个政府成员对首相做出的最无情指责。豪实际上是在发泄对撒切尔夫人领导作风的极度不满，作为一个名不虚传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个性太强，常常使同事们难以忍受，甚至在和外国领导人打交道时，她也会不时让他们感到难堪。

1985年，政府决定征收“社区费”，这是一种按人口征收的税赋，被许多人看作“人头税”。撒切尔夫人说征税决定是在内阁会议上做出的，但实际上并没有在全体内阁会议上讨论这件事。次年1月，国防大臣黑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借此辞职，对首相的工作作风大加挞伐。但在这表面分歧之后又有其他原因：黑塞尔廷是“亲欧派”，主张把一家英国直升飞机公司（威斯特兰集团）出售给欧洲财团；撒切尔夫人则是“亲美派”，主张由美国资本控制的财团收购这家公司。因此，领导作风问题和英欧关系问题在1986年的“威斯特兰危机”（Westnd crisis）中交织到一起。而1990年豪宣布辞职时，相同情况又一次出现。黑塞尔廷乘豪起事之机插上一脚，很快宣布他要和撒切尔夫人争夺党领袖地位，同时意味着他要争当首相。在这种情况下，保守党议会党团进行表决，撒切尔夫人在第一轮投票中领先，但以4票之差（204票）未能获胜，于是就需要第二轮投票。撒切尔夫人起先表示要“决战到底”，但在内阁成员的一致劝说下，她在两天后宣布了辞职的愿望，主动结束了“撒切尔时代”。

撒切尔夫人辞职是有深刻背景的。英国的“经济奇迹”到1988年达到顶峰，1989年却出现回落。几年中，经济的相对高速发展，使工资和物价都重新上涨，生产成本高又使英国产品丧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贸易逆差比1988年高40%,通货膨胀回升到10.9%。“英国病”似乎又要发作了，而削减福利开支则早已使许多人不满。“人头税”正式开征，恰好给不满火上加油。

在英国历史上，“人头税”（poll）曾引发1381年的农民起义，因此它与“英国的自由”联系在一起。1990年3月，伦敦街头出现了反“人头税”的街头动乱。到秋天，民意调查表明工党已领先20%,撒切尔夫人的声望已降到极低。在这种情况下，内阁一致劝说撒切尔夫人辞职，而撒切尔夫人终于也同意主动下台，就很容易理解了。看来，“撒切尔主义”并不是万能膏药。1985年撒切尔夫人曾说“我已经改变了一切”，若果真如此，那么在此之后，还能做什么呢？有一点是不能变的，即福利国家的框架不能变。无论撒切尔夫人如何强调个人的主动性，强调国家不能包办一切，但福利国家的原则她却动都不能动，这就使她在1985年以后，实际上已经不再能做什么了。如果“英国病”还是治不好，撒切尔夫人也就回春无术了。

撒切尔夫人下台后，民意测验表明保守党的支持率大幅度回升。在新的大选中，保守党第四次获胜，这又是20世纪的一项记录。工党大失所望，说保守党“猎走了我们的狐狸”。梅杰以“机遇的社会”为口号，企图把平等与竞争在“机遇”的概念中结合起来。1990年12月，他在党代会上说：“我要把90年代变成机遇的十年。”但仅仅两年多时间，梅杰就被看成是英国历史上最没有作为的首相之一：他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看起来很有教养，但没有魄力，没有新思维，他在多数问题上继续执行撒切尔政策，似乎是撒切尔的一个影子，“撒切尔时代”似乎仍然没有结束。从1993年起，保守党在民意测验中得分就每况愈下；1994年夏天，梅杰为表现保守党的“中兴”，更改它在选民中的形象，一次解除了一大批政府大臣的职务，但这并没有使保守党得益，保守党反而更加显得无能为力。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保守党将面临重大挑战。

为迎接这次挑战，梅杰决定背水一战。他必须首先明确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充分肯定他是保守党领袖。1995年6月22日，他突然宣布辞去保守党领袖职务，并定于7月4日选举新领袖。此时保守党在民意测验中频频失利，选民中的支持率只有20%,落后工党近40个百分点。保守党内部对欧洲联盟的态度不一，相当多的人反对向欧盟进一步靠拢，尤其反对实行欧洲单一货币。但党内不满情绪虽然浓厚，却无人有足够的威望团结反对派，因此梅杰仍然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再次当选。尽管如此，保守党内部的分歧却明朗化了，有三分之一保守党议员不支持其领袖，保守党在下一次议会大选中前途不妙。

与此同时，保守党又受到政治丑闻的困扰。1994年7月《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揭发：两位保守党议员里迪克（Riddick）和特里迪尼克（Tredinnick）落入该报记者的圈套，愿意接受1000英镑酬款，代表送款人在议会辩论时按事先的约定提出质询，影响辩论结果。这种做法被称为“金钱换提问”（cashfor questions），事实上是一种权钱交易。从理论上说，议员代表选民的意愿，由他们在议会表达选民的愿望，提出问题，进行讨论，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可是通过“金钱换提问”，送款人在议会找到了代理人，议员们不再是选民的代表，而是送款人的代表，代表某个公司或特定的利益团体，为金钱活动。如此一来，议会制度的初衷就完全走样了，金钱成为决定性因素。早在80年代末，人们就开始怀疑议会中有这种做法，可是凭据不足，现在终于被《星期日泰晤士报》拿到了证据。尽管里迪克和特里迪尼克很快就意识到上了当，因此抽身而出，但冰山似乎被砸开了一角，人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人们发现有许多议员收取金钱，在议会为金钱的利益服务；政治家对此并非不知道，只是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0月份爆发出更大的丑闻：政府一位低级部长消费与法人事务大臣（Minister for er and Corporate）尼尔·汉密尔顿（Neil Hamilton）被爆出从80年代开始就从哈罗德百货商店（Harrods）接受财物，为该公司在议会及政府中说话。梅杰立即成立一个“公共生活规范委员会”（ittee on Standardsin Public Life）调查此事，并尝试建立更加完备的政治道德标准。在委员会成立的当天，汉密尔顿宣布辞职。

这些丑闻对保守党的打击很大，梅杰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布莱尔试图充分利用这件事，他说我领导的政府已‘病入膏肓’……”梅杰不否认事情的严重性，但他认为：这种现象在政治生活中已成为潜规则，“它们可能揭示出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中，有一些东西需要纠正”。梅杰的判断没有出错，英国政治生活中存在着制度性问题。布莱尔幸灾乐祸地嘲笑梅杰，可是等他自己组阁后，“病入膏肓”甚至更严重。不过在这个时候，保守党的政治丑闻显然影响了下一次大选，因此尽管梅杰试图以改组政府、重建道德标准来挽回影响，其效果却不佳。

另一方面，到90年代为止，工党已经连续四次在大选中失败了，这给党的生存蒙上了阴影。工党连续失败有许多原因，包括党内政策分歧、组织涣散等等。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工党正在失去社会基础，这是很可怕的，因为在20世纪初，自由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丢掉了它的大党地位。二战后英国社会变化很大，以“有产”和“无产”为标志的两极社会结构已变得模糊，新技术发展将许多体力劳动者转变为“白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距正在缩小。社会下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都在提高，劳动者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为他们进入“中等阶级”创造了条件。中等阶级的壮大把英国社会转变成一个多层次、多元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上层和下层都是小块，“中间阶层”最大。更为令人瞩目的是，“工人阶级”的含义也变得模糊了，大批有专业技能的人受雇于人，是“工薪阶层”，但从社会、经济地位来看，他们却属于“中等阶级”。真正从事社会低下工作的人有许多是外籍劳工、少数种族或妇女，这些人对政治问题又最不关心。因此工党如果继续以“工人党”自居，那它注定要找不到社会基础。因此摆在工党面前的选择是严峻的：它继续以“阶级党”自居，还是力图成为“全民党”？工党选择了后者。

这个过程从50年代末就开始了，问题的症结在党纲中的公有制条款即“第四条”。1959年，盖茨克尔第一次提出修改党章第四条，并要求对社会主义、国有化问题等进行重新认识。盖茨克尔的动议遭党内左翼和多数工会代表的否决，这是对党的性质进行讨论的第一次尝试。威尔逊执政时慑于党内左派力量的强大而停止了辩论，但是在实践中也停止了国有化步伐。70年代以后，党内左派势力日益高涨，其高潮是1983年大选中工党提出的竞选纲领《英国的新希望》。这个纲领不仅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提出大幅度扩大公共开支（从而意味着大幅度提高税收），加快国有化步伐，以及退出欧共体、单方面实行裁军等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工党在大选中惨败，这终于使工党领导层大为震动。这以后，一个所谓的“工党现代化”运动在党内展开了，新任党领袖金诺克虽然出自左派，却认识到变革党的迫切性。他在理论上开始承认市场的积极意义，主张在国家指导下发挥市场作用。在实践上他企图悄悄取消党章第四条（Cuse IV）即公有制条款，印发了一批不包含第四款条文的党证。但此举又遭左翼斥责，他只好收回了这批党证。1992年约翰·史密斯继任党领袖，开始加快“现代化”进程。他明确表示，工党只有在放弃公有制纲领之后才有可能重新执政，他认为工党应抛弃“非此即彼”即若非“国有”便是“私有”这种两极化的思维定式，寻找一个中间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混合经济”。史密斯路线显然为后来的布莱尔开拓了方向，他的“中间解决办法”，其实是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前身。

1994年上半年，深孚众望的史密斯因心脏病突发猝然去世，工党将“现代派”主将之一的布莱尔推上领袖地位。布莱尔当时仅41岁，是工党历来最年轻的领袖。他继任后，立即打出“新工党、新英国”的旗号，着手对工党进行根治手术。他认为“新工党”（New Labour）最基本的含义便是完全抛弃“阶级党”的承诺，把工党转变成“全民党”。为此他认为必须尽快放弃“公有制”纲领，把“第四条”从党纲中彻底清除。他说：“我们的衰落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不接地气，社会变了，我们却没有变；我们的结构已经过时。”于是上任不久他就在10月召开的工党年会上提议废除“第四条”。虽说这次动议没有成功，但半年后党的特别代表大会却同意修改党章，把原本“第四条”中这样的表述：

在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公有制的基础上，保障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辛勤劳动的充分成果，及这些成果尽可能的平等分配……

改写成：

（工党致力于）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为公众利益服务，其中市场进取精神和竞争活力、与伙伴和合作力量相结合，生产国家所需要的财富，为所有人提供工作与成功的机会；在这个经济体中，既有繁荣的私人部门，也有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其中对共同利益至关重要的事业，若非由公众所有、就是要对其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