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撒切尔之后与工党执政（2 / 2）

如此修改过的党章虽说开宗明义宣称工党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a democratic socialist party），但公有制已经没有了，“社会主义”意味着合作伙伴关系及人人享有的机会。

这就是著名的修改党章第四条。通过修改党章，工党从“阶级党”变成了“全民党”，目的是扩大它的社会基础，争取中等阶级对它的支持。为了吸引更多的选民，布莱尔大力宣传“第三条道路”，竭力让选民们相信：一种新的理论已经问世，它将给英国带来崭新的前途。什么是“第三条道路”？在它刚刚问世的时候曾引起理论界广泛的好奇：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还是私有制和公有制之间的“道路”？其实，对于布莱尔来说，“第三条道路”的意思是：既不是撒切尔夫人，也不是艾德礼。布莱尔曾经把20世纪分解成三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到二战结束，那是集体主义成长的时期，福利国家是其结果；第二阶段是撒切尔主义张扬的时期，个人的作用被夸大，社会的不公正不断扩大；第三阶段就要靠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来完成，按布莱尔的说法：“我这一代人站在新与旧的交接点上。”显然，“第三条道路”要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调和起来，个人奋斗与社会关怀结合起来。这种说法起听来新鲜，其实只是工党向保守党靠拢的一个说辞，“新工党”也要走个人主义道路，只是不会像撒切尔夫人走得那么远。

在废除“公有制”条款的同时，布莱尔决心把工党与工会拉开，彻底改变“阶级党”的形象。几乎在他担任领袖伊始，就公开宣布“工会将不再在工党内部占据特别或有特权的位置”，今后工党与工会关系的基础是“公平而不是偏爱”。他认为工党与工会保持特殊关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后双方应互相尊重，各自找到正确的位置。工会应该做工人的发言人而不是工党的发言人；工会可以就工党的政策提出意见，但不能支配工党。在他出任工党领袖之前，史密斯已经改变了工党领袖产生的办法，将工会在领袖选举中的权重从40%压低到1/3，并且实行“一人一票”（One Member Oe,OMOV）的选举方法。以前，工会代表大会中的每一个工会都以本会会员的名义投出一票，因此领袖其实是由工会领导干部们选出来的；史密斯的新选举办法就把工会的集体力量打碎了，选举权分散到数百上千万工会会员手里，工会在工党事务中完全被边缘化。

布莱尔就是按这种办法产生出来的第一位工党领袖，还在他担任工党领袖的前夕他就说：“要使工党变成一个开放的党，一个成员包括私营主和无产业者、小商人和他们的顾客、经营者和工人、有房产者和住公房者、熟练的工程师以及高明的医生和教师的党。”在另一个场合他说：“工党是一个工商党……那种认为保守党是工商党，而工党是工会党的看法完全过时了。”由此，工党不再是工人的党，而是各种人的党，中等阶级不必害怕它了。

以此为背景，工党投入到1997年大选中。此时，保守党已执政18年，气势消沉，内部闹分裂。工党于是大获全胜，在全部659个议席中获取419席，几乎是总数的2/3.这是工党在建党后取得的最大胜利；然而，那一年只有71.5%的选民出来投票，是1935年以来最低的，工党得到其中43.2%选票，因此工党只得到全体选民总数中大约30%的支持。相比之下，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时还得到33.3%的选民支持。

布莱尔于是踌躇满志，时隔18年工党重新执政。不过，这时执政的是一个抛弃了工党纲领的“新工党”，英国进入第二次“共识政治”。工党在竞选中曾作出5项承诺：教育方面，增加教师和教育经费，缩小小学低年级的班级规模；治安方面，加快对青少年惯犯的司法处理，改善治安环境；医疗方面，缩短预约就医的等候时间，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就业方面，为25万25岁以下的青年提供工作机会，不再领取救济金；税收方面，不增加所得税，降低通胀与利税。这些问题都是当时英国人特别关心的具体问题，工党于是从这些问题起步，开始了它的13年执政。

但解决这些问题并非轻而易举。二战后英国政府的一个特大难题是庞大的福利开支，布莱尔执政前，这笔开支已达到900亿英镑，是英国政府最沉重的负担。巨大的福利开支迫使政府实行重税政策，而这样做就必然阻碍经济活力，造成通货膨胀，从而形成“滞胀”。福利制度造成的副作用还包括：纳税人负担加重，不满情绪增加；一部分可以工作的人宁愿享受福利待遇，而不愿工作等等。为解决这些问题，撒切尔夫人曾实行激烈的货币主义政策，将政府的关注点从刺激消费转向刺激生产。她采取减税、削减福利开支和文化教育经费等措施，这些措施曾缓解了“英国病”，但同时又造成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对抗加剧等弊病。

布莱尔政府一方面接受撒切尔夫人对福利政策的基本态度，采取措施控制福利开支（比如削减给单身母亲的福利津贴，迫使其外出工作）；另一方面则试图寻找新的方案，既能保留福利框架，又能解决根本问题。它认为政府与其把钱花在直接的福利项目上让人消费，还不如用在人力、智力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上，从生产角度解决问题，因此是撒切尔思路的另一个版本。出于此种思路，它鼓励公私企业共同向基础部门投资，尤其扶持中小企业，用创造就业来代替救济。它提倡对教育事业加大投资，通过发展人力资源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保障经济发展。政府还向英格兰银行下放权力，让它独立于政府，自行决定汇率。在医疗保健方面，它一面承诺大幅度增加政府拨款，一面又在具体执行时小心翼翼，精打细算，节省每一笔开支。在劳工政策方面，它一方面批准了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规定的“社会宪章”（Social Charter），限制劳动时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障职工参加工会的权利；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疏远工会，将工会的作用边缘化。

总体而言，首届布莱尔政府在平衡经济发展与福利开支方面还算比较成功。1999年，政府自称它在竞选宣言中提出的177项任务中的多数已经完成或正在执行。英国经济平稳发展，实现了低通胀、低利率、低失业。布莱尔顶住了参加欧元区的压力，兑现了“反对建立欧洲联邦”的承诺，在2000年欧盟尼斯峰会上，他继续采取英国那种若即若离的立场，为实行欧洲统一的税收与社会保险政策保留了否决权。在如此有利的政治环境中，布莱尔政府提前解散议会，于2001年6月举行新的大选。工党在大选中再次全胜，获413个席位，只比上次少了6席。保守党再次落败，只比上次多出1席，获166席。但是选民投票率只有59.1%,比上次大选还要低得多。

这次大选后，工党的锐气就开始消退，“第三条道路”也日渐消声，人们不大谈论它了。这条“道路”的始作俑者吉登斯在大选之前就注意到这一点。费边社书记马丁·雅各布斯（Martin Jacobs）则说道：

新工党悄然离世，却不意味着要回到旧工党……回去不是选择。……假如第二届（工党）政府想要完成它的历史承诺，工党就必须找一个适合于新时代的故事出来。

显然，他们知道“第三条道路”只是讲“故事”。现在回过头去看，它当时只是一种选举策略、一个选举的口号。每一次大选都需要一个选举口号，哪一个党的口号动听，哪一个党的胜算就大。等到第二届工党政府组建之后，“第三条道路”也就慢慢偃旗息鼓了。如同雷声大雨点小，一场闹哄哄的理论展示也匆匆收场。人们曾经把“第三条道路”看作是一个理论的创新，但其实它不是。

布莱尔第一届政府还做了以下两件事：

一、1998年提出上院改革法案，取消世袭贵族在上院的表决权，这是工党在竞选时作出的承诺。不过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最终的结果是：保留了92位世袭贵族的表决权，其中2人为职守上议员，其他由党派产生。1999年11月，《贵族院法》（House of Lords Act）正式获通过，工党的上院改革承诺就算执行了。

二、1997年履行另一项竞选承诺：在苏格兰和威尔士进行分权公投，两项公投都获多数通过。根据公投结果，1999年两地都选出分权议会。工党这样做并非没有党派利益考虑：它在两地都有选举优势，分权后可以控制两地的议会；它认为这样会加强它在伦敦议会中的地位，达到长期掌握全国政权的目的。但事实证明这种想法十分短视：苏格兰民族党很快就在苏格兰的分权议会中掌握控制权，不久又在全国大选中拿下了几乎所有的苏格兰议席。它乘胜追击，提出了苏格兰独立的主张，并迫使后来的卡梅伦政府同意举行独立公投。分权有可能导致国家解体，工党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过，那是属于21世纪的故事了，到20世纪结束时，布莱尔政府如日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