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重建（2 / 2）

其次，战争需要工党发挥作用，工党与工会的关系使它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在战争中，正是因为工党与工会的特殊关系，才使英国顺利地调动了全国人力，充分地利用了它本来是十分贫乏的人力资源。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作为一场“人民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激发了人民对未来的期望，而工党正为人民提供了这种期望。在战争中，人们发现：战争是人民打赢的，因此人民应得到充足的补偿。人们还发现：战争中政府涉足于一切领域，它不仅组织了战争，而且组织了整个社会生活。比如说，战争刚开始时，政府就组织城市儿童疏散，几十万城市儿童被转移到乡村，其有条不紊、组织之精良，竟使许多人深感吃惊。战争中，政府负责劳动力分配，使人突然想到由政府来安排就业也许可以消灭失业！政府制定物价与工资，结果物价稳定，工资水平却不断上升，贫困问题似乎可以解决。政府实行食品定量，结果战争的艰苦岁月不仅没有造成饥饿，反而依平均水平估算，人民的营养程度比过去更好。所有这些都说明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并不见得好，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国家干预理论则大可行得通。

工党的“社会主义”，如果指的是依靠国家的调节，使财富的分配变得更合理，那么这不仅在实践中可行，而且正是千百万在战争中做出了牺牲的普通人所一心向往的。人们对工党的疑虑消失了，工党成了可以引导英国走向战后“新社会”的一个可能的选择。关于战后要建设一个“新社会”的议论，早就在平民百姓中盛行，媒体乃至教会中人士都津津乐道。1942年9月由工业基督教徒协会发起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terbury）宣称应该对土地与货币实行公共管理，约克大主教（Archbishop of York）则强调国家制定住房计划的重要性。1940-1942年，连续三个议会调查委员会发表报告，强烈主张政府在战后应该对工业及人口的分布、土地的开发利用、市镇的重建等等进行规划指导。

在这种氛围中，解决20世纪另一个主题的时机开始成熟了。1942年12月1日，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向全国公布了他著名的“报告”。贝弗里奇是经济学家，曾担任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ics）院长，1941年底他受政府委托主持一项调查，对社会保障问题提出建议。参加调查的有十几个部的代表，但只有贝弗里奇一个人不具有官方身份，因此由他签署了“报告”。根据这份“报告”，国家在战后应当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社会保障制度，保证每个人不再受贫困的袭扰。贝弗里奇“报告”实际上勾画了一个战后“新社会”的蓝图，因此立即形成巨大的冲击波。伦敦各报以显著版面刊登“报告”摘要并发表评论，《泰晤士报》说，“报告”把“希望变成了明确现实的计划”，它应该成为“政府行动的基础”；《经济学家》（Eist）说它是“迄今所起草的最令人瞩目的政府文件之一”，无论战争的结果如何，“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应同步进行”。一年中，“报告”全文售出25万多份，摘要本售出近37万份，另在美国还售出4万份。许多人排长队购买一本两先令的“贝弗里奇小册子”。“报告”是有史以来销售量最大的一份官方文件，12月中旬的民意调查表明：有95%的人知道贝弗里奇“报告”。

“报告”显然为战争中的英国人提供了一个美好的憧憬——这是一个“新国家”，许多人把它叫作“福利国家”，但贝弗里奇认为“社会服务国家”更合适。在这个国家中，“贫穷”将永久消失，人人都将有生存的保障。丘吉尔虽说富于远见，但这一次他对民众的情绪掉以轻心。他在给政府大臣的备忘录中说要警惕“危险的乐观主义”，“不要产生虚假的希望”。工党领袖为了维护联合政府的一致性，也认为应集中精力打仗，暂不要对战后问题讨论过多。1943年2月，两党后座议员不顾各自领袖的阻挠，强行在议会开展辩论；政府对“报告”反应冷淡，丘吉尔甚至不参加讨论。工党后座议员提出一项动议，要求支持并执行贝弗里奇“报告”，结果以119∶335票失败。无官职在身的工党议员中，除一人外全都支持动议：这是战时政府遭受的最大一次打击。领袖们的态度使许多人感到失望，1944年新闻部一项报告说，“许多人尤其是工人一方面支持这项计划，一方面又担心它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成为法律”，有些人甚至说政府会“向孩子们提供家庭补助金，然后再通过削减儿童享受的所得税扣除的办法，把补助金重新拿走”。

对“新社会”的期望和对政府的失望交织在一起，就导致在战争尚未完全结束但胜局已定时举行的那次大选中，选民把一位领导他们走向胜利的英雄赶下了台，这在英国历史上虽不是没有先例，但仍然使全世界大吃一惊。贝弗里奇“报告”发表后举行的几次议会补缺选举中，其结果就显示选民的情绪正普遍左倾。政府失去的16个席位，主要是丢在保守党方面，而工党的声望则开始增长。1943年6月到1945年6月所作的一系列选举预测表明：假如举行一次新的大选，工党将比保守党领先7-18个百分点。

工党对战后政局的关注要比保守党认真得多，也许正因为丘吉尔享有崇高的个人声望，保守党才在选举问题上似乎并不担心。丘吉尔自己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大选失败的可能性，他希望联合政府能继续执政，在自己领导下完成战后的重建工作。但工党在1944年底的代表大会上明确表示：它只希望联合政府存在到战争胜利的那一刻为止。1945年5月18日，德国投降后仅9天，丘吉尔写信给艾德礼，要求把联合政府维持到日本战败。艾德礼本人是支持这个建议的，而且他和丘吉尔共同起草了这封信，但工党全国委员会第二天就开会拒绝了这个建议，结果丘吉尔于5月23日正式辞职，定在7月5日举行大选，在此期间，由丘吉尔担任看守政府首脑，工党则全部退出内阁。

工党为大选作了充分的准备，在它颁布的竞选宣言——《让我们面对未来》中，它作出三项许诺：1.充分利用国家资源，提高生产能力；2.通过工资、社会服务和保险，将购买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3.对关键性的工业部门及医院、学校等实行计划投资，政府指导新工厂的设立。在宣言的结论中工党声称：“工党是一个社会主义党，并为此而自豪。工党的最终目标是：在国内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大不列颠共同体——它自由、民主、有效、进步、富有公益心，它的物质资源将组织起来服务于英国人民。”大选的结果完全出乎丘吉尔意料之外：工党取得压倒性胜利，保守党只获213个席位，工党则获393席。当天（7月25日）晚7时，丘吉尔觐见国王，提出辞呈。艾德礼随后应召入宫，组织工党的第三届政府，也是它第一次掌握议会多数的工党政府。

工党掌权后，就要来解决战争中酝酿成熟的许多问题了。这届工党政府打算实行两个目标，一是国有化（nationalization），二是建立“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两个目标虽不相同，却又有内在的联系。

新的议会开幕时，政府就通过国王之口提出扩大工业中公有制成分的政策；此后两年里，政府制定一系列议会法案，实行国有化：首先是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nd）国有化，接着是煤矿国有化，再接下来，民航、铁路、公路、运输、煤气、钢铁、电力等部门也都实行国有化，由国家建立相应的经济实体（如国家煤炭局等）作为财产所有权的体现者。这些“公共法人团体”以政府代理人的身份负责经营，而政府自己却不直接插手，只由相关各部作出政策性指导。企业的实际管理权在多数场合下仍掌握在原有的经营人员手中，这样，原有的私人企业结构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工人仍然是劳动力的提供者，他们仍然与“资方”讨价还价，举行工资与工作条件的谈判。他们还可以发动罢工，用罢工这个最有力的武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政府不直接经营企业，因此在出现“劳资冲突”时，政府仍可以仲裁者的身份出现，调解双方分歧。这当然是一种巧妙的安排，但这样一来，“国有化”的实质就在于政府接过企业的“所有权”（一般给予原“所有人”巨额赔偿），而让管理权保留在原来那些人手里，因此并没有改变企业中原有的产业关系。

工党的思路在1934年党的纲领《为了社会主义与和平》中就已形成，战争只是使实施这些纲领的条件成熟而已。保守党多数已经对“国家干预”习以为常，因此只对工党的方案作一些修修补补，并不当真反对其原则。丘吉尔一面大喊“社会主义”将毁灭英国，一面又支持英格兰银行国有化。他在向保守党1922年委员会作政策说明时，只说他“不想用更广泛的改革计划和工党抢先争腔”，而并没有反对已经出台的国有化措施。1947年保守党研究部抛出了一部《工业宪章》，实际上是保守党的政策调整宣言。其中认可了英格兰银行和煤炭等行业的国有化，但对拟议中的钢铁国有化表示反对。到这个时候，两党在国有化问题上的争执更多的只是一种竞选策略，而不是真正的政策分歧了。

但两党在钢铁国有化问题上，还是着着实实地较量了一番，并且触发了第二次上院改革。

1949年工党政府提出钢铁国有化法案，这时离下一次大选只剩下一年多时间。政府意识到保守党会把钢铁国有化作为竞选的一个重要话题，并可能利用它所控制的上院行使延置权。假如果真如此，那么在法案被延置两年之后，万一工党竞选失败不再掌权，钢铁国有化方案当然也就夭折了。考虑到这一点，工党政府决心对上院再开一次“刀”，它依靠下院多数通过一个新的《议会法》，将上院延置权缩短为一年。后来上院果然否决了钢铁国有化法案，但一年后它就自动生效了。以后，保守党上台就将该法废除，工党上台又将其恢复，如此两起两落，经过四个回合，其间并不存在实质分歧，只是两党借钢铁国有化问题检验自己的实力而已。

国有化对英国的冲击并没有事先想象的那么大。到1948年国有化基本告一段落时，80%的劳动力仍然在私营企业工作，“以后十年，国有企业更只是私营企业彻底的奴仆而不是它的主人”。国有化不是“公有化”，它没有威胁到私有制的存在，也没有威胁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国有企业中的工人并没有“参与”企业管理，他们不是“合伙人”，更没有“所有权”。热情支持国有化和激烈反对国有化的人事实上都错了，国有化的结局是双方都不满意。中等阶级本来就对国有化心存疑虑，随着1947年经济危机的到来，大批选民离工党而去，在这种压力下，工党修改政策，国有化到此基本结束。但强烈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又对工党的“背叛”表示不满，因此到下一次（1950年）大选时，双方的不满都发泄出来，工党只得到5票多数。

如果说国有化政策半途而废，那么“福利国家”却取得了成功。“福利国家”主要体现在1946年的《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医疗服务法》（National Health Service Act）中，其他一些立法比如有关住房、教育、社会救济、家庭补贴等等的法案，则可看作辅助性措施。所有这些措施实行之后，英国人便处在“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下，国家仿佛是一把张开的大伞，把所有国民都置于它的保护下。资金是从雇主、雇员和国库三个方面征集的，全国每一个人在生病、失业、工伤、老年的时候，都可以享受社会津贴。这以后，贫穷问题不再是英国的社会问题，没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现象不再存在了。工党领导人对“福利国家”的成果自视甚高，负责制定《国民医疗服务法》的工党卫生大臣比万（Aneurin Bevan）就把医疗保险制度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试金石”。

1950年大选，工党以微弱多数获胜。这时摆在工党面前的问题是：下一步怎么走？国有化告一段落了，“福利国家”也基本形成，保守党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没有作原则反对，而是自我调整政策，转变成所谓的“新保守主义”。尽管两党在竞选中论战激烈，但给人的印象是大政方针基本一致，不存在根本分歧。一个只拥有5席多数的政府其实什么也不能做。选举后仅半个月，保守党就在钢铁国有化问题上发难，结果工党险胜而政府幸存。此后工党内部因朝鲜战争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艾德礼、贝文等主张增加军费，支持联合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比万等人则反对介入朝鲜战争，说应该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多的社会福利。1951年4月，比万派退出内阁，工党内部分裂，政府的多数保不住了。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大选已不可避免，10月举行的大选中工党得票总数虽然比保守党多，但保守党取得的席位却比工党多，它以321席超过半数获胜，组成新政府。

五年之后，工党新领袖盖茨克尔（Hugh T.N.Gaitskell）总结工党失利的教训时说：“繁荣使太多的工人投了托利党票。”工党其实是陷进了一个难以自拔的困境：它建立了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但这个体系要靠沉重的赋税来支撑；它实行了国有化，但国有企业要以降低生产效率为代价。生产率的降低和税率的提高都会引起人们的不满，但如何才能使不断上升的社会福利开支在生产力不能同步发展的情况下得到必要的财政基础呢？如何才能在人们对物质需求的过高期望与为获得社会保障所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之间找到出路呢？——这似乎是一道永远也得不出结果的数学方程式，在此后30年中将困扰每一届英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