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重建（1 / 2）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争虽说是主旋律，但在“国内战线”即英国的内部事务方面，20世纪的几大主题仍然在展开。尽管因战争状态它们表面上退居次要地位，但战争促进了问题的解决，为社会创造了解决问题的环境。20世纪初提出的那些问题，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酝酿成熟、而到战争结束后逐一解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开创了一个“新社会”。

当然，战争是当时的主旋律。

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但战争在半年的时间里却是“西线无战事”，以至张伯伦始终暗藏希望，幻想德国将不战自乱，或者它也许不会在西线进攻，而直接把祸水指向东方。1940年1月，经济战争部发表的第一个情况通报十分乐观，它说德国已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其程度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年之后，因此可指望用经济的手段打赢战争。这无异于是说德国将不战自败，既然如此，何必要大动干戈呢？于是，就形成了丘吉尔所说的“灰暗的战争”。多数英国人此时精神麻痹，已疏散的人口又返回家中，舞厅和电影院通宵营业。3月复活节假日，旅游胜地挤满了度假的人群，战争仿佛与英国无关。

转折点发生在挪威战役爆发后。4月初，就在该战役爆发的前夕，张伯伦还对战局持轻松看法，他公开宣称希特勒“错过了班车”，没有在“我们有时间弥补不足前”压倒盟国。但随着挪威战局的失利，国内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5月2日，张伯伦宣布英军已撤离挪威，不满的情绪立刻上升到极点。5月7-8日，议会辩论战争问题，最尖锐的批评意见来自保守党内部。张伯伦的老朋友、老同事艾默里（L.S.A mery）用当年克伦威尔解散残余议会时的话对张伯伦说：“你在这儿坐得太久，对你没有好处。走吧，我说……以上帝的名义，走！”他的话受到热烈的欢呼。工党提出不信任投票，张伯伦虽然以281∶200之多数渡过了这一关，但大约有40名保守党议员投反对票，另有约60名弃权。9-10日的民意测验显示，只有22%的人支持张伯伦。5月10日，工党通知张伯伦将不参加他所领导的联合政府，而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对于战争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那天下午，张伯伦知趣地辞去首相职，并提议由丘吉尔接任，国王立刻批准了对丘吉尔的任命。那天晚上，丘吉尔就寝时，强烈地感到自己如释重负，他觉得“好像是正在和命运一同前进”，他“以往的全部生活，不过是为了这个时刻，为承担这种考验而进行的一种准备罢了”。

但丘吉尔接过的是一个烂摊子。就在这一天，德军越过荷、比边界，发动对西线的全面进攻。三个星期后，英军已被全部赶出欧洲大陆，完成了“敦刻尔克大撤退”。再过三个星期，法国已经投降了，英国成了唯一还在与纳粹德国作战的国家。这是自拿破仑战争以来英国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战争爆发时，它的军力远不如敌国。与1914年相比，其陆军数量很少，仓促组织起来，缺乏有效的训练。英军的装甲部队远落后于德国，而这个兵种在以后的地面战争中将发挥决定性作用。英国海军虽然强大，但舰只陈旧、装备落后，而且航空母舰不如日本多，装备不如日本先进。如果英国同时与德、意、日三国开战，它的海上力量将穷于应付，四处挨打。英国空军在那几年发展得很快，装备也不错，但其数量仍比不过德国，并且德国的地空配合作战显然在战术上占了上风。

最糟的是英国经济实力已大不如以前，1914年英国工业生产能力占全世界的13.6%,当时还不到10%。英国出口量减少，致使其支付能力弱，据估算若战争长期进行，英国将在1941年破产。法国投降后，英国就是孤军作战了，1914年还有东线和南线，当时只剩下一个不列颠孤岛。

但英国的士气却开始高昂。丘吉尔接任后第三天，他在议会发表著名的就职演说，他说：“我没有别的，我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进行战争；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还从来没有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

这些话改变了政府软弱无力的形象，表达了新政府战斗到底的决心。由于丘吉尔组阁，人民恢复了信心，法国沦陷后曾出现一幅著名的漫画，上面画着一个英国兵，面对英吉利海峡自豪地说：“孤立无援么，很好！”民意测验显示，只有3%的人认为会输掉战争。丘吉尔在《战争回忆录》中说：“一股不可抗拒的熊熊烈火燃遍了我们这个岛屿的每个角落。”

丘吉尔组成的联合政府由三党领导人共同参加：艾德礼任掌玺大臣（Lord Privy Seal），掌管下院；后又兼丘吉尔的副首相（Deputy Prime Minister）、接任枢密院长；贝文出任劳工大臣，负责政府与工会的沟通，保证向战争提供人力；哈里法克斯留任外交大臣（Fary），但很快被艾登取代，由艾登领导战时外交；自由党领袖辛克莱（Archibald Sincir）担任无关紧要的航空大臣，从而象征性地保证了三党联合；报业大王比弗布鲁克（Lord Beaverbrook）出任飞机生产大臣，他在这个岗位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不列颠之战”（Battle of Britain）的胜利提供了物质基础。张伯伦留任，担任枢密院长（Lord Presidentof the cil），直到10月份他去世为止。丘吉尔自己兼任国防大臣（Minister of Defence），负担指导战争的全部重任，并以他为中心成立一个核心内阁（战时内阁），协助首相指导战争。

联合政府在战争中经受了两次考验，一次是1942年初，当时，日本在东南亚发动攻势，夺取了中国香港，攻进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并准备入侵澳洲；在北非，德军则开始了新的一轮进攻。议会于是出现骚动，甚至有谣言说丘吉尔准备下台。1月27日，丘吉尔要求议会举行信任投票，他号召所有议员公开表态，“在投票时谁都不必胆小如鼠”。议员们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结果以460∶1的票数投了政府的信任票。

第二次发生在1942年夏天。德军在北非取得重大进展，他们突破英军防线，攻占了托卜鲁克，正在继续向阿拉曼（el Amein）迅速推进。英军则一溃千里，尼罗河三角洲危在旦夕，英帝国似乎要从非洲被赶出去了。丘吉尔刚从华盛顿回到伦敦，立即面临一次不信任投票，提出动议的是保守党财政委员会主席沃德洛米尔恩（Sir John Wardw-Milne），他得到海军元帅罗杰·凯斯（Sir Roger Keyes）和前陆军大臣（Secretary for War）霍尔贝利沙（Hore-Belisha）的支持。这些人对“皇家军队的英勇气概和坚忍精神表示敬意”，但是对“中央有关战争的指挥工作却不予信任”。丘吉尔立即予以反击，他要求下院“必须成为国家中的持续稳定的因素，而不要成为新闻界中那些心怀不满的一部分人……的工具”，他说这几天的辩论“已在国外造成有害影响……我们的敌人就会对此大加利用”。他要求全体议员投票支持政府，让英国人正在与之做殊死斗争的“暴君的耳边响起失望的丧钟”。投票结果，支持米尔恩提案的只有25人，弃权的约30人，476人投反对票，联合政府成功地渡过了战时最大的一次危机。

在战争中，政府的职能迅速扩大，以前认为政府不应该管的事，现在则必须管起来，这样就触及20世纪的一大主题，即国家的作用问题。在战争的压力下，政府的规模大为扩展，成立了许多新的部，比如物资供应部、经济战争部、新闻部、粮食部、海运部、国内安全部，乃至飞机生产部、民航部、城乡规划部、燃料动力部、厂房建筑部等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央政府的规模相当小，自由主义的传统从来都把政府看作“不可避免的祸害”，因此要尽量限制它，使它不能危害个人的自由。但要想打赢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一场“总体战争”，没有政府在一切方面发挥作用是不行的，于是人们认可一个无所不在的“大政府”，让越来越多的“官僚部门”建立起来。这些新增加的部在战后大多都保留下来，从而为国家干预整个社会奠定了基础。

战争还导致权力集中，丘吉尔也许是20世纪权力最大的首相。他直接指导战争，直接领导外交行动，直接与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斯大林等人通信往来，并直接与各战地指挥官保持热线联系，指挥战斗。他成立内阁国防委员会和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亲任其主席；枢密院长委员会是一个内阁外的“内阁”，负责协调各方面关系。他还成立了其他各种委员会如生产委员会、本土防卫委员会、经济政策委员会、粮食政策委员会等等，负责制定各种政策，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对首相本人负责，其所制定的政策要求各部执行。丘吉尔还有一班私人顾问，其中最重要的是伊斯梅将军（General Ismay）和林德曼博士（T.A.Lindemann），前者在许多场合充当首相的私人代表，为协调文武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后者是首相的科学顾问，他能把科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用浅显的语言向首相介绍，从而保证这些成果能迅速而准确地运用于战争。

战争需要对人力进行最大的动员。战争刚爆发，征兵制就开始了。接着，一系列议会立法授权劳工大臣对全国人力进行统筹支配，包括必要时向某些紧缺的生产部门指派劳动力。1940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国民登记，18-50岁的男女必须以某种形式为国家服务（服兵役或参加本土保卫、维护治安或在政府指定的部门工作等等），19-22岁的妇女必须全日工作，其他妇女则至少要半天工作。1941年夏，已经有800万男女组织在军队、国土防卫队或军工生产部门中，到年底，14-64岁的男子有94%被国家征用。这种规模和形式的动员在英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

战争期间甚至暂时停止了某些公民权利，几百年来形成的言论出版自由、罢工自由等等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劳资双方还实行“休战”。1939和1940年的《紧急权力法》（Emergency Power Act）授予政府广泛的权力，甚至可以在“有利于公共安全和国土保卫”的前提下任意拘捕任何人。但总的来说，英国对公民的控制相对于其他交战国来说还是宽松得多：英国始终没有实行劳动力调拨制，工作变动基本上是自愿的；它还最大可能地维护个人权利，限制行政部门“越权”。1944年下院组织了一个“审查委员会”，对各部发布的每一项命令进行审查，看它们是否侵犯了公民权利。但不管怎么说，战争扩大了政府的权力，也改变了人们对公民与国家关系的看法。

战争使工党地位迅速上升，从而完成了从20世纪初就开始的新政治力量崛起的过程。1931年工党政府垮台后，该党曾陷入严重的内部纷争，左右两派在经济政策、外交政策和社会改革的幅度方面分歧都很大，因此大大地削弱了党的战斗力。1935年，党在大选中虽然成果辉煌，但党的领袖全部落选，结果只好挑一个不知名的生手担任议会党团领袖，而在此后约四年中，他似乎只是个背景人物，在前台的还有像贝文、多尔顿这样的人。

工党的社会主义纲领特别是党章第四款是工党执政的重大障碍，不仅有产者对此充满敌意，而且一般百姓也对“社会主义”是否符合英国的国情心存疑虑。人们不知道工党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而要知道它是什么，又非得工党先掌握政权、将它付诸实行才行。因此在整个30年代，工党就陷在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中：反对它的人不支持它，应该支持它的人也不准备支持它。

战争改变了这种局面。首先，战争需要工党的支持，一个为党派纷争所困扰的国家不可能全力以赴进行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作为最大反对党的工党此时必须进入政府，参与政府决策。张伯伦辞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不能延揽工党入阁，这说明了工党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