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社会分层（2 / 2）
注：（1）本表取自Peter Mathias,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an eic history of Britain,1700-1914,Londohuen and Co.,1983,p.24.（2）国民总收入为44735800英镑；国民总支出为43150600英镑；能够增加国民收入的人口为2675520人；减少国民收入的人口，即表中用楷体标出的5类人口，也是格雷戈里·金认为的贫困线以下人口，为2825000人。
那么，约曼农是如何消失的呢？部分约曼农向小店主、手艺人等新兴职业集团作水平流动，是约曼农消失的第一个原因。约曼农以农耕为生，从土地获取利益，但他们又常常兼顾小商业和手工业，一旦其工商业收入在维持生计中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人们就不再认为他们是约曼农，而认为他们是面包师、呢绒商、工匠等等。约曼农消失的第二个原因是内部分化以及被社会其他阶层吸纳。约曼农本来就有“大”、“小”之分，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比如据米尔德里德·坎贝尔估计，小约曼农年收入为40-50英镑，大约曼农年收入达到100-200英镑，肯特郡个别约曼农年收入甚至有1000-1500英镑。而兰开郡彭德尔林区（Pendle Forest）17世纪财产目录分析表明，有45%的农夫财产清单总值超过50英镑，而14%的约曼农低于50英镑，有一半约曼农的财产清单总值超过100英镑，农夫最高者也达到了87英镑。这样，富裕的约曼农向乡绅流动，较穷的约曼农则流动到地位相对低的层次上去，于是在垂直流动与水平流动的共同作用下，17世纪初仍然是英格兰社会一大阶层的约曼农群体逐渐消失了，到世纪之末它已经不存在。第三个原因是农业商品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人口增长和物价上涨，市场经济带来各种机遇也带来许多压力，由于约曼农早已不是自给自足的农民，他们的命运与商品经济有密切的联系，不同的人对这些变化会作出不同的反应，于是就造成不同的结果。在英格兰，发财快的约曼农一般是经营大块土地的自由持有农，他们不会因地租上涨而受太大的影响，对市场价格的变化也有比较强的应对能力，这些人最终变成充满进取心的小农业资本家，有些人甚至变成了小乡绅。经营土地较小的约曼农就没有这么幸运，他们可能在社会等级的阶梯上向下流动，沦落为农夫、茅舍农和工资劳动者。
从16世纪宗教改革，到17世纪革命，这一个世纪见证了“乡绅的兴起”。这里所谓的乡绅，主要指土地阶级中地位低于贵族的小地主，也就是都铎和斯图亚特时期社会地位在贵族之下、约曼农之上的那个特定阶层，尤其指借助于宗教改革和农业改良而发迹的那些人。在牛津郡斯温布鲁克（Swinbrook）的埃德蒙·福特普莱斯爵士（Sir Edmuipce）的墓志铭上，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铭文：“埃德蒙无愧于他的身份地位和家族荣耀。他为公私事务呕心沥血，他热爱上帝、严谨朴素、克己奉公、公平正义。他善待上下，忠诚笃信”。上述铭文反映了乡绅的人生观，也表现了时人对乡绅的素质要求。斯图亚特时代法学家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说过，在其他国家，缙绅以特权著称，而在英格兰，乡绅是受到尊敬并在王室花名册上有名的人。另有同时代评论家认为，乡绅并非贵族，但有司法权。英国逻辑学家威廉·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说“权力随土地产生”，威廉·哈里森则认为“无须从事劳动而悠闲地以土地为生”是乡绅的标志。上述诸看法表明，在16-17世纪的英格兰，乡绅是占有地产、具有司法权又有舒适生活条件的人，他们在王室纹章局登记备案，被绅士群体所认同。
16世纪以来，国家管理机能的扩大、修道院的解散和土地市场的活跃为乡绅的兴起创造了条件，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乡绅家庭数量的增加，超过了同期人口增长的速度。在约克郡，1558年有乡绅家庭557户，1603年上升为641户，1642年为679户；在萨默塞特郡，1502-1623年乡绅的家庭增加了三倍；在沃里克郡，1500年有乡绅家庭155户，1642年为288户。当然也有乡绅家庭数量减少的地区，如在16、17世纪之交，兰开郡乡绅家庭从763户减少到662户；亨廷顿郡小乡绅家庭，从1613年的60户减少到1684年的53户。但总趋势是乡绅家庭数量在增长，据威尔逊爵士统计，1600年英格兰有500家骑士、1.6万家准骑士和乡绅；格雷戈里·金在17世纪末的统计为780家从男爵、620家骑士、3000-3500家准骑士和1.2万——2万家乡绅。赖特森说，1611年詹姆士一世首次册封200家从男爵，1641年出于财政需要扩大到400多家；而1688年金的统计为800家左右。
乡绅的兴起，不仅表现为数量的扩大，在土地为中心的财富占有方面也更加突出。根据1436年的国家税收评估登记表以及1688年的统计表，1436-1688年间，乡绅占有土地的面积从占全国的25%上升到接近一半。阿兰·艾维里特对1640年肯特郡的研究表明，从男爵、骑士和乡绅占有该郡财富总量的32%,而贵族只占有5%的财富。从实际收入看，1642年约克郡共有679家乡绅，其中362家（占总户数53.3%)年收入低于250英镑，244家（占总户数为35.9%)在250-999英镑之间，73家（占总户数10.8%)超过1000英镑。同一时期，肯特郡教区乡绅的年收入为200英镑左右，最富裕的上层家庭则达到1万英镑。
时人认为，根据财产占有和社会地位，士绅阶层可以区分为骑士、准骑士和乡绅三个类别。在权势方面，上层乡绅构成郡级统治集团，其经济利益并不限于一个地区；下层乡绅很少担任官职，但积极参与基层社会管理，其经济利益限制在一个村庄或一个教区内。尽管如此，三个亚群体在价值观念上的认同不可忽视，虽然教区乡绅和郡县乡绅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但他们在家庭与亲属、邻里与门客、庇护与服从等价值观念方面，以及自愿担任公职、热衷公共事务方面的特点，则没有很大区别。共同的文化特征使人们感觉到，在16-17世纪的英格兰，的确存在一种“地主”的共同观念，由于追求土地财富和社会地位，乡绅在政治方面产生了共同的信念，这就是英格兰社会以地产作为身份地位的重要标识，因而热情地参与各级政治管理。同时，乡绅共同性又因为共同的道德标准和文化习俗而得到加强，这些与乡绅家庭的教育背景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查理一世时期的诗人布莱斯维特（Richard Brathwait）认为，德行和教养因出身高贵和悠闲生活而获得，“绅士凭着对天国的希望，为王国和公共社会服务的热忱，虔诚的宗教行为和优雅的生活方式，坚定地立足于自己的土地上。”
16-17世纪，乡绅在英格兰兴起了大建乡村豪宅的热潮。从历史上看，11-15世纪时，贵族建造厅堂组合式宅邸和古城堡；到16世纪，他们的建筑理念和建筑风格发生变化：在功能上，从以军事防御为主，转变为以居家生活为主；在心理上，从相互模仿到别具一格；在风格上，从追求高耸，到喜欢广袤。都铎时期，随着乡绅的兴起，乡村出现大量的豪宅，取代中世纪城堡，成为大兴土木的新成果。这些庄严、美丽、宜居的新式建筑，是都铎时代与斯图亚特早期社会宁静的产物，更是乡绅的尊严与威仪的外在标志。16世纪下半叶，乡绅建造一种不设防的私人府邸，占地面积大，加上花园可达上千公顷。乡绅大兴土木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1538-1553年，都铎君主为筹集军费和争取支持，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地出售教会土地，使英格兰大约四分之一的土地所有权发生转移，有些归属于都铎新贵，有些落到了发迹乡绅的手里，地主们因此获得了大建豪宅的地产资源。其二，16世纪英国经历了一场建筑材料的革命，以前所需要的砖块要从荷兰进口，现在本土已能制造；同时，玻璃制造业和制铁业也在英国兴起，大面积的铁框玻璃窗墙，取代阴暗厚重的古堡墙壁，带来了建筑风格的重大革新。那些修筑于16-17世纪的乡绅豪宅，已经成为这个岛国的特色之一，并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一方面，豪宅是经济和社会管理中心，豪宅的主人往往管理着成百上千顷土地，依靠土地租金维持豪宅的存在。宅邸内大都设有财务室以收取租金、保管账册；档案室用来珍藏地产契约、法律文件和家谱文书。17世纪后半期，乡村宅邸大都建有毗连的作坊，生产食物和饮料，供家人、亲属、仆役们消费。另一方面，小贵族的乡村宅邸成为他们显示权威的展台，这些建筑的规模和风格，尤其是内部装潢与外部设施，足以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时，英国贵族的奢华排场在乡村而不在伦敦，这与巴黎王宫的灯红酒绿不一样，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指出，法国的贵族在城市挥霍财富，英国的贵族在乡间展示权威。法国人德·索尔热也说：“奇怪的现象是许多英国贵族拥有巨大财富，在城市的生活却十分俭朴。他们宣称在乡下花掉更多金钱，大宴宾客、豢养犬马、培植花卉、尽享安逸，奢华的生活像一个小小的国王”。
17世纪英国建筑业的辉煌，以古典主义（Cssicism）建筑师伊尼戈·琼斯（Inigo Jones）为代表。他曾两度前往意大利学习，带回了帕拉迪奥式建筑风格（Paldianism），今天仍然矗立在英伦大地的赫特福德宅邸（Hertford Mansion）、格林威治宫（Greenwich Pace）、伦敦白厅等，就是琼斯的传世杰作。在建筑学上，琼斯爱好简单的块状结构，喜欢各向度间简单的比例关系。他认为房屋在高度与宽度相等、长度是宽度的两倍时，最能给人愉悦感。在威尔特郡（Wiltshire）的威尔顿宫（Wilton Pace），琼斯按照这个理念设计出单立方间和双立方间，使其扬名英伦。
乡村贵族出于政治目的而建造大型豪宅，主要集中在两个高潮期：一是1570-1615年间，伊丽莎白和詹姆士一世的重臣为接待国王巡访，而建筑豪宅；二是17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30年代，建筑豪宅的主要是辉格党人。在政党政治起步阶段，私宅宴客是政客们营造政治势力的常见手段。因此，德文郡伯爵（Earl of Devonshire）建造了查兹沃斯宅邸（Chatsworth Mansion）和霍顿庄园（Houghton Hall），18世纪的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爵士（Sir Robert ole）曾在这里大宴宾客，举国上下的政坛盟友云集于此，郡内乡绅也来凑热闹，霍顿庄园甚至被戏称为小“议会”。即使没有政治需要，新发家的中小贵族也要建造漂亮的私人宅邸，传记作家罗杰·诺思（Roger North）说，凡拥有自己事业的英国绅士，都渴望有一座宽敞明亮的私人宅邸。
乡绅建筑豪宅时，首先要关心外观壮丽，从16世纪起，贵族宅邸大都建在小山包上，从远处看去蔚为壮观，从里往外看，也是将山下美景尽收眼底。都铎时代的塔楼式大门，取代了中世纪城堡的防御性大门；进入门内，逶迤而上的楼梯，把人带到由高大立柱装饰的古典式门廊，从而大大提升了造访者的敬畏感。随后，高大的门厅映入眼帘，这是宅邸的主体，它像剧院舞台那样，能够举行大型社交活动，承载着主人的盛情和客人的敬意。主人寝室的两侧是阁楼、地下室，然后是仆人的住房和工作坊，体现着等级意识。除此之外，辅助性的建筑设施，如畜棚、酿酒坊、奶品房、鸽舍、谷仓等，也必不可少。这样看来，豪宅就是一个小社会。17世纪后期，英国社会攀比之风盛行，豪宅既是贵族、乡绅炫耀尊荣的场所，也是社会分层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