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宗教改革（1 / 2）

都铎英国的宗教改革是16世纪整个欧洲宗教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结束了中世纪英国二元权威并立的政治、社会结构，实现了英吉利教会的民族化和国家化。在英国宗教改革中，君主始终起主导作用，其宗教信仰与政治取向，决定了其臣民的信仰和宗教改革的方向。

英国的宗教改革有深刻的政治与文化渊源。15、16世纪之交，英国人的民族意识已相当强，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干预和控制十分不满，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教会占有大量土地，苛税繁重，谋取暴利。教会地产占全英国的三分之一，年收入达到2.7万镑，而同一时期王室的收入只有1000镑。圣奥尔本斯（St.Albans）的格拉斯顿伯里（Gstonbury）等大修道院以及温切斯特（Wier）和德拉姆主教区的收入，都超过最大的世俗贵族的收入。第二，教会法庭滥用司法权，引起社会的普遍反感。中世纪以来，教会法和普通法并存，教会法庭不仅管辖教士，也管辖平信徒的婚姻、财产乃至生死问题，而政府则无权过问。在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形成的16世纪，教会司法权已成为英国国家构建的巨大障碍。第三，教会腐败加剧了人们的不满。上层教士往往占据多个教职，然后低薪聘人代为管理，自己获取厚利。在林肯主教区，1514年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俸禄是由多职务人员领取的；与上层教士相反，下层教士生活贫苦，他们缺乏教育，甚至不能用拉丁文做弥撒（Mass），因而难以履行职责，也难以获得应有的尊重。总之，英国在宗教改革前夕弥漫着强烈的反教皇、反教会的情绪，这种情绪为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15世纪以后基督教人文主义者（Christian humanists）逐渐挣脱了经院哲学的束缚，新教（Protestantism）改革家借助于《圣经》的翻译和研究，动摇了天主教的神学基础。16世纪20、30年代，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的“因信称义”（justification byfaith）学说在英国南部和东部迅速传播，以剑桥大学（Uy of Cambridge）的托马斯·克兰默、罗伯特·巴恩斯（Robert Barnes）、休·拉蒂默（Hugh Latimer）和马修·帕克（Matthew Parker）为代表，形成了新的神学理论群体。由于英王及其宠臣沃尔西对新教持一种敌视态度，所以在罗马教会看来，英国依然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国家。然而，亨利八世的离婚案打破了英国和罗马教会之间的稳定关系，将英国推向了新教改革。

按照《圣经》的说法，亨利八世娶寡嫂凯瑟琳，这种结合违背了婚姻禁忌，也就是违背了神意，因而无子，这似乎应验了。在长达25年的婚姻中，亨利和凯瑟琳共生育五个孩子，但只有玛丽活下来，而且到1525年时，凯瑟琳已40岁，有七年未曾怀孕。对于从贵族纷争和王室战乱中走出来的都铎王室来说，让一个女性继承人承袭王位是不可想象的。为了确保都铎血统的延续，且不致再发生王位继承纠纷，亨利迫切需要一个合法的男性子嗣。正值此时，他结识了年仅24岁的宫女安妮·博林（Anne Boleyn），并开始追求她。安妮是凯瑟琳的侍女，她不愿在没有名分的情况下接受亨利的求爱，因此从1527年开始，亨利正式开始了与凯瑟琳离婚的程序。不过，由于他们的婚姻曾得到教皇的恩准，他的离婚申请也需要获得教皇的同意。但是，在位教皇克莱门特七世（Pope ClementⅦ,1478-1534）却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Ⅴ of the Holy Roman Empire,1500-1558）的控制下，而查理又是凯瑟琳的姨侄儿，克莱门特怕得罪这个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君主，也就不敢轻易批准亨利的离婚请求。面对克莱门特的拖延，性急的英王亨利就在新教改革家的支持下，试图寻找绕开教皇批准的离婚方案，终于启动了英国的宗教改革。

接下来，亨利便以议会为工具，借助于法律程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同时也使宗教改革具有了深厚的政治色彩。从1529年11月到1536年4月，亨利共召集七届议会，通过了一系列的改革法令。在第一届“宗教改革议会”（Reformation Parliament）上，他“提请与会者注意，教会法庭如何利用收取丧葬税和遗嘱验迄税对可怜的国民，特别是伦敦市民进行违背人道的敲诈勒索。”在亨利的压力下，议会通过三项法令，涉及限制神甫收取葬礼费用、规定中等数目的遗嘱查验费和禁止兼任有俸圣职等内容。1530年12月，英国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检察总长在亨利的授意下，以蔑视王权罪起诉全体英格兰教士，控告他们非法行使宗教司法权，向其收缴近12万镑的罚款。在1531年1-3月召开的第二届改革议会上，亨利允许对宗教会议施以宽恕。但1532年1月开始的第三届改革议会，开始全面攻击天主教在英国的教会，并通过了《有条件限制首年俸法》（A ditional Restraint of Annates），规定除非得到国王的许可，英国的主教不得向罗马教廷上缴上任的首年俸禄。在英王政府的授意下，议会还攻击英国教会的司法权，指控教会制定的法律没有得到俗界同意，并历数宗教司法的种种弊端。针对教士会议的抗议，亨利向下议员煽动说：教士根本不是“对朕忠贞不贰的臣民，所有高级僧侣在接受圣职时都曾向教皇宣誓，将这个誓词和他们向朕宣誓的誓词作比较，就会发现他们对教皇比对朕更加忠诚，由此看来，他们似乎是教皇的子民，而不是朕的子民。”在国王和下院的巨大压力面前，宗教会议被迫提出一份名为“教士的服从”的文件，事实上拆除了教会的立法功能，承认了英王的最高立法地位。

1533年2-3月，第四届改革议会通过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上诉法》，将全部教会司法权转移到英王手中，英国由此摆脱了外来势力对其主权的干预。《上诉法》宣布：“英吉利是一个帝国，它已被全世界所承认……由一个至高无上的国王统治。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能够对包括僧侣和俗界在内的所有人的一切行为进行审判……不受任何来自帝国之外势力的干涉。”《上诉法》还规定，英王是英国教会与俗界的最高领袖，由教会法庭判决而引起的纠纷不得向罗马上诉，只能向英国法庭上诉，并由其处理。据此，坎特伯雷大主教宣布亨利与凯瑟琳公主的婚姻无效，并承认他与安妮·博林的婚姻。

第五届改革议会于1534年初召开，它通过了新的《绝对限制首年俸法》（A Absolute Restraint of Annates）、《教士服从法》（Act of Submission of the Clergy）、《第一王位继承法》（Act of the First Succession）等法案。相较于1532年的《有条件限制首年俸法》，《绝对限制首年俸法》不仅无条件地禁止教士将第一年圣俸上缴罗马，而且禁止英国人接受教皇关于主教授职的训令。《教士服从法》则以法令的方式确认了“教士服从”的具体内容，如规定未经国王许可，教士不得擅自指定与公布新的教规；由国王指派委员会负责审查新颁布的教规，否则不准施行。《第一王位继承法》确认了亨利新婚的合法性及其后嗣的继承权，并要求所有臣民宣誓承认该法案全部条款，违者将以叛逆罪论处。

1534年9-12月，第六届改革议会通过了著名的《至尊法》和《叛逆法》（Treasons Act).《至尊法》规定：“国王陛下，他的后嗣和继承者，这个王国的诸国王应取得、接受、被称为英吉利教会在尘世中唯一的至尊领袖”，由此将都铎君主推上了英吉利民族国家主权者的地位。根据《叛逆法》的规定，自1535年2月1日起，蓄意侵犯国王的尊严和称号，否认国王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认为国王是异教徒、教会分裂者或暴君者，均属叛逆，将处以极刑。《乌托邦》（Utopia）的撰写者、接替沃尔西担任大法官的托马斯·莫尔爵士，因拒不承认英王的至尊地位被处死。

1536年春召开第七届改革议会，通过了《解散修道院法》（Act of 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这部法律对英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该法，年收入低于200镑的小修道院被解散。1539年春，议会又通过了解散所有修道院的法案。解散修道院的借口是修道院效忠于教皇，违反了《上诉法》和《至尊法》，其实是为了摆脱王室的财政危机。1536-1547年，王室因没收修道院财产获得年均13万镑的收益，然而由于战争开支等因素，到亨利八世统治末年，只有大约三分之一还留在英王手中，大量被没收的修道院土地流入乡绅和约曼农手中，改变了英国农村的阶级结构。解散修道院还造成修道院院长在上院消失，使上院中世俗贵族居多，宗教势力就大大弱化了。在地方上，官员的举荐也越来越垄断在俗人手中；而在文化上，解散修道院对传统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冲击。

通过议会立法，亨利八世不仅解决了个人的离婚问题，而且完全控制了长期游离于王权之外的英国教会，结束了中世纪形成的政教分离的局面，英国也完成了从封建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亨利登上英吉利民族国家君主至尊的地位。在英国宗教改革中，亨利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早在1515年，他就倾向于王权至尊，他曾说：“根据上帝的意志和恩赐，朕乃英格兰君主。英格兰的君主在过去除了上帝没有更高者。朕故应保持君主在世俗司法及在所有其他方面的权利”。不仅如此，这种思想还反映在离婚案前夕他的诸多行为中。1529年10月，他在和新任神圣罗马帝国大使埃斯塔科·查伯斯（Eustace Chapuys）谈话中强调了教会改革的必要性，他认为：皇帝有责任提出改革，“而在他自己的领土上做同样的事是亨利的责任”。1530年5月，亨利召开由大主教、主教和大学代表参加的会议，听取与会者对英译《圣经》走私入境的看法。就在这个场合，他禁绝了七种图书和圣经的翻译本，并补充说他将让圣经“被博学多识之人虔诚、完整地翻译为英语，以便他可以在合适的时候交给臣民。”一个月后，他发布敕令，重申这一许诺：“如果他的臣民抛开不洁的书籍，他将转而交给他们真理的清泉”。可见，亨利已经把为其臣民提供圣经译本视为己任。1530年夏末，他开始发表反教皇言论，9月乃命令派往罗马的特使威廉·贝尼特（William Be）告诉教皇：王权“坐落于荣耀的顶点，世上没有更高者”。他坚持王权至尊，“因为他是王国的最高主人，他规定（禁止或剥夺）下属的权力就是应该的”。亨利还告诉查伯斯大使，如果教皇不同意将离婚案交给英国法官审理，那么他也不会把它送交给任何的教皇法官，他将“履行其对上帝和自身良心的义务……提请议会作出决定”。显然，英国自治和帝国荣耀的观念在亨利的心中已经成型，他甚至相信原始的教会和教皇无关，国家事务应该由君主处理。

亨利对教皇的不满，与英国普遍存在的反教会主义相吻合。在他的默许下，反教士情绪在1529年底召集的议会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下院一开始就提出请愿，恳请国王要求上院中的僧侣贵族就教会的不当行为作出判定。由于政府未加阻拦，请愿迅速转变成议案。时人注意到，下院议员们谈论“以前根本不会触及或谈论的事，除非他们是异端或者（不怕）丢失财产，……但现在情形不同了，因为‘上帝擦亮了国王的眼睛’”。1531年，亨利默许议会通过针对教士的蔑视王权罪指控，对此，斯卡里斯布里克（J.J.Scarisbrick）评论说：“根据这一法案，中世纪教会最为珍视的司法独立在根本上被宣布为非法”。

在宗教改革过程中，亨利选择托马斯·克伦威尔担任国务秘书，直接推动了改革的成功。亨利早期重用托马斯·沃尔西长达14年之久，后者在司法、财政、行政等方面都表现出不凡的才能。在司法上，沃尔西不但主持大法官法庭（Court of cery），还将星室法庭转变成为遵循固定程序的国家机构。他鼓励诉讼，加快司法程序改革，强调对弱者的保护，以强硬手段惩罚越位的贵族，“教导他们学习星室法庭的法律”。在经济上，沃尔西是英王征税的得力助手，1513-1527年间，政府收税41.3万镑，强行借款25万镑；相比之下，1485-1497年间只收税款25.8万镑。为了使税务公平，他还于1522年重新评估国家的财富和军事资源，以此作为借款和征税的依据。在社会问题上，沃尔西亲自在大法官法庭惩处了260起不法圈地，后代历史学家认为这是都铎政府最为有效的反圈地行为。可见，沃尔西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强化王权的趋势，为亨利推行专制主义作出了莫大贡献。但沃尔西的成功，并未脱离中世纪政教分离的二元结构，当英国宗教改革的引火线——离婚问题暴露时，他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他虽然一直设法让教皇同意英王的离婚，但未能如愿，终为亨利所抛弃。正如沃尔西在1529年6月所言：“教皇拒绝了我曾经许诺给国王的所有让步，这就注定了我的毁灭”。尽管沃尔西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相当程度地适应了社会转型时期强化王权的时代潮流，但在这最关键的一点上，他没能跟上那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君主，最终功亏一篑，付出生命的代价。

16世纪30年代，克伦威尔成为亨利首选的重臣，他身兼枢密大臣、机要大臣（Clerk of the Hanaper）、掌管王室领地大臣（Master of the King''s Wards）、财务大臣和掌玺大臣等要职，全面主持王室政府。他不但促成了英王的离婚，而且精心策划，借助议会之手颁布一系列改革法案，使亨利主张的至尊王权变成现实。在宗教改革过程中，克伦威尔主持了议会立法，推进了英国教会的民族化，确立了王权至尊的地位。他主持实施修道院的解散，创建了增收法庭与首年俸法庭。在政策出台后，他重视政策的执行效果，并发动大规模的宣传攻势，按照宗教改革的新观念塑造公共舆论。可以说，克伦威尔洞察了英王专制统治的需要，是宗教改革的重要执行者。经过宗教改革，英国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新教，即安立甘宗（Angliism,Angli Church），也称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nd）。

但是，英国国教的保守性从一开始就被宗教改革的发动者决定了。对天主教教义和礼仪，亨利是怀有真诚感情的，他无法全面否定自己早已信奉的天主教。早在1521年，他就在剑桥大学校长圣约翰·费希尔（St.John Fisher）主教和莫尔爵士的帮助下，撰写了《捍卫七圣事》（Defense of the Seven Sacraments）的小册子，公开回应马丁·路德的论文《论教会的巴比伦之囚》（On 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斥责路德为“毒蛇”和“地狱中的狼”，因而被教皇授予“信仰捍卫者”（Fidei Defensor）称号。16世纪30年代初，亨利指示当时是约克大主教（Archbishop of York）的沃尔西驱散路德派团体。即使在英国与罗马教会决裂时，亨利对于天主教的感情也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按照他的指令，1533年有两名宣传新教圣餐礼的教徒被送上火刑柱；两年以后，又有14名新教再洗礼派（Anabaptists）被处以火刑。1540年，三位坚持“因信称义”的人也成为新教殉难者。在打击新教的同时，亨利竭力维护天主教传统。可以说，通过议会法令维护天主教精神，是亨利利用议会解决宗教问题的唯一办法，所以天主教的教义、礼仪和制度几乎完好无缺地被保留下来。1536年颁布的《国王陛下为基督教安定制定的条款》，即《十信条》（Ten Articles），是亨利时期最重要的宗教文件，其中心内容是确认和肯定天主教的教义和礼仪。在这十项条款中，论述教义和礼仪的各占五条，而真正涉及改革的内容微乎其微，连在欧洲大陆已成为新教主要攻击对象的“炼狱”（Purgatory）说和教堂偶像也未被否定。议会秉持亨利的意志，于1539年又通过《六信条法》（Act of Six Articles），以法令形式维护天主教的正统地位。它宣布：凡忽视圣事，或否认圣餐、否定“变体论”（Transubstantiation）的人，都属于异端（heresy），均应没收财产，并处以火刑。该法案颁布仅两周，在伦敦一地就逮捕了500人。人们把这项严酷的法令，称为“六根带刺的血腥之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