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宗教改革（2 / 2）

改革初期的英国，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天主教传统国家，只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要求教士服从并服务于作为“英国国教会至尊领袖”（Supreme Head of the Church of Engnd）的英王。此时，新教在英国只是“没有教皇的天主教”而已。在1539年“对宗教仪式的规定”中，亨利禁止宗教争论，谴责异类宗教仪式，警告误读圣经的行为。他把自己看成是英国教徒的管理者，不容他人的染指。继1539年4月发布“限制对圣经的解释和”敕令之后，他又于11月公布了“经审核的圣经新译本”。英译圣经一经确定，英王就发布敕令，命令这种得到他认可的圣经要公开放在每一个教堂，否则将受到惩罚。在确定新版圣经的基础上，他在1546年又发布“禁止异端书籍，要求印刷者标注自己、作者的名字及出版日期”的教令，在被禁的书中，包括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的英译圣经，连禁书的人也将受到“监禁和君主的任意体罚”。

离婚案是亨利发动宗教改革的触发剂，安妮·博林则是这场风波的始作俑者。但安妮只在王后的位子上坐了三年（1533-1536），她给亨利生了个女儿，即后来的伊丽莎白一世；亨利对此很不满意，因为他希望有一个儿子，以传续都铎的香火。显然，安妮没能拴住亨利的心。1536年5月，亨利遂以叛逆、乱伦和通奸的罪名处死安妮，并随即迎娶个性温和的简·西摩（Jane Seymour）。简给亨利生了一个王子，即未来的爱德华六世，但不到两周，她自己死于产后并发症。此后，亨利又结过三次婚，都没有产生新的子女；并且，只有最后一任妻子凯瑟琳·帕尔（Catherine Parr）陪伴亨利去世。

亨利曾立下遗嘱，规定他的三个子女都可以继承王位，次序是男嗣优先，女儿以长幼为序。因此1547年亨利离世时，王位就由年仅九岁的小王子继承。临终前，他为爱德华指定了一个辅佐班子，其中既有保守派，又有革新派，规定所有的辅佐大臣地位一律平等。但不久，爱德华的舅父赫特福德伯爵（Earl of Hertford）爱德华·西摩就破坏亨利的遗嘱，让自己成为“护国主”（Lord Protector），接受了萨默塞特公爵的称号。萨默塞特公爵是一个激进的新教徒，他认为英国的宗教改革不彻底，信奉的是一种“没有教皇的天主教”，因而希望按照大陆模式，把宗教改革推向一个新阶段。在克兰默大主教的帮助下，萨默塞特操纵幼主爱德华六世推动改革，首先于1547年1月经由议会法案取消天主教色彩浓厚的《叛逆法》、《异端法》（Act of Heresy）和《六信条法》，扫除了推进改革的障碍。同年7月，议会又接连通过《反对辱骂圣礼者法》（Act of Against the Revilers of the Sacrament）和《圣餐礼规程法》（Act of Order of union），模仿大陆的新教，规定了新的礼拜仪式，同时要求在圣餐礼中使用英语。

1549年1月，在萨默塞特主持下，议会通过《信仰划一法》（Act of Uniformity），就是俗称的爱德华六世《第一公祷书》（Book of on Prayer）。该法案第一次将英国的礼拜仪式统一起来，并责成神职人员在做礼拜时宣读钦定的布道书。在推进宗教仪式方面，爱德华时期还颁布了《关于宗教改革的禁令》《停止关于圣礼的争论》《禁止非法布道，尤其是关于重婚和离婚》等敕令；并印发官方下达的《圣经讲道集》（Homilies），命令各教堂照样宣读，否则布道者将受到监禁。这些规定都很严格，违反者会受到严厉处罚。

1547年解散小礼拜堂是政府推行教产世俗化的重要措施，像亨利解散修道院一样，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满足政府的财政需要。许多天主教团体、医院和慈善组织被解散，与天主教礼仪相关的绘画、雕塑、工艺品和刺绣品被毁或出售，王室从中获利丰厚。与亨利八世时期不同，这一阶段的改革更多依赖新教徒的合作，虽说新教在伦敦等地的势力较大，但从来没有渗透到伦敦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不过，没收教产的重要举措，得到了很多利益相关的乡绅和贵族的支持，他们也许不喜欢宗教改革，也不在意改革教义或者礼仪，但是出于世俗利益的考虑，还是对新教改革给予了支持。

1547-1549年萨默塞特控制着朝政，他虽然野心很大，却是个不高明的政治家。他派兵入侵苏格兰，结果竟使苏格兰与法国结盟，给英国惹出了很多麻烦；他对农民的反圈地暴动表示同情，又得罪了许多大土地贵族，这些人群起反对他，致使局势不稳。1549年10月他被控犯有叛逆罪，于1552年1月被斩首。沃里克伯爵约翰·达德利（John Dudley）顶替了萨默塞特的位置，很快升为诺森伯兰公爵。此后，新教的改革加速进行。

在诺森伯兰推动下，1552年6月颁布了新教色彩更浓的《第二公祷书》（Book of on Prayer），其中对各种宗教仪式，如圣餐礼、临终涂油礼、忏悔，甚至圣坛的位置和牧师的祭服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使之更接近大陆的新教，例如采用会众参与的礼拜仪式即公众集体祈祷，以便于牧师公开宣教；把繁琐的弥撒仪式改造成简单的圣餐礼，摒弃天主教“变体论”，采用耶稣受难（Crucifixion）的象征性意义。1552年11月1日，全国教堂正式使用新公祷书。至此，英国教会的礼仪改革基本完成了。1551年，爱德华六世任命一个由32人组成的皇家委员会，在克兰默大主教的领导下负责教会法和牧师纪律（ecclesiastical discipline）文本的起草工作。1553年4月，文本草案被提交议会后作了一些修改，但由于爱德华早逝，没能颁布施行。同年6月，英国宗教会议以英王的名义颁布《四十二信条》（Forty-Two Articles），全面规范了英国国教的信仰原则。

《第一公祷书》《第二公祷书》和《四十二信条》的颁布，标志着安立甘宗即英国国教的基本成型。爱德华时期的改革，主要集中在教义方面，对主教制度完全没有触及，而主教的权力其实就是王权在英国国教会的延伸。可以说，这是由宗教和政治问题紧密结合的特定社会条件所决定的，也是自上而下都铎英国宗教改革的特点之一。亨利八世时，主教制已成为英国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主教由国王指派，并维护王权的利益。当王权和罗马教廷发生冲突时，坎特伯雷（terbury）的宗教会议和约克的宗教会议均宣布支持英王，并宣称“在圣经中，上帝并未给罗马教皇较之其他国家主教更大的权力”。英国教会的这一立场，使王权在宗教改革中没有理由改革主教制，同时主教制作为维护王权的工具，理所当然地会受到保护。

英国宗教改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因此政治权力决定着宗教信仰，亨利和爱德华时期的改革，都反映了当权者的宗教倾向，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政治意愿。因此，当玛丽女王登上王位后试图恢复天主教，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事。

1552年爱德华患病，次年春天濒临死亡。根据亨利八世的遗嘱，凯瑟琳的女儿玛丽应继承王位。但玛丽像她母亲凯瑟琳一样笃信天主教，她继位就意味着宗教改革会翻车，也意味着诺森伯兰公爵有可能垮台、甚至性命难保。为了拯救新教事业，更重要的是拯救自己的地位和性命，诺森伯兰再次操纵爱德华，在爱德华临终前将王位传给简·格雷夫人（Grey,Lady Jane,1536-1554），并剥夺他两个异母同父姐姐玛丽和伊丽莎白的继承权。简·格雷是亨利八世的妹妹玛丽（Mary Tudor）的外孙女，也是诺森伯兰的儿媳妇，这个特别的身份引发了众多贵族的不满。为了不让诺森伯兰独享大权，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的乡绅起而反叛，而爱德华的姐姐玛丽则举兵南下，并顺利进入伦敦。枢密院立即宣布，废黜在位仅九天的格雷夫人，都铎王位由玛丽继承。诺森伯兰被送上断头台，格雷夫人被关进伦敦塔（Tower of London），后被处死。

作为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女儿，玛丽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登基后就把恢复天主教当作施政的首要目标。1553年8月，她发布《关于信仰自由，禁止宗教争论、非法演出和印刷》的敕令，规定任何人不得就争议性的议题布道、写书，或未经君主允许擅自解释教义或圣经。她授权斯蒂芬·加德纳大主教实施这项敕令，不久，就有人因违反敕令被投进监狱。虽说玛丽以恢复天主教为己任，但她仍然要按照其父亲、兄弟的做法，利用议会来达到目的。她通过议会制定法令，废除了几乎所有的宗教改革律法；她剥夺新教神职人员的职位，逐渐恢复了天主教仪式。这样，自亨利八世以来的宗教改革成果几乎荡然无存。在短短四年中（1555-1558），约有300多名新教徒被烧死，这些殉道者中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伦敦主教里德利和伍斯主教拉蒂默。虽然相较于大陆欧洲，玛丽的宗教迫害也许算不上严酷，但如此之多的新教徒遭受迫害，不仅造成英国民众对天主教的深切痛恨，也使她在历史上留下了“血腥者”（The Bloody）的恶名。

但从总体上看，玛丽恢复天主教的努力并不成功，欧文·查德威克（Owen Chadwick）说：“英格兰宗教改革遭受到血的洗礼，将一切有识之士扔进了天主教的绞肉机……五年前，新教改革被许多人视为对教会的掠夺、破坏、不敬和混乱，现在却被视为是美德和对国家的忠诚，因为新教徒反对一个由外国君主和教皇操纵的傀儡政权”；"1553年的英国肯定不是新教国家，但天主教徒玛丽女王的残酷统治却使英国距离新教越来越近了。”这是玛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导致玛丽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她与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Philip Ⅱ of Spain,1527-1598）结婚。玛丽的母亲是来自西班牙的公主，在英国宗教改革中不仅丢掉王后的名号与身份，也因被休而丢尽颜面。同时，她的女儿玛丽也因此而饱受创伤。为此，玛丽愤愤不平。继位伊始，她就不顾枢密院和议会的劝谏，与西班牙展开婚姻谈判。1554年7月，玛丽与菲利普二世举行婚礼，菲利普与她共同治理英国，英国因此沦为西班牙的附庸。1557年6月，英国应西班牙要求向法国宣战；次年1月，法军仅用一周时间就攻陷了英国在大陆的最后据点。加莱（Cais）失守，英国举国沮丧，民情大为不满，同时也摧毁了玛丽作为都铎女王的威望。1558年11月玛丽去世，伦敦响起欢庆的钟声。但是，玛丽始终没有弄懂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她进入伦敦时受到臣民的拥戴，而她的统治却遭到他们的唾弃？其实道理很简单，玛丽把宗教信仰或个人好恶置于政治需要或民族利益之上，就注定了她的失败。虽然都铎是英王国的象征和英吉利民族国家的首脑，但是，都铎君主对英吉利民族利益服从，是他们获得其臣民拥戴的最起码、也是最重要的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条件，那一切就都不存在了。玛丽的所作所为，违背了民意，尤其是将英国置于西班牙控制下，背离了英吉利民族利益，必将受到其臣民的反对。

爱德华六世和玛丽一世十年的统治，使英国在宗教问题上来回摇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结果造成国内政局严重动荡，宗教情绪高度亢奋，天主教和新教两股力量势不两立，随时都有爆发内战的危险。玛丽去世时，自亨利七世以来锻造英吉利民族国家的努力几乎前功尽弃：天主教势力在英国复辟了，英国的内政外交受到了西班牙和罗马教廷的左右。当时，西欧各地都在为宗教问题流血厮杀，英国也逃避不了这一宿命，只不过战场上的血腥冲突要迟至17世纪四五十年代才发生。如后人所说：“玛丽悲剧的根源在于：她属意西班牙与天主教，但她的臣民属意英国与新教”。玛丽忘记了都铎君主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善于将自己的抱负、愿望、恐惧、嗜好以及偏见与臣民们共享”。此时的英国，已经站在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等待着一位新君主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