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 / 2）

其次是农业文明的鼎盛。15世纪末到17世纪初，村庄与庄园、牧场与农场构成了英格兰乡村社会的基础，由数千个村庄、城镇、教区、郡县等形成的乡村共同体，点缀着英国自给自足而又等级分明的地方社会画面。同时，英国还经历了持续的农业改良过程，包括生产力的提高，净产量的增加，粮食短缺问题的减缓，以及社会总人口的增长。但是，这些进步的取得是以大量的穷人涌入街头为代价的，其中最重要的表现之一便是“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正像圈地狂潮的诱因是多种多样的，圈地运动带来的结果，除了提高农牧业产量、加速社会流动、促进封建生产关系解体，和为18世纪的工业革命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和工业原料外，还包括大量的穷人因失地而被推向社会。针对穷人增多和游民涌现的问题，都铎政府采取了包括颁布济贫法在内的各种措施，以阻止社会矛盾的激化，但失地农民和无业游民的反抗现象依然无法消除。17世纪英国革命后，圈地运动因议会法案而走向了合法化。

再次是新兴阶层的兴起。此时的英国，形成等级制的农业社会：第一等级包括贵族、骑士、准骑士及乡绅在内，总称为“绅士”；第二等级为城市自由民和享有公民权的市民；第三等级指年收入达40先令的自由持有农、地产承包人等，统称为“约曼农”；第四等级是社会的最底层，包括工资劳动者、穷苦农夫、手艺人和仆役。转型时期的英国，社会等级并不固化，流动而不否定分层，其中绅士和约曼农的流动性最强。都铎后期和斯图亚特早期，约曼农是英格兰乡村社会的一个显著阶层，但是到17世纪末，他们似乎已经消失得毫无踪迹。乡绅是借助于宗教改革和农业改良而发迹的新兴阶层，主要指土地阶级中地位低于贵族的小地主，也就是社会地位在贵族之下、约曼农之上的特定阶层。“乡绅的兴起”影响了社会的攀比风气，也见证了十六七世纪的改革和革命。

复次是乡绅自治的发展。在都铎与斯图亚特两朝，由于不存在庞大的官僚机构，虽然绝对主义盛行，但中央政府对地方上的管理较为松散，那些不取俸禄的绅士就成为中央政府主要的依赖对象。英国社会治理的特色，主要在于中央政府与郡县地方政府的关系，体现为以地方主义为中心、以传统文化和习俗为纽带、以乡绅自愿担任公职进行管理和中央政府发挥着协商与监督的作用。具体来说，从教区和村庄，从郡县到王国，社会治理大多由治安法官和巡回法庭来实现，处处体现着乡绅的社会责任，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精英的高度依赖。

最后是风俗文化的变迁。15世纪以来，英格兰的大众文化日益丰富；但是经过持续数十年的宗教改革，地方政府和新教牧师越来越多地去干涉民间盛行的各种风俗、礼仪、活动与庆典等“大众文化”。尤其是17世纪20年代和共和国时期，由于清教极端主义的影响，统治当局加强了对社会风俗的监督和改造，形成了两个改革高潮，中心内容是严守安息日和禁止民间娱乐活动，意在把教会活动与大众节庆相分离，强化中央政府的社会控制职能。

英国的现代转型，是整个欧洲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地理探险与发现的不断推进，西方文明的重心从地中海区域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以此为起点，不列颠岛从世界文明的边缘走到了中心。都铎国家建立后，英国在政治、经济、宗教与外交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发生的基本前提是民族国家地位的确立和巩固，而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不仅促进了英国的经济起飞和社会进步，而且为其介入欧洲事务提供了着力点。16-17世纪，英国的对外关系处于不断的调整变化中，以适应国际竞争、加强王权、巩固国家统一和提升英国国际地位的需要。

随着民族意识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建立，英国也具备了制定和实施独立外交政策的基本条件。都铎初期，亨利七世在对外关系上首先确立了均势外交的基调，一方面通过王室联姻的办法，谋求欧洲大国的外交承认，力求避免卷入欧洲国家间的纷争；另一方面实行重商主义，积极推动商业发展与贸易扩张，逐步提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与亨利七世有所不同，亨利八世继位后，张扬个性，好大喜功，将谨守均势的父训丢在一边，极力推行进攻性的对外政策，主动介入大陆事务，不过也未能有所收获。宗教改革启动后，他的主要精力已经由外而内，转向了加强绝对主义统治，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形成。伊丽莎白是一位工于心计、能抓住民心的女王，她一改爱德华六世时期王权旁落、玛丽一世时期倒向罗马的局面，将自己的婚姻作为外交筹码，巧妙地周旋于许多强势的外国追求者之间，将亨利七世的均势策略发挥到极致；同时，她在反对汉萨商人、教皇、皇帝、法王、西王等强敌的斗争中，纵横捭阖，不卑不亢，打败了一个又一个竞争对手，将一个二流小国带入了欧洲列强之中，创造了英国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奠定了大英帝国的基础。

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因内政不稳，其对外政策处于摇摆多变的状态。“三十年战争”爆发后，英国人强烈要求詹姆士一世放弃亲西政策，选择站在新教的腓特烈五世一边，反对西班牙侵占巴拉丁选侯领地。查理一世继位后，更是促成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携手，共同遏制哈布斯堡王朝势力的扩张。不过由于深陷内战泥潭，英国并未能从三十年战争中获益。“王位空悬”时期，特别是“护国摄政”时代，英国重振伊丽莎白时期的进取精神，在重商主义原则指导下，把争夺海洋霸权、扩大对外贸易和强占殖民地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这也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英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克伦威尔一边扩大和改造海军，一边实施《航海条例》，公开挑战新兴的荷兰商业帝国。从克伦威尔摄政到“王朝复辟”，英国经过连续三次对荷战争，彻底击败荷兰和西班牙，获得了海洋和贸易的控制权。

重商主义外交的巨大成功，必将进一步刺激英国人推进海外扩张，进而称霸世界的欲望。在殖民扩张方面，虽然他们的起步不算晚，早在1497年，意大利航海家约翰·卡伯特就获得都铎王室授权，为英国人到北美新大陆从事殖民探险，但在整个都铎后期，英王政府对殖民扩张缺乏热情，基本上持一种放任态度，而将主要精力用于巩固民族国家。因而这一时期，英国殖民活动的最大特点体现为私人性和民间性的探险发现，并且成效极为有限。随着国内政权转换的实现和欧洲国家间竞争的加剧，英国开始推行积极的殖民政策，并取得了巨大成果。克伦威尔时期，英国在加强对现有殖民地控制的同时，主动出击，发展新的殖民地。复辟时期，北美是英国开拓新殖民地的重点，由于得到政府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英国人明显加快了殖民扩张步伐。到17世纪末，以美洲为主体、殖民与贸易结为一体的大英帝国已经建立起来。

思想和文化领域的转型，是16-17世纪英国现代转型的重要内容。文艺复兴的意义不在于发现西方古典的文本，而在于发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与思考方式。受人文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既与文艺复兴运动相契合，又与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相关联。现代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或民族认同发展的结果，反映在文学上，突出地表现为三个方面，即英语作为民族语言的形成、对英国历史传统及其独特性的想象，以及对君主作为上帝和英吉利民族代言人的颂扬。如果说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中得到了张扬，那么，教权主义和普世主义在宗教改革中就受到了挑战。在英国，宗教改革作为文艺复兴在思想上的延续和深化的结果，使英吉利民族摆脱了来自罗马的宗教束缚，英国得以形成为以统一的世俗王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

不论是人文主义者，还是宗教改革家，都充满着对新时代的向往与期盼。英国的文艺复兴文学，可以区分为三个时期：（1）1550年以前，以托马斯·莫尔爵士和托马斯·怀亚特爵士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散文和抒情诗初现端倪。（2）1550-1630年，诗歌和戏剧创作进入全盛时期，出现了当代最杰出的诗人埃德蒙·斯宾塞和菲利普·西德尼、最杰出的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和克里斯托弗·马洛。（3）1630-1690年，戏剧延续着莎士比亚时代的繁荣，但约翰·弥尔顿的诗歌终结了英国的文艺复兴文学。

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像意大利、法兰西、尼德兰一样，其活动的思想与文化反映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音乐作为抽象的艺术形式，开始从取悦神明转向娱乐世人，它的性质随着人文主义的传播而变化。同时，赞美歌取代圣歌，礼拜乐取代弥撒曲，圣公会音乐获得繁荣。在形象艺术领域，哥特式的建筑与装饰风格，在这一时期臻于鼎盛，而且乡村建筑和公共建筑取代宗教建筑，形成了混合着英国中古传统和大陆特征的都铎风格。雕塑和绘画作品也像音乐一样，浸透着欧陆影响。

在科学和政治思想领域，英国取得了许多令人赞叹的伟大成就，如下这些伟人，像威廉·吉尔伯特、威廉·哈维、弗朗西斯·培根、罗伯特·波义耳、罗伯特·胡克、艾萨克·牛顿在探索自然方面所做的贡献，像威廉·格罗辛、休·拉蒂默、约翰·科利特、乔治·布坎南、爱德华·柯克在政治思想领域所作的思考，无不为18世纪工业革命，或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16-17世纪英国的思想和文化，不仅折射着英国的现状，也预示着它的未来。

总括16-17世纪的英国历史，我们可以使用两个主题词来描述：一是民族国家，二是重商主义，这两个词规范着英国约两个世纪的发展进程。民族国家是这两个世纪的政治理想，围绕它，我们看到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政治事件，也看到意识形态的变迁、民族心理的转变、文化艺术的定位；围绕重商主义，我们看到了经济和社会的变化，英国内外政策的确定，看到了商业的繁荣、英帝国的初始、工农业的走向。所有这些，都为英国在下个世纪成长为世界第一大国奠定了基础，因此16-17世纪对英国来说，既是结局，也是起点。

本卷主持人姜守明

2014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