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 / 2）

16-17世纪英国历史进入发展的重要转型期。16世纪以前，英国史大致分为罗马不列颠和中世纪两个阶段。

中世纪英国的封建制度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11世纪中叶，伴随威廉一世征服，来自大陆的诺曼因素与不列颠本土的盎格鲁——撒克逊因素相结合，形成了不列颠的封建时代。由于威廉是以武力方式取得统治权的，早期的英国王权远比欧洲强大；哈斯丁斯溃败后，英国的本土精英根本无法阻止来自诺曼王朝的强势统治。然而自13世纪起，英国政治格局的天平开始向贵族一方倾斜，主要原因在于约翰王违背了所谓的封建习俗，以及其内政与外交的大挫败，而他的儿子亨利三世既刚愎自用，又治国无方。此时，英国政体发生了重大转折，从早期的强势君主制转向等级君主制，实行国王和贵族精英的联合统治。1215年的《大宪章》、1258年的《牛津条例》和1265年及1295年召集的议会，是实现这种转折的几个标志性事件。它们被看作是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先导，而1688年“光荣革命”仅仅是对这种宪政传统的复归。

从14世纪起相继发生的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逐渐培育出英国的民族意识。百年战争初期，虽然英军连连得胜，但英国人最终还是输掉了这场久拖不决的侵略战争。不过，英国人也从中获得了教训，就是法国不属于英国，英国无法彻底战胜法国，他们和法国人本来就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对于这场战争的属性，由于它起因于两个王室间的利益纠葛，其封建性早有定论。战争后期，随着英、法两个民族越来越深的介入，民族战争的性质日益明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法的民族意识是百年战争的伴随物。当然，从民族意识到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还有一段距离要跨越，而就英国来看，随后发生的玫瑰战争和宗教改革，是实现这一跨越的重要途径。虽然玫瑰战争依然是一场封建性的王位争夺战，但其结果不仅使英国克服了无政府状态，而且贵族阶级在战争中遭到了自威廉征服以来的第一次重创，从而为都铎时代新君主制（专制君主制）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扫清了国内政治障碍。

16-17世纪，英国开始向现代转型，主要表现为从等级君主制到新君主制的政治转型，从自给自足的庄园制到商品交换的经济转型，从贵族与僧侣意识形态到新贵族和市民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转型，此外还有从内敛式的均势到主动出击的外交转型，而它们都是由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内战与革命、护国摄政、复辟与光荣革命、殖民扩张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相伴随的，也是以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经济上的重商主义和思想上的人文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其核心是建构和巩固民族国家。所谓民族国家，就是现代主权国家，既是相对于中世纪以地方分权主义为特征的封建王国而言，又是相对于基督教大世界体系下主权不完整或不充分的王朝国家而言，民族一体性与国家主权是两个基本要素。在英国，这两个要素是都铎时代英吉利民族在同罗马天主教势力和国内地方割据势力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

15世纪末，英国的民族国家开始起步。都铎王朝建立后，英国的政治制度在一个多世纪中发生了最深刻、最具影响力的变化，实现了王权的现代转型：由等级君主制向新君主制的转型。首先是亨利七世，在终结封建内讧的同时，用新君主制代替了无政府主义。他利用国人普遍渴望和平、实现国家统一的民族情绪，巧妙而果断地翦灭了王位觊觎者的政治图谋，巩固了都铎王权。然后是亨利八世，借助离婚案发动了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不但如愿娶了具有新思想的安妮·博林，而且取代教皇登上了英格兰民族教会至尊领袖的地位。但是，政治色彩鲜明的英国宗教改革，丝毫没能改变亨利八世内心深处对天主教信仰的执着，反而，这种带有政治目的的改革，助长了其专制统治的个人野心。所以他去世后，英国出现了新旧势力间的激烈较量，这丝毫不奇怪。爱德华六世幼年执政时，国家事务被交给一个摄政会，朝政先后为萨默塞特公爵和诺森伯兰公爵所把持。在政治上，他们是相互攻讦的对手；可在宗教上，他们又都成为新教改革的推动者。正是这一时期，安立甘宗（英国国教会）基本定型。当然，他们之间也是有明显差别的，就是前者稳健而后者激进。客观地讲，诺森伯兰的激进主义是与其政治野心相联系的，他操纵幼主来左右都铎王位继承，或许是为了建立一个达德利王朝，但他的美梦很快被玛丽女王粉碎了。玛丽取代“九日女王”格雷郡主成为新君主，不是因为她更得民心，而是由于她的血统比后者更纯正。玛丽继位后，其反攻倒算相当恐怖。她把诺森伯兰送上断头台，将格雷郡主和她的丈夫，也就是诺森伯兰的儿媳和儿子，一并关进伦敦塔；她还因憎恨她父亲和新教，在国际天主教势力的鼓噪下，几乎全部废除了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时期的改革措施，使英格兰教会重新投入罗马教廷的怀抱。甚至，她宁愿嫁给一个外国人，也不肯下嫁自己的臣民。加之，她在国内恢复天主教后，对新教徒大开杀戒。所有这一切，都注定了她的失败。玛丽背离了都铎初期以来英国人一直在追求的民族主义，相比之下，她的异母妹妹恰恰在这一点上赢得了民心。在肉体上，伊丽莎白一世始终保持一个“光荣女王”的神圣性，人们尊其为“处女王”；在精神上，她把自己“嫁”给了英吉利民族，获得了“仙后”的美誉。总之，伊丽莎白像其祖辈一样，作为意志坚定的统治者，将都铎新君主制推向高峰。

都铎时期，英国是以专制君主为核心、以民族共同体为特征的现代主权国家。这个时期，英王是都铎国家的化身和英吉利民族国家主权的体现者，并具有最高统治者所具备的一切特权和统治权，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只是都铎王权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国王根据上帝的意志进行统治，并通过行使其特权来保持政府机器的运转。英王是都铎国家统治的源头，所有的官员由他们任命，所有的外交事务均以他们的名义、并在他们的指导下运作。尽管议会被看作是全国公意的基础，议会法令被视为民族共同体必须服从的决定，但议会作为代议机关，其全国公意范围是有限的，它并不具有民主政治条件下那种更广泛的民意基础，而且必须依据国王的意志来召集、休会或延期，因而是都铎绝对主义王权的工具。都铎国家的司法也不例外，也必须以国王的名义行使职能，并因王室的利益和愿望而受影响。这样，都铎君主就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来的官僚体制，渗透到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但体现了现代国家的基本属性，也使英国凝聚成一个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进而站到了走向富强之路的现代化起点上。

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首要条件和客观载体，没有民族国家就没有现代化。关于英国民族国家的建构，宗教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根本无法回避。表面上，亨利八世因王位传承的需要而与教廷分道扬镳；实际上，他本不是一个自觉的改革家，是时代把他推向了改革前台。所以他在统治后期乏善可陈，这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在这些偶然因素的背后，是民族的力量推动了都铎宗教改革的发展，这一原动力的关键作用不可低估。英国的民族共同性萌芽于百年战争之中和约翰·威克里夫倡导宗教改革时期，在都铎时代成为了一面旗帜。14世纪后期，威克里夫最早提出建立独立民族教会的主张，其直接目的是反对教权主义和维护王权利益；大约一个半世纪后，这种主张受到都铎宗教改革家的追捧。由于有了国内民众的响应和支持，亨利八世才敢于去挑战罗马教廷的最高宗教权威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强势地位；同样，由于伊丽莎白把自己“嫁”给了英吉利民族，她才完全可以不把教皇和皇帝的权威以及国际天主教集团的威胁放在眼里。反之，悲剧君主玛丽一世的失败，不在于她的一半西班牙血统，而在于她从骨子里就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十足的英格兰女王，这才是她终被国人所弃的根本原因。

经过几代都铎君主的推动，英国冲破了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体系的束缚，独树一帜，转变成为一个新教国家。就是说，英国新教民族国家是宗教改革的最直接、最重要的结果。但是，除了爱德华六世时期的激进和玛丽一世极端反复外，都铎改革走的基本上是一条温和中庸的渐进式道路，没能消除因宗教转向而产生的新旧教之间、清教与国教之间的矛盾，复杂的宗教矛盾又因新君主制而滋生了对抗专制统治、要求回归自由传统的政治冲突，这就埋下了日后英国较长一段时期内动荡不安的种子。

17世纪的内战与革命，是15世纪末以来英国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政治与武力的对抗。伊丽莎白死后无嗣和苏格兰国王詹姆士的隐忍，为斯图亚特王朝统治英格兰创造了机遇。由于这个外来王朝的君主水土不服和强化专制主义，英国的各种矛盾积重难返，并在外部因素（苏格兰起义）的诱发下，一并爆发出来。专制国王和议会反对派互不相让，双方围绕谁是最高主权的问题，展开了政治与武力的对垒，意在争夺国家的最高权力。这就是内战，这就是革命。

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这场革命是社会转型时期英国民族国家形成与巩固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它既符合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一般规律，又符合英国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伊丽莎白后期累积起来的诸多矛盾，之所以在17世纪中叶像火山喷发一样爆发出来，主要原因是斯图亚特君主从理论到实践都顽固地坚持绝对主义统治，结果是一发不可收。建构民族国家是16世纪英国的主要任务，英国人把都铎君主制看作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王权，它对内可以统一国家、对外可以抗拒外来威胁，因而当时是一种合理的专制主义；但到17世纪，他们面临的主要任务却是克服绝对主义的专制统治，巩固民族国家和促进现代政治发展；然而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不是顽冥不灵，就是顽固不化，不能不遭到历史的无情嘲讽。换句话说，专制权力在都铎时期与民族意愿相通，而斯图亚特的专制统治恰恰违背了民族意愿，成为民族国家发展的阻力，革命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爆发的。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认识常为17世纪英国史的许多吊诡之处所困惑，至少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英国革命中战争的挑起者，既不是议会反对派，也不是广大下层群众，而是竭力挑战自由传统、阻碍英国民族国家巩固的专制国王。另一方面，由于议会反对派试图运用“王在法下”和“王在议会”的传统去约束越轨的国王，挑起冲突的查理一世自然就成了革命的对象。革命既已发动起来，就好像是脱缰的野马一样，根本无法停止下来，直到查理一世接受审判，革命的能量得到完全释放。斯图亚特君主之所以失败，主要在于他们既无法调和专制主义理念与英吉利自由传统的矛盾，也无法解决混乱的宗教政策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其二，奥利弗·克伦威尔是英国内战与革命的产儿，他身披政治共和主义和宗教激进主义的双重外衣，是“利维坦”的绝妙化身。作为清教独立派领袖，他是17世纪英国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也是这场革命的坚定引导者，他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后，自己却转变成为一个不称王而行使君主权威的军人独裁者。革命的结局常常是这样，英国革命只是这种经历的第一次展现。

17世纪革命年代的英国，几乎都处于政治上的试验期，从王位虚悬到共和，再到护国摄政，一直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大震荡，即使革命本身并不是英国史的常态。当共和国、护国摄政的政治实验证明都不成功，都不能真正地解决十五六世纪以来一直困扰英国的宗教与政治问题时，又不得不再回归历史，英国人再到自己的传统中去寻找答案，于是王朝复辟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然而，王朝复辟的实现表明，革命的尝试在英国失败了，英国人希望结束革命带来的社会乱象，他们期待在传统的混合君主制下一切照旧，恢复昔日的社会秩序。英国在经历了剧烈的政治冲突、复杂的宗教斗争和生死攸关的民族战争后，已是满目疮痍、遍体鳞伤。此时，英国社会需要安定，需要休养生息，而不是看不到尽头的厮杀与流血。克伦威尔的清教极端主义没有能拯救国家，革命没有使国家变得更好；走极端不是英国人的民族性格，他们期待着向传统与秩序的温和回归。正因为如此，他们默许了斯图亚特君主的复辟。可是他们的期望再一次落空，一如当初他们默认詹姆士一世承继伊丽莎白王位，复辟的查理二世从专制主义立场出发，追求君主个人的三个偏好——喜欢天主教、喜欢法国和喜欢独裁。这些与国人的三个忧虑——惧怕天主教、惧怕法国和惧怕暴政，发生了无解的冲突；更不可理喻的是，他竟然在临终前接受天主教弥撒，公开了传闻许久的其天主教徒身份，也就是公开了他与其臣民间不共戴天的敌对关系。

革命时期，国家的最高权力，即国家主权的归属问题，并没解决好；护国主时期，克伦威尔成了真正的无冕之王；现在查理二世当政，不免勾起人们对斯图亚特早期君主专制的苦痛记忆。从专制到革命、从革命到复辟，历史又回到了原点；不仅如此，查理二世还把王位传给了一个不加掩饰的天主教徒，即詹姆士二世，官方的宗教似乎要走回到了亨利八世改革前的状态。这真是对17世纪英国革命的绝妙嘲讽。

詹姆士二世上台后，无意去化解40年代共和革命、50年代护国摄政和六七十年代王朝复辟以来形成的社会对抗，反而变本加厉地走专制主义的老路，英国人再次面临历史的十字路口。这一次，他们做出了极富智慧的选择，即以武力胁迫为形式，悄悄地发动了一场旨在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宫廷政变。在这场“不流血的”的光荣革命中，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携手反抗专制体制，实现了国家政权的平稳转换，最终解决了国家最高权力的归属问题。1688年光荣革命后，议会确立了自己的主权地位；虽然君主制度得到了保留，但此后，国王必须按照“王在法下”和“王在议会”的原则进行统治。随着君主立宪制的重新确立，英国的主权不再属于君主，而属于整个英吉利民族。至此，真正意义上的英国民族国家总算建立起来了。伴随民族国家的成长，英国从一个漂浮于大洋的蕞尔小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堪与西班牙、法国等大国比肩的欧洲强国。

16-17世纪，英国进入了传统社会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英国在乡村与城市、思想与文化诸方面都发生巨大变化，开始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首先是城市经济与生活的繁盛。在重商主义指导下，以伦敦为代表的城市，商业、金融业活跃，人口规模庞大。17世纪40年代，伦敦城容纳了十分之一的英国人口。1640-1660年，伦敦人口超过50万，超过英格兰其他50个城镇人口的总和。如此众多的人口汇集在一起，也造成了“恶劣、野蛮和贫穷”的生活环境，这些问题到“工业革命”时期更加突出。尽管城市生活兴旺，但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小城镇和屈指可数的“城市”，星星点点地散落于广袤的英国乡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