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宗教生活（1 / 2）

社会生活史将视角从宏大叙事转向微末叙事，从政治中心转向社会，从事件转向日常，从官方转向民间。人是生活的主体，人不仅是自然的人，人更是处在社会之中。人首先分性别，有男女之分。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过自然人的一生。但同时，无论男女，人都是社会的存在，其或漫长或短促的一生也受到社会的支配。社会中的人受到社会习惯、道德、法律、宗教等多种要素的作用与影响，故其生活往往凸显了这些要素与力量的特点。中世纪英国社会的人们，受到社会力量的作用是多样的，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两大要素，一是社会有其等级和阶层之分，一是社会的宗教信仰。前者可理解为社会的世俗权力，后者可理解为神圣权力。借用中世纪的双剑理论，我们以为中世纪大众的生活就是在两把剑作用之下的复杂呈现。

基督教化在英国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尽管其中有反复，但中世纪英国的正统信仰就是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这个社会的人们自然受到天主教的教义影响，尽管其程度不一。我们看到，天主教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已经与整个社会结合在一起。在最底层的村庄，一般都有教区的存在，教区神父负责信徒们的信仰生活。教堂是教区生活的中心。在教区之上有主教区，再上就是大主教区。中世纪英国有坎特伯雷和约克两大主教区，另外各个郡都有数量不等的主教区。他们作为罗马教会在英国的代表，负责英国基督徒的信仰乃至世俗生活。当诺曼征服之后，分封给教会的主教和修道院长全部地产的26%,此后教会一直占全国地产的比例约在三分之一。这些地产的管理、耕种，产品的销售甚至教会商业的经营等，都离不开普通信徒，教会以此来影响以及支配大众就成为一种必然。在实际的生活中，教会对于信徒的支配是灵魂与世俗交互作用。例如，对信徒的日常信仰活动，往往与经济挂钩。洗礼不是免费的，主持结婚也要收费，死后葬礼及墓地都要收费。

除了教会的教义，世俗社会还有其自身的统治方式。中世纪欧洲有社会三等级理论，在英国的一些文献中也有所反映。如9世纪的阿尔弗雷德、12世纪的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对此都有论述。中世纪的人群被此理论分为三类：祈祷者、作战者和劳作者。约1130-1140年的沃切斯特的约翰的编年史中，记载了国王亨利一世所做之梦，梦中国王看见王国的三个等级，教士、骑士和农民抗议征收高额赋税。且每一个等级都有属于自己的象征之物，农民随身带着农具，骑士身披锁子甲头戴铁盔携带不同武器，教士则手执牧杖。一定程度上，三等级理论只是教会人士对于建构基督教理想社会的一种期望。落到历史实际，则是教会试图以基督教道德伦理来约束好战的骑士、接受最底层的农民，从而能够实现以教会为首的基督教这一躯体的和谐稳定与发展。如果只批评基督教会以意识形态愚弄大众，自然是不公允的。即使是从教会对于劳动者之于社会作用和贡献的肯定，就不能抹杀这一理论的价值。11世纪初法国拉昂主教阿德尔伯罗（Adalbero of Laon）这样说：“信徒的共同体是单一的躯体，但社会的状况按照等级来看则是三重的。……另一个阶级是农奴，这一不幸的种类除了牺牲自己的劳动外一无所有。拿一个算盘算一算，谁能够统计得出他们所遭受的愁苦、步行的旅程、他们的艰苦劳动？农奴为其他人提供了钱财、衣物和食物。没有农奴，就没有自由人的存在。没有他们，有一件事情能够被完成吗？除了他们，有谁愿意挺身而出？我们看见国王和高级教士使自己成为各自农奴的农奴：宣称养活农奴的主人，其实是由农奴养活的，而农奴从未看见停止流泪和叹息。因此，上帝所创造的居所——我们认为是一个——被分为三：一些祈祷，一些战斗，一些劳动。这三个团体共存，不能被分开。”

当然，以三等级理论来区分英国社会的等级只是一种理论的概括，它可能会使英国社会的实际简单化了。至少有几点区分值得注意。教士等级中，在俗世的教士和修行的修士就是两大类别。世俗统治者中，骑士只是到晚期才成为贵族的标志，此前贵族与骑士之间是有很大鸿沟的。更不用说，晚期中世纪还滋生了众多贵族，如商人贵族、官僚贵族以及地方小贵族乡绅等。劳动者中，先有乡村与城市的两大劳动者类别，前者多为农民，后者多为手工业者。在农村劳动者中，有自由和非自由之分，在自由与非自由之间还有许多中间状态的劳动者。此外，在城市和一些地方还有商人的存在。英国中世纪的法律文献对社会等级也有自己的理解和区分。例如，14、15世纪英国的反奢侈法令中将人群分为骑士以上的贵族等级，从骑士属于一个等级，从骑士以下则有商人、市民、手艺人等构成的城市等级，农夫、羊倌、牛倌、雇工等构成的农村等级。总之，英国中世纪属于一个等级构成复杂的社会。尽管三等级理论以社会和谐来作为等级存在的理由，但这个社会的本质其实是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即使中世纪英国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阶级，但各级领主对大众的支配是不争的事实。

在三等级理论中，教士是祈祷者。有只为自己祈祷的，是修士；有既为自己更为信徒祈祷的，是神职员。中世纪英国神职员可分为大品和小品。前者指担任执事（又称助祭）以上职务的人员，包括执事、大执事、神父、主教、大主教等；后者则指担任助祭以下职务的人员，包括司门员、襄礼员、驱魔员等。担任神职员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如成年男性、合法婚生、身份自由、身体健全、无不良记录等。最重要的是，须得到教会或者世俗权威的支持。成为神职人员往往享有一些特权，如人身得到保护、不受世俗法庭的审判、免除各项社会服役（包括军役）。担任教会神职，也有相关的仪式，如剪发礼、宣誓礼等。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带神秘特征的神启仪式，即负责主持仪式的教会人士让接受神职的教士显示其当选本职位是上帝的选择和启示。在七圣礼仪中，只有此神职授予礼仪是关于平信徒变成教士的仪式。

神职员主要负责以教堂为中心开展教会事务。这些事务包括本教区信徒的洗礼、坚信礼、忏悔礼、婚礼、圣餐礼、终敷礼几大圣礼，也包括本教区内部的邻里关系的处理、维持社区的平安稳定、反对和杜绝异端邪说的出现等，还有处理与外部的宗教以及社会事务等等。当然，作为神职人员，自我的约束与规范也是其日常生活的构成部分。教会对他们也有具体的乃至硬性的要求和规定。守贞是第一法则，即神职人员不能有世俗的婚姻。其次是清贫，要求他们摒弃世俗物质诱惑，谨守使徒一般的美德。

神职人员主持的是教会的宗教礼拜仪式，乃是为信徒而祈祷，是信徒与上帝之间的媒介，其职能颇似原始宗教时期的祭司。只有通过他们，信徒才能和理解圣经以及上帝的语言，才能理解各种教义和教规，才能理解礼拜仪式的内涵。正是这一独特的位置造成了他们在信徒的宗教生活中无与伦比的地位。因为，“指导灵魂是最高的艺术”，为正确地、完美地以及神圣地履行，教会对于神职人员的任职资格、道德品行、个人能力等都有严格的要求与考察，对于在职人员的履行职责的态度、方法和效果等方面也往往会做出较为细致的规定。例如，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颁布的第14、15、16条款对教士的各种违背教规的行为，如拥有世俗婚姻、贪吃、酗酒、狩猎、豢鹰、观看哑剧娱乐、赌博掷色子、衣着不得体等等，都主张严加惩处。不仅对于小教士如此，对高级教士的放荡行为也严加禁止。会议第21条款还规定，听取忏悔的神父必须为忏悔者保守隐私，如若泄露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免除其职务，甚至将其终身禁闭在修道院。

尽管如此，神职人员违反教会规定、渎职、腐败、道德败坏等情形仍然不能避免。对此，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决议中进行的批评已经透露出了许多信息，例如，拒不放弃世俗婚姻生活，暴饮暴食，走狗驱鹰，呼朋唤友，聚赌掷色，狎妓玩伶，如此这般不一而足。至于实际生活的事例则更是不胜枚举。有人违背教士守贞的原则与教民发生性关系，有人买卖圣职，有人持有大量私产，有人甚至杀人越货。

与在俗世的教士不同，修士在本质上属于远离尘世的人群。修道院是修士集体修行的场所。虽然同称为中文的修道院，但中世纪英国的修道院名称并不统一。我们所知道的名称有monastery,abbey,priory,houses,nunnery,vent等，每个名词都有特定的含义。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解释，monastery是修士团体或者修士居住的场所，而abbey则是给修士团体居住的复杂的建筑群；不过，有时候Abbey也用来指小修道院。priory的本义是由修道院中的长老或者资深修士负责的一个修行小组。从性别来看，nunnery、vent属于修女院，此外女院长管理的abbey也叫修女院；其他属于男修道院。从规模来看，abbey是一系列建筑物的总称，它要比monastery大，最小的是priory.所以，重要的区别可能在于Abbey很少用来指修行的团体，而monastery则既可指团体也可指居所。现代研究者习惯用宗教修行团体（religious houses）来称呼所有这些修道机构或者组织，诺尔斯等人将其分为四类：自主的修道院（autonomousabbey）、自主的小修院（autonomous priory）、依附的小修院（the depe priory）、小修行团体（small houses,priories or cells）。

修道院的结构是，院长为最高管理人员，其下有老修士、新修士、见习修士等成员。当然，也有修道院没有院长。修道院有自己的修行规章来规范修士的生活。因理念及规章的不同，英国形成了不同的修道体系。12世纪是英国修道院迅速发展的时期，诸如本尼迪克特修会、克吕尼修会、西多会、加尔都西修会、奥古斯丁修会、普雷蒙斯特拉特修会、吉尔伯特修会等大修会都建立了诸多修道院。此外，还有一些地方特性明显的小修会，如布克法斯特（Buckfast）、布伊尔德法斯（Buildwas）、拜兰（Byl and）、弗坦斯（Foutains）、福尔纳斯（Furness）、吉尔弗科斯（Jervaux）、克尔克斯托尔（Kirkstall）、好人修会（monasteries of bonhommes）、里弗勒克斯（Rievaulx）、罗歇（Roche）、萨维尼（Savigny）、丁特恩（Tintern）、三一修会（trinitarian houses）、瓦勒·克鲁克斯（Valle Crucis）等，诸多修会也建立了不少修道院。还有骑士修道团体，如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圣约翰骑士团等。根据诺尔斯的估计，1066年爱德华去世的时候，英国有修道院50座，约850名修士；1150年，有修道院290座，修士5500人；1216年，有修道院700座，修士1.3万人；1348年前，有修道院780座，修士1.75万人。另有人认为，最多的时候，英国修道人士在1.65万——1.7万人。（见刘城《英国中世纪教会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3-76页。)根据学者的估计，在1200年前后英国有医院团体585个，其中1080-1200间建立了259个（占比例为44%).1215年召开的拉特兰宗教会议，参加的主教有412人，修道院院长有近1000人。可见整个基督教世界（包括英国）修道院发展的程度。修会及修道院如此繁多，相互之间的竞争乃至冲突不可避免。

诺曼征服后进入英国的修士对于本土修士缺乏尊敬甚至充满敌意。圣阿尔班斯的保罗蔑视英国前辈的坟墓，称呼他们为无知的傻瓜。阿宾顿的阿斯勒姆拒绝为英国圣徒设立节日，因为英国人就是莽汉。有些地方还对所谓的英国圣徒遗物进行审查，以确定其是否神圣。伟大的圣贝尔纳与可尊敬者彼得之间的争论可能不仅限于文字，也会反映到西多修会与克吕尼修会的实际修行生活中。13世纪的托钵僧修会的兴起则在根本上打破了基督教世界的格局。古老而顽固的本笃会甚至都不得不承认世界已经改变了。1230年有一个英国本笃会小修院院长改换门庭，投入到加尔都西修会，他也因此受到惩罚。造成的此类混乱，甚至引起罗马教会的警惕。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会议第13条款反对此种乱象：“我们严厉禁止任何人成立新的宗教修会。”随着社会变迁，尤其是黑死病等灾难的降临，晚期中世纪英国修士数量大减。14世纪中期到15世纪初约有修士8000人，到15世纪末有1.2万人。也有学者估计1348年后有6500人，1422年有9500人，1500年有1万人，其中3000人是托钵僧。修士总人数的减少体现在修道院的规模的缩减上。12世纪，有修士50人以上的本笃会修道院约50座，有的达到150人。到了晚期中世纪，这些修道院的规模都大为缩减。1500年，坎特伯雷的基督教教堂修道院从150减少到只有70人，圣奥尔本斯修道院从百人减少到57人，格罗斯特修道院50人，雷丁修道院40人，伯里圣埃德蒙修道院60人，威斯敏斯特修道院46人，伊利修道院42人。

修道院的兴盛与衰落，与整个社会发展变迁相始终。或者说，中世纪的修道院与世俗社会存在密切的关系。几乎所有修道院的建立都离不开世俗力量的支持，从财富到政治方面都是如此，甚至许多修道院直接属于某一个领主。或者说，许多修道院往往为世家大族所控制，其主要负责人往往出自大家族。同时，修道院与世俗教会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复杂。许多小修会的修道院往往从属于地方主教。有时候，一些主教座堂也建立修道院。因此当世俗力量大力支持，修道院就发展迅速，反之就陷入衰落。例如，耶路撒冷的圣拉扎鲁斯修会（The Order of St Lazarus of Jerusalem）在12世纪于英国建立的时候，就受到世俗力量的保护和馈赠。约1146年，诺福克郡的威廉·德奥比尼，阿伦戴尔伯爵给该修会在威孟德翰赐予土地，此人是威孟德翰修道院的建立者，还建立了一个麻风病医院。1150年代，奥比尼的表亲罗吉尔·德·莫布雷赐给2卡鲁卡特土地、1座房屋和1个磨房。这些土地财产位于莱斯特郡，且留下了赐予文书。因为罗吉尔的贡献，他被看做该修会在英国的创始人。他们家族也一直为该修会提供保护和支持。国王亨利二世曾经给林肯郡的医院团体颁布了特许状，不仅赠予了土地财物，还有特权。1176年1月25日，亨利二世下令国库每年赐予该修会40马克（合26英镑13先令4便士）。这一赐予得到理查一世、约翰王以及亨利三世等国王的确认。不过，实际赐予的数字有变化。

给捐赠、赋予特权，这些世俗领主的举措行为除了宗教虔诚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利益诉求。前文提及的罗吉尔及其后代的利益已经与该修会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经常会参与到管理中。英国王室同样如此。据学者考证，早在亨利三世的时候就有此类干预发生。当时伊弗沙姆修道院欠债，1236年国王颁布敕令要求所有与债务相关的骑士、自由人、市民以及佃户，免除该修道院的债务。此后，还有不少因债务问题而请求国王帮助的事情。一般是国王发表命令减免债务，另外还委托几位官员去处理债务，直到问题解决。虽然实际上国王队这些修道院有保护和控制的权利，但此时的这类行为类似于王室帮助修道院渡过难关。然而，1293年国王任命斯坦利修道院院长去监管阿美斯伯里小修道院的时候，已经变成了王室的直接管理和干预了。到爱德华三世的时候，这些保护敕令变成了常规行为。在爱德华三世颁发过委任状的36个修道院中，有32个被描述为王室修道院（royal foundation），2个类似于王室修道院，剩下的2个则受直属封臣保护，但后者属国王保护的对象。

一个修会或者修道院的发展，取决于某些关键人物，正如西多会的迅猛发展得益于圣贝尔纳的个人魅力和才干。从圣贝尔纳建立修会开始到他1153年去世，40年间就在欧洲建立起343所西多会修道院，其中68所由明谷修士直接建立。到1500年，欧洲共有西多会男修道院738所，女修道院644所。托钵僧起初不立修道院，受圣方济各等人的影响，13世纪英国有托钵僧数千，即使经历黑死病也有2000人。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英国社会经济的恢复，修道院及修士人数又有增加。然而，16世纪英国国王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则宣告了团体修道在英国的终结。

修士生活有本质上的共性，即他们属于禁欲的团体。本笃会规章中的三大原则，服从、守贞和清贫是后世修会共同遵守的圭臬。本笃会规章成为后来诸多规章的基石。诸修会规章的要义大体在于如何克制欲望，以求灵魂为上帝所接纳。修士要克制的欲望包括作为人的口腹之欲、男女之欲、声名之欲、权力之欲等。因此，他们日夜祈祷，念诵经文，不修边幅，不贪钱财，不喜美食，远离异性的诱惑，保持缄默，辛勤抄写经文，甚至在田地中如农夫一般劳作，希望通过此类日常行为来求得灵魂拯救的机会，更有人甚至能够以沉思冥想的方式与沟通上帝。

修士的日常生活体现在其每天的时间安排上。一般修道院将一年按三个季节来安排，即冬季时间表、四旬斋时间表和夏季时间表。冬季时间开始于9月13日，直到圣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大斋首日），一般只在下午2点吃一餐；四旬斋时间（Lent horarium）就是复活节前的四十天斋戒期的时间安排，一天也是一餐，不过是在晚祷后的5点半或6点；夏季时间则从复活节直到9月，一天可以吃两餐，一餐在中午，一餐在晚上6点。午餐后可以有午睡的时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修道院的每一天从早上2点开始到晚上6点半休息。在冬季时间，所谓的“上午”，会从早上2点到午后2点，长达12个小时。夏季时间，上午也长达10个小时。

一天的时间大体上是这样安排的：2点起床后是唱诗班的祈祷，要吟诵15首赞美诗。5点有一次对于圣徒等进行赞美的祈祷。天亮后是晨祷（Prime），约6点开始直到7点左右结束。此后到8点是在回廊读书的时间，8点修士回到宿舍开始洗漱，然后再回到唱诗班参加早上的弥撒。弥撒结束世纪可能在9点。随后是修士的会议，在会上大家进行精神交流，犯错者忏悔并接受处罚。10点左右，会议以赞美诗结束。接下来是长时间的劳动，有手工劳动、知识劳动等。劳动一直持续到12点半。然后，第6次的祷告开始，接着吟唱最高弥撒。此时侍者和食堂朗诵人员准备食物。下午2点左右，修士们都来到食堂用餐。3点到5点是第二次时间。随后是晚祷。之后穿上夜鞋，完成濯足。接着有一个短小的公共朗诵，以及夜祷告（pline）。7点之前回宿舍休息。

从上可以看出，修士每天的日常生活主要有祈祷、和劳动。本笃会章程对此三点都有明确的规定，后来的诸多修会也一再强调和实践。宗教礼拜仪式，大体包括祈祷、朗诵和唱赞美诗等上帝的工作（opusdei）。修道院被当时的教会史学家称为“祈祷的堡垒”（fortresses of prayer）。祈祷是修士每天的必修课。每天礼拜仪式性的祈祷（liturgical prayer）所占时间约4小时。教堂的钟声会提醒祈祷的时间。读书被称为精神（lectio divina），对于修士提高精神境界和修养大有益处。如果某人懒惰或者不识字，那么就给他找点其他的活计，以免让他闲得无聊。一般修会的时间大概也有4小时。作品自然是以圣经及教父作品等宗教书籍。修道院藏书是古老的传统。1247年格拉斯通伯里修道院有400册藏书。伯里修道院到16世纪解散之前有藏书2000册。坎特伯雷基督教堂修道院，1170年有600册书，1300年达到1850册，解散之前有近4000册。而实际的著作数量可能要在此数字上乘以4，因为当时往往将几个作品放到一册书中。管理图书的人叫馆员（armarius）。许多修道院都有一个称为书写室（scriptorium）的地方，它是修士读书或者抄书的房间。房间内有桌子，桌上有书，地上可能铺设有干草等保暖物。在这里修士们尤其是抄写制作图书。绘制彩色插图，包括开头第一字母都需要花很大功夫来完成。有些艺术品中还有刺绣。本笃会达勒姆修道院的修士很重视圣经的研究，有许多版本的圣经。大学兴起之后，修士与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或去任教，或去学习。1290年本笃会大宪章规定，修士20岁以后必须上大学。四分之三到牛津，四分之一到剑桥。西多会起初不是一个有文化的修会，后来也不得不重视知识。

本笃会章程中就规定修士应该从事手工劳动（opus manuum）（第48章）。劳动所占时间约6个小时。后来西多会创始人圣贝尔纳甚至认为修士每日应该轮流犁田。是故，西多会修士都是种田和养羊的好手。当然，不能设想修道团体的人每天都在地里劳动。事实上，随着修道院制度的发展，农田中的那些重活计都是依附农民来做的。修士们的手工劳动主要集中在修道院里面。早年，可能修道院都是修士自己动手建造。不过，越到后来修士亲自劳动的情形越少，多是雇人来完成工作。

祈祷、和劳动，都是为了让修士的修行更为有效，避免因懒惰、懈怠而失去了目标。事实上，修士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上都要力戒享乐奢华，崇尚节俭清苦。修士的衣着很简单，有上衣、无袖短袍、长袍、帽子、鞋子等；修士的衣着很正规庄重，在祈祷、唱诗、做弥撒等场合所穿戴的长袍、帽子、鞋子都要体现此点。普雷蒙斯特拉特修会的规章禁止不穿长袍、不戴僧帽的行为。修士的饮食要遵循修会的章程所做的规定。故而，各修会修士的饮食大体一致，又不尽相同。所谓一致，是说修士饮食强调节俭，反对贪食，吃饭不是因为享受美食而是身体的需要。修士的食物也很简单，一般只有面包、豆类、奶酪或者蛋类，差别则在于修会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例如，在本笃会修道院内，冬天修士只吃一餐饭，夏天才吃两餐，斋戒期间更要节食。本笃会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除非生病，修士不允许吃四足动物的肉。本笃会还强调，每餐只有两盘烹制的食物（称为pulmentum），有时候会有新鲜水果蔬菜，此外还有一磅重的面包。不过12世纪的克吕尼修道院中的修士已经享受着3-4盘食物了。西多会恢复本笃会的严厉规章，同样禁止吃肉食。奥古斯丁修会则在饮食上与世俗上层更为接近。1377-1378年博尔顿修道院的肉食消费表情况显示，在餐柜中储藏的肉类，包括3头公牛、32头母牛、16头小母牛、38头阉牛、88头猪、20头绵羊。此外，还有其他数量难以确知的肉食和大量的鱼。

修士还要特别在意自己的日常的行为。本笃会的规章中禁止高谈阔论，主张沉默少言。这一点成为后世各修院中的沉默原则。在克吕尼修道院中的沉默修行到了极致，需要以手势语言（sign nguage）来进行日常的交流。10世纪早期，沉默修行开始在克吕尼修道院中实行和推广。其神学意味，大概是说在天堂是永恒的静寂。从修行的角度来看，它所进行的仍然是对欲望的克制，克制人喋喋不休的说话的欲望。有些极端的例子被该修会拿来劝诫修士保持沉默少言。有贼夜半来偷马，宁愿失去马匹也不能因高声示警而破了禁言的戒律。因此，该修会的修士在一些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不许说话。例如，圣灵降临节的下午，四旬斋节的周一、周三、周五，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整个节期，修士不许讲话。在教堂、宿舍、食堂和厨房禁止讲话。夜晚也严格禁止讲话。在做圣事的重要场合，不许讲话。修士布仑丹（Brendan）这样警告同伴：“管住你的嘴别说话，以免你愚蠢的语言玷污了那些弟兄。”

自然，因为不能说话，交流就只能通过其他方式，最突出的就是手势语言。为了达到准确交流的目的，手势语言也需要训练和学习。手指可以表达数字，例如，"30"在罗马人那里就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指尖相连接，并且被杰罗姆表述为婚姻状态；"60"就是左手食指将拇指压倒，这是寡居状态；"100"则是右手食指指尖与拇指正中连接，象征着处女的王冠。手指可以形象地表示物体。例如，面包以食指和拇指成圆形来表示，因为面包是圆的。在克吕尼修道院中有118个手语词汇，分类来看有食物（victus）、衣物（vestitus）以及神圣的事物（divinum obsequium），还有关于人、行为、性质以及抽象概念之类的手语。性质或者特征之类的事物用手势语言来表达显得较为抽象，如舔手指表示甜的蜂蜜，以手指按压喉咙表示酸的醋。

当然，每个修会、每个修道院乃至每个个体的修士，都可能展现各具特点的修行方式。加尔都西会强调严肃、静默和沉思，也主张修道院之间的自由流动。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修会的托钵僧则在清贫之外更注重对俗世大众的传道，是在教会体系之外的布道团体。这些人到教徒中间宣传信仰传播教义，以教徒的馈赠为生活来源，严格说来，对于以教堂为中心的布道体系是一种冲击。其中既有教众的听取布道的分流，也有物质财富的分流。矛盾不可避免，为此教皇不断颁布敕令来调节和规范托钵僧与地方教会的关系。其中涉及托钵僧讲经布道、听取忏悔、主持葬礼、收取相关费用等多方面的内容，结果是托钵僧与地方教会达成妥协，后者认可前者的布道等权利，但要经过地方教会的同意；各主教区分出一定比例的人口由托钵僧主持忏悔；托钵僧可以主持葬礼，但有关收入也由双方分享。个体修士的行为，往往淹没在集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