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战争与农民起义（1 / 2）

“百年战争”是自诺曼征服以来英、法两国领土战争的继续与发展。自13世纪初开始，英国在大陆的许多领地被法国夺取，但法国西南部的加斯科尼（原阿奎丹公爵领）仍被英国占据，这一地区濒临比斯开湾，包括从比利牛斯山到波亚图的辽阔地域，成为法国领土与政治统一的最大障碍。此外，这一地区工商业繁荣，其盛产的葡萄酒多输入英国，也是英国的纺织品和谷物出口的必经之地。爱德华一世时，加强对该地区的经营，获利丰厚。仅1306-1307年，英王就从这一地区获取收入1.7万镑，其中大部分来自酒类的关税。即便到了1324年，英王的这一笔收入仍然有1.3万镑。因此，自亨利三世开始，英、法双方对这一地区的争夺时断时续。到1294-1303年期间英王爱德华一世和法王腓力四世（PhilipⅣ)仍旧继续争战。

英、法两国对佛兰德尔的争夺，更加剧了双方的尖锐冲突。佛兰德尔原是法王的伯爵领，名义上属于法王。在12世纪以前，由于法国王权孱弱，佛兰德尔伯爵实际上处于政治独立的地位。1285年，法王腓力四世即位后，曾试图吞并工商业发达的佛兰德尔地区，但未能得逞。佛兰德尔的呢绒业发达，但毛纺织业原料羊毛却依赖于从英国进口。因此，从自身利益出发，佛兰德尔的市民在政治上倾向于英国，承认英王爱德华三世为法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以及佛兰德尔的最高宗主。但另一方面，佛兰德尔伯爵路易（Louis）为了压制和搜括城市，倾向于支持其名义上的宗主法王，并借助于法国军队来镇压市民的不满。1336年，路易逮捕英国商人，禁止佛兰德尔与英国通商。爱德华三世也随之禁止羊毛输往佛兰德尔，佛兰德尔市民遂向英王求援。英、法之间的矛盾趋于激化。

战争也与苏格兰问题密切关联。在英国与苏格兰的长期对立中，法国素来支持后者。1332年，英王爱德华三世发兵北上，并于次年在哈里顿山击溃苏格兰人，而法国则大力支持苏格兰人，对一些逃亡过来的人予以援助。因此，英王把矛头转向法国。

法国王位的继承问题则成为两国战争的导火线。由于两国王室之间长期存在联姻关系，使双方的王位继承问题复杂化。腓力四世去世后，三个儿子曾相继继承王位。1328年，查理四世（CharlesⅣ)死，加佩王朝绝嗣。查理无子无兄，其妹是英国王太后即爱德华三世之母，后者即以法王外甥的资格要求继承法国王位。法国的三级会议以王位应为男系后嗣继承为由，拒绝了爱德华三世的继位要求，转而推举查理的堂兄弟瓦洛亚伯爵之子为王，称腓力六世（PhilipⅥ），开始了瓦洛亚王朝（1328-1589年）的统治。由此，双方的战争一触即发。

为了对法国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英王作了充分的准备，利用各种方式最大限度地征集战争资源。1337年7月，通过协商，爱德华三世让一批富有的商人垄断羊毛的收购与出口，作为回报，获得了20万英镑的借款。9月，国王又通过议会下达征收未来三年的十分之一、十五分之一的动产税。同时，爱德华三世下令通过大贵族和郡长用货币支付薪酬的方式，在全国征调骑士、弓箭手、民团参战，在各个主要港口搜索船只组建舰队，并命郡长、商人在各地购买大量的后勤用品。1337年5月24日，腓力六世派兵攻占英王在法国的领地吉约那。11月，爱德华三世进攻法国，“百年战争”爆发。整个战争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首先是1337-1360年的“英胜法败”阶段。战争初期，英国舰队在佛兰德尔同盟者的支持下，在英吉利海峡顺利推进，并在1340年6月的斯勒伊斯海战中击败法国水师，控制了英吉利海峡，士兵、装备和给养由此得以运送到大陆。随后，爱德华三率领军登陆进攻图尔，但遇到法军的顽强抵抗，双方处于僵持状态。1341年，战场南移至布列塔尼。1342年，经过教皇出面调停，双方一度停战。

1346年初，法国军队进攻加斯科尼，为英军阻止。7月，爱德华率军在法国北部登陆。这支军队由约3000名骑士（重装骑兵），以及大约1万名多由自耕农组成的英国弓箭手以及4000名威尔士轻步兵（其中有一半是弓箭手）组成，另外还有3000多名骑士随从辅助作战。登陆后，英军一路势如破竹，抵达鲁昂和巴黎郊区。法王腓力六世急调军队围堵。英军渡过索姆河，在8月26日与双方会战于克雷西。法国投入的军队是英军的三倍，其中的法兰西骑士号称“骑士之花”，凶悍善战。但英军的弓箭手在是役中大显神威，凭借有利地形运用长弓射击，一时箭雨密密麻麻射向敌方阵地，重创法军。是役中，法军损失大约1万多人，其中包括约4000名骑士，法王仅率残部逃脱。克雷西之战标志着封建骑士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逐渐消失。这一战役后，爱德华三世乘胜北上，包围了加莱港，经过近一年的围攻，夺取了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此后，英国就可以不经过佛兰德尔而是从加莱进攻法国。

1356年，黑太子爱德华指挥的6000名英军，又在普瓦提埃以较小的代价击败约2万名法军，致使其伤亡4000多人，法王及其幼子以及大批法国贵族被俘。1360年，法国被迫签订布勒丁尼和约：英王放弃对法国王位的要求，但加莱和阿奎丹等地重归英国，法国以相当于英王5年收入的50万镑巨款赎回国王。战争的第二阶段为1369-1380年的法国反攻。这一时期，英军骁勇善战的黑太子染病在1376年病故，而年迈老衰的英王爱德华三世则在三年后又去世，年幼的理查二世（RichardⅡ)即位。同时，英国朝廷内部党争激烈，社会矛盾的尖锐更导致了1381年的农民起义。在此情况下，英国难以组织有效的对法军事行动。另一方面，颇有胆略的法王查理五世（CharlesⅤ)即位后，推行一系列旨在抵御英军的改革。他建立税收制度以增加财政收入，组建和整顿军队，起用优秀将领。在此基础上，于1369年开始向英军发起反攻，并宣布废除布勒丁尼和约。最终迫使英军于1380年停战，英国除保存加莱等几个沿海城市外，将其余领地归还法国。此后，法国政局不稳，1388年，年幼的查理六世（CharlesⅥ)虽然宣布亲政，但却遭到精神病的折磨，最终在1392年被其叔父垄断朝政。而英王理查二世统治时，王权与贵族冲突不断。由此，双方都未能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理查二世与法国公主伊莎贝拉（Isabel）的联姻，也使两国的敌对状况得到缓和。

1415-1422年的英军卷土重来则是战争的第三阶段。英国兰开斯特王朝（1399-1461年）建立后不久，即开始筹划对法国的新一轮战争。但在亨利四世（HenryⅣ)统治的13年中，由于其统治的合法性不断受到贵族的挑战，君权较弱，要征调人力物力发动战争十分困难。到了1413年亨利五世（HenryⅤ)上台后，兰开斯特王朝的统治趋于稳定。亨利五世身体强健、雄心勃勃，渴望重新对法开战，夺回失去的地盘。他通过联姻的方式与法国的勃艮第公爵结成同盟，同时通过封赐爵位的方式获取大贵族对战争的支持。经过充分准备，亨利五世于1415年8月率大军在塞纳河口登陆，10月在阿让库尔一战中大获全胜。法军伤亡近万人，另有约千人被俘。英国的约克公爵和苏福克公爵阵亡，但损失也仅为三四百人。11月，当亨利五世凯旋时，整个伦敦城的街道被装扮一新，以宗教色彩很浓的歌舞欢迎这位君主的归来。亨利五世并赢得“伟大的征服者”的誉称。这次战役后，英军继续推进，不久就占领了巴黎和法国北部。接着，在1419年，英军收复了整个诺曼底，1421年法国被迫签订屈辱的《特鲁瓦和约》，这一和约规定法国除割让大片领土外，还同意英王亨利五世与法王查理六世之公主凯瑟琳（Ca therine）结婚。如果法王去世，由亨利五世作为其王位继承人。由此，该和约被认为“毫无疑问地是英国人对法国之统治权威的明显标记”。

1422-1453年法国的反败为胜是战争的最终阶段。英王亨利五世病死后，其幼子即位为亨利六世（HenryⅥ），双方的战争一度平息。不过，1428年英军又发动攻势，围攻通往法国南部的要塞奥尔良，法国的瓦洛亚王朝仅剩下卢瓦尔河流域及以南地区，面临全部沦陷的危机。在这个关键时刻，法国民众的爱国激情迅速高涨，出身于农家的少女贞德（Jeanne d''Arc）挺身而出，声称上帝授意她去解救奥尔良，并规劝太子查理坚持抗战。在查理的委派下，1428年4月底，贞德率援军进抵奥尔良。在其爱国热诚的感召下，法军英勇奋战，终于在1429年6月初解除了奥尔良的围困，并乘胜追击，收复巴黎东北的兰斯城。1429年6月17日，太子查理按照法国传统在兰斯大教堂举行了涂油加冕典礼，成为法王查理七世（CharlesⅦ），但贞德却落入敌人之手，1431年被英军处以火刑。1435年勃艮第公爵抛弃了其英国盟友并且拥戴查理七世为王，这对英国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是在这一年，肩负摄政重任并负责指挥大陆战争的英国贝德福公爵病死，使得英国在法国的统治开始面临崩溃的危机。1436年巴黎失陷，其后英国又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1453年，英、法两国签约，英国军队除保留加莱港以外，全部撤出法国。

英法“百年战争”是在双方实力对比不均衡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英国是一个物力资源比较匮乏的岛国，人口大约有450万人。法国的地域相对辽阔，资源丰富，农业发达，且有大约2000万人口，是西欧最富庶强大的王国。英王国要跨海对法国作战，非举全国之力而不可为。旷日持久的战争，对中世纪后期英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影响。

首先，这场战争在客观上推动了英国议会君主制的进一步成长。为了应对长期的跨海作战，英王需要丰厚的财源来征调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虽然战争获得大量赎金、战利品以及所占有地区的收入，但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仍不断凸显。正如史家指出的那样，“那场战争为英国政府带来了立即在议会事务中感知到的财政问题”，在议会需要解决的事务中，“没有一个问题‘焦点’像税收那样不断地或持续地出现”。为了维持征战，英王必须更多地依赖议会来征调赋税，由此，在不断的协商甚至是争执的过程中，议会的税收批准权、立法权得到奠立和扩展，下院的政治地位得以提升。

其次，这场战争加深与激化了英国的社会矛盾，造成了诸多的政治动荡。旷日持久的战争给英国造成巨大损失，为了应付战争，英国君主加重了对民众的税收，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化，酝酿出1381年农民起义。同时，战争提升了区域性大贵族的政治地位，促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积累。

值得强调的是，百年战争也成为民族国家形成的驱动器。在此之前，英国、法国之间由于封建制和频繁的王室联姻的影响，还只是中世纪传统的“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unity），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双方之间只有大致划分的占有地域，而无严格的国土观念和疆界划分，统治阶层和普通大众还未形成明显的对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百年战争不仅结束了英王自“诺曼征服”以来“跨海而治”的政治格局，而且也终结了英王对法王的封臣身份及对法国王位的觊觎，转而注重对英格兰乃至不列颠内部的经营。同时，这也使英国的封建贵族和大众逐渐培养起浓厚的“本土”意识和民族观念，在语言、文化上日益显示出自身的独特性。所有这些，都为日后英国民族国家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在议会君主制统治时期，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逐渐酝酿出规模较大的民众武装起义。1381年爆发的瓦特·泰勒（Wat Tyle）起义，是英国中世纪规模最大、程度最激烈的农民武装斗争，对英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般都把征收高额人头税看作是这次农民起义的根源。实际上，正如一位史家所言，“需要探讨的是远比人头税复杂和根基深厚的原因”，因为“对现存制度的不满一直十分强烈，而导致了一次广泛而又分散的起义”。这一现存的制度，当然是那种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的封建制度。

自诺曼征服以来，封建的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以及诸多的封建役务，一直是羁勒广大农奴的枷锁。自14世纪开始，封建领主开始让农奴交纳货币地租，有的进而要农奴交纳一笔钱来赎买人身自由，由此开启了“农奴解放”的端绪。但这一过程十分艰难，为了获得自由，农奴常常要将多年积聚的钱拿出。又因为他在理论上不拥有财产，因此他不得不找第三者当担保人来与领主交涉，由此受到商人和高利贷者的无情勒索。此外，教会领地中的农奴一般难以获得自由，因为主教、修道院长本身是教会的神职人员，没有权利出卖或放弃教会的包括土地与农奴在内的任何财产。在当时，农奴制在相当的程度上仍然延续，农奴人数仍占据人口的一半。他们被固定在领主土地上劳动，深受沉重的敲剥，他们甚至不能赶跑来吃庄稼的兔子和鸟，因为这些都是主人的财产。农奴结婚也要领主批准，不得与其他领主庄园的人结婚，因为这将带来对其妻子及其子女之领主权的纷争。“农奴的生活水准最低，几乎就与动物差不多”。正因为其人身属于领主，当一个男性农奴去世时，主人就拿走他的最好的牲畜和衣物，如果其没有儿子，还要拿走他的最好的劳动工具。而在女性农奴去世时，如果其没有婚生之女儿，则要拿走她的最好的衣物和床。此外，教会征收的什一税也加重了农奴的负担，教会封建主集领主权和神权于一身，对农民进行双重压迫。

1348年的黑死病更使得农民的生存状态进一步恶化。这次瘟疫使英国的人口几乎减少一半，在肯特、埃塞克斯、赫特福德和苏福克这四个郡，由于劳动力缺乏，一些领主力图将已经获得自由的农民套上农奴制的锁链，出现了“第二次农奴化（Sed serfdom）”的现象。一些自由农民被强迫在领主的庄园领受一小块地，为领主终身劳动。而一些农奴要离开庄园，必须与领主达成协议，在农忙时回来为领主劳动。

农民生存状态的恶化，也与庄园法庭的衰落有关。长期以来，农村中的庄园法庭盛行着日尔曼原始马尔克公社的习惯法，农奴可以利用它来抵制领主过分敲剥。但到了14世纪，随着“农奴解放”与农村人口的逐渐流动，庄园法庭被大大削弱。而且，在国王司法权力扩张和领主司法权的扼制下，庄园法庭更处于消解状态。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教、俗大贵族的领主法庭有所强化。这类法庭一般都有熟悉教会法或罗马法的专业人士参加，国王的官员或法官则出席其最终的判决。作为具有巡游特征的领主“议事会（cil）”的一部分，这类法庭常常用曲解教会法和罗马法之原理的办法来诋毁、取代流行的习惯法，作出有利于领主的解释。著名的圣·阿尔班斯（St.Albans）修道院的领主法庭正是引用罗马法来压迫依附农民，确保了领主圈占公共草场以及独享渔猎的权利。正因为如此，1381年的农民起义常常将法官和法律档案作为其攻击的目标。

农奴是这次起义的主力，但参加者绝不限于农奴。不少已经获得自由并且开始经营致富的“农民精英”也投身于其中，期盼通过斗争获得更多的权益。据史家统计，在肯特、埃塞克斯、赫特福德和苏福克这4个郡中的180名起义者中，有100名拥有1-5镑的财产，其中甚至有15名超过了5镑。在他们之中的36人里，有15人拥有14英亩或更多的土地，2人达到了32英亩，9人为7-12英亩，12人在5英亩或之下。有的人还拥有牲畜，饲养数十只羊。这些“农民精英”此时不仅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而且还担任了庄园、村和百户区的基层头目。另据史家对这4个郡的70名起义者身份的鉴别，其中有53人曾经担任过庄园管家、犁队队长、百户长、法庭陪审员、治安员等。这次起义后王家派出的有关土地无人继承者的调查，更显示出这方面的现象。托玛斯·萨普森（Thomas Sampson）曾经是苏福克郡中发动和组织了5个百户区起义的一个首领，他其实是一位经营成功的富裕农民（“约曼”），在克瑟、哈克斯德和福热斯顿这三个村庄拥有137英亩土地、300只羊和近100头大牲畜，并与别人合伙在哈维奇经营一条船的运输，仅农牧产品的年收入就达到65镑。剑桥郡的起义骨干约翰·汉查彻（John Hanchache），拥有巴伦五分之一的庄园财产和其他6个村庄的庄园财产，被认为“或许是一个正在演变为小乡绅的约曼”。另一位剑桥郡的起义者汶普勒的杰佛里·科柏（Ge offrey Cobbe）在6个村庄里也拥有地产，年收入24镑。埃塞克斯的最初起义爆发中心福宾的起义者威廉·杰尔德波勒（William Gildeborne），拥有价值49镑的财产，其中有70只羊，此外，从地租上看，他在这个地区还拥有100英亩的地产。这些较富裕的自由农民，对封建领主权的蛮横和王室日益增长的税收极其不满，因而也起来参与斗争。

一些城市、城镇的下层民众参与这次起义，他们多系工匠、小贩、低级教士，处于底层社会，不享有任何权利，深受操控了市政和行会的富商、行东的压迫和剥削，同时要承受国家的苛重税收，因此希望通过斗争来来改变现状。也有一些市镇居民反对修道院领主的管辖，要求获得永久自治权，在农民起义中卷入进去。

封建王权的苛暴政策，直接激化了社会矛盾。在“农奴解放”的过程中，不少农奴走出庄园到各地当雇工，成为工资劳动者，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但“黑死病”使人口数量骤减，导致了劳动力的极度缺乏和物价上涨。从保护领主、行会的利益出发，英王通过议会颁布强制性法令。1349年，爱德华三世颁布劳工法令，规定12-60岁的男女，凡没有土地和其他生活资料来源者，都必须按黑死病流行前的工资受雇。1351年的法令规定，凡拒绝受雇者，要戴枷下狱。1361年又颁布新的劳工法，凡擅自离开雇主者，不但要坐牢，而且还要在身上烙印。在此情况下，外出打工的农民和工匠，被迫接受苛刻的条件而受雇，生活十分贫困。而接踵而来的苛重税收，则将下层民众逼上了绝境。

1369年再度爆发了“百年战争”，为了筹措战争费，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理查二世于1377年、1379年和1381年3次征收人头税，规定14岁以上男女，不论贫富，都要交纳。最初每人4便士，1380年增加到1先令，总额分别为22586镑、19304镑和44843镑，其中1381年的税额比第一次约多一倍。在此期间，议会还先后以支援战争为名，两次批准征收动产税，分别为75629镑和56721镑。王权的这些举措受到民众的抵制，据统计，1377年第一次征收此税时，全国有关档案注册人数为1355201人，而在1381年的第三次征收时，此注册人数降为896841人，比第一次少了约三分之一。在封建国家的直接沉重压榨下，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群众开始酝酿反抗。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原始基督教的“千年王国”的蓝图，成为发动农民起义的旗帜。被看做是宗教异端的“罗拉德”派的领袖——有“肯特的疯修士”之称的约翰·保尔（John Ball），带领一批下层教士，在田间地头、城镇乡村到处布道，尖锐地抨击封建制度，要求取消徭役、地租、捐税和财产差别，实行社会各阶层的平等。保尔在布道时指出，上帝造人之初大家都是平等的，正是邪恶使人的暴政无视上帝的法律而导致了奴役的产生。封建农奴制违背神意，是造成贫富不均的罪恶渊薮。“领主衣着天鹅绒和上乘的呢绒，饰以貂皮和其他皮毛，而我们则不得不穿粗布”；“领主享有酒、香料和好面包，而我们则只有黑麦和麦秸渣充饥，以清水解渴”；“领主拥有漂亮的邸宅和庄园，而我们则必须在田野中顶风冒雨干活”。此外，“如果我们不履行劳役，就将挨打”。保尔号召大家去找国王论理，寻求公证，“如果不行，我们必须自己去改变我们的处境”。当农民起义爆发后，保尔又引用社会上流行的名言鼓动农民说“亚当耕田、夏娃织布，那时有谁是贵族”？他号召起义者像除掉农田里的“有害杂草”那样去消灭领主和法官，最终让自己“享有同样的平等、同样的高贵、同样的尊严、同样的权力”。以保尔为首的“罗拉德派”以上帝的权威来否定封建制度，伸张农民的平等权利与反抗要求，为这次农民大起义提供了思想基础。

1381年农民大起义首先于出现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英国东南部地区。5月底，埃塞克斯郡的农民反对征收人头税，首举起义大旗。6月初，肯特郡的农民、工匠也揭竿而起，展开武装斗争。这两郡的起义者纷纷起来杀死税官和领主，捣毁修道院、法庭与监狱，烧毁司法档案。据《西敏寺编年史》记载，“在肯特，他们像疯狗中的最疯狂的一群行事，狂暴地奔逐该郡大多地区，将许多地主的庄园、房屋夷为平地，将一些人斩首，强迫其所遇见的不是他们同伙的每个人发誓与他们一道保卫国王理查，因为他们宣称自己是国王和王国福祉的斗士，反对那些正在对之叛卖的人”。起义者进而摧毁了大主教与王国中书令在拉姆伯斯的庄园，放火烧掉其中的书籍、衣服和亚麻布织品，并将酒室中的酒取出来痛饮，剩下的则倒掉，将厨房洗劫一空。这些反抗，迅速得到各地农民、工匠乃至城市下层民众的普遍呼应，迅速波及英国的25个郡。

肯特郡起义者在占领了达特福德和梅德斯通两地后，推举了泥瓦匠瓦特·泰勒（Wat Tyler）为领袖。6月10日农军进抵坎特伯雷，从监狱中救出被捕的约翰·保尔。6月12日，以肯特和埃塞克斯两郡起义者为主体的农民武装约10万余人进军伦敦，会合于布莱克希思。6月13日，起义者在伦敦平民的帮助下进入城内。据当时的编年史记载，在13日进入伦敦后，6万肯特起义者捣毁了位于南沃克的马歇尔希监狱的所有建筑，“释放了所有因债务和重罪而被监禁的人”。而埃塞克斯起义者则在伦敦北部的克勒克维尔杀死所有抵抗的人，将房屋烧毁，接着又攻打福尼特监狱，释放罪犯，攻击“圣殿（Temple）法学院”，烧毁书籍和档案。此外，他们还攻进兰加斯特公爵冈特的豪华府第，将所有的家具、物品焚之一炬，并将金银财宝搜出来用斧子砸坏，扔进泰晤士河。

6月14日，在起义风潮的冲击下，理查二世被迫与瓦特·泰勒进行谈判，并对起义者作出承诺：在全国废除农奴制，农奴成为自由佃农，每亩地每年只交4便士给领主；取消市场垄断，准许自由交易；对起义者实行大赦，赐给在场起义者的各郡代表一面王家旗帜作为他们受国王保护的标志。同时，理查二世还当场让30名吏员草拟让起义地区民众获得自由的“解放敕令”。

这一举措有效地抑制了起义的发展，许多起义者轻信了国王的承诺，纷纷离城返家。但仍有大约2万家境极其贫苦的起义者不满足这些条件，坚决留下跟随泰勒继续坚持斗争。他们冲入伦敦塔，将坎特伯雷大主教西蒙·苏德伯雷（Simon Sudbury）和财政大臣海尔斯（Robert Hales）及数名臭名昭著的官员拖到塔山上斩首，并将其首级绑到木杆上游街后烧毁，而后又将其遗骨悬挂在伦敦桥上示众。另一部分起义者也在伦敦城及其郊区追杀官吏、贵族。一些前来开设毛纺业作坊及经商的伦巴德人特别是佛莱明人（Flemings）也成为攻击对象。

在地方，武装起义也蓬勃展开。如在苏福克，教士拉维（John Wrawe）率领民众攻击王廷财政官员的奥维尔霍尔庄园，袭击教堂。并在6月13日晚抵达圣·爱德蒙滋伯雷修道院，将院长约翰·坎布里奇（John Cambridge）斩首示众。另一些苏福克的起义者还把矛头指向剑桥大学的校长约翰·卡文迪希（John dish）爵士，此人原是王廷的大法官、东盎格里亚地区的大贵族，他在雷肯希思被义军抓住斩首。6月14日，在牧师约翰·巴蒂斯福德（John Battisford）和佃农萨普森（Thomas Sampson）的率领下，一些起义者又从南面攻击伊普斯威奇镇，将苏福克主教区副主教和王室税收官的住所夷为平地。此外，贵族的默丁汉城堡也遭到袭击。而受苏福克形势的影响，剑桥郡东部的农民也在格雷斯顿（Johon）的带领下起义，并把目标对准剑桥大学，因为它的一些学院拥有大量财产，并以此来剥削当地的镇民。富有的圣体学院受到攻击，大量家具、书籍和门窗被毁。此外，储有大学之档案的圣·玛丽教堂也遭到破坏，大学的财库以及图书馆的书籍、文件被烧毁。就连大学附近的伯恩维尔修道院也不能幸免，甚至剑桥大学的一些攻读法律的学生也遇害。在其他发生起义的郡和市镇，都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在严峻的形势下，王室开始密谋布置镇压。6月15日，瓦特·泰勒率众与国王在斯密茨菲尔德再次谈判，提出了更激进的要求，如废除王国法律、领主权和主教区，没收教会地产，在俗人中分配，所有人都拥有同样的自由与法律身份等。在谈判中理查二世对起义者的要求不作正面回答，含混敷衍，由此引起了瓦特·泰勒不满。同时，王室内府的吏员通过辱骂来激怒瓦特·泰勒，泰勒受到刺激，策马向前呵斥国王，而伦敦市长沃尔沃思（William Walworth）和国王的随从则发动突然袭击，杀死毫无提防的瓦特·泰勒，起义者群龙无首而相继溃散。接着，伦敦市长召集贵族、市民武装清剿伦敦及周围的起义者，将相当一批人逮捕斩首。随之，国王声称仍旧维护农奴制，并下令军队与各地贵族官员追杀起义者。在埃塞克斯的大巴豆和雷特腾登等地，王军击败抵抗的起义者，杀死约500人，缴获800匹马。而在圣·阿尔班斯，起义的发动者约翰·保尔遭到审判被吊死并被分尸。在其他地区，遇害的起义民众也不在少数，据当时的编年史家估计，约有1500名起义者被吊死或斩首，总共约有7000名起义者丧身。此外，还有诸多的起义者被处以监禁和高额罚金。至6月底7月初，各地的起义相继被镇压。

这次农民起义对英国历史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