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转型时代——清末至五四运动（1 / 2）

文明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新陈代谢过程，其间有量变、渐变，也有质变、突变。如果说，古代中华文明大都处在量变、渐变之中，那么，近代中华文明则发生质变、突变。这与世界形势有关。18世纪、19世纪之交，西方资本主义咄咄逼人地向东方拓展，而中国却以其悠久历史铸成的惯性与自尊，力图维系封闭格局。冲突不可避免。鸦片战争将这一冲突以血与火的形式彰显于世。中国战败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用商品、炮舰、鸦片和不平等条约将中华民族裹挟进世界统一市场，中华文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正是在与异质文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灵与肉、笔与剑的交锋中，中华文明实现从中古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型。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坚船利炮打上门来，清廷朝野上下均“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1]。受命钦差林则徐，赴粤禁烟之初，竟以为洋人腿直，不能弯曲，即便开战，也不堪一击。西方是新锐突进，有备而来；东方是老大羸弱，浑浑噩噩。在这种情况下，中英尚未正式交火，战争的结局便已定型。

列强的大炮轰开了紧闭的国门，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和屈辱，但它同时也开启了一扇窗口，使中国人得以窥见域外世界的新鲜图景。“开眼看世界”成为中华民族从沉睡中觉醒的标志。林则徐（1785—1850）、徐继畬（1795—1873）、魏源（1794—1857）等人，担当了时代的前驱。

1839年，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广东禁烟。在同洋人直接打交道的过程中，林则徐深感“不谙夷情”之苦。现实斗争的迫切需要和“知己知彼”的传统古训，促使林则徐“日日使人刺探西事”，又令随行译员翻译英国商人主办的《广州周报》《广州纪事报》等报刊，编成《澳门新闻纸》，从中择要编成《澳门月报》，在《论中国》《论禁烟》等名目下，综述洋人言论。他还令人翻译英国人慕瑞《世界地理大全》，编成《四洲志》，概述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重点介绍英、美、法、俄等国情形。又译出瑞士人滑达尔的《各国律例》，了解西方法律。

1839年，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广东禁烟。图为表现虎门销烟情形的浮雕。

鸦片战争时期，与林则徐同样关注外洋、寻求新知的，还有不为人们熟悉的徐继畬。徐继畬撰写十卷本《瀛寰志略》，配以四十二幅地图，论述“地形如球”“海得十之六有奇，土不及十之四”，介绍亚、欧、非、美、澳洲数十国情形，内容包括地理、历史、民风、物产、制度，精审谨严，尤以英、法等国为详尽。

继承并光大林则徐“开眼看世界”事业的最重要人物是他的朋友魏源。1841年8月，林则徐自杭州赴戍新疆，途中邂逅魏源于江苏京口（今镇江），老友相会，家国忧患，百感交集，两人通宵对榻，抵掌做彻夜谈。林则徐将《四洲志》手稿及有关材料交给魏源，嘱托他进一步研究外情。魏源不负众望，于次年完成《海国图志》五十卷本，1852年又扩充为一百卷本，洋洋八十余万言，配图百余幅，是19世纪中叶中国乃至东亚内容最丰富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尤其具有时代意义的是，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卓有胆识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率先突破“夷夏之大防”，不仅承认西方物质文明相对于中国的先进性，而且明确表现出学习西方、赶超先进的开放襟怀，预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基本方向。

鸦片战争以后，“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开眼看世界”，也成为先进中国人共同的思想特征。就在徐继畬、魏源等士大夫汲汲于著书立说，“谈瀛海故实”的同时，活动于桂、粤山区的一介塾师洪秀全（1814—1864），破天荒地引入西方宗教并加以改铸，使之奇迹般地唤起亿万中国农民的共鸣，掀起一场历时十三年、席卷半壁河山的太平天国风暴。然而，从太平天国的纲领和实践看，其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政治上的集权主义、意识形态上的道德主义，说明仍未脱出旧式农民战争的故迹。

继承并光大林则徐“开眼看世界”事业的最重要人物是魏源。1841年林则徐将《四洲志》手稿及有关材料交给魏源，嘱托他进一步研究外情。魏源不负众望，于次年完成《海国图志》五十卷本，1852年又扩充为一百卷本，是19世纪中叶中国乃至东亚内容最丰富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图为魏源雕像。

19世纪60年代，“洋务”事业在镇压“内乱”与抵御“外患”的双重目标下发生。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它以“求强”、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为中心。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又以“求富”、兴办近代民用工业为重点。

奕訢（1838—1898）、曾国藩（1811—1872）、左宗棠（1812—1885）、李鸿章（1823—1901）、张之洞（1837—1909）等人兴办“洋务”事业的初衷，在于援西洋之长，以扶清朝统治大厦之将倾。但是，洋务实践毕竟将近代文明发动机的机棙拧拨了一下，当机棙一旦转动，就逐渐地向着毁灭旧制度的爆炸点走去，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迫使它停止。这一由清朝“中兴名臣”引入中华大地的大工业生产方式及与之相联系的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按照它自身的发展规律，艰难地却不可阻挡地成长，促成文化的近代转型。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华文明从封闭的僵壳中部分地解脱出来，面对着广阔的世界呼吸吞吐，接纳西方近代文明的新鲜养料，调节、完善自己的再生机制。这个痛苦但却充满希望的生命过程，首先体现为近代工业的建立、交通运输的发展、沿海城市的工商业以及农村商品经济的扩展，在此基础上，生机勃勃的新质细胞在中华文明肌体内由隐而彰、由弱而强地分蘖、繁殖起来。

奕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兴办“洋务”事业的初衷，在于援西洋之长，以扶清朝统治大厦之将倾。图为曾国藩像。

一书院改制与新学堂开办

新的时代呼唤着新的人才，从而将教育制度改革提上日程，一方面是旧书院的改制，另一方面则是新学堂的开办，而书院改制的方向，也是向新学堂靠拢。

外国传教士设立的教会学校，是近代新式学校教育的开端。19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传教士在广州、香港、澳门、宁波、上海、福州等地开办学校，这些学校教授内容仅为宗教、英文，规模很小，程度很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教会学校有了较大发展。1876年，教会学校总数为三百五十所，学生总数五千九百七十五人。到1898年，单单美国传教士开办的学校中学生人数就超过二万。教会学校开设了一些中国传统教育所缺的课程，如语言、地理、历史、数学、自然科学和宗教。为应教学需要，教会学校编译出一批中国近代早期的自然科学教本，如《笔算数学》《形学备旨》《代数备旨》《三角数理》《数学理》《代数术》《格致须知》《八线备旨》《重学》[2]等，起到了传播新文化、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清政府开办的新学堂，首推京师同文馆。

新的时代呼唤着新的人才，从而将教育制度改革提上日程，这一方面是旧书院的改制，另一方面则是新学堂的开办，而书院改制的方向，也是向新学堂靠拢。清政府开办的新学堂，首推京师同文馆。图为京师同文馆人员的合影。

1861年1月，清政府设立专门办理对外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在请求设立总理衙门的奏折中建议设立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1862年6月11日，英文馆正式开课，学生十人，均为八旗子弟。1863年4月，又开设法文馆和俄文馆，学生增至三十人。1866年12月及次年1月，奕訢等又两上奏章，请求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延聘西人教习。根据1890年京师同文馆馆规，学生肄业八年，学习外国地理、历史、代数、几何、三角、化学、天文、外语翻译等课程，这时的京师同文馆，已发展成为一所文理综合性的实用科学专门学堂。其培养目标、课程设置、训练制度，均与旧式书院大相径庭，初步具备近代学校的特点。

在新时局、新时潮的逼迫下，清政府对科举制度及旧式书院、学塾进行局部的改良，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形式都渐渐接近新学堂。1898年开设的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综合大学的端绪、北京大学的前身。

1901年，清政府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废除武试。科举形式有了改变。1903年，张之洞、张百熙等合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奏准颁布。完全不同于传统学制的新教育制度呱呱坠地。1905年8月清政府宣布“停科举以广学校”，从606年（隋大业二年）起实行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

二近代报刊的发行及出版机构的建立

1898年开设的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综合大学的端绪、北京大学的前身。图为当时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上课的情形。

社会信息量的成倍增长及传播速度的加快、传播范围的扩展，是近代社会的最基本标志之一。社会生活频率的明显加速，文化信息的激增，以及各政治集团宣传舆论工作的急切需要，刺激了近代报纸、杂志出版业从零起步，迅速发展。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办报。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取得在华办报特权。从1860年到1890年，仅耶稣会主办的报刊即多达七十余种。教会报刊中，影响最大的是《万国公报》，发行量最高达五万四千份，曾对维新派人士产生重要影响。

外国商办报刊也发展起来，而且后来居上，在社会影响方面，超过了教会报刊。外国商办报刊中最著名者为《申报》。从1872年4月30日创刊到1949年5月停刊，长达七十七年，是中国近代历史最久的报纸。

近代中国人自己主持的报纸，滥觞于林则徐1839年在广州组织人员编译的《澳门新闻纸》。林则徐又将《澳门新闻纸》中的材料，摘编成《澳门月报》，送有关方面参考。不久，林则徐被撤职，两报也随之停刊。

随着中国资产阶级的诞生，反映其要求的报刊纷纷问世。1868年，伍廷芳（1842—1922）在香港创办《中外新报》，首次采用西方报纸形式编排，不再采用书本形式。1874年1月，改良派思想家王韬（1828—1897）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该报最大特色是每日于头版头条位置发表政论一篇，多由王韬撰写，文字浅显，论说透辟且富于激情，具有强烈的鼓动性。

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报纸发挥了极大的宣传鼓动作用。1895年8月，康有为创办的《中外纪闻》在北京出版发行。梁启超、麦孟华主其笔政，内容有上谕、外电、各报选录、译报、评论等。该报鼓吹维新变法，免费赠送在京官员，使之“渐知新法之益”。

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报纸发挥了极大的宣传鼓动作用。1895年8月，康有为创办的《中外纪闻》在北京出版发行。梁启超、麦孟华主其笔政，该报鼓吹维新变法，免费赠送在京官员，使之“渐知新法之益”。图为康有为与梁启超在万木草堂。

在顽固派的高压之下，《中外纪闻》被查封。维新派于1896年8月又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开办之初，十天一册，每期论说文四千余字，由梁启超手撰。他才思敏捷，行文酣畅淋漓，笔锋常带感情。严复盛赞曰：“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3]《时务报》出版仅几个月，销量达一万七千余份，创当时报刊售量最高记录。

《时务报》创办的次年，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严复以英国《泰晤士报》为《国闻报》楷模，其宗旨一是“通上下之情”，二是“通中外之故”。重视外国报纸书刊的译介，是其显著特色。深刻影响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严译名著《天演论》，便在《国闻报》馆所编旬刊《国闻汇编》上首先与世人见面。

1898年6月，在变法高潮中，光绪帝下令准许官民自由办报。中国近代报刊事业，出现第一个高潮。1895年至1898年期间，公开发行的报纸多达六十余种，不但出现于上海、汉口等通商口岸，而且出现于长沙、桂林、重庆、西安等内地城市。

我国近代出版机构中，历史最久、影响最巨的，当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

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创设于上海。创办人夏瑞方、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贷屋开业。1901年张元济（1867—1959）的加入，给商务印书馆的发展注入强大活力。

中华书局成立于1912年元旦，创办人是陆费逵。教科书和儿童读物是中华书局的出书重点。从创办之日到1949年，共出版教科书四百余种，居出版界之冠。

《时务报》创办的次年，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图为严复及手迹。

新的时代条件，新的文化环境造就了不同于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群体。依据他们产生的来源，又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由士大夫营垒分化而出，一则由新文化培育而成。

第一类近代知识分子，早年基本上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他们在时代的感召下，逐渐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一般说来，他们的政治主张比较温和，在思想深处与旧文化藕断丝连。冯桂芬、王韬、薛福成等人均属这一类型，而张謇（1853—1926）则可以作为其典型代表。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颇著声名的“状元资本家”，幼年攻经书，青年为幕僚，壮年中状元、办实业，晚年兴宪政、入内阁，一生经历坎坷且富传奇色彩。他提出并终生实践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主张，是出身旧营垒的近代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之下所能采取的选择。

第一类近代知识分子，早年基本上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他们在时代的感召下，逐渐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一般说来，他们的政治主张比较温和，在思想深处与旧文化藕断丝连。张謇可以作为其典型代表。图为张謇（右一）与黄兴（右三）等人出席中国第一个植树节。

第二类近代知识分子，系统接受资本主义新文化，他们或者就读于洋人执教的新式学堂，或者远涉重洋，负笈异邦，用新的文化构件，组建自己的知识系统。一般说来，他们较少传统羁绊，对新文化的理解和把握较为深刻，在近代西学东渐中的作用显然超过前一类知识分子。其弱点则是易于脱离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和民众心理态势，试图机械地移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于中国，而犯了空想主义、教条主义和学理主义的毛病。这一类型以何启（1858—1914）、胡礼垣（1847—1916）、容闳（1828—1912）为代表。何启留学英国，先后学医、学法律，后在香港以律师为业，又创办西医书院。他认为“政者民之事”，反对君主专制。后又参与孙中山筹划的广州起义，起草对外宣言。胡礼垣科举屡试不第，入香港皇仁书院学习。曾访问苏禄国（现属菲律宾），助其国王整理国政。1894年后，一度代理中国驻日本神户领事。何启、胡礼垣二人合著《新政真诠》，批驳名教纲常，鼓吹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是19世纪后期十分活跃的资产阶级政论家。容闳七岁即入澳门的“西塾”读书，十九岁赴美留学，考入耶鲁大学。学成归国，他对太平天国进行实地考察，向洪仁玕陈述建设近代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的七条方针，希望通过太平军来“为中国谋福利”。这一尝试失败后，他又鼎力协助洋务官僚建成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新式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组织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幼童以官费赴美留学。

近代知识分子不同于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新”特色，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时代意识

容闳七岁入澳门的“西塾”读书，十九岁赴美留学。学成归国后他提议，由朝廷派遣学生赴美留学，以培育人才、学习西方之长。他的建议得到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获得朝廷批准，组织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幼童以官费赴美留学。图为第一批留美幼童。

知识分子最先意识到时代之变：世界已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天下”，中国也不再是国人自诩的居天下之“中”的天朝上国，夷夏关系在变，世道与人心在变。自觉的、强烈的时代意识，是新知识分子的明显特征。

二知识结构

知识分子阶层拥有专门文化知识，其内容和结构已非传统士大夫所可比拟。

三新的角色认同

中国传统士人素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由士而仕，投身宦海，是其规范的自我角色认同。

进入近代，知识的门类急剧扩充，科学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独立于社会政治之外的价值地位逐渐被社会所承认。科举制度终于废除，职业分工更趋细密。在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之下，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双向的角色认同。一方面，他们在内忧外患交迫、民族生死存亡的时代条件下，继承并发挥士大夫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自觉担当反对帝国主义和专制制度的先锋；另一方面，他们又开始与政治分离、向知识回归，到静谧的图书馆、实验室内，潜心钻研，以卓越的学术成就，服务于社会的科学、文教事业，以此实现知识与个体人格的价值。

在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之下，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双向的角色认同。一方面，他们继承并发挥士大夫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自觉担当反对帝国主义和专制制度的先锋。图为现代李大钊的手迹。

上述双向角色认同是就近代知识分子的总体而言。具体到每个个体，显然存在一种方向互逆的艰难抉择。不过，这种抉择的结果，却并非绝对的非此即彼，而是依据个体性格、禀赋、觉悟的差异，分别表现为超然治学、学术救国、舆论干预、直接参政四类情况。政治与学术两极之间的多层次选择，使近代知识分子的性格面貌更加丰满，也使得近代文化的历史进程更加曲折。

洋务事业的推行，在朝野上下引起强烈反响。清廷内部，顽固派以“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之类的陈腐论调攻击洋务派“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而洋务派力陈当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兴办洋务正好比“君父之有危疾”而“百计求医”，非如此不足以存亡继绝。双方论争不休，古井无波的思想界渐起涟漪，由“死水微澜”而“大波巨浪”。这集中体现在关于中学与西学“体”“用”关系的热烈争鸣。

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1809—1874）不仅承认船坚炮利不如人，而且承认“人无弃才不如人，地无遗利不如人，君民不隔不如人，名实必符不如人”[4]，进而提出“改科举”“采西学”“制洋器”等措施。他把自己的主张归纳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虽然没有提出“体”与“用”的对等之词，但明确表示了将西方近代文化之“用”与中国传统文化之“体”嫁接起来的思想，他也因此成为洋务巨擘李鸿章的幕僚。

19世纪70年代，洋务大吏的智囊人物王韬、马建忠、薛福成纯熟地运用中国传统范畴体系中的道与器、本与末、形而上与形而下等概念来比较中西文化的优劣、主从关系，具有更加鲜明的理论色彩。图为王韬《漫游随录》中《巴黎胜概》插图。

19世纪70年代，洋务大吏的智囊人物王韬（1828—1897）、马建忠（1845—1900）、薛福成（1838—1894），沿着冯桂芬的思路继续缓慢推进，他们一方面大声疾呼发展工艺科技，扶助民族资本，开办近代工业，振兴商务外贸，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式学堂，甚至提出仿效西方实行议院制度，另一方面仍坚持“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5]。他们的论述超出冯桂芬之处，在于纯熟地运用中国传统范畴体系中的道与器、本与末、形而上与形而下等概念来比较中西文化的优劣、主从关系，具有更加鲜明的理论色彩：

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6]

进入19世纪90年代，内忧日甚，外患日迫。中西文明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种领域全面交锋，“洋务”事业进入高峰。士林中人对中西文明关系的思考，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最大思想结晶，便是“中体西用”说的正式出现和广为流行。梁启超这样说道：

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7]

人们一般将张之洞认作“中体西用”说的首倡者。其实，在他之前，这一说法已多次见诸报章。1893年，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刊行，其中《西学》篇就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1896年8月，孙家鼐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将“中体西用”说阐发得更加明白。

进入19世纪90年代，内忧日甚，外患日迫。中西文化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种领域全面交锋，“洋务”事业进入高峰。人们一般将张之洞认作“中体西用”说的首倡者。图为张之洞在自己奏准开建的京汉铁路列车上。

1898年5月，张之洞撰成《劝学篇》，其《设学篇》称：

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便偏废。

打出“中体西用”旗号的人，各自的目的并不一致，他们对这一思想的理解角度和强调侧面也大相径庭。冯桂芬等早期改良派鼓吹“中体西用”，是为了在陈腐、僵化的传统文化的一统天下之中，为新思想的立足打进一个楔子，目的是让“西用”得以在“中体”之中存身。曾国藩、张之洞等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理论纲领，本意却是以“西用”捍卫“中体”。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对“中体西用”也表示兴趣，那是由于他们机敏地将这一现成口号服务于自己的变法活动。

概而言之，“中体西用”说为古老的中华文明吸纳西方文明的营养，创造了一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可能的模式。我们今天有充分理由来论证“中体西用”的浅薄，但正是在它的庇护之下，近代文化才得以排除顽固势力的重重阻挠，插足于传统文化的世袭领地，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对“中体”“中学”给予影响，促进其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