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转型时代——清末至五四运动（2 / 2）

从学理分析，“中体西用”说自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最根本的在于它袭用了传统的“体”“用”范畴，却抛弃了体用相关、“体用不二”这些符合事物本来规律的古典认识论精华。文化本体与功能属性、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器用与制度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浑然整体。“中体西用”说却将它们机械地割裂开来，然后随意拼搭，貌似全面、公允，实则似是而非。因此，从“中体西用”说问世之日起，就不断受到尖锐责难。甲午战争中方惨败，为这种责难提供了依据。王韬认为，只学习“西学”的坚船利炮，“仅袭皮毛，而即嚣然自以为足”“终不能一旦骤臻于自强”[8]。钟天纬说：“欲挽回大局，岂仅在船坚炮利区区末艺之间，则小小补苴，仍无补存亡之大计，必须破除积习，大为更张。”[9]诚哉斯言！

“中体西用”论自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最根本的在于它袭用了传统的“体”“用”范畴，却抛弃了体用相关、“体用不二”这些符合事物本来规律的古典认识论精华。从“中体西用”说问世之日起，就不断受到尖锐责难。甲午战争中方惨败，为这种责难提供了依据。图为甲午海战中英勇还击的清朝官兵群像。

梁启超曾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文化的进程分为三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10]从林则徐、魏源到曾国藩、张之洞，是第一期的代表。从第一期过渡到第二期，关键在甲午一役，“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11]。这图谋改革不良政制的“国内有心人”，便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

“维新”与“革命”，都是中国典籍中古已有之的语汇。《诗经·大雅·文王》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说的是周朝虽然历史长久，但到文王时期，变旧法，行新政，又呈新国气象。《易·革卦》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说的是天地变化而形成四季，商汤、周武王革故鼎新，顺乎天命而合于人心。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人们将主张对君主专制制度实行改良、推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力量称为“维新派”，而将主张彻底推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力量称为“革命派”。这两派都要求在制度文明层面上学习西方，但在方式、手段上存在分歧，前者温和，后者激烈。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1850—1927）生长在最早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广东。他早年接受严格的正统教育，成年后对旧学“渐厌之，日有新思”，又游历香港，见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优越性。他鄙弃烦琐的汉学和程朱理学，喜好陆王心学，尤其在师从廖平之后，更拳拳服膺儒家今文经学。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中国今文经学，是康有为思想的两大支柱。

1895年5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召集各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于松筠庵集会，联名上书光绪帝，慷慨陈词，力主拒绝和议，恳请“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12]。此举冲破清政府严禁士人干政的禁令，在朝野上下引起强烈震动，上书虽被都察院拒绝，但其内容却在全国广泛流传。变法维新运动由此发端。

在戊戌变法运动和新文化的启蒙浪潮中，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1873—1929）占有特殊地位。康有为的名字及其变法思想理论在知识阶层中广泛传诵，与梁启超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分不开。“戊戌前，南海已蜚声海内，实任公文章之力也。”[13]

维新派中思想最激进者，当推谭嗣同（1865—1898）。他以“冲决网罗”的大无畏精神，批评“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又揭露纲常伦理“不唯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有如此矣”[14]，成为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

作为一场政治变革，维新派发动的戊戌变法是短命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将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傀儡皇帝身上，幻想通过“合法”手段，自上而下推行改革，结果在顽固守旧势力的突然袭击下，措手不及，迅速失败。但是，作为一场文化启蒙运动，维新派在戊戌年代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深刻而又久远的影响。这方面成就最高者，是康有为推崇的“中国西学第一者”严复。

在戊戌变法运动和新文化的启蒙浪潮中，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占有特殊地位。维新派中思想最激进者，当推谭嗣同，他是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图为“戊戌六君子”遇难的情形。

严复（1854—1921）一生最重要的文化贡献，是翻译、介绍、宣传近代科学形态的生物进化论，并把它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宇宙有至大公例，曰万化皆渐而无顿。”[15]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深刻启发了跨越新旧世纪之交的整整一代热血青年。“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一部译作，竟然能够产生如此强烈的社会效应，实在是历史的奇观。

戊戌变法昙花一现，谭嗣同的头颅证明了改良的此路不通。进入20世纪，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的义和团烈焰，带着中世纪的野性猛烈燃烧年余光景，在给予西方殖民强盗以严正警告之后，悲惨地熄灭了。清政府公开亮出“量中华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身契，心甘情愿当起列强的儿皇帝。刚刚跨入新世纪的中国，风雨如晦。但是，启蒙时代播下的思想种子却在人们心中滋生，在新世纪的雨露滋润下，不可遏制地生长起来。当亡命海外的康有为不识时务地依旧在保皇、复辟的死胡同里踯躅徘徊的时候，一大批热血青年迅速离开他，走向孙中山。时代思潮的主旋律，开始由温和的“维新”转换为激越的“革命”。

1905年8月，孙中山（1866—1925）为首的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光复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全国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在思想文化战线也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创办多种报刊，宣传民族主义、民主主义，鼓舞人民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殖民掠夺，对内反对清朝统治集团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呼吁扫除专制政体，建立自由独立的“中华共和国”。

孙中山在肯定现时中华文明从总体上落后于西方文明的前提下，指出中华文明传统也有许多积极的方面，“持中国近代之文明以比欧美，在物质方面不逮固甚远，其在心性方面，虽不如彼者亦多，而能与彼颉颃者正不少，即胜彼者，亦间有之”[16]。如《大学》所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17]。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也有它的阴暗方面，如财富过于集中，贫富不均，道德沦丧，社会动乱不已。所以他提出中国不能一味仿效西方的变革之路，而应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孙中山贡献给中华民族的最宝贵的文化财富，是他提出的“三民主义”。这个凝结了他毕生心血的思想结晶，贯彻了取中西文化之精华而“融贯之”的宗旨，诚如他说：

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一民族主义。……二民权主义。……三民生主义。[18]

民族主义反对列强侵略，主张各民族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权主义打倒君主专制，倡行民主政治，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民生主义实行耕者有其用，节制私人资本。

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光复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全国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在思想文化战线也做了大量工作。孙中山贡献给中华民族的最宝贵的文化财富，是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图为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社会风俗发生显著变化，是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的一个较大时段徐徐展开着，这本身正表征中华文明的转型。19世纪中叶以降，近代工业、商业、交通业的渐次发展，开始为中国人提供改变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在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等得风气之先的地区，人们的衣、食、住、行、乐均发生着变化，社会风尚因而也随之异动。以上海使用电灯和自来水为例即可见时尚变迁之一斑。19世纪80年代初，当英、美等先进工业国刚开始出现发电设备时，上海立即效法。1882年，电灯在租界出现；1892年工部局建发电厂，街灯成为市政的一项重要建设，以后，上海绅商也“装设电灯以惠行游”。自来水则先于1881年在租界安设，渐次推广到市民中来。电灯、自来水初出现时，上海市民曾十分恐惧，担心用电会“遭雷殛”，因而“人心汹汹”，后来则非常欢迎电灯，称其“赛月亮”“颇便行人”；开始，市民“谓（自来）水有毒质，饮之有毒，相戒不用”，后来则“遍装水管，饮濯称便”。这就从一个侧面表明，当现代物质文明渗入中国人生活之后，必将引起风尚的变更。除物质生活进步造成习俗之变以外，历次政治革新运动和革命运动也起了移风易俗作用。例如，作为近代改变陋习突出事项的“戒缠足”，本来早在嘉庆、道光间即有李汝珍在《镜花缘》中、俞正燮在《癸巳类稿》中尖锐抨击缠足之论，却并无明显社会效果。到了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梁启超等大声疾呼戒缠足，成立“不缠足会”。康有为上《请禁妇女缠足折》，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著文鼓吹天足，林琴南作《小脚妇女诗三首》力陈缠足之苦，梁启超等人还条拟《试办不缠足会简单章程》制定戒缠足的具体实施办法。经过这些宣传、组织工作，戒缠足渐成风尚，戊戌前是少数人的觉悟，戊戌后是普遍觉醒。

在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等得风气之先的地区，人们的衣、食、住、行、乐均发生着变化，社会风尚因而也随之异动，以上海使用电灯和自来水为例即可见时尚变迁之一斑。图为当时的人们正在使用自来水。

戊戌变法前后，还成立了戒鸦片会、蒙学公会、医学善会等五十多个学会，旨在“累合千万之群”，以使风俗更新的“成就尤速，转移尤巨”。维新运动作为政治运动是夭折了，但其移风易俗之功，却垂之永久，遗泽后世。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变更陋俗方面，是维新派的直接继承人。

还在辛亥革命的准备阶段，革命派就十分重视移风易俗的宣传、鼓动。在他们主办的刊物上，《剪辫易服说》《家庭革命说》《婚姻改良论》《奴婢废止论》之类的文章俯拾即是。各种以改良社会风俗为宗旨的团体也纷纷建立。革命爆发后，这类团体更如雨后春笋，竞相破土，如社会改良会、天足会、女子进德会、禁烟联合会、体育会、尚武会，等等。不少革命派人士，身体力行，为民作则。秋瑾（1875—1907）冲破封建家庭的羁绊，负笈东渡；蔡元培续弦，公开提出“男女两方意见不合可以离婚”；吴玉章（1878—1966）顶住舆论压力，不为女儿缠足，开当地风气之先。革命派还试图运用行政立法手段革除社会陋习。1906年制定的《同盟会宣言》就提出扫除“风俗之害”是实行军法之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立即颁布一系列法令、文告，禁娼、禁烟、禁赌、剪辫、放足、废止清官厅称呼。

革命爆发后，以改良社会风俗为宗旨的团体更如雨后春笋，竞相破土。不少革命派人士，身体力行，为民作则。秋瑾冲破封建家庭的羁绊，负笈东渡。图为秋瑾在日本留影。

辛亥革命还革除了男人头上的辫子。满族入主中原，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血腥政策强迫人们接受满族发式，剃发留辫。因此，辫子便不仅是个发式问题，而成了民族耻辱的标志。清廷被推翻，“无数的汉人，都兴高采烈地剪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选择吉日，祭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辫子烧了。更有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放爆竹，举行公宴来庆祝的”。辛亥革命以后，留辫子已为时尚不容，“不剪发不算革命，并且也不算时髦，走不进大衙门去说话，走不进学堂读书”。

辛亥革命后革除了妇女缠足的陋习。妇女缠足之习，相传起于五代。南唐后主李煜（937—970）宫中有一宫嫔，名叫窅娘，美貌善舞。李煜命其在六尺高的玉饰金莲上跳舞。她将足弯作新月形，用缣帛缠绕，舞步婆娑，更显妩媚。在“宫中好细腰，民女多饿死”的时代，缠足之风浸淫下移，到南宋时，便已普及城乡。此陋习摧残妇女身体，约束妇女行动，戕害妇女的自主精神，祸延千年。辛亥革命将妇女的裹脚布抛进历史的垃圾箱。“社会上很自然地一致认定，民国纪元以后生下的女儿，一概不裹脚”“已经裹小的也放大”[19]。妇女解放，由此迈出一步。

礼节、称谓也发生显著改变。在平等思想影响下，叩头、相揖等旧式礼节被鞠躬礼取代，“大人”“老爷”等称呼也改为“先生”“君”。日常用语增添了许多新词汇，有人诙谐地用当时流行的新名词撰成《新国民小传》：

辛亥革命还革除了男人头上的辫子。清入主中原，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血腥政策强迫人们接受满族发式，剃发留辫。辫子便不仅是个发式问题，而成了民族耻辱的标志。清廷被推翻，无数的汉人，都兴高采烈地剪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

有一个新国民，戴一顶自由帽，穿一套文明装，着一双进步靴，走过了交通路，来到了模范街，踏进了公益会，说几句义务话……[20]

随着清王朝的垮台，体现等级的官爵命服、袍褂补服、翎顶朝珠，一律废止。式样活泼、色彩绚丽的新式服装流行起来。“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21]的西服也开始被人们接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创制并带头穿着的立领、四袋式男式上装，辛亥以后，广为流行。这种庄重大方而又颇具中国气派的“中山服”，直到今天，仍被认为是标准的中国男式礼服。

社会积习具有强大的历史惰性，不可能被一次政治风暴扫荡干净。加之领导辛亥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本身在认识和行动上的种种缺陷，他们倡导的移风易俗文化活动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其影响范围多在城市，对广大农村则成效甚微。鲁迅《风波》中赵七爷头顶那盘了又放、放了又盘，却始终不肯剪去的辫子，正是这场不彻底的移风易俗运动留下的又粗又长的“尾巴”。

辛亥革命将专制君主从金銮宝殿推翻，政权却落入袁世凯手中。革命党人为挽救辛亥革命的成果不懈苦斗，“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均无成效，“护法运动”又为西南军阀做嫁衣裳。

打倒一个昏聩的皇朝，却换来一个黑暗的民国。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仅有政治制度层面的变革还不够，文化的觉醒、思想的启蒙，是民族振兴的关键。由此发端，新文化运动勃然而兴。

1915年9月，陈独秀（1879—1942）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开始改为《新青年》。1916年迁至北京出版。它的问世，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崛起。

《新青年》以尖锐、泼辣的思想和自由、生动的文风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巨大反响，也招致卫道士的仇视和围攻。什么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等罪名倾泻而来。《新青年》毫不退缩，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赞颂“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主题。用民主取代专制，用科学扫荡迷信，新文化运动在众多的领域内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涛。

打倒一个昏聩的皇朝，却换来一个黑暗的民国，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仅有政治制度层面的变革还不够，文化的觉醒、思想的启蒙，是民族振兴的关键。由此发端，新文化运动勃然而兴。《新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崛起。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主题，新文化运动在众多的领域内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涛。图为当代沈嘉蔚《北大钟声》。

胡适（1891—1962）等人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文学改良”，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实绩。新文化战士的锋芒还指向戕害人们精神的纲常名教。鲁迅（1881—1936）借“狂人”之口，道出惊世骇俗之言：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22]

吴虞（1872—1949）与鲁迅呼应，猛烈抨击礼教“吃人”。所谓“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23]。

承继着传统，又改铸着传统的中华文明，如五彩凤凰，正在现代生活的烈焰里飞腾、超升！

注释：

[1]《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49页。

[2]见梁启超：《西学书目录》。

[3]严复：《致熊纯如书》，《学衡》第12期。

[4]冯桂芬：《校邠庐抗议》。

[5]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

[6]王韬：《弢园尺牍》。

[7]《清代学术概论》。

[8]王韬：《变法》上。

[9]《刖足集·外篇》。

[10]《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11]《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12]康有为：《公车上书》

[13]王照：《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

[14]《谭嗣同全集》。

[15]严复：《政治讲义》。

[16]《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80页。

[17]《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7页。

[18]《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0页。

[19]《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68页。

[20]《时报》1912年12月21日，附刊第107号。

[21]《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62页。

[22]《狂人日记》。

[23]梁启超：《少年中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