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垂暮新变——明至清中叶（2 / 2）

四物理学与机械工程学

传教士邓玉涵在《奇器图说》的导言提出，治机械学必须先修“重学、借资、穷理格物之学、度数之学、视学、吕律学”。该书第一卷讲解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如重、重心、重容、比例等问题。第二卷讲机械学基本知识，如天平、杠杆、滑轮、斜面等。第三卷才是各种“奇器”的具体制造方法，显示出近代科学理论思维的严密逻辑过程。

此外，熊三拔所介绍的《泰西水法》、汤若望《远镜说》所介绍的望远镜的制作技术及其使用方法，均引起人们的兴趣。

五火炮制造术

中国发明的火药及火器制造术经阿拉伯传至欧洲，引起欧洲的兵器革命。至14世纪中叶，欧洲的火器制造术已比中国先进。明代所获火器，均是在平倭、败佛郎机（明代对西班牙、葡萄牙的混称）的战斗中夺得。清初汤若望（1592—1666）作《火攻揭要》《神威图说》，详细介绍西洋制炮技术和炮战技术。

在自然科学之外，耶稣会士还将基督教神学传播于中国。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它显然在特质上不同于中国世俗文化，因此，它与中国传统发生冲突在所难免。

清初钦天监汤若望作《火攻揭要》《神威图说》，详细介绍西洋制炮技术和炮战技术。图为汤若望像。

与西学注入中国文化系统的同时，中国文化也经西方传教士的传介，在欧洲流播开来。在欧亚大陆的两大文明之间，耶稣会士不自觉地成为“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

利玛窦的先驱罗明坚是第一个用汉文发表教理书的传教士，也是第一个翻译“四书”的西洋人。其后，金尼阁发表利玛窦著作《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揭示儒学的主要观念。熟谙于中华文明的利玛窦在1604年致耶稣会长的书简中还提到有关“太极”和“理”的理论。有关理学的介绍也日益广泛。

1735年，耶稣会士杜赫德在巴黎刊印由耶稣会士在中国的考察资料汇总成的巨著《中华帝国志》。这部被誉为“中国百科全书”的大部头著作分为四卷：第一卷记叙各省地理和历朝编年史，第二卷研究政治、经济、经典和教育，第三卷介绍宗教、道德、医药、博物等科目，第四卷介绍归入满洲帝国版图或附属的地区。许多中国著作的译文如《古文观止》《赵氏孤儿》都被收入该书。《中华帝国志》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在欧洲的播扬起了颇为重要的作用。法国“百科全书派”启蒙学者与德国、英国的知识界均以此书作为了解中国的重要材料。

欧洲启蒙学者首先从中国这一古老文明中充分汲取营养。启蒙大师们的思想特征，是一切诉诸理性、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裁判者。然而，以宗教神学为主体的欧洲中世纪思想传统与启蒙思潮全然对立，来自东方的中国人文传统，便成为启蒙运动者汲取精神力量的重要来源，成为莱布尼兹（1646—1716）、伏尔泰（1694—1778）等启蒙思想家笔下“借以鞭挞旧欧洲的‘巨杖’”。

与欧洲启蒙思想家海绵般从中国精神中汲取营养的同时，17世纪、18世纪的欧洲社会，特别是法国，也因耶稣会士的介绍与中国、西欧间贸易的蓬勃展开，而对中国物质文明产生浓厚的兴趣。当时的欧洲流行中国的茶、丝绸、绣品、瓷器和漆器，在艺术样式上，以中国艺术为泉源的洛可可风格大为盛行。

以耶稣会士为中介而展开的17世纪至18世纪的西学东渐与中学西渐，对中华文明系统的新变，以及对欧洲文明的发展乃至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不管耶稣会士远渡重洋、翩翩东来的本初动机是什么，他们在欧亚两大文明交流中都是功不可没的。

明清两代，中国古典文明进入总结阶段。其突出表现之一，便是士人对先秦以来全部古籍，系统从事考释、训诂，其中尤以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为甚，形成“乾嘉朴学”。“乾嘉朴学”上承东汉许慎、郑玄之学，故又称“汉学”“考据学”，分为吴派和皖派，吴派治经从古文字入手，重视音训，以求经义，代表学者是惠栋（1697—1758）；皖派从小学、音韵入手，判断经义，实事求是，代表学者是戴震（1723—1777）。朴学在中国古文献的考订、校勘、辨伪和辑佚方面，劳绩斐然，又从解经扩大到史籍和诸子，从诠释经义扩大到考究历史、地理、天文历法、音律、典章制度，对中国古典文明做了一次大整理。

明清两代还调动巨量人力、物力，编纂《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类书、丛书，将古代浩如烟海的典籍加以排比荟萃。这些类书、丛书规模之宏大、编制之精密，不仅在中国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文明史上亦屈指可数。

《永乐大典》是明清第一部巨型类书，它的编纂揭开这两个朝代汇辑群籍浩大工作的序幕。

“乾嘉朴学”上承东汉许慎、郑玄之学，故又称“汉学”“考据学”，分为吴派和皖派，吴派治经从古文字入手，重视音训，以求经义，代表学者是惠栋；皖派从小学、音韵入手，判断经义，实事求是，代表学者是戴震。图为戴震像。

早在洪武年间，中书庶吉士解缙（1369—1415）便向明太祖提出纂修大型类书的建议，此议为明太祖所赞许。明成祖登位后，着意于“武功文治”。1403年（永乐元年）七月，谕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编修大型图书，“毋厌浩繁”。根据明成祖的指示，解缙等博采众书，分门别类，依韵纂辑了一部大类书，于次年冬呈上，成祖赐名《文献大成》。由于编纂匆促，内容简略，“上览所进之书，尚多未备”，遂命重修，并令太子少保姚广孝（1335—1418）等与解缙同为监修，开馆于南京文渊阁。1047年（永乐五年）冬，重修《文献大成》毕，书上，改赐名《永乐大典》。全书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此前，我国也出现过一些大型类书，如宋代李昉编的《太平御览》，一千卷；王钦若编的《册府元龟》，一千卷；唐代高士廉编的《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张昌宗编的《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但其规模均无法与《永乐大典》相比。

清初《古今图书集成》的撰辑与《永乐大典》的编纂不甚相同。此书先由康熙第三子、诚亲王胤祉的侍读陈梦雷，据“皇考指示训诲，钦定条例”所编，“时在康熙三十九年。至四十五年五月书成，名为‘汇编’。凡汇编六，为典三十二，为部六千有奇。越十年进呈，赐名《古今图书集成》，命儒臣重加编校，六十年，尚未就。世宗乃命蒋廷锡督在事诸臣成之，编仍其旧，志易为典”。1726年（雍正四年），用铜活字排印，共六十四部。

编纂于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其工程之浩大，更超乎《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

从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下诏征书到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是《四库全书》纂修工作的第一阶段。从《永乐大典》中校辑出来将近四百种宋元古佚书；在全国范围内采访到大量遗书，仅乾隆三十七年至三十九年两年间，便集成一万多种。此外，纪昀（1724—1805）、陆锡熊等学者还完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初稿。乾隆四十七年正月，第一份《四库全书》编成，《四库全书》的纂修的工作转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包括如下内容：（一）完成《四库全书》北四阁的缮写并南三阁的抄写工作；（二）赶办大批官书，如《大清一统志》《开国方略》《满洲源流考》等，及时编入《四库全书》，以宣扬大清皇家的“盛治”。1770年（乾隆五十三年），南方三阁书抄成，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纂修大体结束。而纪昀等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和《存目》，在初稿完成后，又经过长时期修改、补充，直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年才由武英殿刊版印行。在《四库全书》纂修的二十多年中，任职于四库馆的共有三百六十人，若加上从事缮写、装订的人数在内，最多时达到三千八百人。其历时之长，动员人力、物力之巨，非安定、强盛的朝代无法企及。

《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的体例不同。《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属于类书，即分类汇编各种材料以供检查之用的工具书。如唐代欧阳询所编《艺文类聚》第五十八卷“杂文部”内“纸”的条目下，列举蔡伦造纸的传说，韦诞、陈寿、葛洪、杨修等人有关纸的故事，以及晋代傅咸（239—294）的《纸赋》、梁代刘孝威（？—548）的《谢贲宫纸启》；把有关纸的多种材料辑录在一起，以供采择，正表明类书的作用。类书所涉范围相当广泛，诗文、辞藻、人物、典故、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飞禽、走兽、草木、虫鱼以及其他许多事物，几乎无所不包。与近代百科全书颇相类似。《四库全书》则是丛书，它把多种著作整部编印在一起，功能在于广泛网罗散逸书籍。由于“荟蕞古人之书，并为一部”，丛书对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洪武年间，中书庶吉士解缙便向明太祖提出纂修大型类书的建议，此议为明太祖所赞许。明成祖登位后，着意于“武功文治”。1403年（永乐元年）七月，谕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编修大型图书，“毋厌浩繁”。图为当代高民、安玉民、李强、詹勇《永乐大典》。

明清两代纂辑类书、丛书，不仅在中华文明史上气象空前，在世界文明史上也罕见其匹。《古今图书集成》同《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相比算是小个子，但与三千五百万字的《大英百科全书》比较起来，仍可称为煌煌巨帙，因而在国外获得“康熙百科全书”之称。与18世纪中叶法国狄德罗所主编的著名的《百科全书》比较，更可得见明清类书、丛书规模的宏伟。

狄德罗《百科全书》，字数三千二百六十八万字；明代《永乐大典》三亿七千万字，约为《百科全书》字数的十二倍；清代《古今图书集成》一亿六千万字，约为《百科全书》字数的七倍；清代《四库全书》九亿九千七百万字，约为《百科全书》字数的四十四倍。

若将《四库全书》的四千万页摊开，逐页相接，可以绕地球一周又三分之一圈。自《四库全书》纂修迄今，无论中外，尚无一部书籍的规模可与之相比。

中国文学代有高峰，继《诗经》、楚骚、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之后，明清极一时之盛。《中国图书总目》收明清七百一十三种，《中国通俗书目》收明清通俗六百七十种。两者相加，明清存目即有一千三百余种，诚为洋洋大观。

明清繁盛，从社会条件而论，是城市繁荣、商品经济发展、印刷术普及的产物，也与市民思潮的涌动有关。冯梦龙（1574—1646）、李贽、“公安三袁”、金圣叹（1608—1661）等文人倡导、点评，把提到与“四书”“五经”同等地位，无疑也是在明清两代发皇张大的助力。

从文学自身发展而论，明清承袭宋元说话传统，与民众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而且，同为通俗文学形式，较之戏曲等便于案头，状物摹影都在字里行间淋漓尽致，其内容与形式都有利于在民间传播。

明代流行最广的是“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它们分别是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世情的代表。

清代也有四大流派，“拟古派”以《聊斋志异》为代表，“人情派”以《红楼梦》为代表，“讽刺派”以《儒林外史》为代表，“侠义派”以《三侠五义》为代表。图为清代孙温《红楼梦》插图。

《三国演义》，元末明初罗贯中（约1330—约1400）据陈寿《三国志》及民间传说创作，所谓“七实三虚”，描写东汉末年及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冲突，结构恢宏，人物众多，情节曲折，曹操、刘备、关羽、诸葛亮等成为妇孺皆知的艺术典型。

《水浒传》，元末明初施耐庵在《宣和遗事》及有关话本、故事基础上创作，描写北宋末年梁山泊起义，塑造宋江、林冲、李逵、武松、鲁智深等英雄豪杰形象，语言生动，人物性格鲜明。

《西游记》，明代吴承恩（约1500—约1582）在民间流传的唐僧取经故事和有关话本、杂剧基础上创作，塑造孙悟空、唐僧、猪八戒等艺术典型，情节跌宕，语言生动，想象丰富。

《金瓶梅》，明代兰陵笑笑生作，借《水浒》中西门庆、潘金莲故事为线索，展开市井风情，描摹世态细腻，语言艺术高超。

清代也有四大流派，“拟古派”以《聊斋志异》为代表，“人情派”以《红楼梦》为代表，“讽刺派”以《儒林外史》为代表，“侠义派”以《三侠五义》为代表。

《聊斋志异》，清代蒲松龄（1640—1715）所作文言短篇集，以谈狐说鬼的形式，揭露现实的黑暗，于科举制度和礼教皆有批判，对青年男女的诚挚爱情予以赞颂。

《红楼梦》，前八十回曹雪芹（？—1763）作，后四十回高鹗（约1738—约1815）续，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要线索，描绘贵族集团的生活场景，抨击礼教对人性的戕害。语言生动优美，人物栩栩如生，达到古典高峰，其思想和手法都进入一个崭新境界。

《聊斋志异》，清代蒲松龄所作文言短篇集，以谈狐说鬼的形式，揭露现实的黑暗，于科举制度和礼教皆有批判，对青年男女的诚挚爱情予以赞颂。图为蒲松龄像。

《儒林外史》，吴敬梓（1701—1754）作，刻画各类士人利欲熏心的精神面貌，对科举制度做了深刻谴责和嘲讽，语言纯净精炼，善写人物性格。鲁迅称其“秉持公心，指谪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

《三侠五义》，清代据单弦艺人石玉昆说唱本笔录，写侠客助清官包拯断案故事，反映现实黑暗，宣扬礼教，维护专制社会秩序。

明清不仅重结构，重情节，而且在结构情节的展开中重视理性指导，所谓“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在人物塑造上，善于运用对比、白描、虚实结合、多样统一等手法，故“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

注释：

[1]《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

[2]朱彝尊：《道传录序》。

[3]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试文格式”。

[4]《传习录》中。

[5]《传习录》中。

[6]《明儒学案·泰州学案》。

[7]《王心斋遗集》卷一，《语录》。

[8]《藏书》卷二十四。

[9]《汤显祖诗文集》卷四十七，《复甘义麓》。

[10]《潜书·室语》。

[11]《潜书·室语》。

[12]《读通鉴论》卷十七。

[13]见《黄书》。

[14]见《黄书》。

[15]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

[16]《星槎胜览自序》。

[17]《明史·郑和传》。

[18]《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传》。

[19]《明史·郑和传》。

[20]《东华录》康熙朝，卷九十四。

[21]《中西纪事》卷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