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明初兴——夏、商、西周（1 / 2）

金属品的使用和文字的发明，使人类超越采集现成天然产物为主的蒙昧时代（旧石器时代）和学会经营农业与畜牧业的野蛮时代（新石器时代），迈入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文明时代（青铜及铁器时代）。东亚大陆文明的初兴大约发生在距今四千年的夏朝，而距今三千年至三千六百年的商朝则正式跨入文明的门槛，尤其是公元前13世纪商王盘庚迁殷，结束以往“不常厥邑”的迁徙游农生活，殷都遗留下城市基址、带字甲骨和大量青铜器，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早期文明社会范本。代殷而立的西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则发展了这一早期文明。

与金属器及文字使用大体同步的，是私有制深化发展，军政首长由推举变为世袭。

大约成文于秦汉之际的《礼记·礼运》，提出“大同”与“小康”两种先后相承而又彼此对立的社会模式。前者是“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的原始公产社会，后者是“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的私有制阶级社会。而夏朝初期正处在由“大同”转向“小康”的关键时期。

《墨子·尚贤》《孟子·万章》《尚书·尧典》等先秦典籍都有关于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首脑尧、舜、禹“禅让”的记述，那正是“公天下”时代军政首领“公举”“让贤”的写照。

禹因治水有功而被推举为部落联盟长，他“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1]，是“大公无私”的民众领袖。但禹以后，情形转变。

先秦典籍关于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首脑尧、舜、禹禅让的记述，那正是“公天下”时代军政首领“公举”“让贤”的写照。图为当代李建国《尧舜“禅让”》。

《史记·夏本纪》说，禹曾举益为继承人；禹死，天下授益。三年以后，益让位于禹子启，“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这里把“禅让”过渡到世袭描述为一派礼让之风。而《竹书纪年》《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战国策·燕策一》《楚辞·天问》等典籍则说，禹死后，启、益争斗激烈，最后，启排斥益（或诛杀益），方建立起世袭王权。后说似较合理。

启世袭禹的帝位，是一个划时代的举动，标志着“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政权“世及”时代来到，特殊的公共权力开始凌驾于社会之上，一系列行政措施应运而生——传说“茫茫禹迹，划为九州”，实行区域统治；兼并部落的战争风起云涌，所谓“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2]；“夏有乱政，而作禹刑”[3]，法律和刑罚订定；“夏后氏官百”[4]，官僚机构已成规模。这都是国家正式君临人间的表现。

因至今尚未发现夏朝的直接文献，故这一朝代仍然带有传说性质。但考之以距今四千年左右（与夏朝年代相当）的二里头文化，可以得见夏文化所达到的实际水平。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有石斧、石镰、石刀、石铲，以及各种蚌器和骨器，另外还有铜镞、铜锥、铜凿等红铜器及青铜器出土，表明夏代已进入“铜石并用”时期，由此推测，夏铸“九鼎”的传说[5]并非妄论；而铜戈的出土，使夏代“以铜为兵”之说[6]获得实据。二里头宫殿遗址及登封古阳城遗址的出现，则是国家政权建立的旁证。

先秦称铜为金。“青铜”一词始于东汉辛延年的诗《羽林郎》中“贻我青铜镜”之句。

青铜是铜锡合金，呈青灰色，其熔点低于纯铜（红铜），硬度却高于纯铜，铸造性能好，可做兵器、礼器、炊具、生产工具等各种用途。

青铜的出现，上可追溯到夏代——二里头文化遗址有青铜器出土，但其时仍以石器为主；下可延及东周——其时青铜器仍旧使用，但铁器于春秋出现，战国日渐普及，属“铜铁并用时代”，所谓“美金（指铜）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指铁）以铸钥夷斤属刂，试诸壤土”[7]。故准确意义的“青铜时代”是商朝和西周，亦可包括春秋战国这一“铜铁并用”的时期。

商周两代的青铜冶炼及铸造完全由官府控制，其技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成文于战国的《周礼·考工记》，对商周以降的青铜冶炼技术做出概括：

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商周两代的青铜冶炼及铸造完全由官府控制，其技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图为中国古代青铜器。

这里的“金”指铜，“齐”即“剂”字，为剂量义。这是世界上保存下来最早的合金比例记载，并且大体符合古代青铜器的实际成分。

青铜器主要有以下几类：

礼器，如鼎、镬、鬲、釜、甑、俎、豆、簋、觚、尊等。出土青铜器型制最大的司母戊大方鼎，重八百七十五千克，为青铜礼器的代表；

乐器，如钟、镗、铙、钲等。湖北随县出土的编钟，为青铜乐器的蔚为大观者；

兵器，如戈、矛、钺、刀、斧、戟、镟、剑、盾、胄等；

生产工具，如铲、斧、刀、钻、凿、锥、锯、锉等；

饮食器，前列礼器中的若干种，也有的做日常饮食之用，其中尤以酒器居多。

在商朝和西周，青铜固然也充作生产工具，但主要用于祭祀和战争，这是因为，当时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8]。所以商周青铜器的主体并非生产工具，而是礼器（包括乐器、服饰器）和兵器。从青铜器的工艺水平而论，充作祭祀等礼仪之用的礼器和乐器的水平最高。其中夔龙、夔凤、饕餮、象纹、雷纹，精妙绝伦；连铸、合铸、嵌接、镂空、失腊等技艺，巧夺天工，令人叹为观止。

总之，青铜这种当时最先进的材料，不是首先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而是优先制造礼器和兵器，充作国家政权要件。礼器是沟通神人的工具，又是政治权力的象征。如作为礼器的鼎，其轻重象征权力大小；兵器则是暴力手段，是国家强制力量的物质保证。

文字发明并用于文献记录，是文明时代来临的一个基本标志。

中国古来即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其实，文字并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在漫长世代由无数先民集体创造的。第一章曾论及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上的刻画符号，这种尚未破读的陶符可能是文字前身。中国正式的古文字，最初发现于商代，有甲骨文、金文、陶文和玉石铭文等类型。自殷商起，中国历史方开始有直接的原始文字文献可考。

一甲骨文

今日所见到的商朝文字最多的是甲骨文，其主要发现地是河南安阳小屯殷墟。殷墟甲骨文是殷商王室从事祭祀、征伐、田猎等活动时进行占卜的记录，因刻于龟甲、兽骨上，故称甲骨文；又因内容为卜问记录，故又称甲骨卜辞，殷商时即作为国家档案集中保管，清末光绪年间从殷都遗址大批出土，故称殷虚卜辞，或殷虚书契（“虚”即“墟”字，“契”为“刻”意）。

甲骨文主要发现地是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图为出土的甲骨文。

甲骨文字形结构，已出现后世汉字的六种造字方法（即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所概括的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其中尤以象形字为多，如（日）、（月）像天体，（土）、（田）

像地貌，（人）、（女）像人体，（羊）、（牛）像动物。此外还有会意字，如（明），取日月交辉意；形声字，如（盂），上声下形；指事字，如（上）、（下）；假借字，如（正）借为征；转注字，如（考）、（老）互注。

殷墟出土的带字甲骨有十六万片，约六千单字，能认识的约一千五百字。它上承陶符，下启金文，是汉字发展的关键形态。

二金文

古代称铜为金，金文即铜器铭文。商前期（盘庚迁殷以前）的铜器均无铭文；商后期带铭文的铜器也不多见，即使有铭文，一器物也只有一两个字，多者几字，最多三十余字。金文到周代方发达起来，一铜器铭文洋洋百余字的并不稀罕，文字在一两百以上的有《盂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铭文，最长的《毛公鼎》铭文，达四百九十七字。

金文是王室大事的铭记，多为歌功颂德的文字，大半铸在礼器“鼎”和乐器“钟”上，所以又称钟鼎文。

古代称铜为金，金文即铜器铭文。图为金文拓片。

随着社会生活的日趋丰富，反映在文字上，盛于周代的金文比盛于商代的甲骨文单字数剧增。如甲骨文中一个“衣”字，金文中发展为十一个字：衣、衮、裹、裔、襄、亵、裕、卒、；甲骨文中一个“食”字，金文中发展为十个字：食、、饔、饴、养、、飨、馑、。

金文的造字法，与甲骨文相较，形声字比例加大，已显示汉字形声化趋向。

商朝和西周是“学在官府”的时代，典籍文献以及天文历法、医药学、历史、预卜等专门知识均在王室，由巫、史、祝、卜等专门文化官员世袭掌管，秘不示众，外人无法染指。

巫在甲骨文中写成“”，为两“I”相交。“I”就是矩，即古代科技工作者常用的测量工具。《周髀算经》说，“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又说，“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圣”。使用矩的巫，就是知天知地的智者、圣者，是当时的职业文化匠师。如殷商名医巫咸便是一位大巫，传说他发明占筮，其“筮法”奠定易占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