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明初兴——夏、商、西周（2 / 2）

史，商代始设，原为驻守在外的武官，后来成为王左右掌管祭祀和记事的官员。周公说“唯殷先人，有册有典”[9]，殷人的典册便出自史的手笔。商代的史有多种名称，甲骨文作“大史”“小史”“西史”“东史”“作册”。西周的史有“太史”“内史”“左史”“右史”之别；太史掌管起草文书，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左史记动，右史记言。史与巫往往一身二任，故后世并称巫史。史常在王左右，除记录外，也可发表意见，提供建策。总之，史的职守是“掌官书以赞治”[10]，是典型的文化官员。

祝，商周两代王室都有祝人，负责祭祀时致告鬼神之词，所谓“祝，祭主赞词者”[11]。甲骨卜辞中多有关于祝人活动于商王之左右的记载。《周礼·春官》有“大祝”“小祝”的官职，说明周代仍有祝官。

卜为专掌占卜的官员。占卜最早见于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占卜已较普遍，而商代则是占卜的极盛时期。商王及贵族无日不卜，诸如祭祀、年成、征伐、天气、祸福、田狩、疾病、生育，无事不卜。占卜活动由卜官主持，甲骨文中称其为“卜”或“贞人”。卜不仅是预测学专家，而且是甲骨文的缮写者和推广应用者。

巫、史、祝、卜是第一批较正式的文化人，他们从事卜筮、祭祀、书史、星历、教育、医药等多种文化活动，并参与政治。我们可以从甲骨文、金文和各种先秦典籍中见到他们席不暇暖的忙碌身影。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早期发展有着特殊贡献。

殷商是神权时代，是鬼神观念盛行的社会。

商人信仰的神有三类——上帝神、祖先神和自然神，又以上帝神为主。甲骨卜辞多次出现的“帝”或“上帝”，被认作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能呼风唤雨、给人间降祸赐福，所谓“帝其令雨”“帝其令风”“帝其降堇（馑）”“帝其降祸”“帝降食受（授）又（佑）”。

商人也频繁祭祀祖先神，形成周祭制度。商王认为祖先是上帝派到人间主宰一切的，祭祀先公、先王与祭祀天帝彼此呼应。

商人还保留着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遍祀山川四方。商人又迷信人死后精灵长存，称为鬼。天神、地祇、人鬼都是顶礼膜拜的对象，这便是所谓“殷人尚鬼”。

周代发展了殷商的至上神观念，称至上神为“天”，或“昊天上帝”，认为王权为天所授，为王祖所遗，故周人敬天法祖。于是，宗教与政权、族权三位一体，水乳交融，形成以天帝为皈依，以宗法家族为基础，以君权为核心的国家民族宗教。“敬天法祖”自此成为中国人的基本信仰，延绵三千年而不衰。

“敬天法祖”自周代成为中国人的基本信仰，延绵三千年而不衰。图为古代剽牛祭祀铜扣饰。

鉴于殷周鼎革的教训，周人又意识到“天命靡（无）常”和“小人难保”，遂强调“敬德保民”“以德配天”，在宗法宗教中渗入人文主义成分，天命观中保有理性主义位置。绝对的天神崇拜宗教在中国始终没有占据统治地位，而敬天法祖的宗法宗教构成中国宗教的主体，与周文化造成的人文—理性趋势不无关系。

“宗”为象形字，谓屋宇下设神主祭祀。而“宗法”一词始见于宋代张载《经学理窟·宗法》一文，是对父系宗族内的宗子法的简称。宗法制度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前提，以父权和族权为维系力量，将同姓同氏者结成一个有共同经济政治利益的族群。这一制度萌芽于父系氏族社会晚期，商代前期主要实行兄终弟及制，此为母系氏族社会的遗迹。至商代晚期，已有不严格的嫡庶之制，宗法制度初成；而西周宗法进一步严格化、完整化，形成周密有序的宗法制，包括立子立嫡之制、庙数之制、同姓不婚之制，其核心内容是在维护父权的基础上，确立嫡长子继承的世袭特权，使权力早有归属，以免争夺残杀。

与宗法制相关联的是封建制。这里的“封建”非指现代被滥用的封建，而是“封土建国”的简称，指帝王以爵土分封诸侯，使之在封域建立邦国。商代已实行分封，而“周初大封建”使这一制度完备化。封建制与宗法制相为表里，天子是天下“大宗”，天下是其名义上的“王土”，但周天子实际控制的只是王畿之地（镐京和洛邑四周），王畿之外，周室先后封建一百多个诸侯。作为“小宗”的诸侯对“大宗”周天子按期纳贡、朝觐，应召出兵助王征伐，而内政自主。这种按宗法原则世袭的封建制，盛行于西周，东周渐趋式微，秦汉以降被郡县制所取代。

西周在确立宗法、分封、世袭三大制度的同时，又系统地制礼作乐，从外在社会规范到人的主观情志实现全面控摄，以确保宗法等级秩序。

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当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出现以后，便对往昔流传下来的风习加以改造和条例化，以作为稳定社会秩序的制度和手段。如商周时代的“乡饮酒礼”，便沿袭氏族制习俗，在会食聚餐时，尊长敬老；又如商周实行的天子每年象征性带头耕地的“藉礼”，也是继承氏族长老率众耕作的传统；再如氏族社会末期物物交换，有赠有报，有往有来，这一习惯便发展为文明时代的“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12]。

三代先后出现夏礼、殷礼、周礼。周礼承袭夏礼、殷礼，又有所损益。传说周公“制礼作乐”[13]，不尽可靠，但说以周公为首的周初统治集团建立了周礼的基本框架，则是合理之论。

周礼包括吉礼（祭祀鬼神、祈求福祥）、凶礼（哀邦国之忧，包括丧礼、荒礼、吊礼）、宾礼（迎宾亲附诸侯之礼）、军礼（和协邦国，包括大师之礼、大田之礼）、嘉礼（亲善万民，包括饮食、昏冠、宾射、飨燕等礼）。

这些“礼”通过一定的规则、典礼仪式以及表示身份的舆服旌旗、宫室器用，体现宗法等级制度，故“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富贵轻重皆有称者也”[14]。礼只实行于贵族内部，对庶人则只用刑约束，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15]。

与礼相配合的乐，包括乐曲、舞蹈和歌词，是行礼时的艺术呼应。图为汉代乐舞杂技画像。

与礼相配合的乐，包括乐曲、舞蹈和歌词，是行礼时的艺术呼应。如果说，礼从外部给人提供一种社会规范，那么，乐则使人从情感内发，趋向这种规范，故“知乐则几于礼矣”[16]，所以“礼乐”历来并称。大约成文于秦汉之际的《礼记·乐记》对于周初以降礼乐一体精义有扼要阐述：

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有了礼的规范、政的划一、刑的强制，配之以乐的感染，便能同一民心，成就“治道”，这正是周代“制礼作乐”的深远用意。

如果说，夏代是服从命定的“尊命文化”，殷代是崇尚鬼神的“尊神文化”，那么，周代则是礼乐刑政目标合一的“尊礼文化”。这一文化走向有久远影响，后人往往声言“崇周”“复周”，便是对这种“尊礼文化”的追怀与服膺。

注释：

[1]《论语·泰伯》。

[2]《吕氏春秋·离俗览·用民篇》。

[3]《左传·昭公六年》。

[4]《礼记·明堂位》。

[5]见《左传·桓公二年》《墨子·耕柱》篇。

[6]见《越绝书》卷十一。

[7]《国语·齐语》。

[8]《左传·成公十三年》。

[9]《书·多士》。

[10]《周礼·天官》。

[11]《说文·示部》。

[12]《礼记·曲礼上》。

[13]《礼记·明堂位》。

[14]《荀子·富国》。

[15]《礼记·曲礼上》。

[16]《礼记·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