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创榛辟莽——从人猿揖别到夏禹传子（1 / 2）

劳动使猿类直立，逐步从动物群脱颖而出，成为拥有自觉意识，能够制造并使用工具的人类，有了“人”，也就开始有了“文明”。

如果把文明比喻为波澜起伏的多幕戏剧，人类便是戏剧的主角。人的诞生，意味着文明这部悲壮大剧揭开了帷幕。

劳动使猿类直立，逐步从动物群脱颖而出，成为拥有自觉意识，能够制造并使用工具的人类。

有了“人”，也就开始有了“文明”。

如果把文明比喻为波澜起伏的多幕戏剧，人类便是戏剧的主角。人的诞生，意味着文明这部悲壮大剧揭开了帷幕。

首先登上中华文明舞台的，是与猿类揖别的古人类。

20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学者如安特生等人，从“文化及人种单源说”出发，指认中国人种外来，有西来、南来、东来诸说。然而，大量考古发现一再有力地驳斥了这类论断。

东亚大陆是古人类化石发现地之一。自1929年中外学者在北京西南房山周口店龙骨山发现晚期猿人（直立人）头盖骨化石以来，几十年间多有古人类化石出土。其中直立人，也即“正在形成中的人”，主要有——

云南元谋人（距今170万年，1965年发现）。

陕西蓝田人（距今65万年至80万年，1963年发现）。

北京人（距今五十万年左右，1929年发现）。

智人，也即“完全的人”又可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早期智人（古人）主要有——

广东马坝人（距今二十万年，1958年发现）。

陕西大荔人（距今十万年，1978年发现）。

山西丁村人（距今约五万年，1954年发现）。

晚期智人（新人）主要有——

广西柳江人（晚于丁村人，早于山顶洞人，1958年发现）。

北京山顶洞人（距今一万八千年，1933年发现）。

四川资阳人（距今七千年，1951年发现）。

从体质人类学考察，世界上的人类分为黄种人（蒙古人种）、白种人（欧罗巴人种）、黑种人（尼格罗人种）三大类别。从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直至柳江人、山顶洞人，黄种人的基本特征一以贯之：颧骨突出、铲形上门齿、鼻子较宽。

这些古人类的脑容量呈增长趋势，如蓝田人七百八十毫升，北京人八百五十九毫升至一千二百二十五毫升，山顶洞人则为一千四百毫升，逐渐逼近现代人的脑容量。这表明，古人类在长期劳动生活实践中，智力稳步增进。

人类区别于动物，首先在于人能从事有意识、有目的的劳动，而劳动的特征和前提是制造并使用工具。古人类只能对自然物（如木、骨、石等）稍加制造，充作某种用途的工具，使手臂得以延长。而在漫长的岁月中，“木亡石存”，今日我们所能得见的古人类的工具遗留，主要是石器。

依石器制作的精细程度，原始社会可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前述从元谋人、北京人到山顶洞人、资阳人，都处在旧石器时代。这百余万年间，古人类用碰砧、打击、刮削等方法，对石块进行简单加工。

1929年发现的北京人，距今五十万年左右。图为表现北京人生活场景的画面。

与使用木石工具同时，古人类开始用火。火的获取、保存及使用，使人类在暗夜、严冬获得光明与温暖，不再“茹毛饮血”，而得以“熟食”，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大为提高，生活质量也明显改善。中国人颂扬“钻木燧取火，教民熟食”的燧人氏[1]，希腊人赞美窃天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正是对于“用火”这一伟大进步的追怀纪念。

元谋人遗址已发现用火痕迹，而北京人洞穴内灰烬厚达六米，表明至少在五十多万年前，华人先祖已经熟练地用火与贮火。

旧石器时代早期（如北京人），人类过着原始群居生活，即古籍记载的“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2]。

旧石器时代中期（如马坝人、丁村人）和晚期（如柳江人、山顶洞人），随着渔猎、采集经济的发展，男女分工明显，逐步由血缘公社转变为母系氏族社会。母系氏族是由女祖先繁衍下来的一个血缘集团，“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3]，世系按母系血缘计算，生产资料公有，集体生产，共同消费，血缘内婚向氏族外婚转变。

在母系氏族社会后期，也即距今七八千年前后，中华先民生活发生意义深远的变革：从直接攫取自然物的采集、渔猎经济，开始向生产型的农业、畜牧经济转化，先民获得较稳定、丰富的生活资料，从而实现文明的一大飞跃。有的西方学者将这一转化称之为“新石器时代革命”“农业革命”，或“第一次浪潮”[4]。其实，中国人很早便意识到攫取经济与生产经济分离的划时代意义，不过将其功勋归之“神农”这位文化英雄——“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5]传说制耒耜、教民耕稼的“神农”，实则是母系氏族时代众先民的代称，而其间发明农业、培植农作物的主要劳绩应当归功于妇女，当时男子主要从事渔猎。

东亚大陆是世界上的农业发源地之一，一些重要的农作物在这里培育出来，如黄河流域由野生狗尾草培育出粟子（小米），长江流域由野生稻培育出水稻。此外，还从狼驯育出狗，从野猪驯养出家猪，从原鸡驯育出家鸡。家畜、家禽饲养业与农耕业相辅相成，并行发展。

与农业、畜牧业发明相伴，这一时期的主要生产工具——石器已由粗放的打制阶段转为精细的磨制阶段，从而进入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导致的谷类熟食生活，提出对耐烧炊具的要求，以“泥条盘筑”为主要制作方法的陶器便应运而生，陶器是人类使之改变分子化学结构的第一种制作物。此外，麻类等农产品则推动纺织的兴起。这样便出现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

以生产经济为主导的新石器文化如满天星斗，散布东亚大陆，其富于典型性的有如下几种——

一仰韶文化

距今五六千年，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生产工具有磨制的刀、斧、锛、凿等，骨器精致，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饲养猪、狗等家畜。属母系氏族社会的繁盛期。由于遗物中常有彩陶，又称“彩陶文化”。

仰韶文化的一个重要遗址在西安东郊的半坡村。1958年在遗址建立半坡博物馆。

二龙山文化

仰韶文化距今五六千年，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图为表现仰韶文化时期人们生活情景的雕塑。

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四千年的一种文化。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生产工具有磨制的石镰和蚌镰。陶器以灰陶为主，黑陶次之，开始用轮制。出现卜骨。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发达。属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因遗址掘出黑陶，又称“黑陶文化”。

三河姆渡文化

1973年首次发掘于浙江余姚河姆渡，距今约六千年，生产工具有石斧、石凿、骨耜、骨镞，陶器为黑陶，有大量稻谷遗迹和猪、狗、牛遗骨。这说明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同先后，在长江流域也有灿烂的原始文化。

四屈家岭文化

1954年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分布于江汉平原。以薄如蛋壳的小型彩陶、彩陶纺轮、长颈圈足壶为主要特征。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种植粳稻，饲养猪、狗等家畜。年代晚于仰韶文化，而与早期龙山文化相当。

此外还有山东的大汶口文化，甘肃的齐家文化、辛店文化、马家窑文化、寺洼文化，浙江的良渚文化，江苏的青莲岗文化，内蒙古的红山文化等。

河姆渡文化1973年首次发掘于浙江余姚河姆渡，距今约六千年。图为河姆渡文化遗址。

农业、畜牧业发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女性曾经是主要农业劳动力，占据社会宰制地位。随着社会生产力向纵深发展，尤其是犁耕出现，要求身强力壮的男子从渔猎转向农业和专业手工业（如制陶），逐渐取代妇女成为主要农业劳动力，体力较弱且有生育之累的妇女则从事纺织、炊事和养育子女等家务劳作。男子的社会地位历史性地超过妇女，母系氏族制向父系氏族制过渡。

父系氏族是由父系血缘组成的社会集团。一个氏族的成员，是同一男性祖先的后裔及配偶，他们共居一定地域，共同占有、耕种一定土地，集体劳作，共同消费。

父系氏族制区别于母系氏族制的关键，在于世系按父系计算，男子是社会和家庭的主宰和核心。男子出嫁到女方的对偶婚演变为男娶女嫁，母系家庭公社向父系家庭公社转化，进而形成以男子为家长的一夫一妻制家庭。

在父系氏族制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开始有了剩余产品，一些氏族首领利用公职之便，将某些集体财产据为私有。最先出现的私有财产是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装饰品等动产，粮食和家畜逐步也成为个体家庭的私有动产；以后，房屋乃至土地等不动产也为个体家庭所私有。

与私有财产的出现相关联，随之发生阶级分化，家内奴隶制是最初形态。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的氏族公共葬地，各墓内随葬品多寡悬殊，足见在同一氏族内，成员的贫富差异明显；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男子身边有妇女和儿童，说明男性家长已有为其殉葬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