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2 / 2）

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使宗法秩序呈瓦解之势；秦汉以降，分封制被郡县制取代，除帝王继统仍由皇族血缘确定外，行政官员的选拔、任用，实行荐举、考试制（隋唐以后定型为科举制），即以“贤贤”取代“亲亲”。但是，宗法制的影响仍然延及后世——

其一，政治权力和经济产权的继承，普遍遵循父系单系世袭原则，完全排斥女性成员的地位，以确保权力和财富不致流入异姓他族。

其二，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组织——家族长盛不衰，成为超越朝代更迭的不绝如缕的社会细胞。这种家族香火的延绵，又往往仰赖祠堂、家谱、族田“三要素”的顽强存在。

其三，族权与政权结合，族权在宣扬纲常名教、执行礼法、维护宗法专制秩序方面，与国家政权目标一致；国家政权也以家族精神统驭臣民，正所谓“家国同构”“君父一体”。诚如近代梁启超所说：

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4]

中国社会组织的特色，与宗法制延绵不绝紧密相连的，是专制政体的长期持续。早在国家初成的商周时代，君主专制便现端倪。图为当代康宁、付继红、臧亮《周天子分封诸侯图》。

近人严复也认为，直至近世，中国人“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5]。这都是透视古今的灼见。

中国社会组织的特色，与宗法制延绵不绝紧密相连的，是专制政体的长期持续。

早在国家初成的商周时代，君主专制便现端倪。如果说，春秋以前，天子的专制权力以分封制为基础，世袭诸侯赐土而且临民，享有较大分治权；那么，战国以后，郡县制逐步确立，君主的专制权力通过直接指挥非世袭的朝廷官吏实现，从而向统一的专制主义集权制过渡。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振长策而御宇内”，正式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此制一直沿袭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与欧洲在中世纪后期方形成君主专制相比，中国的君主专制形成早、持续久，而且两千年间虽有起伏跌宕，其总趋势是愈益强化，并形成对社会生活各层面的严密控制，包括用户籍、里甲制度牢笼人身，用政治控摄文化、权力干预学术，从而使“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6]。

宗法—专制社会结构与农业自然经济相辅相成，造成一种以“内圣—外王”为目标的伦理—政治型文明范式，延绵久远，直至近代方有解体之势，然其深层结构继续承传不辍。

四国际条件

跨入文明门槛以后，直到西方资本主义大规模涌入以前，建都中原农耕区的王朝，其文明水平一般都高于周边四夷，因而华夏族及后来的汉族称四夷为“陋”[7]。处于文明“高势位”的中原人长期认为，只有华夏文化施影响于夷狄，而少有逆向影响，所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8]。在中国历史上，也多次发生过中原王朝被武功强悍的周边游牧人击败的事例，但中国文化的先进性并未出现危机，文明发达的中原人一再使野蛮的征服者被征服——凡是进入农耕文明圈的游牧人，经过一代或数代，无不“汉化”，便是雄辩的例证。

由于中华文明在古代明显领先于周边地区，所以中国虽然广为吸收周边文化成果，但主要是中华文明施影响于周边。汉字、儒学、礼法、农业及手工业技艺，都是中国输往周边的文明品种，以至日本、朝鲜、越南等被纳入“汉字文化圈”“儒学文化圈”。秦汉以迄明清诸王朝无论是与中亚、西亚交往，还是与东邻日本以及南洋诸国交往，都有一种“天朝上国”俯视夷狄的意味。汉代“凿空”西域的张骞、班超，明代七下西洋的郑和无不胸藏“宣威异域”的恢宏气魄，究其底蕴，盖在国力强劲，文明昌盛。

古代中国的邻邦，其文明水平较高者是印度。但由于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的阻隔，中印之间经济往来、人员交流不多，但南亚的佛教文化经由印、中僧人的努力，得以北传，对两汉以降的中华文明发生深刻影响。不过，佛教文化在影响中国的同时，又被中国人所吸纳消化，魏晋隋唐以降，佛教日渐中国化，华严宗、天台宗、禅宗等中国佛教宗派将佛学与易学、思孟学交融互摄，成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士人欢迎的形态；两宋以降的一批儒者，在坚持中国固有的纲常名教的前提下，广为吸收佛学思辨成果，创建新儒学——宋明理学。中国化的佛教与吸收佛学成果的新儒学，构成中古及近古中华文明的两大精神支柱。

综观古代中国，虽然面对过足以改朝换代的异域军事力量的袭来，也曾迎受过佛学那样高水平的观念文化的传入，但中华文明的主体地位并未真正发生过动摇。然而，时至近代，情形发生重大变化——被近世工业文明武装起来的西方殖民者跨海而至，荒渺遥远的“泰西”一变而为近在咫尺的威胁。西洋人用大炮、鸦片和商品，打破中国自古形成的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障壁，欲将中国纳入西方文明的总流。李鸿章在19世纪中叶痛陈中国亘古未遇的严峻形势：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縻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搆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9]

这就揭示了近代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的新特点：第一，昔时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西北游牧民族，现在则转移为从东南沿海登陆的西洋人；第二，昔时中华文明的水平高于外域，而现在与中国打交道的列强挟工业文明威势，从器用、制度、观念诸层面使东方农业文明相形见绌。一向以“礼仪之邦”自诩的中国人大为震惊，发现自己原来不是一线单传的天之骄子，中华文明也并非最为优胜。

中国在近代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是一种截然不同于古代的国际环境，中华文明也因此而获得一个全新的参照系，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东西文明的差异何在？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何在？中华民族怎样才能使自己的文明焕发活力从而迎头赶上？中华文明以此为契机，揭开崭新的一页。

中华文明在一个半封闭的北温带板块状大陆得以滋生发展，其物质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经济，社会组织以宗法制度和专制政体为基本形态，而周边则为后进民族所环绕。这样一种特定的生态环境，使中华文明形成富有特色的性格。

其一，人文传统。

有别于其他重自然（如希腊）或超自然（如印度、希伯来）的文明类型，中华文明自成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重人生、讲入世的人文传统，人被推崇到很高的地位，所谓“人为万物之灵”“人与天地参”，将人与天地等量齐观，这使中国避免陷入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迷狂，而发展出一种平实的经验理性。在中国繁衍的各种宗教也熏染上厚重的人文色彩。当然，这种“重人”，并非单纯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将个体融入类群，强调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构成一种宗法集体主义的人学，与文艺复兴开始在西方勃兴的以个性解放为旗帜的人文主义分属不同范畴。

中华文明自成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重人生、讲入世的人文传统，人被推崇到很高的地位，所谓“人为万物之灵”“人与天地参”，将人与天地等量齐观。

其二，伦理中心。

由氏族社会遗留下来，又在文明时代得到发展的宗法传统，使中国一向高度重视伦常规范和道德教化，从而形成以“求善”为旨趣的“伦理型文化”，同希腊以“求真”为目标的“科学型文化”各成一格。科学型文化对宇宙论、认识论与道德论分别做纵向研究，本体论和认识论得到充分发展；而伦理型的中华文明，不讲或少讲脱离伦常的智慧，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修身为本”，伦理成为出发点和归结点。这样中国文学突出强调“教化”功能，史学以“寓褒贬，别善恶”为宗旨，教育以德育统驭智育，人生追求则以“贱利贵义”为价值取向。

其三，尊君重民。

长期运作于中国的农业自然经济，是一种少有商品交换、彼此孤立的经济。这种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极度分散的社会，需要高高在上的集权政治加以统合，去抗御外敌和自然灾害，而人格化的统合力量来自专制君主。因此，“国不堪贰”的尊君传统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农业宗法社会的正常运转，又要仰赖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的安居乐业，如此方能为朝廷提供赋役，保障社会所需的基本生活资料，社稷家国方得以保全，否则便有覆灭崩溃之虞。因此，“民为邦本”的民本传统也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尊君”和“民本”相反而又相成，共同组成中华文明的一体两翼。

其四，中庸协和。

唯有中华文明，历尽沧桑，饱受磨难，于起伏跌宕中传承不辍，在数千年发展中，各代均有斐然成就。以文学论，《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魏晋诗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奇峰迭现。图为宋代马和之所作的《诗经》插图。

崇尚中庸，是安居一处，以稳定平和为旨趣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培育的人群心态。“极高明而道中庸”“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显示出中国式智慧的特征。这种“中庸之道”施之于政治，是裁抑豪强，均平田产、权利，从而扩大农业—宗法社会的基础；施之于文化，则是在多种文化相会时，异中求同，万流共包；施之于风俗，便是不偏颇、不怨尤、内外兼顾；奉行中庸的理想人格，则是执两用中、温良谦和的君子风。尚调和、主平衡的“中庸之道”是一种顺从自然节律的精神，它肯定变易，又认同“圜道”，这显然是农耕民族从农业生产由播种、生长到收获这一周而复始现象中得到的启示。“五行”相生相克学说描述的封闭式循环序列，便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概括。

其五，延绵韧性。

中华文明是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农业—宗法社会提供一种坚韧的传统力量，伦理型范式造成顽强的习惯定势，而先秦已经形成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10]精神，使中华文明的认同力和适应力双强。“认同”使中华文明具有内聚力，保持自身传统；“适应”使中华文明顺应时势变迁，不断调节发展轨迹，并吸纳异域英华，如此，中华文明方具备无与伦比的延续性。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的文化，都出现过大幅度“断层”，甚至盛极而亡，令人在凭吊间油然而生“白云千载，人去楼空”的感慨。唯有中华文明，历尽沧桑，饱受磨难，于起伏跌宕中传承不辍，在数千年发展中，各代均有斐然成就。以文学论，《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魏晋诗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奇峰迭现；以学术论，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此伏彼起，蔚为大观。这种在一国范围内诸门类的发展序列保有如此完整连续的阶段性形态，是世界文明史上的特例。

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世界统一市场扩及东亚，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专制政体趋于瓦解，社会进入近代转型阶段，文明的器用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观念层面变革的任务渐次提出。然而，近世中国尽管呈现“千古之奇变”，但悠悠岁月铸就的传统，作为一种动力定型和深层底蕴，仍旧或显或隐地施展影响，中国现代文明必然在中与外的交织、古与今的因革中演化，如滔滔江河，后浪逐前浪，奔流不息。

注释：

[1]《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2]《诗·小雅·六月》序：“四夷交侵，中国微矣。”

[3]见《元史·外夷传》。

[4]《新大陆游记》，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五册。

[5]《社会通诠》译序。

[6]《汉书·董仲舒传》。

[7]《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

[8]《孟子·滕文公上》。

[9]《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六。

[10]《易·乾卦·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坤卦·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