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楚江空晚（2 / 2）
蜀汉灭亡后，十连弩图纸落入魏晋大臣马钧手中。马钧又加以改造，制造出五十矢连弩，威力更大，但是因为生产工艺复杂，所用箭矢也必须特制，难以大量生产，便逐渐失传。
后世多认为马钧是画蛇添足，其人所制五十矢连弩，远不及诸葛亮十连弩灵巧实用，然五十矢连弩制出后，十连弩便已失传，后人无从得知制造方法。
也曾有人到诸葛亮故居［13］搜寻，还有人到蜀地寻访，希望能找到当年诸葛亮制造十连弩的工坊，从而得到十连弩制造方法，但均未能如愿。
孙固听到苏颂提到十连弩，当即“啊”了一声，道：“我曾听石介公提过，当年甘州回鹘有个名叫丁阳妃的女子，精明干练，曾率人潜入汴京，设法谋取大宋利器床子弩［14］，大大闹了一番。好像最后也是殿前司御龙直出面，逮捕了丁阳妃和她手下。不过丁阳妃是河西龙族公主之女，朝廷也不能拿她怎样，关了一阵，也就放了，只将她驱逐出境了事。”
苏颂道：“床子弩射程极远，但一人难以独立操作，是以大为不便，而且跟五十连弩一样，需要特制的箭，其实应该说是枪。上弦时也很费劲，需要许多人同时绞动轮盘。论操作，远不及十连弩方便灵活。试想床子弩若是容易制造，那丁阳妃早就得手了。”
孙固道：“说到底，我还挺佩服这丁阳妃的，石介公也对此女赞赏有加。可惜，甘州回鹘被辽国、西夏联合所灭，若河西蕃族尚在，倒能有效牵制西夏，不至有今日局面。可惜，真是可惜。”一时颇为感慨。
宋廷虽有“怀柔羁縻、以夷制夷”的边防战略，然对河西一带心向大宋的少数民族政权从未有实际意义上的支持。反倒是辽国，鼎力扶持西夏，甚至出兵助其统一了河西。至此，西夏羽翼已成，作为辽国辅助，从西北侧翼有效地牵制住大宋。
事实上，正是宋夏开战期间，辽国落井下石，向大宋索取关南之地。宋师在西北战事上已经一败涂地，宋廷难以同时应付西北及北方两大强敌，这才不得不向辽国俯首妥协，以增加岁币妥协了事。
若是河西甘州回鹘政权在宋廷的支持下得以守住一方领土，以及西北蕃族、土豪首领未因受山遇事件刺激而倒向西夏，西夏、辽国均有侧顾之忧，绝不可能如此猖獗。
孙固又问道：“小苏是说昔日诸葛亮制造的十连弩，比今世床子弩更加厉害，对不对？”
苏颂道：“要看怎么比了。论射程，自是床子弩更远。但射得远了，准头也会差些，通常只是用来威慑敌军。当年澶渊之盟，辽军之所以痛快同意撤军，便是震慑于床子弩的威力［15］。论交战，还是十连弩更为实用。但晋代以后，十连弩便已失传，后世始终不得制造之法。”
又道：“我不是刻意要比较床子弩和十连弩。我的意思是，如果真想要得到诸葛亮遗物，十连弩价值更大；甚至包括用以运粮的木马流车，也远比兵书宝剑更有价值。西晋镇南将军刘弘拜祭诸葛亮时，只提了三样，一是八阵图，二是木马流车，三是十连弩。这三样，其实都比兵书价值要高。”
孙固沉吟道：“夏竦虽然阴险，却不是平庸之辈，他必定会谋取价值最高的那项。”又问道，“八阵图位于何处？”
苏颂道：“在蜀地奉节，阵形位于鱼腹浦沙洲［16］上。自山上俯视，聚石成堆，共垒石八行，各相距二丈。东晋大将桓温率领大军征讨叛将谯纵曾路过那里，一见这八阵图便道：‘这便是《孙子兵法》上所讲的常山蛇势［17］。’”众人听后均感震慑，因为若不是桓温指出，这阵势没有一个人能看得出来。”
孙固咋舌道：“这么厉害的常山蛇势，为什么不布在夷陵？“
苏颂闻言很是不解，问道：“为何要在夷陵？”
孙固道：“夷陵是蜀地的西门。当年刘备与东吴陆逊不是在硖州隔江对阵吗？刘备驻猇亭，陆逊驻宜都，若是诸葛亮在北岸江口……嗯，应该就在白洋渡亮碑那里，在那一带步下八阵图，陆逊所领东吴大军岂不是死无葬身之地？”
苏颂沉吟道：“若八阵图果然有传说中那般无穷威力的话，白洋渡一带确实是布阵的最佳选地。”
孙固笑道：“所以了，这都是后人神话了诸葛亮之能。杜甫有诗云，‘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这也是说八阵图哪有那么厉害！仅凭诸葛亮一个人，哪有逆转全军之力！”
苏颂听出孙固略有嘲讽之意，只笑了笑，道：“夏竦是否谋夺兵书一节，不难验证，只需向玉山问明她表叔、表哥的相貌，再与樵夫曹昆对证，便能知道是也不是。”
孙固这才收敛笑容，正色道：“会不会是玉山那两名同伴杀了采药人路不平？”
苏颂奇道：“刘惟远才是最后一个见到活着路不平的人，孙兄何以不怀疑他？”
孙固道：“刘惟远想得到悬崖峭壁上的兵书宝剑，正需要借助采药人飞檐走壁的本领，如若杀了路不平，岂不是愈发得不到所想之物？再则说，此人喜怒皆形于色，若是他杀人，小苏适才一番试探，早该从他脸上看出真相了。”
苏颂笑道：“我也认为刘惟远没有杀人。但如果玉山表叔、表哥找采药人，应该也是为兵书、宝剑，也没必要杀人呀。”
孙固想了想，又道：“或是如小苏所言，夏竦意不在兵书、宝剑，也不愿意旁人得到，所以那表叔、表哥先行下手将采药人杀了。没有了路不平，硖州一带便再没有人能登上兵书宝剑峡绝壁。”
苏颂踌躇道：“似乎有些节外生枝。不应是夏竦手下所为。”
忽想到孙固恩师石介人已过世，夏竦却仍然利用其死大做文章。而且此人精明之极，洞悉皇帝最在意的不是国富民强，而是屁股下的宝座，是以自一开始就给石介扣上谋逆的大帽子，声称石介与富弼、范仲淹勾结，要废除仁宗皇帝。
事关九五至尊之位，仁宗皇帝即便不相信，也必会派人调查。调查来调查去，结果还没上报，仁宗皇帝自己反倒不想知道了。
为什么呢？因为皇帝知道结果必是石介无辜，操纵这件事的必是范仲淹政敌。而皇帝真正不满的，并不是改革派抑或是保守派，而是那些损害过他皇帝威严的人。
仁宗皇帝少年时，看上了富商王蒙正之女。王女生有绝色姿容，仁宗对其一见钟情，想娶为皇后。刘太后却认为王女出身卑微，且妖艳太甚，“恐不利少主”，做主为仁宗娶了平卢军节度使郭崇孙女郭氏为皇后，却又将她“嫌弃”的妖娆王女嫁给最爱的侄子刘从德［18］为妻。
这件事，仁宗皇帝记恨了一辈子。等到刘太后病死、仁宗执掌大权，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削去王女门籍［19］，令其终身不得进宫。
强拧的瓜不甜，郭氏虽受刘太后支持，被封为皇后，却备受宋仁宗冷落。刘太后去世后，郭皇后失去了靠山，不但不懂得谦让与宽容，还处处与后宫嫔妃争风吃醋，从而引出了宋朝立国以来第一起废后风波［20］。
皇帝的家事历来不仅仅是皇帝一个人的事，还是天下人的事。宋仁宗要废除郭皇后的消息传开后，朝中一片哗然。本来废后无关国计民生，但在群臣眼中，却是涉及君德的大事。御史中丞孔道辅、谏官范仲淹等十多人联名上奏，称“后无过，不可废”，坚决反对宋仁宗废除郭皇后。
在仁宗皇帝看来，废后这件事，只是自己后宫家事。他堂堂皇帝，这辈子都不能做回主吗？就不能娶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子做皇后？先前要看刘太后脸色倒也罢了［21］，现今还要看大臣脸色［22］？
皇帝闹起了情绪，不肯让步，范仲淹等大臣也不愿意让步，联合起来去进谏。于是，废后这件家事，被生生闹成了国事，朝野皆知［23］。
虽然仁宗皇帝最终如愿以偿废除了郭皇后，却还是灰头土脸，且在世人眼中成了失德昏君，最终还是未能立喜爱的女子为皇后［24］，如何能不愤恨在心？
至于富弼，虽是后起之秀，又是宰相晏殊女婿，然辽兴宗受辽翰林学士刘六符怂恿、索要关南之地时，富弼受命前往辽国谈判。当时辽国开出的一项重要条件就是仁宗皇帝要将女儿福康公主［25］嫁给辽兴宗。富弼深知福康公主对仁宗皇帝的重要，坚决不同意。但他也不敢得罪辽国，便称婚姻容易产生隔阂，又称大宋公主出嫁，所送聘礼不超过十万缗，不如岁币更为合适。辽兴宗反复盘算后，最终改要每年增加二十万岁币，未再坚持娶福康公主。
这本是富弼据理力争的结果，于当时局面而言，已经算不错的结果。然富弼将福康公主公然摆到谈判台上，用金钱来衡量，令溺爱女儿的仁宗皇帝深为不快。兼之辽方坚持将宋输岁币改为“纳”，宋仁宗虽然最终同意，但深感屈辱，这笔账，自然也记在了负责与辽方交涉的富弼头上。
苏颂出身官宦之家，自幼在京师长大，父亲苏绅更是官任翰林学士，亲近天子。苏绅尤好评点议论朝堂诸事，故而苏颂对许多宫廷之事也知之甚详。他既从御龙直指挥使许尚处得知宋仁宗在石介反信案中庇护夏竦，便愈发清晰明了——
仁宗皇帝是因为宋夏开战才不得不重用范仲淹，但其实未必真的信用这干改革派。早年范仲淹因废后事件深深得罪了仁宗皇帝。那件事，为范仲淹赢得了敢于直谏的美名，却令皇帝遭受了羞辱。他从来都没有忘记，也不会忘记［26］。
这一点，被夏竦巧妙利用，直接导致“庆历新政”失败不说，石介还被生生逼死，而今范仲淹、富弼等大臣也将面临生死考验；甚至在这夷陵弹丸之地，也是暗流涌现，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在其间搅动不止。
孙固不知苏颂正思及无数往事而心潮澎湃，还以为好友为夏竦针对石介不放而忧心，当即安慰道：“有你我在此，一定能想办法挫败夏竦阴谋。”
苏颂回过神来，当即点头道：“当然。目下最要紧的，还是先解决无为山居这件事。不过也不能轻敌，夏竦手下，绝非泛泛之辈。”
孙固见苏颂神色闪动，忙问道：“小苏可是想到了良策？”
苏颂沉吟道：“许指挥使为人正直，御龙直那边倒是好说。麻烦的是玉山，还有她那未曾露面的表叔、表哥。嗯，我在想，要不然找个机会跟玉山明言，令玉山彻底相信吴钟曜员外及石介公与孔直温谋反案无干。玉山既是受派前来夷陵，必是夏竦亲信，她回去后据实禀报，比旁人之言更能令夏竦相信。”
孙固道：“你我均肯定玉山是夏竦所派，对不对？”
苏颂点了点头，道：“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可能。我实在想不起来除了夏竦，还有谁有动机要针对吴钟曜吴夫子。”
更何况，夏竦正利用孔直温谋反和石介之死大做文章，直接将矛头对准朝中富弼、范仲淹等大臣，自吴钟曜手中取得关键证据，是夏竦首要之务。玉山刚巧在这个时候千方百计混入无为山居，且有种种可疑行径，实不是巧合。
孙固道：“我的意思是，玉山之前隐藏得如此之好，若不是刘惟远发现了端倪，我等根本就不能发现玉山可疑之处。”
苏颂道：“所以呢？”
孙固道：“玉山城府如此之深，表面却一派天真明媚，可谓老江湖。你觉得她会相信你我二人的话吗？要我说，明言不如设计。”
苏颂亦觉有理，想了想才道：“我看得出来，玉山对孙兄你这位天佑之子很是另眼相看。不如……”
忽听到有人叫道：“苏公子！”却是白秋练在招手。
她随即走过来道：“苏郎，晚饭已经准备好了，我娘亲请苏郎进去。”
苏颂转头看了孙固一眼，颇为尴尬。白秋练却不肯招呼孙固，似乎完全没有看见他也在场，只道：“苏郎，我们走吧。”
此时天色已暗，孙固见白秋练只邀苏颂一人，即便有心，也不好意思强行去凑，便自行怏怏回来渡口。
本待将玉山之事告知许尚，然想到许尚是御龙直指挥使，夏竦是执政大臣，二人都是朝廷命官，即便许尚知道玉山是受夏竦所派，也不能怎样。若许尚强行介入其间，只怕事情反而更糟。或许最好等事态进一步发展，玉山自露其形，抑或自行离开夷陵，都比一群人涌到无为山居要强。
正徘徊难定时，已有货船船夫看到孙固，主动奔了下来，问道：“孙郎是要找许船主吗？他人不在船上，出去办事了。”
孙固心念一动，问道：“许船主去了哪里？”
那船夫笑道：“许船主亲自去办的事，自是大事。至于他老人家去了哪里，他没有交待，我身为下属，也不敢多问。”
孙固料想也问不出什么，只道：“其实也没什么事。等许船主回来再说。”
上来楼船，孙固命厨子准备晚饭。孙固最喜热闹，今晚却是独自一人。厨子难免奇怪，特意问道：“只用做公子一个人的饭吗？”
孙固道：“算两个人的吧，我和邦绶。”
晚饭尚未做好，忽然有客来访，竟是白家酒肆雇工刘惟远。孙固已从苏颂口中得知刘氏便是昨晚潜入无为山居的盗贼，一时不知其用意，但仍然命人客气地请他到客堂中。
刘惟远先是一言不发，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了孙固一番，这才问道：“孙郎就是天佑之子吗？”
孙固道：“是苏颂告诉你的吗？不错，我就是当年木盆中那个孩子。”
刘惟远仍然紧盯着孙固不放，隔了好半晌，才道：“挺好。”拱了拱手，就此辞出。
孙固大为惊奇，追出船舱问道：“刘雇工来到楼船，便是为了问这一句话吗？”
刘惟远没好气地反问道：“不然还能是什么？”挥了挥手，头也不回地下船去了。
刘惟远离开后不久，吴邦绶便回来了。陪同在侧的还有一名县署差役。
那差役名叫娄洞，之前曾奉夷陵县令李利之命到芦林渡请郭明源，见过孙固，甚是客气，见过礼后，便主动告道：“之前郭公子来县署时，告知李县令说会尽快返回汴京，李县令便以为郭公子已经离开夷陵了。适才小吴员外来县衙报案，方才知道郭公子行囊仍在孙公子楼船上。明日李县令会派人四下搜寻郭公子，料想不过是游山玩水散心去了。夷陵地方虽小，民风还算淳朴，应该不会有事。请二位公子放心。”
孙固拱手道：“有劳。”
等差役娄洞离开，孙固便下令开饭。又见吴邦绶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便询问原委。
吴邦绶思忖许久，才道：“我也说不好，总感觉有些古怪。”
李利已做夷陵县令五年有余，现下是在第二任任上，这次又有地方挽留、知州举荐，估计要第三次连任县令，这可是夷陵史上前所未有之事。李利有如此名望，自然是因为他为夷陵办了不少好事，许多官宦不屑之事，他都亲力亲为，故而本地民众都很喜爱他。
加上夷陵偏僻之地，一般官员多不愿意到此上任，最出名的夷陵县令欧阳修，也仅仅贬任至此。而李利拒绝朝廷迁转任命，愿意一直留在夷陵，还真难得，就连人在深宫的仁宗皇帝看过奏报后，也对他有了印象。
但今日吴邦绶赶去县署报案，出来接待的只是夷陵县令幕友钱庆。幕友便是幕僚的意思。李利对那钱庆甚是尊重，言听计从，故一直敬为幕友，尊称先生。
钱庆之前回江陵办事，昨日方归，听说乡绅吴钟曜之子吴邦绶指名求见县令，便先代县令出来迎客。
听说是县令故交郭源明失踪之事，钱庆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忙重新进去内堂，将县令李利请了出来。
然而李利的态度却有些敷衍，称郭源明昨晚已经当面告了别，说是要离开夷陵。李利不相信其人会失踪，认为郭氏应该是连夜动身返回了汴京。
吴邦绶告知郭源明从未回过芦林渡，行囊也还在孙固楼船上，不可能离开夷陵后，李利这才勉强同意派人查探郭源明下落。
孙固听了经过，沉吟道：“不管怎么说，李县令派了差役陪邦绶回来渡口，又承诺明日派人去寻郭源明，也算是有心。”
料想正逢地方官员换任期，又出了采药人路不平的人命案子，李利身为父母官，备受压力，精力有所分散，一时难以顾上旁事。
吴邦绶道：“其实若在平时，根本不必担心，正如那差役娄洞所言，夷陵民风还算淳朴。只是昨日新出了采药人路不平命案，无为山居又有盗贼出入，虽则那盗贼是为孙兄而来，但总归不是好事。偏偏这节骨眼，郭源明人不见了。我姊姊对他印象很好，生怕他出事。我也答应了姊姊，一定要找到郭源明。”
又告道：“玉山怀疑郭源明离开县城后，便来了无为山居，欲与我等会合。结果途中不幸遇到盗贼，很可能已经遇害。尸首要么被丢了江里，要么被埋到了山坡上，一时半会儿都不会有人发现。”
孙固奇道：“这是玉山自己的推测吗？”
吴邦绶点了点头，道：“是玉山偷偷告诉我的。她说姊姊有点喜欢郭源明，所以她不敢当着姊姊的面说，怕她伤心难过。”
孙固已看出吴邦绶对玉山有情，便先不说破玉山身份，也不告知昨晚潜入无为山居的盗贼分别是白家酒肆雇工刘惟远及御龙直侍卫许广信，而二人均不可能杀死郭源明，只道：“郭源明不会有事。或许正如李县令手下差役所言，他只是游山玩水散心去了。”
吴邦绶虽感安慰，仍然有所担心，问道：“孙兄何以如此有把握？”
孙固不便明言，只道：“我只是有这种感觉。”
忽然心念一动，暗道：“玉山心怀叵测，千方百计混入无为山居，她尚有两名同伴在外面，岂不是也有杀人嫌疑？会不会那两名同伴来接应玉山时，在途中遇到郭源明，为防身份泄露，所以杀了他？如此，玉山方才知道郭源明已经遇害。”
吴邦绶却不知孙固心中所想，当即点头道：“倒是也有可能。郭源明很可能去游三峡了。县署位于县城北面，他从北门出去，直接到黄柏河渡口就能雇到船。来芦林渡，反倒绕远了。只是，他出城时天色已黑，渡口虽然也有船夫歇宿在船上，但不会连夜出行呀。现下正值春汛，半夜在三峡中行舟，还是逆流上行，可是危险得很。”
孙固忙道：“邦绶忘了白居易所作《三游洞序》了吗？内中盛赞三游洞夜色如梦似幻。说不定郭源明读过文章后念念不忘，连夜去看三游月色了。然后白日便直接雇船去了三峡。我敢说，他最想去的，必是屈子故里，而不是兵书宝剑峡。”
吴邦绶细想也觉有几分道理，当即道：“明日我再走一趟黄柏河，看郭源明有没有到过那边渡口。”
孙固忙问道：“玉山为什么会认为郭源明可能已经遇害？”
吴邦绶答道：“我也有所好奇，问过这个问题，玉山说她随便瞎猜的。”
孙固摇了摇头，道：“她当然会这样说。”
吴邦绶不解孙固之意，以为只是怪玉山信口开河，忙道：“玉山其实只是好意，她……她……”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褒赞之词。
刚好厨子端了饭食进来，孙固便笑道：“好了，你我也饿了，先填饱肚子再说。”
二人刚吃完晚饭，苏颂便回来了。听了孙固关于郭源明下落的分析，道：“这倒是极有可能。心情不佳时，便去仰慕先贤风范，不正是你我之辈常做之事吗？况且那三游洞夜景为白居易盛赞，你我都曾极度动心，相约要去观赏呢。”
孙固笑道：“等这些事平息了，一定好好去游览三游洞。”
他见吴邦绶脸有倦色，料想是近日奔波太过之故，便命人安排卧房，送他去歇息。等吴邦绶离开，孙固才说了玉山之语。
苏颂果然大为惊奇，问道：“玉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推测？”
听孙固猜测有可能是玉山同伴杀了郭源明后，苏颂当即摇头道：“郭源明是朝廷命官之子。郭劝虽因山遇事件饱受朝野诟病，但皇帝恩宠不减，而今七十多岁了，还在朝中任侍读学士。玉山那两名同伴不是普通盗贼，若杀死官宦之子，岂不是自找麻烦？”
孙固道：“玉山同党不一定知道郭源明是谁，就连你我，若不是御龙直武官告知，不是也不知道他是郭劝之子吗？”
苏颂道：“若是两方在途中遇到，也是路人而已，何以一方要杀另一方灭口呢？再则说，郭源明去无为山居，走的必是正道；玉山同党走的必是小道，如同御龙直侍卫一般，两方撞见的可能性太小。”
孙固细细思虑，也认为苏颂所言有理，只是总觉得玉山不会平白无故推测郭源明被杀了。
忽又想到一事，忙道：“是了，我一直想说郭劝这件事。当年郭劝浅见薄识，将山遇一行遣返；甚至西夏元昊称帝后，还为元昊说话。之后群情汹汹，皇帝不得已将郭劝罢职，但不久又召他入朝，优遇更胜往昔。是不是在皇帝心中，从来没有认为郭劝遣返山遇一事有错，才至如此？所以才有不久前的辽国驸马刘三嘏遣返事件？”
苏颂吞吞吐吐地道：“嗯，这个嘛，家父也是这般看法。”
孙固又道：“刘三嘏是吴钟曜吴夫子的好朋友，至少曾经是，而今他命丧辽国，其实也算是间接死在大宋手里。不知道吴夫子知不知道这件事，心中又作何想。”
苏颂道：“吴夫子病重已久，料想即便有刘三嘏的消息传到夷陵，邦绶姊弟也不敢告诉他吧。”忽又想到一事，忙告道，“对了，孙兄可还记得醍醐那件事？那块醍醐，竟是白媪吃了。”
今晚白氏母女置宴招待苏颂。席间闲谈时，白媪提及昨日刘惟远送汤水时，还拿了一块白面团给她吃，口味很怪，是她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刘惟远告知那叫醍醐。
说者无心，听着有意。苏颂当即一惊，忙问道：“醍醐是刘惟远给白媪的吗？”
白媪答道：“是啊，很好吃呢。”
而白秋练根本不知醍醐是什么，只道：“这刘惟远，从哪里弄来的古怪东西，随随便便就给娘亲吃。”
孙固听到这里，也是大为惊奇，道：“醍醐进了白媪之口并不奇怪，但为什么是刘惟远给她，而白秋练不知情呢？”
苏颂道：“奇怪吧？所以我婉转问了白秋练，她确实不知醍醐之事。又呼叫刘惟远，却没有人应，料想是酒肆今晚清静，他自行出去玩了。”有意在“玩”字上加重了语气。
这可谓咄咄怪事。醍醐虽然美味难得，可也不是什么灵丹妙药。郭源明巴巴要走一块，原以为他是要当作零食讨好白秋练，孰料却经刘惟远之手，进了白媪之口。
孙固百思不得其解，道：“这实在太古怪了。不行，我们非得找到郭源明不可。”
苏颂道：“怎么个找法？去黄柏河渡口打探的话，得等到明早了。”
孙固道：“先去找刘惟远，问他郭源明对他说了些什么。”
刘惟远与郭源明素不相识，郭源明忽然将一块醍醐交给刘惟远，刘惟远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因而郭源明不可能什么都没说。刘惟远更不可能就这样拿去给白媪吃，郭源明一定事先有所解释。
二人便下来楼船，到白家酒肆来寻刘惟远。
白秋练刚服侍母亲睡下，闻声出来，告道：“一直不见刘惟远人，应该是出门还没回来。”
孙固问道：“刘惟远说不见就不见了，行踪如此诡异，秋练娘子不觉得奇怪吗？”
白秋练随意答道：“有什么奇怪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秘，想要有自己的空间。我也是。”
苏颂问道：“娘子可还记得昨日郭源明进来了一趟白家酒肆？”
白秋练道：“记得。是了，那位郭源明，好像跟这位孙公子一样，对刘惟远很有意见，不断向我打听他的来历。”
昨日郭源明进来白家酒肆后，扫了一眼大堂，便径直往后院去了。白秋练因为手头在忙，也没理睬，还以为对方是想借用茅房。
过了好大一会儿，郭源明才匆匆出来，到柜台寻到白秋练，低声询问刘惟远来历。这话早先便有许多船夫问过，白秋练遂照葫芦画瓢地回答，称刘惟远是外地来的，是酒肆临时请的雇工。
孙固听到这里，问道：“听说芦林渡来往船夫都愿意为白家酒肆白干活，为何娘子还要特意请一名雇工呢？而且请的还是一个来历不明的男子。”
白秋练白了孙固一眼，却是不答。
苏颂忙道：“我等并非有意探究白家酒肆，只是刘惟远这件事，很可能干系到郭源明下落，还请娘子如实告知。”
白秋练对苏颂甚是敬重，这才道：“酒肆素来只有我母女二人。虽然也有些重体力活儿，但芦林渡是船夫们汇集之处，随便过来几个人，便能随手帮忙做了，确实不需要再请雇工。如此，我母女二人也自在清静些。”
但夷陵是入川孔道，渡口人来人往之地，流动行极强，难免会有品行不端的人。白秋练又有一等一的品貌，有人见到白家酒肆只有母女二人，便生出歹意来。
前些日子，有两名登徒浪子半夜溜进酒肆。白秋练听到动静后，披衣出门。那两名男子便上前抱住白秋练。她花容失色，吓得不轻，挣脱不开，又不敢呼救，生怕惊扰了母亲，便只好口中敷衍，欲将那两人引去院外，再行呼救。
那两人也是精明之极，到了大堂便直接扑了上来。两人都是常年奔行在外的商旅，孔武有力，白秋练被二人制服，难以挣扎，还待呼救，口中早被塞入一团抹布。
眼见白秋练就要受辱，忽有一人闯了进来，双手各拿一块石头，往那两名压在白秋练身上的男子后脑勺各招呼一下，那两名男子便软了下去。
来人抛下石头，将两人拖了出来，一路来到渡口，扔到水里。两名男子入水便醒了过来，也不敢声张，只自己悄悄爬上岸，回了商船，次日一早便扬帆离去。白秋练主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然自己得保清白之身，也没有再追出来。
这天下掉下里的救星，便是刘惟远了。他当时正睡在酒肆土墙外，一听到动静便醒了，正好及时救了白秋练。
孙固闻言大惑不解，问道：“刘惟远为什么睡在酒肆外面？”
白秋练白了孙固一眼，答道：“他在芦林渡口丢了行囊，身上没有钱财，没有地方睡，也没有船费来开，便临时栖身在酒肆外面的土墙下。”
其实白秋练早看见了，但见这人还算老实，便没有出声驱赶。不想刘惟远竟意外救了她。尤其是将那两人丢入长江后，刘惟远便又默默回到原处躺下，从始至终未曾吭一声。
白秋练一时颇为感动，便走去叫醒了刘惟一，问了姓名，让他住到酒肆的储物间中。
刘惟一倒也颇有骨气，声称不能白住，愿意给酒肆做工来补偿吃住。白秋练也觉得酒肆确实需要个男子照应，欣然同意，事情便由此而定。
苏颂问道：“刘惟远是不是会像今晚这样经常不在酒肆？娘子可有问过原委？”
白秋练道：“他在找他的行囊呀。那件行囊中，有他恩人赠送的一件重要物事，必须得寻到。”
苏颂与孙固相视一眼，两人均是一般的心思：“这倒是个极好的借口。”
孙固又问道：“那么刘惟远晚上出去，也是为了寻找行囊？今晚他是不在。我记得昨晚进来酒肆时，也没有见到他人。”
白秋练道：“我说过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秘，想要有自己的空间。”
孙固因牵扯甚多，不能提及刘惟远潜入无为山居一事，一时无语。
苏颂也听出白秋练言语之中对刘惟远这位救命恩人极有回护之意，也不便再多问，便扯了扯孙固衣袖，拱手告辞。
白秋练又追了出来，问道：“苏郎适才说刘惟远跟郭源明失踪有关，到底是怎么回事？”
苏颂便道：“郭源明失踪了，四下不见人。我以为他昨日到酒肆时，跟刘惟远说了些什么，刘惟远或许会知道郭氏下落。”
白秋练登时想了起来，忙道：“是了，昨日那位郭源明古古怪怪地问过刘惟远来历后，便掉头离开了，看样子很是不满。”
而刘惟远随即追了出来，向白秋练打探郭源明姓甚名谁，来酒肆做什么。白秋练便将郭源明打探刘氏来历一事实话告诉了刘惟远。刘惟远反应很是诡异，仿佛像见了鬼似的。
白秋练又道：“因为昨日郭源明本身就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我以为刘惟远跟我想的一样，也没太当回事。刘惟远昨晚确实不在酒肆，郭源明公子也是昨晚失踪的，对不对？难道……难道这件事真的跟刘惟远有关？”
苏颂心道：“如若不是刘惟远昨夜去了无为山居，真的要怀疑跟刘惟远有关了。”
以至喜亭为出发点，去无为山居，要沿江往南行，再向东行。去夷陵县城，则是先沿江北行，再向东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而且郭源明天黑后不久便离开了县署，刘惟远则是半夜才返回酒肆，根本不可能遇到。
唯一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刘惟远出发去无为山居时，刚好在至喜亭遇到了郭源明。两人大概因为先前之古怪状况起了争执，或许刘惟远一怒之下便杀了郭源明，再藏尸到道旁的山坡上。这夷陵官道沿江而修，西面是长江，东面是山丘，确实有极大的抛尸便利。
苏颂因为跟刘惟远面对面交谈了好一阵子，感觉此人虽然行踪有些鬼鬼祟祟，却是个耿直性子，尤其心中藏不住事。他不大相信对方杀了郭源明，自己却未能看出任何端倪。
那么郭源明昨日去白家酒肆，到底是要做什么？孙固和苏颂均以为他要用那块珍贵的醍醐去讨好白秋练，结果却不是。
难道是想将醍醐直接送给白媪？这未免也太可笑。白媪一直卧病在床，郭源明连她人都没见过，却要巴巴去送醍醐？
再则说，那块醍醐，又如何到了刘惟远手中？
孙固越想越觉得醍醐一事太过诡异，提出要去看看刘惟远住处。这次白秋练没有反对，干脆地答应了，引着苏颂、孙固进来刘惟一房间。
这是一间储物间，堆放了大半屋子杂物，甚是凌乱。墙角摆着一张粗陋的木板薄榻，便是刘惟远的临时栖身之处了。
孙固奔近卧榻，却见卧具叠放得整整齐齐，被子上放着一张褐色草纸，上面用木炭写有几行字。
白秋练忙跟过来问道：“上面写的什么？”
孙固奇道：“娘子不识字吗？”忽意识到此言不妥，忙道了歉，告道，“写的是：‘我若不回，金砂便送给秋练娘子，权作叨扰之补偿。’”
白秋练忙将被子揭开，却见下面有一个小皮囊，打开一看，皮囊里面尽是金砂。
孙固道：“这袋金砂，足以买下十家白家酒肆。现下娘子还相信刘惟远是丢了行囊，无钱住店，才留在白家酒肆的吗？”
白秋练惊讶万状，看了看孙固，又去望苏颂，忍不住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澶渊之盟”是宋真宗在宋军占有优势的局面下签订的屈辱性条约，即使是在宋真宗一朝，也被认为是奇耻大辱，宋真宗为此将宰相寇准贬斥，并大搞“上天书”的荒唐闹剧，来弥补内心的羞耻感。具体可参见吴蔚作品《天圣铜人》。
［2］“榷茶制”即对茶叶进行专卖。宋代在南方产茶地区设置山场，又在茶叶集散地设立管理专卖的榷货务（分别是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蕲口，共六处）。先由官府预支“本钱”给茶农，茶农收获茶叶后，一部分作茶园租税缴纳官府，剩下的全部卖给官办山场，不能自由销售。山场再输送到榷货务。官府收购的茶叶，一部分是“官鬻”，主要是用于对辽、西夏的贸易，普通老百姓不能染指；另一部分“通商”，即卖给茶商。茶商先运送钱帛到东京榷货务（总管六大榷货务），换取提货单，再凭提货单到南方六大榷货务提取茶叶现货。此即前注释所言，茶农利润微薄，故而趋利避害，导致硖州山茶美名没落。
［3］因茶盐利润丰厚，所以民间多有武装走私者。宋朝多起起义均与茶政有关，如四川王小波、李顺大起义。王小波为茶贩，李顺为茶农。宋太宗赵光义茶法失策，二人率众起义。起义军一度攻占成都，控制四川大部，李顺还在成都建立了大蜀政权。后虽事败，却逼迫宋廷不得不改变对四川的盘剥政策，取消了博买务。此段故事具体可参见吴蔚作品《交子》。又如南宋赖文政起义。赖文政也是茶贩出身，因不满朝廷加重茶税而率众起义。官兵难以应付，无可奈何。后来还是辛弃疾以“招安”名义，将赖文政诱杀。此段故事可参见吴蔚作品《宋慈洗冤录》。
note宋祁：字子京，小字选郎，安州安陆（今湖北安陆）人。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宋祁与兄长宋庠同举进士，礼部本拟定宋祁第一，宋庠第三，但是刘太后觉得弟弟不能排在哥哥的前面，于是定宋庠为头名状元，而把宋祁放在第十位，人称“二宋”，又有“双状元”之称。宋庠因刘太后干预而状元及第，又成为历史上颇为罕见的“连中三元”（乡试、会试、殿试均第一）之人。二宋俱以文学名闻天下，诗词语言工丽。
［5］《三冗三费疏》为宋祁针对国家养兵费用日益增加而上。宋祁以为，国家财政困难主要是“三冗”“三费”造成的。所谓“三冗”，其一是官员人数过多，俸禄等开支太大；其二是政府出钱养兵，而全国几十万厢兵既不能为国效力，又消耗政府大量钱财；其三是全国僧尼、道士人数不断增加，所耗财物无限膨胀。所谓“三费”，其一是佛教道场、道教斋醮等仪式几乎每年都有，无端耗费国家大量人力、物力；其二是京城寺院、道观林立，而且都设有许多不必要的看守、保卫等人员；其三是使相、节度使等徒有虚名的高级官僚本来并不治理州县，但他们往往假公济私，虚耗国家财产。此疏在宋夏开战后递到宋仁宗手里，在当时影响很大，也被认为宋朝“积贫”“积弱”局面日益突出的表现。
［6］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宋廷令州县置义仓。政府于两税之外，每石另输一斗贮藏，以备荒年。
［7］唐代《户绝法》规定，绝户（户中人死绝而无男子即为户绝）家产可由女儿（无论是否出嫁）全部继承。如果绝户没有女儿，父系男性近亲可得到其全部财产。只有当绝户既无女儿，又无父系男性近亲时，国家才能将财产充公。但宋代《户绝法》扩张了国家对绝户财产的权利。宋代绝户只有女儿时，未嫁女儿（在室女）可继承全部财产，已嫁女儿可得三分之一（所有出嫁女儿加起来的份额），其余三分之二归国家所有。如果绝户有多个女儿，大姐出嫁，二姐尚未出嫁，则二姐继承全部财产，大姐拿不到一文钱。至于嗣子，只有绝户生前所立嗣子，才能继承全部财产。绝户死后、由其亲眷代绝户所立嗣子（称命继嗣子）只能继承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归国家所有。如果绝户同时有女儿和命继嗣子，女儿未嫁，女儿拿四分之三，命继嗣子拿四分之一；女儿已嫁，女儿和命继嗣可各拿三分之一，剩余三分之一财产归国家所有。另外关于归宗女（即出嫁女儿因离婚等原因又回到娘家），也有具体规定，因与本书故事情节无关，此处不再详述。总而言之，宋代在绝户问题上，更多考虑的是国家利益。从根本而言，国家关心的是田产赋税，担心田产无人继承，即成为所谓“户绝田”，从而没有了赋税收入，但具体实施起来后，基本上将绝户当成一种直接的财政收入。宋初郭载任成都知府，禁止西川富人招赘，就是变相攫取蜀地富人财富。举例而言，富商膝下无子，只有女儿，入赘女婿等同于家中男子，女儿、女婿有全部财产继承权。而女儿若是出嫁，一旦父母死去，根据宋代《户绝法》：户绝的家产，除营葬功德之外，三分之一给出嫁女，其余入官。郭载奏行“禁止西川富人招赘”，等于将没有子嗣富商财产的三分之二直接予以充公。此段故事具体可参见吴蔚作品《交子》。又，宋徽宗时的宋江大起义，起因便是朝廷以将户绝田充公为借口，大肆扩田，强占大片肥沃土地。
［8］万乡绅相信了游僧的话，无法再过继或领养嗣子。但宋代《户绝法》有规定：如果某人有儿子没有娶妻便死去了，他们不能领养一个孙子作继承人（这项规定明显是冲着“某人”财产而去的。宋廷户部经常公开讨论各路户绝收入）。万乡绅儿子尚未娶妻便已身故，故万乡绅也不能再领养孙子，所以只能寄希望于女儿招婿上门。
［9］江陵府为次府，地位低于开封府（府治开封）、河南府（府治洛阳）、应天府（府治商丘），为荆湖北路路治所在。长官知江陵府不独是江陵府长官，还领荆湖北路兵马钤辖，兼提举本路，及施、夔州兵马巡检等多项职务。又，兵马钤辖为地方军事长官，初选朝官及诸司使充任，领一州、一路或数路兵马之事。后均以知州兼本州钤辖、安抚使兼本路钤辖（如该路另设有马步军都总管司，安抚使就兼任都总管）。譬如书中硖州，如置兵马钤辖，便由硖州知州兼任。但由于硖州是军事州，没有设置兵马钤辖一职，最高军事长官仅为兵马巡检（全称为“兵马监押兼在城巡检”），硖州知州遂同时兼任兵马巡检。对于未设安抚使的荆湖北路，通常由江陵知府兼任路最高军事长官，即荆湖北路兵马钤辖。但路级最高长官是转运使，转运使也有调兵的权力。有时候江陵知府也会兼任荆湖北路转运副使，甚至转运使（只有极个别情况）。拿本书为例，从行政上讲，硖州知州是夷陵县令的上级，荆湖北路转运使是硖州知州的上级；从军事上讲，江陵知府（兼荆湖北路兵马钤辖）是硖州知州（兼兵马巡检）的顶头上司。又，有的常设有安抚使的路，有两个军事机构，一是路分兵马都钤辖司，长官为都钤辖；一是马步军都总管司，长官为都总管（由安抚使充任）。两个机构虽然不互相统辖，但总管地位高于都钤辖。遇有战事，可节制。荆湖北路直到南宋时才设有马步军都总管司。后面故事将会陆续涉及这些细节。
［10］户部隶属于三司，主管财政。宋时每年因户绝产生的收入，户部会单独统计上报。因三司权力很大，长官三司使权力仅次于宰相，故民间有关财产的官司也会打到户部。
［11］夏人剑：亦称夏国剑。西夏的一种刀剑，犀利无比。夏国剑与契丹鞍、高丽秘色（青瓷）并称“天下第一”，流誉当时，宋人均以能得到夏国剑为荣耀。宋代大名士苏轼在广陵（今江苏扬州）偶遇宋将戴嗣良。戴嗣良曾任三班借职、都总管司指挥，对西夏作战时缴获了一柄夏国剑，一直佩戴在身上。苏轼一见之下便爱不释手，专请好友晁补之做诗，诗名为《赠戴嗣良歌时罢洪府监兵过广陵为东坡公出所获西夏刀剑东坡公命作》，内中有“试人一缕立褫魄，戏客三招森动容”之句。据载，宋钦宗日常佩剑就是西夏所产夏人剑。
［12］蔡伦虽为宦官，最后因卷入宫廷权力争斗而自杀，封地被除，但其人声名不朽，尤其在制造、冶炼等方面均有杰出才华。蔡伦以中常侍兼任尚方令时，掌管尚方（掌管制造供应御用器物的官署），大肆改进制作工艺，“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其人所制宝剑，剑利可以斩马，故称“尚方斩马剑”。在很长时间内，民间都习惯将利剑称为“蔡伦剑”。蔡伦生平最为世人称道的，是改进了造纸术。他带着工匠们反复试验，终于试制出轻薄柔韧的纸张。东汉元兴元年（105年），蔡伦向汉和帝献纸。他将造纸的方法写成奏折，连同纸张一同呈上。汉和帝称奇不已，并诏令在朝廷内外推广使用，天下均视作奇迹，称为“蔡侯纸”。由于蔡伦造纸法取材容易，来源广泛，因而价格低廉，很快得到了广泛传播，是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蔡伦、陈是、马钧故事，可参见吴蔚作品《江东二乔》。
［13］西晋时，镇南将军兼荆州（襄阳是古荆州州治，始于东汉刘表）刺史刘弘奉命到诸葛亮故居祭祀，成为史载“观（诸葛）亮故宅”第一人。他亲眼见到诸葛亮故居有十连弩，感叹道：“推子八阵，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
［14］床子弩即为弩炮，一架弩炮往往联装两张到三张巨弓，利用多弓的合力发射箭矢，劲力远胜于单弓。使用床弩的士兵称为“床子弩手”。张弩时，床子弩手用粗壮的绳索把弩弦扣连在绞车上，摇转绞车，张开弩弦，安好巨箭。放射时，要由床子弩手用大锤猛击扳机，把箭射向远方。北宋的《武经总要》载有多种多弓床弩，其中最为强劲的三弓床弩又称“八牛弩”，需百余人绞轴张弦，箭矢“木干铁翎”世称“一枪三剑箭”，大概状如标枪，三片铁翎就像三把剑一样。床弩也可发射“踏橛箭”，成排成行地钉在城墙上。攻城兵士藉以攀缘而上。宋床子弩射程可至千步。宋代一步合1.536米，千步有1536米，这是古代射远武器所达到的射程最高纪录之一。
［15］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秋，辽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自率大军南侵。宋威虎军军头张瑰用床子弩八牛弩射杀了辽军先锋萧挞凛，极大地动摇了辽军军心。萧挞凛，辽宁阜新出土墓志《故宁远军节度使萧公墓志铭》记为萧割烈，辽国太后萧燕燕族兄弟，亦是辽国驸马，尚永徽公主耶律仙河（不见于《公主表》，当为亲王正妃女）。萧挞凛曾先后擒获宋名将杨业及王继忠（即耶律宗信）。
［16］八阵图：诸葛亮创造的一种用兵阵法，由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种阵势组成。遗址在今重庆市奉节县东。关于八阵图遗址所在，有多种提法，本书取材于宋人苏轼说法。后人多用“八阵图”来比喻巧妙难测的谋略。唐诗人杜甫有《八阵图》云：“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17］常山蛇：古代传说中首尾能互相救应的一种蛇。又解释为首尾呼应的一种阵法，简称“常山阵”，意思是阵势如常山蛇。见《孙子·九地》：“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宋人苏轼有《会猎苇园》诗：“雄心欲搏南涧虎，阵势颇学常山蛇。”清人顾炎武《江上》诗云：“何当整六师，势如常山蛇。”
［18］刘从德：太后刘娥兄长（实为前夫）刘美之子。仁宗完全执掌朝政后，即不准刘从德妻王氏进宫，为历史真事。由此也可看出仁宗软弱的性格，既想为自己出气，却又不敢针对表哥刘从德，只好拿无辜的王氏开刀。
［19］门籍：古代悬挂在宫殿门前的记名牌。最初为竹制，长二尺，各书官员姓名、年龄、身份等。后改竹籍为簿册，但“削籍”（除去门籍需要削去竹子上的字）一说，仍然延续了下来。册籍上有名，方可出入皇宫。门籍有时效，而且有门种区别，擅闯无门籍之门为重罪。各朝具体规定有所不同，不再一一赘述。
［20］宋仁宗初即位时，由太后刘娥听政。刘娥为宋仁宗选取平卢军节度使郭崇孙女郭氏为皇后，但宋仁宗并不是很喜欢郭皇后。刘娥死后，宋仁宗罢免了曾经依附刘娥的大臣，唯独没有罢免宰相吕夷简。有一次，宋仁宗在后宫与郭皇后谈论朝臣，特意强调吕夷简忠诚可嘉。宋仁宗之所以格外赞赏吕夷简，是因为此人当年极力与刘娥争辩，主张以皇后礼仪安葬宋仁宗生母李氏，由此李氏身后事隆重，而太后刘娥刘氏一族也得以保全。郭皇后却认为吕夷简其实是阿谀奉承之辈，不过为人机巧、能应对而已。宋仁宗略一思忖，认为郭皇后的话有道理，于是将吕夷简罢相。宦官阎文应将郭皇后的话告诉了吕夷简，吕夷简愤恨异常。几个月后，谏官刘涣上疏陈时事，特意提到当时他力请刘娥还政给宋仁宗，结果触怒了太后，几乎被杀，幸得吕夷简相救。宋仁宗意志软弱，容易被旁人的意见左右，又觉得吕夷简是忠臣，于是将其重新召回为相。虽然官复原职，但吕夷简一直对郭皇后怀恨在心。刚好此时郭皇后与尚美人（美人等级次于皇后、夫人、嫔、婕妤，视正四品）争宠，扭打时，失手抓伤了前来劝架的宋仁宗。吕夷简由此大做文章，说郭皇后失礼，不足以母仪天下。宋朝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国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废后的先例。宋仁宗虽然愤恨皇后，但一听宰相提到废后，还是比较谨慎，说：“皇后虽然可恨。但废后一事，却有干清议。”吕夷简说：“废后之事，古亦有之。光武帝是汉代的明主，其郭皇后仅因为怨怼而被废。何况今日皇后打伤了陛下！”宦官阎文应也在一旁附和，说郭皇后身居中宫九年，却没有子嗣，应当废去。宋仁宗激愤起来，决定废除郭皇后。宋仁宗要废后的消息传开后，御史中丞孔道辅（孔子四十五代孙）、谏官范仲淹、同知谏院孙祖德、侍御史蒋堂等十多人联名上奏，坚决反对宋仁宗废除郭皇后。宰相吕夷简早有准备，抢先一步下令有司不得接纳台谏章奏。宋仁宗则抢在群臣发难之前，下了废后诏书，说郭皇后没有子嗣，自愿退位修道。御史中丞孔道辅和谏官范仲淹等人见台谏的奏章无法送到皇帝手中，无法可想，竟然集体跑到皇帝寝宫门口进谏。这是前所未有的大事。宋仁宗自己觉得理亏，不愿接见谏官，便派内使传话，让进谏的大臣们到中书政事堂与宰相对话。孔道辅和范仲淹等人来到中书时，宰相吕夷简已经等在那里。孔道辅一上来就质问吕夷简说：“大臣对皇后来说，就像儿子对待父母一样。父母不和，可以劝他们和解，怎么能只顺从父亲一面而不要母亲呢？”吕夷简争辩说：“废后一事，不是本朝首创，古已有之，汉朝和唐朝都有先例。”孔道辅怒斥道：“大臣应该引导君王为尧、舜那样的圣主，为什么偏偏要引汉、唐失德事作为标准？”群臣随即一哄而上，纷纷指责吕夷简。吕夷简招架不住，只好拱手说：“各位还是去见陛下力陈吧。”然后匆忙离开。第二天，孔道辅等人入朝，准备召集百官，与吕夷简当廷争论。然而，宋仁宗的圣旨突然到来，说“伏阁请对，盛世无闻，孔道辅等冒昧径行，殊失大体”，将孔道辅和范仲淹贬黜出京城，孔道辅知徐州，范仲淹知睦州（今浙江建德，属桐庐郡），其他进谏大臣罚俸半年。废后之议因此而定。
［21］太后刘娥死后，宋仁宗正式执掌朝政大权，虽然有“从此大娘娘平生分明矣”（指刘太后以皇后礼仪安葬仁宗生母李氏）之语，但果断罢免了刘太后信用的全部重臣（除吕夷简）。
［22］宋朝自开国以来，一直秉承“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宋仁宗晚年极度宠爱张贵妃，想封张贵妃伯父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虚职），结果遭到台谏官的猛烈攻击，不得已而作罢。但张贵妃不死心，宋仁宗也决心一定要任命张尧佐官职。有一天，宋仁宗上朝，张贵妃送宋仁宗到殿门口，嘱咐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意思是提醒宋仁宗不要忘记下诏封张尧佐为宣徽使。宋仁宗连连说：“放心，放心！”到了大殿，宋仁宗刚准备下诏任命张尧佐，知谏院包拯就站出来进言，大谈为什么不能任命张尧佐的理由。包拯即民间传说中的包青天。包拯滔滔不绝，雄辩不已，说到激动处，唾沫竟然溅到了宋仁宗脸上。在这种情况下，宋仁宗不得不收回成命。等到宋仁宗下朝回到后宫，张贵妃迎上前去，还没来得及说话，宋仁宗一边用袖子擦脸，一边不耐烦地说：“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溅到我脸上了。你只管要宣徽使，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这件事便因此而作罢。但宋仁宗还是抵挡不住张贵妃的枕边进言，偷偷下诏任命张尧佐知河阳，兼职宣徽南院使。御史唐介立即上奏劝阻。宋仁宗难以招架，便将责任推到宰相身上，说这是中书拟的诏书，与他无关。这本是宋仁宗的推托之词，却不料引发一系列事件。唐介相信了宋仁宗的推托之言，立即认为这是宰相文彦博的意思，上奏请求罢免文彦博，改任富弼为相。奏书里特意提到文彦博“交通宫掖，引用贵戚，不称相位”，意思是文彦博跟后宫张贵妃有勾结（张贵妃父亲张尧封曾是文彦博父亲文洎的门客，张贵妃入宫前，还自认文彦博为伯父）。结果，宋仁宗当面将唐介的奏书扔得老远。唐介却毫不气馁，走过去将奏书捡起来，在朝堂上一字一句大声念完，然后盯着文彦博说：“相公（宋朝对宰相等执政大臣的称呼）应当自省！”文彦博羞愧难当，立即向宋仁宗请求辞职罢相。宋仁宗见唐介当朝要挟宰相，勃然大怒，立即将唐介贬黜出京。蔡襄时任谏官，上书劝阻，不成。事后，宋仁宗得知文彦博确实曾经向张贵妃献蜀锦灯笼锦为衣，这才知道唐介所言不虚，于是罢文彦博相位。但宋仁宗心中怨气难消，并没有就此召回唐介。包拯、文彦博及张贵妃父母故事，可参见吴蔚作品《包青天沧浪濯缨》。
［23］宋仁宗废皇后郭氏为宋朝立国以来第一起废后事件。这件事，被认为是古代监察制度史上的大事，表明了台谏制度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正如南宋吕祖谦所说：“自孔道辅、范仲淹敢于抗（吕）夷简，台谏之权敢与宰相为抗矣。”这件事，对宋仁宗心理影响很大。而后来范仲淹之所以能再度崛起并步入中枢，是因为西夏元昊称帝、宋夏战事爆发。
［24］宋仁宗虽然废除郭后，但在立皇后的事情上，始终不能如愿。当时，有女子陈氏进宫，宋仁宗十分喜欢，想立她为皇后。可是陈氏是寿州茶商之女，父亲靠捐纳才谋得一个小官，出身低贱。宰相吕夷简、翰林学士宋绶等人也纷纷劝说阻止。宋仁宗不得已，只好选宋初名将曹彬的孙女曹氏入宫，立为皇后。因为立后始终不能称心如意，宋仁宗也不大喜欢曹皇后。宋仁宗晚年病重时，还狂呼“曹皇后与张茂则（宦官）谋逆”，虽然是病中胡话，没人当回事，但这也是皇帝内心的某种折射——他从未信任过曹皇后。张贵妃暴病身亡后，宋仁宗不顾曹皇后在世，追册张贵妃为温成皇后，于是就出现了一生一死两位皇后的旷古奇闻。此为逾礼大事，前所未有，谏官们群情汹汹，纷纷上奏反对。这回宋仁宗却铁了心，均置之不理。这大概也是他为自己心爱的女人所能做到的最后一件事了。又，曹皇后的弟弟便是传说八仙中的曹国舅。曹国舅本名曹景休，因是曹皇后之弟，故称曹国舅。当时曹国舅弟曹景植因不法杀人而伏罪，曹国舅耻见于人，因而隐居山岩，葛巾野服，矢志修道，于是引发了他成为八仙之一的传说。据说他经钟离权与吕洞宾的度化，得还真秘旨而修道成真，并由钟离权和吕洞宾引入仙班。在八仙中，曹国舅的事迹最少，出处也最晚。
［25］仁宗子嗣不旺，子女多在襁褓中夭折。在仁宗即位后二十多年内，福康公主是唯一长大成人的女儿，常年承欢膝下，所受恩宠非普通公主所能比拟，是宋朝第一个有册封礼的公主，出嫁后，待遇如同皇太子。福康公主也是宋朝历史上最著名的公主，因与驸马李玮不和而闹出一场大风波，其人事迹已在《天圣铜人》提及，后书中也将具体涉及。
［26］本书中关于宋仁宗的描绘，均符合史实。公平而论，宋仁宗绝对不是个坏皇帝，相反，他在位的一朝，名臣如云，包拯、范仲淹、狄青、欧阳修、王安石等均是当时和后世著名的杰出人物；甚至王安石向宋仁宗上长达万言的奏疏，提出了他的改革主张，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的基础。如此人才辈出，显然与宋仁宗的知人善任、善于发现人才分不开。然而可惜的是，宋仁宗性格文弱，遇事犹豫不决，这样的性格不但导致了他本人一生的悲剧，也直接影响到宋朝的国政：范仲淹的改革进行到最后的紧要关头，却突然被宋仁宗舍弃，以致前功尽弃；而战神一般的武将狄青令敌人闻名丧胆，却最终被宋朝廷猜忌而死。这些均与宋仁宗的懦弱性格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