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太祖的养子荣光（1 / 2）
郭威这辈子，过得相当不容易。
生于太平盛世的人，往往无法理解经历乱世的痛苦。像郭威的一生，则生动地诠释了“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真谛。郭威出生于唐末，成长于五代十国时期。出生后刚刚3岁，当时担任顺州刺史的父亲就死于叛军作乱；年幼的郭威还没有到换牙的年龄，母亲也早早离世。此后的很多年里，是郭威的姨妈韩氏将父母双亡的郭威拉扯成人。少儿时期的成长背景，让郭威知道民间疾苦，知道亲情的可贵。郭威尤其明白，在乱世中过上好日子，是多么简单却又是多么奢侈的一个愿望。
成年后的郭威，威猛勇武又不失谦和，有雄心壮志，却又脚踏实地。在那个战乱频仍，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时代，皇亲贵胄尚且担忧个人安危，文人雅士也难免气节不保。少年郭威的理想，仅仅是做一个有用的人、为国为民的人，仅此而已。
郭威在18岁的时候，遇到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时任泽潞节度使的李继韬。郭威因为李继韬的赏识而有机会从军打仗，并且成为一名下级将领。要知道，这一点在五代十国这样的乱世非常重要。国泰民安时期，出人头地的门路有很多，靠孝廉的名声，靠门第的高贵，靠科举的成绩。然而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从军本身就意味着比别人更加有出人头地的机会。那个时候的中国北方，短短五十多年出现的五个王朝，能够上台的个个都是军政府。
即便如此，难能可贵的是，年轻的郭威依然很清醒，他知道在这个乱世只靠好勇斗狠是远远不够的。他之前的很多人，依靠武力固然可以一时风光无限，但到最后也难免身首异处。他不想做这样的军人，甚至于，如果有机会的话，他想结束这种崇尚武力的军政府政治生态。会打仗只是乱世必备的防身之术，但这远远不是他的最终理想。在从军打仗的业余时间，读书已经成了郭威自然而然的一种习惯。并且这个时期他的结拜兄弟李琼，推荐了一本兵书—《阃(kǔn)外春秋》给郭威。这本撰写于盛唐时代的兵书，给青年郭威搭建了系统化的军事理论体系，这样的经历让他受益终生。
在这个时期，郭威还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二位贵人—柴氏。
在一个狂风骤雨的晚上，落魄的小军头（马步军使）郭威投宿到了一家旅店。一起住进这家旅店的，还有一个叫作柴氏的年轻妇人。柴氏颇有一番姿色，而且曾经贵为当朝皇帝后唐庄宗李存勖的一名嫔妃。但不幸的是，战功在外的后唐庄宗皇帝李存勖，这辈子虎头蛇尾，正值壮年就在一场兵变中死于非命。
皇帝驾崩，老皇帝的嫔妃们如何处理，历来是新皇即位之后需要在后宫动脑筋去料理的一件大事。尤其是对于贪淫好色的老皇帝而言，后宫嫔妃队伍往往非常庞大。对于新皇帝来说，这些老班底的嫔妃们，不管年方几何，名义上都是新皇帝母亲一辈的，碍于天理人伦，碰又不能碰，扔又不能扔，视同鸡肋。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北周宣帝宇文赟这种，把老爹宇文邕的后宫照单全收的主，其实并不多见。
老班底的嫔妃们在后宫占据了大量的居住资源。皇帝的皇宫不管多大，也就是相当于皇帝的家。寻常人家里有个三室一厅，三个卧室够不够用都不一定，皇帝家里的卧室空间也是有限的。老嫔妃们不走，新皇帝也就没有足够的空间，去精心打造一支新的嫔妃团队。
如何妥善安置老嫔妃，这是一个课题。
面对这个课题，历代皇帝想了很多办法。先秦有殉葬的传统，这是其中最为残忍的一种处理方式。比较温和的方式，是让老嫔妃们集体出家。比如在佛教盛行的北魏，佛教、道教盛行的大唐，老嫔妃们会被安排到皇家寺庙或者道观修行。比如之前讲到的武媚娘就是。
当然，混得比较好的嫔妃们，也有比较完美的归宿。比如儿子当皇帝，自己就升级为皇太后或者皇太妃。又比如，在汉、晋两代，藩王的势力很大，那么老嫔妃们在老皇帝死后，就可以到自己的儿子封国一起就藩，颐养天年。
不过在战乱不断、刀光剑影的五代，皇帝们尚且朝不保夕，更不用说对老嫔妃们有什么特别的安置方案了。因此，把前朝后宫遣散回家，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在五代时期非常普遍。正因为如此，在当时有很多嫔妃流落民间。
此时此刻的柴氏，就是从后唐皇帝李存勖后宫队伍中被遣散到民间的一位。就在这个小旅店中，年轻的柴氏邂逅了血气方刚的郭威。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柴氏却对衣衫污浊的郭威一见钟情，并且告诉自己的父母，自己就要嫁给郭威这样的男人（“后异其人，欲嫁之，请于父母”，源自《旧五代史》引述《东都事略·张永德传》）。而且，择日不如撞日，嫁人这事，说干就干。
作为两个头脑正常的普通人，柴氏的父母被女儿的大胆想法雷得外焦里嫩，并且对头脑发热的女儿进行了劝阻，他们说：“汝帝左右人，归当嫁节度使，奈何欲嫁此人！”（《旧五代史》引《东都事略·张永德传》）。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女儿你虽然现在是个寡妇，但是好歹也曾经是当朝天子身边的女人，即便是下嫁，至少也要嫁给个节度使，怎么会想到嫁给这个人呢？不过，在冲动的女人面前，父母的劝阻往往是无效的。在柴氏本人的坚持之下，柴氏和郭威，当天就在旅店中拜堂成亲入了洞房。
正史中，并没有记载面对柴氏的投怀送抱，郭威到底是如何反应。不过按照常理，面对如同电影剧本一样的人生奇遇，郭威多半会有所犹豫或者猜忌，甚至会对人生产生片刻的怀疑。不过虽然心里打鼓，郭威还是得到了一位打着灯笼都难找的贤内助。
柴氏是一个有眼光的女人，她不仅冲破家庭的阻力以身相许，而且还把随身带来的金银财宝分一半作为自己的嫁妆。凭借这笔意外之财，郭威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并且从此以后一路官运亨通。到后来，在郭威小有成就、志得意满的时候，柴氏又经常规劝自己的丈夫戒酒戒赌，这使得年轻时的郭威，纵然时有玩世不恭，但也始终没有偏离正确航向。事实证明，郭威捡到了宝。即便放在现在，万千男性中又有几个能有这样的运气遇到如此的患难有情人呢？
柴氏去世很早，但柴氏的贤惠让郭威铭记一生。发迹后的郭威依然念念不忘柴氏的恩情，他后来把柴氏的内侄柴荣收作自己的养子，并将其改名为郭荣陪伴在自己身边。
郭威真正的出人头地，是从辅佐刘知远开始的。
刘知远，沙陀族，是一名典型的乱世军阀，后来的乱世皇帝。他童年时是大唐臣民，从军后服务于后梁王朝，随同李存勖建立后唐王朝，在后晋王朝大红大紫，最后自己建立后汉王朝。这样的人，适合乱世求生，因为他迷信武力，信奉丛林法则，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阴谋中酝酿阴谋。虽然辅佐后晋高祖石敬瑭平定天下，又匡扶后晋少帝石重贵登上帝位，但刘知远却对这两个上级领导非常看不上。石敬瑭做了契丹人的儿皇帝，对契丹领袖“称儿又称臣”，石重贵则坚守自己的气节，坚持“只称孙而不称臣”；刘知远则更进一步，他觉得这两任皇帝其实都缺心眼，而自己才是一个具备高度政治觉悟的人。他的逻辑是称臣不称儿，也不能丢失幽云十六州。换句话讲：脸可以不要，但实惠却不能轻易让人。
刘知远能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于他来说，理想和节操在这个乱世里并不能当饭吃，只有活在当下，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不断攫取自己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当然，在刘知远一步步地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的时候，郭威也追随刘知远，一步步达到职业军人生涯的巅峰。
公元947年，北方的契丹族领袖耶律德光俘虏了后晋皇帝石重贵，好好教训了一下这个只称孙而不称臣的“硬骨头皇帝”，并顺势灭亡了后晋王朝。趁整个中原空虚之际，刘知远在郭威等近臣的辅佐下，进入开封，刘知远自封为皇帝，史称“后汉高祖”。一年之后，刘知远病死。临死之前，刘知远将年轻的新皇帝刘承祐托付给郭威等朝廷重臣，刘承祐也就是“后汉隐帝”。
事实上，当时已经44岁的郭威，戎马半生，位高权重，已经官至后汉的枢密使一职。但他面对18岁的少年—幼主刘承祐的时候，并没有安于享乐或者拥兵自重的主观意愿。
要知道，当时像郭威这种拥兵而不自重的军头，几乎凤毛麟角。比如刘知远本人，当年虽然名义上是后晋老石家的河东（山西太原）节度使不假，但其实就是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后晋面临契丹人亡国灭种危险的关键时刻，刘知远先是隔岸观火，之后又乘虚而入，自顾自地面南背北称帝了；又比如，如今刘知远尸骨未寒，刘知远的老部下河中（山西永济）节度使李守贞、永兴（陕西西安）节度使赵思绾（wǎn）、凤翔节度使（陕西凤翔）王景崇等地方军头就纷纷起兵造反。
不辞劳苦的郭威，为幼主刘承祐南征北讨。他先是起兵讨伐李守贞，逼得李守贞弹尽粮绝，自焚而死；之后，郭威又乘势逼降了叛将赵思绾和王景崇。在荡平内乱的基础上，郭威又出兵河北，大败契丹。应该来讲，郭威对得起刘知远对他的信任，也对得起刘知远临死前的托孤。在乱纷纷的五代时期，郭威这样有节操、有底线、有文化的实力派军人，可遇而不可求。
但可惜的是，刘承祐并不这么想。
刘承祐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普遍崇尚武力的典型代表，对于他来讲，他根本不会理解郭威的内心世界，也不知道军人除了带兵打仗之外还应该具备“忠信孝悌，礼义廉耻”的普世价值观。在刘承祐的所有认知中，他所接触的乱世武将，大都是他父亲刘知远那样的人，或者是前面提到的李守贞、赵思绾那样的人。
比方说李守贞，一辈子活着就是为了活着，为了活着可以背叛后晋投降契丹，也可以为了活着背叛契丹投降后汉。这种人的人生没有信条，有奶便是娘；又比方说赵思绾，赵思绾这种人基本上没有太长远的打算，基本上就是快活一天是一天。为了快活，不仅每天酒色财气，高兴了还要吃人肉，喝人血。（“经年粮尽，遂杀人充食。”《旧五代史·卷一百零九》）据说赵思绾酷爱吃人肝配酒喝，自认为吃一千副人肝就可以“胆气无敌”。最后这货虽然打了个很大的折扣，但也一口气吃了六十六副人肝。（“贼臣赵思绾自倡乱至败，凡食人肝六十六。”《太平广记》）
说得直白一点，生逢乱世拼下限，而承平盛世才能拼上限。在五代那个黑暗时代里，生存都要靠拼下限，只不过郭威的思想超越了当时他的时代而存在，而刘承祐则远远到不了这个档次。更加可怕的是，刘承祐这种人，他会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套用郭威的价值观。
刘承祐决定要对前朝老臣进行清洗，在他大开杀戒之前，居然没有想好合适的借口，史书上只是简单交代了一句—刘承祐长大了，不想被那些前朝的老臣所制约。（“帝年益壮，厌为大臣所制。”《资治通鉴·后汉纪四》）
好一个“厌为大臣所制”，凭这个借口，刘承祐开始在京城汴梁举起屠刀。公元950年，杨邠、史弘肇、王章等顾命大臣先后被杀掉，而且几乎都是灭九族的杀法。要知道当年老皇帝刘知远临死之前，要求帮助刘承祐治理天下的顾命大臣总共就只有五个，除了以上提到的那几个，还有苏逢吉、郭威。苏逢吉是和皇帝穿一条裤子的，皇帝想杀人，苏逢吉就负责执行。那么五个顾命大臣五去其三，掰着指头数，也就只剩下郭威了。
一不做二不休，刘承祐又将矛头对准了带兵在外的郭威，准备除掉郭威，以绝后患。刘承祐这种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迷信武力的终极高度，就是幻想用武力来实现所有的政治企图，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武力永远都是政治的辅助手段，而不能作为唯一手段。比武力更加重要的事情，是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否则单纯依靠秀肌肉，今天打这个，明天打那个，打来打去，自己就成了众矢之的，孤家寡人。纵然你有三头六臂，最后的下场也是被群起而攻之。
这还不是刘承祐最致命的问题。
最致命的是，郭威是一个带兵在外的军事实力派。从技术角度来讲，刘承祐如果要实现干掉郭威的战略企图，至少要能够想到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军事政变，这是上策；第二套方案则是正面开战，这是下策。军事政变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动手之前要做好充分的保密工作。篝火狐鸣、鸡鸣狗盗，或者坑蒙拐骗偷，无论过程有多么龌龊，只要能够保证杀掉对方就可以。军事政变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成果。在第一套方案无法实施，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考虑采取第二套方案—正面开战。然而第二套方案—需要有硬实力作保证，为战争的结果做综合评估。如果不能够保证一口吃掉对手，则很容易在之后的军事对抗中出现胶着局面，甚至反被对手一口吃掉。所以第二套方案的精髓在于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如果事先综合评估的结果，是无法靠硬实力进行正面对抗，那就绝对不能撕破脸，就算是装孙子也要先忍着，因为好汉不吃眼前亏。
刘承祐的无知在于，明知道自己没实力，却大张旗鼓地在京城开封大杀功臣，这等于是关闭了秘密军事政变的可能性，提前通知了带兵在外的郭威坚决不能回京城，否则就是死路一条。这样一来，军事政变这条路走不通。但正面开战这条路就更扯了，因为郭威本身就是被朝廷派往河北地区对抗契丹、拱卫京师的，可以说是当时后汉政权辖区内，最强大的一支军事力量。
所以刘承祐是三毛钱的阴谋家、一毛钱的军事家。送两个字给刘承祐—愚蠢。刘承祐更大的愚蠢之处在于，他忘记了郭威不仅仅是带兵在外的后汉枢密使，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邺城留守。
邺城这座城市，非同一般。
我们先来看一下千里沃野、四战之地的黄淮海平原。（见图2-5）
如此大平原，一望无垠，天广地阔。没有大的河流，也没有起伏的群山，甚至连低矮的丘陵都很难见到。正因为如此，大平原地区在战争中的战略纵深极差，适合大规模野战和正规战，而不适合偷袭和游击战。平原地区的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这些当年的抗敌武装，在平原地区辗转腾挪，经常依仗春种秋收之间的庄稼做掩护—俗称“青纱帐”。南方人和北方人，经常争论一个作战意志的问题，实际上这并不具备可比性。南方河网和群山阻隔，足以满足作战人员的隐蔽性和突然性需要；而平原地区如黄淮海地区，很容易被外来强大敌人征服，零星反抗也不足以给敌人造成致命伤害。比如宋金战争，又比如抗日战争时期，黄淮海地区经常是大片大片地沦为敌占区，这是包括地形因素在内的各种因素造成的，不能单纯地将作战意志放大。
那么如此无险可守的大平原，果真不好吗？
实际上，我们前面所涉及到的无论长安、洛阳，还是四川与幽云十六州，都是单方面强调军事价值。我们恰恰忽视了一点，那就是无险可守的大平原，具备相当高的经济价值，并且具有极其低廉的交通成本。
拥有山川阻隔，可以拒险而守的谷地平原当然好，比如关中平原、四川盆地。但像黄淮海平原这样的地方，即便守不住，也要创造条件来守。因为黄淮海平原这片开阔地，是典型的中国北方粮食主产地。在没有水患肆虐的年份，这些地方千里沃野，粟麦飘香，足以养活大量的人口和军队。所以这样的地方，往往会被军事对峙的双方反复争夺。
那么问题来了，在这样的平原之上，如何才能有效布置防守呢？
我们首先想到的，还是自然条件。
大平原地区没有群山环绕，就只能依靠河流水系。那么我们先来看一张黄淮海地区的水系图。（见图5-1）
图5-1 黄淮海地区的水系图
这张图给我们的结论是：对于整个黄淮海平原来讲，黄河仅仅意味着一条河，而绝大部分的面积，都是属于海河水系和淮河水系的。以黄河为界，黄河以北属海河流域，黄河以南属淮河流域。我们这里先不谈淮河，先谈一下进入文明区域更早、存在感更高的海河流域。我们再打开一张图，如图5-2：
图5-2 海河流域图
海河流域，是一个典型的扇形冲积平原。所有河流的入海口—渤海湾是扇柄，整个海河流域，像一把巨大的扇面铺开在一望无际的平原地区。与此同时，无数河流像人类的血管一样平铺在这个扇形冲积平原上。于是，在河流的旁边，自然自发地形成了无数个城市，城市依靠河流获取水源以及便利的交通，同时又依靠河流获取自然屏障，抵御外敌入侵。于是，海河的旁边有了天津，滦河的旁边有了承德，滹沱河的旁边有了石家庄。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在降水量稀少、河流径流量有限的北方，河流这样的天然屏障，确实无法和高大的山脉相提并论，能够提供的防御也非常有限。
于是，平原筑大城，就成为另外一个平原防守策略。
城市的形成不是偶然的。首先城市的形成需要居民，有了居民才有了生产和生活，才有了商品交易，才有了“市”。没有居民作保证的城市只能称为“城”，而不能称为“城市”，充其量是个堡垒式的城郭。如果有大量人口居民作为城市的基础，则城市需要有经济能力来养活数目庞大的人口。就冷兵器时代来讲，城市周围必须有成片的粮食产地。如果城市人口越来越多，本地出产的粮食不够用，则需要通过陆路或者水路交通来运粮。满足了基本生存需求的城市人口，还需要绫罗绸缎、烟酒糖茶等经济类商品，而这些商品的流通，则更加需要交通的繁荣。
所以，平原地区建立大城和堡垒，还需要有强大的交通能力作保证。
古代交通中，陆路运输是最吃力不讨好的一件事情。比如骡马运粮，这事不能说不行，但是骡马也是肉长的，不是铁打的，骡马本身也需要消耗粮食。当时的中原大军远征大漠，用骡马千里运粮，很多时候粮食到不了前线将士的口中，半路上就被骡马吃光了。所以，当时最有效率的交通方式，莫过于水路漕运。对于古代人来讲，水路漕运就相当于今天的高铁，是当时最高效最先进的交通方式。正因为如此，隋炀帝组织开凿的隋朝大运河，一直到近代，还有着独特的交通价值。
我们再来看一下隋朝大运河。（见图2-12）
隋朝大运河，南北跨越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流域，是古代南北水路漕运最为繁忙的一条河流。隋朝古运河流经海河流域的运河段，叫作永济渠。这条永济渠，是整个海河流域唯一的一条源自江南地区并且是南北走向的河流。换句话讲，如果要在河北地区修建大城，一定要考虑和永济渠连通，才能够体现出城市的交通和经济意义，才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才能有余地扩张城市。
郭威留守的邺城，就是这样的一座城市。
我们来看邺城的地理位置。（见图5-3）
邺城的西边背靠太行山，通过太行八陉可以西进河东地区；邺城的北边和东边，就是太行山和山东丘陵夹在一起的一条平原大通道，整个宽阔的黄淮海平原上最细长的瓶颈地带。上一节讲到的靖难之役，燕王朱棣就是在这条平原大通道上，同建文帝的南军反复拉锯和争夺；邺城的南边紧邻漳河，漳河再往南是卫河。事实上，今天看到的卫河，就是古代永济渠的其中一段。而卫河再往南，是天险黄河。漳河是卫河（永济渠）的一条支流，漳河、卫河汇合之后，进入山东的临清、德州段，然后在这里向北流向京津。所以不管是元朝以前的“隋朝古运河”，还是元朝1291年由郭守敬重新设计改道之后的“京杭大运河”，在临清以北是基本重合的。重合的这部分运河，在山东、河北两省分界处这一段有个名字，叫卫运河或者漳卫运河。正如我们在靖难之役中提到的，卫运河以及华北陆路交通要冲—德州与河间，包括尚未提到的临清与沧州，都是卫运河（永济渠）上的名城，是历来的兵家必争之地。
图5-3 邺城的地理位置
太行山和平原大通道给邺城足够的军事依托，漳卫运河给邺城带来的是经济繁荣与物资保障，并且在古代黄河频繁改道入海的北方，邺城同黄河的距离适中，不会因为黄河水患而波及到城市的生存发展。所以，邺城这座大城崛起于黄淮海平原，并非无缘无故，而是古人深思熟虑之后的必然选择。
一句话，立足邺城建筑高墙和坚城，西靠太行天险，往东往北可以有效地辐射黄淮海大平原南下的必由之路，往南可以控制黄河，虎视中原。同时，水路运输畅通又保证了邺城的经济和人口保有量。
不过如上所述，这还远远不是邺城最要命的地方。
再来复习一下洛阳盆地地形图（见图2-11），我们发现，邺城恰好处于河北地区与河内地区在太行山脉的夹角上。从邺城沿太行山经卫河（永济渠）往西南方向，恰好就是河内地区。对于洛阳盆地来讲，北部防线隔黄河相望，河内地区首当其冲。河内之于洛阳，就相当于河东之于关中，都是在地理上连成一片，仅仅依靠黄河天险分开。于是，有邺城这个政治、经济、军事堡垒在，就会时时威胁到洛阳的战略安全。西魏权臣宇文泰和东魏权臣高欢，就曾经在黄河岸边的邙（máng）山展开大战。双方各自倚重的战略据点，就是洛阳和邺城，面对黄河以北、河内边缘的邺城，黄河南岸不远拒险而守的洛阳，在军事灵活性上相当被动。所以在当时的邙山之战中，来自邺城的高欢，取得东、西两魏对抗的完胜。
正因为如此，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祖禹说：“宛不如洛，洛不如邺也。”（《读史方舆纪要》）也就是说，洛阳可以向南控制南阳盆地（治所宛城），而邺城则又可以向南控制洛阳盆地。
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了邺城对于黄淮海大平原的重要意义。
邺城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闪光，是在战国时期的魏国。几千年前，西门豹治理漳河的“引漳十二渠”，至今还有遗迹存在。西门豹治邺的很多轶事，很早就被选入了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
后来邺城真正开始发家，是在三国时代的曹魏。当时的曹操，充分考虑了中原布防四面受敌的尴尬处境，为了能够东西兼顾，南北无忧，精明的曹操索性搞出来五个首都，分别是—长安、谯（安徽亳州）、许昌、邺、洛阳。（“三国魏以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其中的邺城，是唯一一座坐落在黄河北岸的陪都。邺城的存在，就是为其他四个城市，提供来自北方的心理安全。
从曹操开始，连续有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个朝代选择定都邺城。邺城成为名副其实的“六朝古都”。如果中国北方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则邺城和长安，经常成为东、西方向上，割据双方政治军事的重中之重。不仅西魏、东魏，还有前文提到的北周、北齐的对峙，都是以邺城和长安为双方的首都（见图5-4）。而夹在邺城与长安之间的洛阳，则不幸成为双方交兵的战场，被反复地你争我夺。
图 5-4 被反复争夺的邺城
到了隋文帝杨坚代周的时候，相州总管尉迟迥以邺城为基地，起兵反对杨坚，最后兵败自杀。这件事情让隋文帝杨坚意识到：一个繁荣发达的邺城对于长安和洛阳的地缘威胁，最后杨坚决定对邺城进行焚毁。并且将原来邺城的十万人口，迁至邺城以南十八km的安阳。并且，将安阳重新命名为新的邺城。新邺城兴起之后，古邺城开始走向衰落。
古邺城虽然已经衰落，但新的邺城—安阳地处漳河与卫河之间，从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古邺城在河北地区的政治军事地位。而不管经济和人口如何增减，优越的地理位置是搬不走的。所以，在五代时期，新邺城还依然经常成为黄河以北抵御契丹南下的军事桥头堡。因此，我们在唐诗中会听到这样的诗句—“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杜甫·《石壕吏》）
这种情况发展到北宋时期，建都在中原四战之地的宋太祖赵匡胤，效法当年的曹操，给北宋设立了四个都城，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府、南京应天府（河南商丘）和北京大名府（河北大名）。黄河以北的重镇大名，在古邺城以东不远。大名脱离了太行山的依靠，地处华北平原腹地的隋朝大运河畔，成为南北陆路水路交通的重要枢纽。所以，我们在《水浒传》这本书中，才经常听到好汉们动不动就要商量一下攻打大名府。直到北宋时期，大名府才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彻底替代了古邺城的历史地位。
这种情况又持续了两百多年，直到元代运河改道。永济渠被完全废弃，新的京杭大运河沿会通河纵贯山东腹地而过。华北平原上的名城大名府才被渐渐废弃，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京杭大运河河畔的临清府等地。
此时此刻，枢密使郭威就兼任邺城（今安阳）留守，手握重兵，虎踞在黄河以北的开阔大平原上。
刘承祐在开封对老臣大开杀戒，同时又准备起兵讨伐郭威的消息传到邺城。忠心耿耿的郭威，百般无奈之下只能选择起兵反抗。然而这个时候，已经撕破脸的刘承祐，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在京城的郭威一门老幼全部杀掉。实际上，这样的举动对于战争本身的走向和结局，不会有任何影响，更多的是出于泄愤和任性。
应该来讲，邺城这座城市雄踞河北，本来就是后汉政权为拱卫黄河南岸的京城汴梁（开封）而设计的。所以我们换一个角度考虑，从邺城出发，打到黄河南岸地区，这件事情几乎没有任何悬念。京城汴梁既无险可守，也无兵可派。愤怒的郭威，率领军队反戈一击，由北向南层层推进，连战连捷直逼首都（开封）。城破，郭威随即进入京城。
进入京城的郭威，并没有找到刘承祐，因为刘承祐带着苏逢吉逃跑了，逃跑的途中又被人杀掉。然而即便被刘承祐杀了全家，甚至包括襁褓中的婴儿，但武装进入京城的郭威，依然是那个有底线的人。郭威并没有立即称帝，也没有对刘承祐的家人进行屠杀。与之相反，郭威首先想到的是稳定帝国局面。
要想稳定局面，郭威首先要请出德高望重的皇太后。
皇太后李氏，是刘知远的原配夫人。在很多文学作品中，李太后又被称为“李三娘”。民间俗语中说某个人“哭得跟李三娘似的”，其实说的就是李太后。五代短短几十年，出了很多非常有名的贤内助。比如后梁朱温的贤内助张惠，郭威的柴氏，刘知远的遗孀李太后也是。
李太后年轻的时候，刘知远因为家贫，到李太后家里提亲被拒。后来，恼羞成怒的刘知远带人去抢亲，强娶了李太后。在刘知远的整个征战和后来的皇帝生涯中，李太后在背后的出谋划策功不可没，并且李太后希望刘知远能够善待人民，以换取民心的支持。刘知远听媳妇的话，在执政的大方向上照方抓药，对于当时的乱世来讲弥足珍贵。李太后后来为刘知远生了个儿子，就是这个有些任性和幼稚的刘承祐。
刘承祐的倒行逆施，李太后曾经苦苦劝谏，希望皇帝能够刀下留人。但是最后，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郭威进入汴梁城，第一时间请出李太后，希望她能够协助稳定社会局面。
李太后尽职尽责，不负重托。
公元951年，郭威在澶州（河南濮阳）发动政变，部下给郭威黄袍加身。回到汴梁后的郭威，妥善安置了李太后，李太后后来得以善终。郭威从此正式登基称帝，建立大周王朝，史称“后周太祖”。
说句题外话，郭威黄袍加身的这个澶州，其实同邺城一样，也是古代河北，也就是黄淮海平原上的重镇。澶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濮阳，坐落于黄河北岸，冀、鲁、豫三省交界处。澶州兵变再往前追溯几千年的上古时代，这个地方叫作“帝丘”，是五帝之一颛顼的都城；澶州兵变之后半个世纪，宋辽战争多年的结局是在这个地方达成了一个大妥协—“澶渊之盟”；再往后一个多世纪的宋金战争高潮期，为抵御金兵南下，杜充于宋高宗建炎二年掘开黄河。到了1194年，黄河突然“夺淮入海”，濮阳彻底沦为黄泛区，人口和文明凋落，影响深远。
澶州的话题按下不提，回头再看郭威。
被逼兵变、登上皇位后的郭威，依然不改当初的本色。作为皇帝，他经常提醒自己是穷人出身，所以事事不敢造次。他的吃穿用度、宫廷陈设，依然保持了一个普通人的标准，而没有随着地位的上升而上升。他对穷人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即位之后立刻减免苛捐杂税，废除严刑峻法。更加重要的是，在那个黑暗的军政府甚嚣尘上的时代，他亲自去山东曲阜祭拜孔子，修缮孔庙，他试图用他的实际行动，改变整个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扭曲价值观。郭威更加没有忘记自己的结发妻子柴氏，他追封柴氏为皇后，直到他驾崩之前，后宫再没有设立皇后。
值得八卦一下的是，除了柴皇后来自后唐皇帝李存勖的后宫之外，郭威的其他三个正式册封的妃子，杨淑妃、张贵妃、董德妃，都是普普通通来自民间的丧偶寡妇。这一点上，郭威恐怕也是中国皇帝中的第一人。
郭威如此的择偶观，我们分析应该是有原因的。在那个年代，生娃是死亡概率非常高的一件事。所以很多急于求子顶门立户的男人，往往选择纳妾，纳那些身强力壮生过孩子的妇女。如果还是选择少女，对于求美没问题，求子就走偏了。要说郭威本来是不缺儿子的，只不过郭威的儿子们，当年都被刘承祐灭门了。于是，已经年近五十的郭威，如果要想迅速再生一个自己的亲骨肉，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找寡妇熟女。
当然，抛开对郭威喜好寡妇这种个人择偶观的调侃之外，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一个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皇帝作风。就连选择皇妃这件事，都尽量一切从简，充分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而不去浪费无谓的朝廷行政力量，大张旗鼓地满足自己的私欲。
然而，郭威的皇帝生涯，只持续了三年。
公元954年正月，郭威病重。此时此刻，郭威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初心。他叮嘱手下人说：“我若不起此疾，汝即速治山陵，不得久留殿内。陵所务从俭素，应缘山陵役力人匠，并须和雇，不计近远，不得差配百姓。陵寝不须用石柱，费人功，只以砖代之。用瓦棺纸衣。临入陵之时，召近税户三十家为陵户，下事前揭开瓦棺，遍视过陵内，切不得伤他人命。勿修下宫，不要守陵宫人，亦不得用石人石兽，只立一石记子。”（《旧五代史·周太祖本纪》）也就是说，在郭威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在考虑为国家节省人力物力，在自己的陵墓上不要铺张浪费，不掘土为陵，而是因山而陵。只雇佣工匠，而不用民夫百姓。没有金缕玉衣，没有专人守陵，也不用石人石马石像生。跟之前历朝历代无数庸碌无能的皇帝相比，后周开国皇帝郭威，如此的下葬要求，只能用寒酸来形容。
郭威主动提出来的特殊要求只有一个—“只立一石记子”。也就是用一块石碑，来记载自己的生平事迹。作为皇帝的郭威，临终之前考虑的依然是流芳千古，而不是死后在另外一个世界的虚妄尊荣。
我们只能感慨，郭威是超越他的时代而存在的。唐末以来，梁、唐、晋、汉四朝加起来，北方已经连续动荡了半个世纪。不断的战争和流血，使北方人口锐减。每一个短暂的政权都疲于自保，来不及发展生产，更谈不上富国强兵。并且连续三朝的后唐、后晋、后汉都是沙陀族面南称帝，正宗中原汉族反而靠边站。郭威的上位，让汉人重新夺回帝国正统，完成了类似于隋文帝杨坚的一个精简版本的“再造华夏”。从郭威开始，中国开始告别五代十国的黑暗时代，重新开启属于儒家文明的历史进程。
郭威在弥留之际的另外一个英明决定，就是立储。
事实上，郭威几乎所有的亲戚，都在四年前被刘承祐所杀。这其中，也包括了郭威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这固然是郭威个人的大不幸，但正是因为如此，郭威的立储，才给我们选择了一位足以继承郭威遗志的新皇帝—郭荣。
郭荣也就是柴荣，郭威的养子，柴皇后的内侄。当年已经成年的他，随郭威在外征战，才免于刘承祐的毒手。即便如此，柴荣在京城的三个儿子—郭宗谊、郭宗诚、郭宗諴（xián）也被刘承祐杀掉，因此柴荣成为了郭威皇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事实上，这个时候，郭威还有两个可能的选择—张永德和李重进。
张永德，娶了郭威的第四个女儿寿安公主，是郭威的正牌女婿。更值得一提的是李重进，是郭威姐姐福庆长公主的亲生儿子，时任殿前都指挥使一职。和柴荣相比，李重进作为郭威的亲外甥，两个人有直接血缘关系。俗话说得好，“外甥随舅舅”，郭威生前对李重进，想必也是给予了非常多的信任与期望。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郭威生前并没有立太子，皇储这个位置长期空缺。
事实如何呢？
恐怕，真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
首先来讲，在五代那个拼下限的年代，尤其在当时的北方，很多人头天晚上睡觉，都不敢保证能否顺利地看到明天的太阳，能开开心心地活着都已经很知足了。下到贩夫走卒，上到达官贵人，概莫能外。作为整个国家风口浪尖上的人物，郭威这种人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郭威之前的四个短命王朝，皇帝不管是传给儿子还是侄子，不管是生前有无立储，大部分都是皇位的非正常交接。甚至于很多皇帝，压根就是非正常死亡，根本谈不上交接的问题。比如后梁开国的朱温，后唐开国的李存勖，都是遇刺身亡的。当然，除了皇帝，朝廷上的大臣也不例外。前朝的刘知远身后，郭威这波五个顾命大臣，转眼就死了仨，还连累了自己的家人。郭威是五代那几十年里少有的明白人，他要是对这事心里没数，就不会急着找寡妇赶紧生孩子。随时做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准备，并且在此基础上做好死后的预案，郭威这样想才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其次，柴荣叫作“柴荣”，而不是被称为“郭荣”，这事其实是正史代代相传的，后世沿用了这个叫法而已，但实际上最早对柴荣的历史记载，都是出自宋人手笔。宋人本着高度的政治正确的观点写史书，就一定会写“柴荣”。因为柴荣继承的是老郭家，而后来赵匡胤又取代了老柴家。都是异姓之间的互相取代，看起来非常合乎情理。然而，当年继承大统的柴荣，他的名字从一开始被郭威收养，就已经叫郭荣了。而且柴荣明里是被郭威收养，暗里却是为柴氏过继，而柴氏就是郭威唯一的正妻，柴荣也就相当于是嫡长子的身份。当郭威后来把皇位传给郭荣，郭荣难道会忙不迭地改名叫作“柴荣”吗？如果真这样做，柴荣是为了表示和郭威划清界限？还是要证明自己不是后周正统呢？而实际上，后来柴荣做了皇帝，当时柴荣的亲生老爹柴守礼还在，柴荣并没有给柴守礼上皇帝的尊号，也没有给特殊的礼遇。柴荣对柴守礼，一直“以元舅礼之”，也就是始终保持着舅甥关系。这还不算完，柴荣不当皇帝的时候，爷俩有时候还能见见面，而自从柴荣当了皇帝，柴守礼就再也没有踏进过京城汴梁的大门。皇位继承权上的合法性，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所以柴荣在当时只能叫郭荣，而且在郭威看来，那就是视同己出，这事是常识。
第三，古代的皇帝，一般都会在生前提前指定接班人，而如果没有指定接班人，则一定会暗中培养接班人。比如前文讲的康熙皇帝，他前期指定过接班人，后期也培养过接班人。指定的接班人，那叫皇储。那么即便拿皇储来说，这个身份一旦确认，皇帝身边的人就一定能从皇帝的行动中看出端倪。比如行军打仗吧，皇帝御驾亲征，那就留皇储在京城监国。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否则皇帝和皇储在一起，万一被敌人一锅端了，那么这个国家的中枢神经指挥系统就失灵了。前文讲到的唐玄宗、唐肃宗、宋徽宗、宋钦宗在大敌当前的时候都是分头行动，其中也暗含着这个朴素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