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子孙相残（1 / 2）

朱元璋是历史上另外一个子孙满堂的皇帝，他一共生了26个儿子、18个女儿。而且对比康熙皇帝，朱元璋在传位这个问题上很早就严格确定了操作规范，因此在皇位继承人即位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像清康熙一朝的扑朔迷离。然而，即便如此，就在新皇帝即位后的几年内，朱元璋的子孙们分成两派，在中国大地上上演了一场叔侄相残的悲剧。我们来看一看当时发生了什么。

朱元璋是一位极端理想化的现实主义者。

从朱元璋生前所作所为来看，他的身上一直充满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激烈碰撞。这种价值观的形成，根源在于朱元璋是在中国历代帝王里面为数不多的真正出身于草根的人。正因为出身于草根，朱元璋更加了解民间疾苦，在登基称帝之后也更加根植于现实地来实现自己的执政理想。换句话讲，在朱元璋的脑海中，他要建立一套亘古未有的治国方略，实现社会纯粹的公平正义，杜绝前朝历史上出现过的一切可能的弊端。他的反面参考模板，就是他幼年时期接触到的元末乱世百态。为了这个理想，他不惜用矫枉过正的方式来制订国家政策。

比如肃贪。朱元璋规定，官员贪腐超过六十两白银（约折合人民币一万多元），就构成死罪。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今天的标准：我国在1997年时的受贿罪判刑标准是受贿5000元人民币，而这个标准到了2016年做了一次修正，由受贿5000元上涨到了3万元。注意，这个标准指的是构成犯罪和判刑的标准，并不是执行死刑的标准。今天按照朱元璋的标准，如果有官员受贿3万元，已经可以直接拉出去枪毙了。正因为这种近乎变态的刑罚标准，在洪武一朝，被处死的贪官或疑似贪官，超过了15万人，多数人死后还被以极其残酷的方式示众，如剥皮填草。

比如海禁。为了防范倭寇[1]和海盗的骚扰，朱元璋索性关闭了所有的海外贸易，规定“寸板不许下海”。这种严格的海禁制度一直到大明王朝建立200年后的隆庆时代，才有所松动，其间的郑和下西洋[2]，也只是官方形式的昙花一现，而且郑和死后不久，所有的航行资料就被有组织地付之一炬了。

比如官制。为了杜绝汉、唐、宋这些朝代出现的奸相乱政问题，朱元璋索性取消了丞相这个职务，要求后世皇帝必须亲力亲为。不仅如此，朱元璋还特别补充了一条，如果后世有大臣蛊惑皇帝设立丞相的，马上凌迟处死，全家抄斩。

不仅仅是治国方略，还有治家方略。

朱元璋把他的治家方略，全部浓缩在了一本名叫《皇明祖训》的书里。这本书的内容，大到指导后世皇帝制订邻国外交政策，小到皇室和亲王子孙们的辈分用字，甚至皇帝每天正常吃喝拉撒睡的标准，都规定得一清二楚。

让我们看一看，在朱元璋眼中，一个合格明代皇帝的一天：

凌晨繁星满天的时候，皇帝就要起床（“星存而出”《皇明祖训》）上早朝，太阳出来之后结束早朝；除了早朝，还要上晚朝。朝会的时候，皇帝需要面对京城所有大小官员的参拜和朝议。所有在京城的大小官员，只要是拿俸禄有品级的都算。因此皇帝上朝的时候，动辄就在午门之外黑压压跪一千多人；因为没有丞相，所以除了朝会之外，皇帝还要亲自处理政务，成捆的奏章都必须自己逐条过目和审批；如需和自己的亲信或大臣议事，皇帝要时时警惕，以防被心怀叵测的人偷袭。身边的带刀侍卫不能走远，必须严格保持在十丈以内；吃饭要按时，其间要少喝酒。皇帝除了出差之外，中午饭不许吃太多。（“酒要少饮，饭要依时进，午后不许太饱。在外行路则不拘。”《皇明祖训》）除了工作之外，不能看戏子唱戏，也不能欣赏音乐，晚上大摆宴席更是不可能。（“无优伶进狎之失，无酣歌夜饮之欢。”《皇明祖训》）；忙了一天的皇帝，只准睡在乾清宫，不准随便到后宫厮混。翻嫔妃们的牌子要有节制和次序，不能纵容皇后专权，也不能专宠后妃；晚上要尽量晚睡，早上要尽量早起。（“凡帝王居宫，要早起迟睡。” 《皇明祖训》）夜里睡觉要特别警惕，注意城中有没有异常动静；常备武器和盔甲在身边，宫门和京城四门门口，要时刻备有快马。一有异常，时刻准备逃跑避祸。

第二天，又是一模一样的一天，没有周末，也没有休息日。

面对这样的祖宗遗训，后世皇帝当然可以委屈，也可以不服，但是你却不能改动朱元璋制订的祖宗成法，因为你能想到的小聪明，朱元璋早就想到了。为此，他老人家特意在《皇明祖训》中写上了这样一句话：“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孚佑於无穷矣！呜呼，其敬戒之哉！”这句话翻译成现代白话文的大俗话就是：老子已经写好的东西，已经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祖宗遗训了。你一个字也不能改，你要是敢修改，皇天后土和八辈祖宗都不会保佑你。

事实上，只要是朱元璋敢于写进《皇明祖训》里面的话，都是他对后世帝王的具体要求，当然也是他无比认同并且在生前身体力行的皇帝标准。这样的标准，近乎苛刻。除了朱元璋这种几百年出一个的工作狂，其他人如果按照同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最后一定会被折磨成精神病。

朱元璋想用自己的孜孜不倦、狂热工作，用一辈子的时间干完子孙后代几辈子的活，同时制订一套对内治家、对外治国的总方略，只要按照这套方略执行下去，自己的子孙后代即便不动脑子，也可以实现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朱元璋在晚年培养皇位继承人的过程中，更是照方抓药地践行了自己一生的追求—凡事要么不做，要么做绝。

其实说白了，洪武帝朱元璋实行的一些做法，具备鲜明的个人特征，因此有很大的不可操作性，即便是做成了祖宗成法，也很难继承下去。后来的明武宗朱厚照就是被所谓的祖训压垮，最后变成一个离经叛道的人。其实正德皇帝一点都不傻，他只是太压抑了。庙号中配享一个“武”字的，就一定不会是饭桶。当然也有有样学样的，比如后来的明思宗朱由检[3]。朱由检立志做一个像先祖朱元璋那样的人，但是他也只是在形式上做到了，通宵达旦，晨习日讲，做皇帝十几年，连个好觉都没有睡过。然而，这样的折腾，就像是一个班里普通资质的学生，你偏偏要他向学霸看齐，搞到最后连自己吃饭的本事都搞丢了—煤山上吊，身死国灭。

朱元璋的这一套，就像是一个吹糖人或者捏面鱼的民间手艺人，就算你做得再好，都是你个人技能的无上精通。如果没有徒弟继承你的精髓，这门手艺整个也就失传了。所以，李约瑟认为，很多中国古代领先世界的东西，都是靠经验而不是靠大规模工业化和流程化来保证的，这话说得有道理。从朱元璋这里，我们也能看得出些许端倪。

朱元璋培养的第一个皇位继承人，是他的长子朱标。按照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严格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朱标是朱元璋正妻马皇后的第一个儿子，也就顺理成章地占据了皇位继承第一顺位。

所谓的嫡长子继承制，其实是古代社会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规矩。如果不立这样的规矩，那上到社会，下到家庭单元就全乱套了。

比如说一个地主老财，手里头有点小钱了就难免讨个三妻四妾，有了一大群女人做妻做妾，舒坦倒是舒坦了，只是有个副作用：有女人就必然会生孩子。古代没有计划生育，孩子就必然越生越多。

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多孩子长大了，地主老财也快油尽灯枯了，就必然会涉及到财产继承权的问题。但是首先，在古代没有律师这个行业，写了遗嘱也未必就好使。其次，人都是有贪欲的，在财产的诱惑面前，人人都想多拿多分。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一家子人就会闹得不可开交，本来地主老财还想着多子多福呢，结果很可能尸骨未寒，孩子们就已经大打出手甚至骨肉相残了。

于是就立规矩，只有正妻生的孩子才能继承，妾生的孩子，原则上啥也不是。所以，贾宝玉可以在荣国府众星捧月，而赵姨娘生的贾环则只能低三下四，甚至被丫鬟婆子欺负嫌弃。

不过，正妻也不会只生一个孩子，地主老财的财产倒是好分割，那一家子人如果以后还是吃大锅饭的话，接下来谁当家呢？这很重要，这决定着地主家一起下地干活，谁负责分配任务、发放工钱；也决定着老财家的当铺，以后谁是掌柜的，就好像《大宅门》里面的白家一样。于是就规定，只有正妻家的长子，才有资格继承这个权力。

这样一来，至少从理论上，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古代宗法社会，无论是底层的地主财主家，还是金字塔顶端的皇帝家，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是解决家庭纠纷的不二法门。

嫡长子朱标的一生，是严格按照朱元璋的理想来培养的。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不知道是应该为朱标感到高兴，还是绝望。用今天的观点，朱标有这样的一位父亲，他的少年时代，一定充满了各种痛苦和不快乐。而且悲催的是，生活在聚光灯之下的朱标，无论喜不喜欢，他都要按照皇位继承人的苛刻标准来要求自己。在朱标的眼中，朱元璋给了一个皇帝继承人的参考模板，而这个模板就是父亲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可悲的是，这个“别人家的孩子”实际上并不存在。那是朱元璋的理想人格，终其一生，是连他自己都无法企及的完美形象。

所以，我们在史书中看到的朱标，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诸如“孝友仁慈，出于至性”“为人友爱”（《明史·卷一百一十五·列传第三》）。身后充斥了各种上古圣君先贤的伟大光环。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外在光环，到底有几分是他的本性，有几分是他违心的表演。这些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一生都活在朱元璋阴影里面的朱标，于洪武二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392年就死了，早早就死在了父亲的前面。

嫡长子朱标的成长之路，倾注了朱元璋太多的个人心血。然而，貌似优秀的朱标，始终生活在“别人家的孩子”阴影之下。朱标一生只活了37岁。其间最大的闪光点，一是保护兄弟；二是考察关中地形，为迁都长安调研。朱标死后，被谥号“懿文”，所以类似于前文讲到的隋炀帝杨广的元德太子，朱标又被称为“懿文太子”。

朱标的死因众说纷纭，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件事情从精神上沉重地打击了明太祖朱元璋。

这一年的朱元璋，已经64岁了。老来丧子，而且是自己倾尽半生心血培养的皇位继承人。这样的苦涩，一直以政治军事强人面目示人的朱元璋自然不愿多说，但是他所有内心的悲苦，都将转化为接下来所做出的一系列政治决策。

第一个决策：立储。

朱标的儿子朱允炆（wén），虽然时年只有15岁，然而朱允炆却跟他的父亲有着极其相似的秉性，比如温文尔雅、至纯至孝这种评语，用在父子二人身上其实都是成立的。痛失爱子、年逾花甲的朱元璋，将自己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了少年朱允炆身上。不久，朱允炆就被立为皇太孙，成为朱标之后朱元璋选定的第二位皇位继承人。朱允炆的存在，让朱元璋忘记了他还有朱标以外的其他二十几个春秋正盛的儿子们。而这种选择性遗忘，让很多人感到绝望，比如朱允炆的四叔燕王朱棣，就是其中一个。当然，公道地评价，朱元璋的内心世界里，立皇太孙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朱元璋想用自己的行为树立一个后世子孙立储的标杆，那就是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以免产生不必要的纷争乃至厮杀。

第二个决策：政治运动。

朱元璋洪武一朝，曾经有很多开国功臣被杀，原因很简单，朱元璋担心这些人在自己死后图谋不轨，夺取自己子孙的江山。也正因为如此，早在朱标还在世时，朱元璋就曾经发起调查“胡惟庸案”，倒霉的胡惟庸头几天还在通倭寇，过几天就可以通北元。总之胡惟庸是不是确实有罪并不重要，有什么罪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用“胡惟庸案”这个壳子，往里面装入更多应该去死的人。胡惟庸案持续了整整十年，其间被杀的人达到三万，老一辈的开国功臣，几乎被清洗殆尽。胡惟庸案的血迹未干，朱标去世，更年轻的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朱元璋如法炮制，发起调查“蓝玉案”，因蓝玉案被株连杀戮者达到了一万五千多人，朝廷上，所有可能对皇太孙构成威胁的政治势力，被重新洗牌。

能够威胁到自己孙子即位的内朝的政治势力被陆续摆平。而如何摆平外族的战争压力，朱元璋这些年来所仰仗的，是陆续把自己成年的儿子们分封为藩王，就藩的地点往往选择在北方对抗北元军队的一线，明初就藩于北方边塞的九个成年藩王，也叫“边王”或者“塞王”。他们在强势父亲朱元璋的强制安排之下，不允许留恋南京秦淮河畔的花花世界，统统被赶到经济已经下滑的寒冷北方边陲之地吃土。比如我们前文提到的，在北方游牧民族进攻选择中生死攸关的关中、云州（大同）、幽州（北京）三个方向，朱元璋派驻了诸王中年龄相对较大，当然实力也相对较强的次子秦王朱樉（shǎng）守关中，三子晋王朱棡（gāng）守太原，四子燕王朱棣守北平。另外，其他诸王在北方沿明长城一线一字排开，帮助皇帝防备北方异族的入侵。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代王朱桂守大同，宁王朱权守大宁（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辽王朱植守广宁（今辽宁省北宁市）。

朱元璋的九个儿子沿着长城一字排开，抵御外敌，后来被叫作“九王守边”；这九个藩王，被称为“边塞九王”；而九王所把守的地区，被称为“九边”。明末名帅熊廷弼被冤杀之后“传首九边”，说的就是这个“九边”。

事实上，朱元璋如此战略部署，可谓用心良苦。

秦朝在消灭六国的基础上，依靠法家思想，幻想建立一个真正的皇权专制体系，因此急火火地实行了郡县制，得罪了六国贵族不说，还让一个强大的大秦帝国在短时间内灰飞烟灭。后来的汉、晋两朝，参考了秦亡的教训，在保留郡县制的基础上实行同姓诸王分封，结果搞出了闹哄哄的“七国之乱”和“八王之乱”。尤其是西晋司马氏，对外战争不怎么样，自家兄弟对砍，倒是耍得有模有样。

正因为前朝的教训太过深刻，后来的唐、宋两朝，索性对分封的藩王不再赐予封地。比如前文提到的临淄王李隆基（唐玄宗）、端王赵佶（宋徽宗），都是只有封号而没有封地。用国库的银子养着你吃喝玩乐可以，但不允许你列土封疆。这种极端政策，导致唐末出现了草头王专权地方的藩镇割据，进而发展成为五代十国这种全国性的大分裂、大混乱；大宋则更惨，两次亡于异族之手，祖宗蒙羞，生灵涂炭。

血泪教训在前，因此朱元璋结合了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优点，对两者进行了有机结合，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明代藩王制度。

简单来讲，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限制地方做大，取消了元朝的行省制度，也没有继承前朝的刺史、州牧、节度使等制度。转而，在原来元朝各行省基础上，废行省而设“承宣布政使司”，比如陕西承宣布政使司，河南承宣布政使司等。

明初全国共设置有十三个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中名义上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布政使”。布政使看起来级别相当于现在的省长，但实际上同其他两个行政长官“按察使”和“都指挥使”属于平级。布政使主管行政和钱粮调度，按察使主管当地司法，都指挥使主管地方军事，三司在行政级别上都是从二品，又都分别可以向中央相关部门进行直接汇报。这样，在地方上，就形成三司互相制衡的“三权分立”的权力制度。为了避免地方做大，朱元璋在省一级的行政单位分权，是一个大明版本的“三权分立”。

然而，省级行政以下的“知府”“知州”“知县”则无法三权分立，只能够全盘接受三司不同的行政命令（卫所除外），造成了明代基层地方官工作强度很大，工作内容不胜其烦。这是提升了公平却降低了效率的典型案例。

不仅如此，在地方军事上，承宣布政使司又和地方藩王权力交错。从理论上讲，藩王的职能主要侧重于军事，尤其是边防。然而，布政使可以控制地方藩王的财务，都指挥使又可以同藩王的军事部署相互影响。藩王和三司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发展到尾大不掉的程度。在朱元璋的头脑中，这是一个堪称完美的军政相互制衡的地方官制和藩王分封制。

诸王守边的形势，如图4-1所示。

当然，为防止藩王军事势力过大，朱元璋在《皇明祖训》这本家族红宝书里，严格规定了藩王的活动原则，并限制藩王的部队编制为“三护卫”。也就是说，对于边塞上的藩王来讲，拥有带兵打仗的权力是很正常的，但是带兵的规模要受到严格限制，最多只能有三护卫。每个护卫规定3000到15000名士兵。这样一来，按照规定，三护卫的总兵力一定不会超过五万的编制。朱元璋以“三护卫”制度，来对各路藩王们进行军事上的约束。

图4-1 诸王守边形势图

晚年的朱元璋，按照自己对政治的理解，为长孙朱允炆的登基铺就了一条坚实宽阔而又血迹斑斑的大路。公元1398年，工作狂朱元璋，极端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朱元璋，走完了波澜壮阔的一生。同一年，朱允炆顺利即位，史称建文帝。

朱元璋终于可以放心地去见自己的儿子朱标了，因为他交到孙子朱允炆手中的大明帝国，至少看上去很美。

朱允炆，是一个极端理想主义者。

朱允炆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实行儒家“仁政”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君王既是普天下的政治领袖，又是这个社会的道德楷模。而这个世界里的百姓们，则人人有饭吃，人人懂礼貌，人人守法纪。朱允炆的年号“建文”，体现着鲜明的个人色彩，从而与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洪武”形成了风格迥异而又意味深长的对比。

朱元璋是马上得天下，而且在他本人幼年的生活经历中，对于元末的官僚体系产生了非常大的憎恶。因此在洪武一朝，文人的地位并不高。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朱元璋知道自己离不开读书人，但他又处处防着这些看起来一肚子坏水的读书人。与此同时，朱元璋用自己夜以继日的忘我工作，来弥补读书人的缺位造成的政治真空。当朱元璋发现，单纯依靠自己的个人能力，就大概能够控制政局的时候，他就开始对文人士大夫们采取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一旦发现有表现异常的风吹草动，朱元璋便会采取手段，对付这些不安分的读书人。

比如当年的锦衣卫，就是朱元璋为了监视爱说怪话发牢骚的士大夫们而设立的特务机构。酸腐文人们往往晚上喝点小酒、听点小曲，就开始嘴上没有把门的，指点江山、信口开河起来。结果，他们的酒话和疯话第二天就会一字不落地传到皇帝耳朵里。

轻则锒铛入狱，重则灭门抄家。

可以这样讲，朱元璋时期的士大夫们，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的。每次上朝会之前，酸腐文人们都要回忆一下昨天晚上有没有胡说八道，如果确认没有，则信心满满；如果实在想不起来，那就在出发之前，跟家人做一次庄严肃穆的告别。因为这一去，还不一定回得来。

与朱元璋时期截然不同的是，建文帝时代的读书人们，则真正地实现了儒家学者的登堂入室。建文帝信任的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名臣，都是饱读诗书高中进士的大儒。而建文帝本人，也不是朱元璋那种日理万机的工作机器，更谈不上所有的事情都乾纲独断。事实上，朱元璋的后世子孙们多半都不具备与朱元璋相媲美的治国能力。即便有那样的能力，也未必有那样的精力；有那样的精力，也未必有那个体力来支撑自己的健康。所以建文帝时期，虽然没有设置丞相一职，但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大臣，同建文帝一起组成了一个领导团队。齐泰等人的分工各有不同，齐泰任兵部尚书，黄子澄为翰林学士，方孝孺为侍讲学士（相当于皇帝智囊团负责人）。职务虽然不同，然而三个人的出身秉性却基本雷同，比如正直、忠诚、学富五车、富于政治理想。也正因为如此，建文帝的这个领导团队被称为“秀才朝廷”。三个政治理想家，遇到了一个极端理想主义者朱允炆，组成了“秀才朝廷”。他们是真正怀着儒家的家国天下之梦，凭着一腔为国为民的热血在不知疲倦地工作。

在建文一朝刚开始，秀才朝廷的很多举措，获取了朝野上下极大的民意支持，比如废除很多朱元璋制订的严刑峻法，又平反了诸多在洪武一朝的冤假错案。同时，重视科举，广开言路，儒家弟子们迎来了空前的政治上的春天。

然而，按照个人好恶，以道德楷模的方式来选拔人才，是一种政治上的严重不成熟。古代官场政治离不开厚黑和手段，一个称职的皇帝在用人方面，一定不是以儒家道德和学术高低作为唯一标准，而是更加看重实际执政中的经验和手段。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官场需要治人，不接地气的政治家，其实就是空想家。比如建文帝所信赖的方孝孺，曾经撰写过很多抒发政治理想的书和文章，可谓著作等身。然而，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固然很高，但其中的施政内容却因缺乏最基本的实践考验，而流于空谈。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以建文帝为核心的中央政府遇到复杂的政治局面或者遇到更加强劲的政治对手的时候，难免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建文帝有理说不清的第一件事，就是削藩。

削藩的动因，是建文帝看到各路藩王渐渐势大，怕自己的叔叔们尾大不掉。比如前文所讲的宁王朱权。宁王朱权虽然只有二十出头，但却是“守边九王”里面势力最大的一个。这个时候宁王甚至已经把标配的“三护卫”，扩展到了“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明史·卷一百一十七·列传第五》）。插一句闲话，朱权是第一代宁王，朱权后来有个后人叫作朱宸濠，是第四代宁王。朱宸濠起兵作乱未果，成就了一代圣贤王守仁。

削藩的理论基础则是来源于齐泰、黄子澄的战略分析，他们引用了西汉“七国之乱”和西晋“八王之乱”的旧事启发建文帝，希望建文帝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限制藩王权力。建文帝最终听从了这两位智囊的建议，正式启动削藩。

应该讲，站在建文帝的角度，削藩的决策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削藩的方式选择却严重错误。

第一，削藩的时机选择过于急迫。年轻的建文帝刚刚登上帝位，他迫切需要的是站稳脚跟，控制局面，进而取得满朝文武大臣更深的信任和效忠。往往一个新皇帝上台，不管前朝的大臣是否怀有二心，都一定会重新洗牌，将中央以及地方上的军政要员，逐步替换成自己信任的人。然而这种人事调整，往往需要至少几年时间的磨合。就像煲汤一样，要掌握火候和时机，如果时机不到，则很容易生变。很遗憾，建文帝只等了几个月，没等到自己全面掌控政局，就迫不及待地表达了削藩的意愿。

第二，削藩的顺序选择错误。当时的齐泰和黄子澄关于削藩顺序，曾经有过一番争论。齐泰的意见是从诸王中最强的燕王朱棣下手，然后再去收拾其他相对弱一些的藩王。理由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但年轻的皇帝经过反复考虑，最后采用的是黄子澄的意见，从柿子里面最软的开始捏起，最后再动实力最强的燕王。不过，建文帝忽略了一点—如果从最弱的藩王开始实施削藩，那就一定会打草惊蛇，结果只能使燕王朱棣提高戒备，从而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来做抵抗的准备。

第三，削藩的B计划准备不足。削藩无非几种方式，要么和平解除兵权，要么朝廷派兵抓捕，最坏的一种结局就是开战。总之就是先礼后兵，但不管是礼还是兵，都需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上、中、下三策都要做好行动预案，以防不测。然而，从结果分析来看，建文帝根本没有做好认真的战争准备。换句话讲，建文帝可能从心理上，并没有做好叔侄反目、兵戎相见的最坏打算。

其实，退一步讲，建文帝的这一切，又都不算错。因为朱允炆不是朱元璋，他的执政理念里面，压根就没有祖父那样狠辣的手段，反而充斥了更多的儒家“以德治国”的仁政思想。不过无论如何，削藩的动议一旦通过，秀才朝廷就已经身不由己，走上了一条只许胜不许败的不归路。

建文帝由弱及强，先后废掉了周王、齐王、湘王、代王、岷王五位亲王。秀才朝廷到底是经验不足，首轮削藩期间，发生了很多令人遗憾的事情，让其他的藩王感到唇亡齿寒。比如湘王朱柏，就因不堪受辱而点火自焚。削藩削藩，削来削去并没有削掉大鱼，反而逼死了老实的湘王朱柏。侄子建文帝的任性之举，给各地的藩王们，带来非常大的震动。

比如，很早就怀有异心的燕王朱棣。

朱棣，是一个极端的现实主义者。

朱棣做每一步的决策都有强烈的目的性，任何徒劳无益的事情，有名无实的事情，在朱棣看来都是浪费时间。

朱棣是朱元璋所有儿子中的老四。

我们插句题外话—雍正帝胤禛和朱棣一样，都是老四。不仅如此，中国历史上排行老四的知名皇帝很多，我们前文曾经出场过的，北周武帝宇文邕，是乱世英雄宇文泰家的老四；不受待见的短命皇帝李重茂，是唐中宗李显家的老四；灭亡北宋，俘虏宋徽宗的金太宗完颜吴乞买，排行家中老四；乾隆帝弘历，是雍正帝胤禛家的老四。此外，汉文帝是汉高祖刘邦家的老四；汉明帝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家的老四；蒙古汗国的监国拖雷，是成吉思汗家的老四；蒙古汗国末代可汗忽必烈，是拖雷家的老四；慈禧太后的老公咸丰帝，是道光帝家的老四；中国历朝历代的老四们，谱写了很多辉煌时代。

朱元璋所有的25个儿子里面，老四朱棣是最像他父亲的一个。朱元璋本人曾经给朱棣一个简单而清晰的评语—“棣儿类我”（明·鲁思俊·《西子丛话》）。正因为如此，作为当时朱元璋在世最年长的一个儿子，朱棣本人对于侄子的即位，最开始确实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不过那个时候的朱棣，并没有什么造反的直接动因。如果权衡利弊的话，甘于放弃北平逍遥的燕王身份，而去赌一场以一隅对抗全国的造反，这件事情在朱棣眼中太不划算。

太祖去世，在朱棣看来，他是最应该去吊唁的那个皇子。当然，我们今天来分析朱棣当时的动机，多半还是要去探听新皇帝的虚实。但以情来讲，自十八年前就藩以来，自己远在北平而基本上再没有尽过孝道，太祖去世，他也希望能够见父亲最后一面；以理来讲，自己是朱元璋所有在世的儿子中的最长者，类似涉及祖宗礼法的事情，按照惯例一般是由朱棣出面。不过，这个最简单的要求，被刚刚即位的朱允炆严词拒绝，甚至在自己的四叔走到半路的时候，朱允炆派人去挡住朱棣的车马，搬出太祖遗诏来进行劝离工作。朱允炆的选择，或许确实是源自太祖临终前的安排，当然这同时也表达了新皇帝的一种态度—从现在开始，无论京城发生何种变故，都属于皇帝的家事，跟外地的藩王没关系。皇帝让你参加，那是你的荣幸；皇帝不让你参加，是因为按照《皇明祖训》，藩王就应该恪尽职守地在属地就藩，没有发生外敌入侵或者皇帝允准进京，不能过问朝廷内政。

简而言之，朱允炆要用这件事情来给自己立威。但这次不了了之的奔丧事件，则让朱棣心生愤恨，叔侄二人从此结下了解不开的梁子。

不过我们假设，这件事情换成朱元璋甚至是朱棣来处理，恐怕会完全是另外一套方案：要么索性，效法当年的隋文帝杨坚，搞一出翻版的“五王进京”，让所有的叔叔都来吊唁，并趁机一网打尽，一了百了；要么索性，效法当年的唐太宗李世民，采取缓兵之计，暂时麻痹自己的四叔，等朱棣完全丧失警惕的时候，再突然摊牌杀他个片甲不留。不得不说，这件事情上，朱允炆书呆子式的理想主义者价值观，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可怕的是，这种理想主义者气质，在接下来的一系列叔侄交锋中，又不止一次地出现。

奔丧事件，让吃了闭门羹的朱棣从此长了个心眼。

所以到了第二年建文元年四月，临近朱元璋的周年祭，朱棣索性就不去参加了，而是派了自己的三个儿子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代表自己去吊唁。

然而，这事办得并不高明。

因为越来越多的迹象，以及大侄子朱允炆的态度都在表明，距离朱允炆他们对朱棣下手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在可能摊牌的那个时刻到来之前，朱棣必须要做好各种预案以备不测。这一次儿子们进京，等于是羊入虎口，能不能活着回来根本就不敢想。而且，建文帝也确实有这样的想法，当时的齐泰就建议，索性把这三个儿子全部当成人质，不愁燕王朱棣不就范。

不过，北平、南京距离太远，即便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有事说事，只能面对。

无法亲自进京的朱棣，只能在朝廷内利用自己的眼线和亲信传递消息，无论发生啥，他都要提前知道，以做好破釜沉舟、图穷匕见的摊牌准备。

事实上，建文帝花掉长达九个月时间废掉五个藩王的过程，已经给了朱棣以充分的时间来锻造兵器、招兵买马。现实主义者的直觉告诉朱棣：唇亡齿寒。虽然不知道下一步具体应该是什么，但这一步，他一定不能像其他诸王一样引颈就戮。

这一阶段，建文帝也没闲着，他也在刺探燕王府的动向。这毕竟不是中原王朝对游牧民族之战，甚至谈不上中原王朝内部火拼，这是亲到不能再亲的叔侄之间的事，互相之间都清楚底细。

因此，建文帝和燕王之间的情报战开始了。

第一回合，朝廷的卧底被派到燕王府，用来监视燕王。然而，这个卧底很快就暴露了。朝廷所安插内鬼的暴露，让燕王知道建文帝下一步一定还会有更大的动作。既然摊牌是迟早的事情，那么弱势的一方，就一定要让这个摊牌的时间尽量往后推迟。所以燕王决定，装疯卖傻，以拖待变。

第二回合，燕王装疯卖傻。全北平的人都知道燕王朱棣精神失常了。这个时候，理想主义者建文帝居然真动了恻隐之心。黄子澄趁机进言，这个时候放朱棣的三个儿子回去，必将麻痹朱棣的斗志。于是，建文帝将在南京的朱棣的三个儿子，统统放回北平，看望他们已经“疯了”的父亲。

不过没过多久，燕王府的另外一个朝廷卧底，将燕王装疯的真相告诉皇帝。建文帝感觉到自己的智商与同情心，双双被人深深地伤害。盛怒之下，他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杀燕王朱棣一个立足未稳。

第三回合，建文帝秘密联络北平布政使张昺（bǐng），都指挥使张信、谢贵，要求他们三人谋划逮捕燕王朱棣。

这件事情初听起来没有问题，但是仔细推敲起来，逻辑上破绽就大了。首先，这三个人都属于前面讲过的所谓“三司”首脑。虽然三权分立，但是实际上这三个人都是在北平布政使司办公的。工作单位在一起，三个人也就是不折不扣的同事关系。不仅如此，同为外地人，他们的孩子很可能是同一家私塾的同学。他们的家属，很可能是晚上打牌的牌搭子。

所以，三司的三个人其实算是一个团队。

但是，一个团队并不意味着就是铁板一块，团队成员之间可能存在的鄙视和倾轧，很多时候被其乐融融的团队气氛所掩盖。矛盾，往往深藏在水面以下。

建文帝把“燕王逮捕令”这个最高机密，咣当一下同时丢给了三个人，那么他们三个又会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

毫无疑问，张昺是这个团队名义上负责全局的领导。另一方面，都指挥使这个职务的常规配备是一个人，不过笔者查阅了各种正史记载，却发现张信和谢贵此时同时担任北平都指挥使一职。考虑史书可能省略字数的情况，这两个人至少也是一正一副两个都指挥使。也就是说，建文帝对燕王的秘密逮捕令，是同时下发给了一个北平布政使，两个北平都指挥使。

那么问题来了：建文帝如何能够保证张信和谢贵就一定会是张昺的亲信呢？建文帝又如何能够保证，同为都指挥使的张信和谢贵之间就一定没有矛盾呢？

秘密通缉令这样的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越是让一线指挥做主越好。退一步讲，如果建文帝只是将秘密通缉令告诉名义上的一把手—布政使张昺，给张昺以充分的授权，让他在一线组织自己最可靠的亲信，布置最可靠的方案，来诛杀燕王朱棣，那么局面也会比现在要简单得多。

建文帝以为，北平的这几位都是朝廷的地方官，也就顺理成章地为自己效力。不花时间研究人与人之间微妙关系的理想主义者建文帝，必将在这个问题上栽跟头。

接到密令的都指挥使张信，感到了空前的煎熬。作为大明官场的资深官员，来自安徽的张信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接下来的一切。此时此刻的他，必须要选择站队。就算是乱站队，也不能不站队。然而，作为同年刚刚空降到北平上任的一名都指挥使，他和山西人张昺、浙江人谢贵并不是同乡故旧，更不是掏心掏肺的朋友。所以，虽然同为北平地方政府的幕僚，张信并不清楚张昺和谢贵的真实态度。他当然也不敢贸然表达自己的真实态度。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刻，张信最终选择了相信家人，而不是两个素昧平生且看起来市侩无比的大明官场政客。

张信将自己的困惑告诉了自己的母亲。母亲要求张信坚定地和燕王朱棣站在同一立场上，不要有任何犹豫。因为她觉得，“王气在燕王朱棣一侧”（“王气在燕”《明史·卷一百四十六·列传第三十四》）。

最终，张信向朱棣和盘托出了建文帝对燕王的秘密逮捕令。

北平地方和军方两个部门的联合执法，结局极其失败。早有准备的朱棣在抓捕行动当天，将张昺和谢贵抓住杀掉了。之后，朱棣迅速派人占领了北平九门，进而控制了整个北平的局势。

这个时候的朱棣，已经再也没有什么顾忌了，中国人做事讲究脸面，所以无论何种烈度的争执，就怕撕破脸，因为撕破脸就意味着可以不要脸。不要脸就意味着可以无所顾忌，双方的角力，也就可以由暗战转为明战。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朱棣在北平起兵，并且打出了“清君侧”（意思是铲除皇帝身边的奸贼）的旗号。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朱棣的这个“清君侧”的概念，固然是受到了当年西汉七国之乱的启发，但理论基础却也是父亲朱元璋的《皇明祖训》。

搬出《皇明祖训》，最重要的目的还是要证明自己出兵的合法性。既然是按照祖训，要替建文帝铲除周围的奸佞，那么这次军事行动就要有个好听的名字，而不能随随便便地喊一个“南讨”“北伐”之类的烂口号。朱棣的智囊团们搜肠刮肚，想出了“靖难”这个词，意思是平定叛乱。而这场战争，也被后世称为“靖难之役”。

所以说，就怕流氓有文化。明明自己出兵的性质就是以下犯上，是以地方犯中央的叛乱，却要从理论上拔高，说成是自己去帮皇帝平定叛乱。这种杀人又诛心的战术，是中国古代战争中极其重要的环节。战争的合法性问题，意味着古代儒家道德的制高点，提前掌握天下苍生的人心向背。或者至少把水搅浑，让天下苍生感到莫衷一是，感到无论帮谁都是错，不如安静地做一个吃瓜群众，是很必要的。

靖难的战斗檄文一经发出，就意味着南北双方的正式宣战。

这个时候的建文帝朱允炆，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本以为仅靠北平的地方部队，就可以解除掉朱棣的常备武装。即便是偷袭不成，两方开战，区区的北平一城（见图4-2），也会马上陷入四面受敌的窘境。北面是北元的蒙古势力，蒙古人这些年因为零星战斗，跟朱棣结下了不少梁子；西边出居庸关不远，是朝廷的大同驻军；东边走滨海大路，就是朝廷的山海关驻军；北平南面，则是朝廷军队的两个驻军要塞—河间、真定（河北正定）。东、西、南三个方向上，朱棣都面临极大的军事压力，如果朝廷安排三个方向夹攻的话，朱棣也只能窝在北平。然而吊诡的是，从结果来看，自始至终，在三个方向上的朝廷军队，都没有形成真正的合力。

从靖难之役开始的整整一个月内，朝廷居然放任朱棣将周边朝廷据点各个击破，荡平了北平四周的通州、怀来、永平、居庸关等军事价值极高的要塞。短短一个月内，随着不断招募和朝廷势力的不断投降，朱棣的军队也从最开始的不到几万，增加到接近十万。谈笑间，燕王朱棣自燕王府始，先控制北平全城，进而控制西起居庸关、东到永平的大片区域，完成了整个燕山南麓的战略布局。

到建文元年（1399年）八月为止，朱棣在北平四围的军事部署基本全部完成，兵马总数同朝廷也没有相差过大。然而即便如此，这个时候，无论天时、地利、人和，还都在建文帝手上。朱棣能做的，仅仅是战斗的第一阶段：据守而自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