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子孙相残（2 / 2）

图4-2 “靖难军”与朱允炆军队的对峙

此时，建文帝准备从中央派兵，一举荡平朱棣。但放眼望去，整个朝堂之上，居然再没有几个能够带兵的将才。几乎所有的军事人才，都在洪武一朝被诛杀殆尽。建文帝身边的人，几乎全都是纸上谈兵的大儒。无奈之下，建文帝启用了年过65岁的老将—耿炳文。

耿炳文，大明开国元勋之一，曾经随同大明开国部队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官至长兴侯。建文帝显然认为这样的老将可以“即插即用”—召之即来，来之能战。耿炳文没有任何先兆地被委任为北伐统帅，另外，装备给耿炳文的大军号称三十万，实际上只有十三万。结果，仓促成军的老将耿炳文，率先头部队刚刚到达河北雄县，就被恭候多时的朱棣包了饺子。惊慌失措的南方军队，逃进真定城中，再不敢出来。

虽然首战失败，但此时耿炳文至少还有十万兵马，真定城尚在南军控制中，整个山东、山西和河北大部也牢牢地控制在朝廷手中。后续战争需要的兵马钱粮，也都可以在本地筹集。况且，年轻时候的耿炳文，就从南方一路打到过北方，对华北一带的作战地形和作战规律都了解得非常深刻。然而，建文帝在黄子澄的强烈建议之下，居然免掉了耿炳文的职务。不得不说，这个决定是整个靖难之役中，建文帝在用人上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当然，暂时看来，这个错误还不是最致命的。

接替耿炳文的人，叫李景隆。

李景隆，字九江，大明开国元勋李文忠的嫡子，世袭曹国公。可谓将门之后，但却不是将门虎子，更谈不上有多优秀。他能登上南军二路统帅的宝座，只因为他有个叫作李文忠的爹。

与李景隆相呼应，建文帝又命令山海关驻军，从北平东侧翼进攻永平，以配合主力部队的进攻。两个月战事过去了，建文帝总算想起来，自己在山海关还有军队驻守，而且居然还驻守在北平的背后，能够用来抄自己四叔朱棣的后路。

得到消息的朱棣，并没有被五十万大军的名头吓倒。像朱棣这种极端现实的人，只认实际，不认理论。如果对方势大，那自然是好汉不吃眼前亏；但如果经过军事分析和情报判断，跟对手能够一战，那朱棣也断不会放过歼灭对手的机会。这一次，朱棣告诉自己的部众们，李景隆不过是一个纨绔少年，很容易就可以拿下（“李九江，纨绮少年耳，易与也。”《明史·列传十四》）。还给李景隆的军事行动加了一个预言式和总结式的描述—“景隆色厉而中馁，闻我在必不敢遽（jù）来，不若往援永平以致其师。吴高怯不任战，我至必走，然后还击景隆。坚城在前，大军在后，必成擒矣。”（《明史·本纪第五》）也就是说，李景隆不是来打北平府吗？打就打吧，反正他一个色厉内荏的黄口小儿也打不下来。等老子先去北平府背后的唐山、秦皇岛一带，解除朝廷山海关军队对永平府的围困。然后，等回师的时候，前有北平府的坚城，后有老子的几万靖难大军，李景隆插翅难飞。

图4-3 永平之围

这个对手必败的结论，也许有为鼓舞士气而虚张声势的成分，但面对看起来不可一世的敌人，朱棣居然真的按照自己的预言，留下儿子朱高炽守北平，诱使李景隆大举进攻，自己则绕到北平背后，去解永平之围了。（见图4-3）

事实上，朱棣的信心来源于一个和尚。

和尚的名字叫作道衍，俗家名字叫姚广孝。

姚广孝是一个传奇人物，一个真正的古代复合型人才。

姚广孝的家族世代行医，但他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却又在14岁出家为僧。僧人道衍，后来又拜当时著名的道士席应真为师，系统学习道家的阴阳术数。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姚广孝绝对是学贯中西的人物。

当年姚广孝作为高僧的名声在外，因此被先帝朱元璋选拔，随侍燕王朱棣。不仅仅是姚广孝，其实朱元璋挑选了很多僧人陪同各路藩王一起就藩。朱元璋的本意，是要这些出家人度化实力雄厚、手握兵符的藩王们，劝藩王们向善。然而，到北平之后，姚广孝却因为自己的多谋善断，而成为朱棣最得力的谋士。

削藩开始，在准备起兵但又心有犹豫的关键时刻，朱棣曾经征求姚广孝的意见：老百姓的心，其实是站在建文帝一侧的，怎么办？姚广孝回了非常惊心动魄的一句：“臣只知天道，为什么要看民心？”（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列传三十三》）很显然，在燕王起兵靖难这件事情上，姚广孝的话给朱棣吃了一颗定心丸。

此次朱棣东去，解永平之围，将守卫北平城的重担，交给道衍和尚。俗话讲，“僧道妇女，不可临敌。”也就是说，出家人或者女人，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会轻易上阵杀敌，而一旦出手，那就一定是非同小可。姚广孝辅佐朱高炽，留守北平，将是对他个人价值的第一次真正考验。

此时此刻的李景隆，正在梦想着像自己的父亲那样，建功立业，列土封侯。而机会就在眼前，他太清楚这次战役的意义了。李景隆手下的五十万朝廷正规军，动用了所有的手段对北平的坚城实施攻击。在最接近胜利的时候，李景隆的手下大将瞿能，乘北军防线不备，已经冲进了北平城张掖门的城门洞，距离北平城破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大将瞿能的战术是“攻其不备”，而统帅李景隆的战术却是“出其不意”。李景隆在这个电光石火的一瞬间，想到了幼时的梦想，帝王的赏识，父辈的荣耀……还有破城之后如何处置朱高炽、姚广孝等北军的这帮手下败将。

最终李景隆做了一个决定，命令瞿能撤回南军大营，停止进攻。

李景隆不想白白把这个北平城破的历史时刻，拱手让给瞿能这个无名鼠辈。血气方刚的他，希望第一个率部杀入北平—面前是敌人的嚎哭，背后是南军的大旗。李景隆希望享受这具有仪式感的一刻，这一刻将让他名扬天下。

此时城内的姚广孝和朱高炽，其实也是困兽犹斗，挣扎在山穷水尽的边缘。

有时候战争拼到最后，决定战场胜负的往往就是一念之差。所以，只有一个意志力强大并且信仰坚定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好的统帅。姚广孝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性格坚毅，立场果决。今天作为谋士，运筹帷幄的他是如此；一直到多年之后，成为永乐一朝权倾一时的“黑衣宰相”时，拒绝还俗也拒绝金钱美女诱惑的他，依然是如此。这一年的姚广孝，只比65岁的耿炳文小一岁，但他依然精神矍铄，战天斗地。

所以，年龄和体力不是问题，信念和坚持才是问题。

围攻北平城长达两个月之后，李景隆等到的不是城破的消息，他绝望地看到了朱棣回师解围的强大部队。

这支部队，盔明甲亮，旌旗猎猎。

毫无疑问，李景隆这一次的脑洞，让他功亏一篑。

东去的朱棣，先解了永平之围。

之后直奔大宁（内蒙古宁城），挟持并联合了宁王朱权。更加重要的是，朱棣合并了宁王的几万常备军，借到了威震边陲的蒙古骑兵部队—朵颜三卫。（见图4-4）

图4-4 朵颜三卫

朵颜三卫是大明帝国一支有着优良传统的英模部队，它赖以成名的法宝是来去如风的骑兵。在明代初年，这支铁骑劲旅威震辽东。朵颜三卫这个名字名扬天下固然是因为骑兵，但朵颜三卫最早的含义其实只是地方区划。大明开国，朱元璋一统华夏，当年蒙古草原上不可一世的成吉思汗后人们，在大明强大的政治军事双重打击之下，分裂成了互不隶属甚至互有攻伐的三个部分—鞑靼、瓦剌、朵颜三卫。居中的鞑靼自称黄金家族正宗传人，却苦于实力有限；偏西的瓦剌拥有全蒙古最强大的军队，却苦于没有名分；据守大兴安岭以东、燕山以北广大区域的朵颜三卫，则投降明帝国，接受羁縻成为大明帝国的边防卫所。

这里简单谈谈明代的卫所制度。

前文曾经讲过，明代的地方行政设置有“三司”。这样一个地方分权的特殊行政方式，其中的都指挥使司，主要掌管军事，简称“都司”。当年的大明直接控制的汉人农耕区，被分为十三个布政使司，相当于今天的十三个省，所以相对应的也有十三个都指挥使司。其中，在边境战事激烈的地区，设置有单独的都司。比如辽东都司（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辽宁）、万全都司（治所在今天的河北宣化）、大宁都司（治所在今天的内蒙古宁城）。此外，朱元璋在一些重要的边疆和海疆，还加强管理，特意设置了五个行都司，比如福建这个地方，既有福建都司，也有福建行都司，实际是平级单位。所有的“都司”，在地方上名义的上级，就是前面说的各省的“布政使”；实际上，都司直接向朝廷汇报，确切地说，是向朝廷的军事管理机构“五军都督府”汇报。

都司以下，设置卫所，“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明史·卷九十·志第六十六》）。一个卫的标准配置是5600人；卫以下设“所”，“千户所”标准配置1120人，“百户所”112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守边王爷们的“三护卫”，护卫这个级别，跟地方卫所的“千户所”，是平级单位；百户所以下，设“总旗”和“小旗”，总旗五十人，小旗十人。所以我们认为，满族的“八旗制度”，实际上受到了明代兵制的影响，后来更是引申到了“旗人”的说法。

在当时大明全国的汉人传统行政区划内，共有四百多个卫所。绝大部分的卫所，实际上只是一个军事机构，不具备行政职能，所以只能称为“非实土卫所”，比如天津卫、威海卫这么牛气的名字，实际上并没有行政权力，只是个军事堡垒；而有一些卫所，则同时具备守土和行政两个重要职能，则被称为“实土卫所”。正因为如此，都司也分成了“实土都司”和“非实土都司”，比如各省的都司，基本都是非实土都司，而边疆地区，比如辽东都司就是实土都司。

卫所，根据汇报对象的差异，又分成了“京卫”和“外卫”。

京卫就是京畿附近的卫所，这些卫所向中央“五军都督府”（帝国最高军事管理机构，分为中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右军都督府、前军都督府、后军都督府）直接汇报；而“外卫”则直接向地方上的都司领导，也就是都指挥使汇报。然后，都司再向五军都督府汇报。这样的话，不管京卫还是外卫，直接或者间接地都归了“五军都督府”节制，看起来这个部门权力极大。但是不用担心，因为你所担心的问题，朱元璋早就解决了。五军都督府只负责兵籍和军政，而所有卫所的调兵权，则归兵部。

卫所实际上相当于军事屯田性质的“军屯”，也就是我们提到的北魏时期府兵制的一个变种。明代的府兵制，利用明初战争中的老兵，对前朝元军的招降纳叛，以及后来的地方羁縻、充军发配等，完全取代了宋代战斗力较弱的“募兵制”的禁军。在府兵制的基础上，朱元璋又吸收了两汉屯田戍边中的一些好的经验，形成了有明代特色的军屯制度。军屯中的军人们世代从军，长期备战，父死子继。所以，两汉屯田戍边的经验，被复制到了全国包括内地省份在内的各个省，而不仅仅是当年戍边的功能。而北魏府兵制中比较常见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这种府兵制中常见战争组织中的临时性和仓促性也不存在了。代之以成建制的卫所预备役士兵，随时准备出击。

所以，跟前面的汉人王朝—大宋完全不同，明初汉人尚武，不管是中央正规军还是地方武装，都特别能打。一群老光棍和小光棍们聚集的卫所，雄性荷尔蒙爆棚。不打仗就觉得手痒，不打仗就没法升迁，也不能够改变自己的现实地位。所以中央军队动不动就远征漠北，追着北元屁股满世界穷追猛打，要求人家交出玉玺，取消帝号；地方上的都司卫所和王府护卫，也是有事没事就要拉出去遛遛，打打秋风砍砍人，免得一群雄性动物老是长时间憋在一起，搞窝里反。

为什么如此详细地讲明代的卫所？是因为明代的卫所制度对现代中国影响极深。

卫所的军人们，平时务农，战时为兵，遍布全国，在明朝初年帮助明太祖朱元璋有效控制了全国战乱频仍的局面。同时，由于大量军屯的出现，战乱中人口急剧减少导致的废弃和荒芜的土地得到有效开发。今天中国有很多叫作“屯”“卫”“所”的地名，实际上都和当年明代的卫所制度有所关联。更为重要的是，军人们长期背井离乡，到了一定年龄只能找本地女人进行婚配，娶妻生子。最终的结果就是，大量的非汉人传统区域被有效开发，比如南方的很多山区，很多地方都有“夷娘汉老子”的说法，也就是父亲是汉族士兵，而母亲则是本地原住民族，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实际上等于这些戍边的士兵们，用自己的基因，对全国所有农耕区域进行了血缘基因上的汉化。

如上所述，是汉人传统区域的都司和卫所制度。除此之外，还有羁縻都司。

大明开国虽然打下了偌大的国土，但是在农耕区之外，还有广大的游牧和渔猎文明区，无法通过汉人士兵移民屯垦，无法有效强制开发，只能依靠当地少数民族对国土进行控制和管理。于是就形成了羁縻都司，比如东北的奴儿干都司（今天的东北和外东北），西南的乌斯藏都司（今天除昌都之外的西藏地区），朵甘都司（今天的川西、滇北、甘南、青海、西藏昌都地区）等。这些地方，往往由少数民族的部落首领接受大明皇帝册封的都司职务，但和内地都司不同的是，羁縻都司的职务往往可以世袭。没有重大变故，大明皇帝基本上不会过问羁縻都司的内部事务，但是羁縻都司要对大明帝国有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必要时需要尽臣属义务。

羁縻都司以下，设置了羁縻卫所。

不管羁縻都司还是羁縻卫所，都是实打实的实土。

我们本节提到的朵颜三卫，就是典型的羁縻卫所。

所谓“三卫”，是指当年被分封在冀北、辽西和大兴安岭以东的三个蒙古部落，每个部落相当于一个卫所；所谓“朵颜”，是因为这三个蒙古卫所—朵颜卫、泰宁卫、福余卫，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朵颜卫。朵颜是因当地的朵颜山而得名，朵颜卫又被蒙古人称为“兀良哈部落”，所以“朵颜三卫”也被称为“兀良哈三卫”。像其他羁縻卫所一样，朵颜三卫早期被大明军事征服，但因为地处边远，又是传统的游牧文明区，明政府并没有有效控制。因此，朵颜三卫名义上对大明王朝宣誓效忠，实际上具备很大的自由度。元朝至明初以来，朵颜三卫的广大土地上，盛产蒙古骑兵；活跃在这片土地上的骑兵部队，因卫所名字而被称为“朵颜三卫”。

简单来讲，朵颜三卫是一支骑兵特种部队。这支部队，是一支雇佣军，燕王朱棣造反之前，这支雇佣军因为地缘关系，而受雇于宁王朱权。

同其他雇佣军略有不同的是，朵颜三卫是一支有节操的雇佣军。普通雇佣军只对金钱感兴趣，只要价码合适就挥舞马刀，东家让砍谁就砍谁；有节操的雇佣军认为钱虽然是个好东西，但鸡鸣狗盗的事坚决不干。所以，面对这样一支雇佣军，除了金钱收买之外，还要能够用道义来忽悠。只要忽悠得力，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当年的朵颜三卫甚至接受了大明的天下正统，帮助明太祖朱元璋，对抗过同文同种的北元皇帝。

所以，当时的朱棣奔往大宁，目的之一就是收朵颜三卫。

除了收人，还要占地。

因为宁王朱权手中的大宁，本身也不寻常。

当年朱元璋派九王守边，其实只是事实真相的一部分。因为长城既然已经修好，就必然是北部边防的重要屏障。所以，把九个成年的藩王派过去固边，本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请注意，这里我们提到长城，并没有用到边境线的概念。充其量，长城只是屏障，而不能当成边境线。如果中央帝国的边境线已经被人平推到了长城一线，那只能说明这个帝国的负责人短视，或者说当时的外敌太过凶悍。

因为守中原就要守长城，守长城就必须在长城外围安插钉子，守长城的外围。也就是说，长城以外必须要有军事缓冲区。

本着这个逻辑，我们把之前的“九王守边”的老图再用一遍，并且再细化一下（见图4-5）。

在长城的外围，有三个卫所，遥相呼应、互为犄角，共同防御着长城的外围。这三个卫所的名字分别是东胜卫、开平卫、大宁卫。其中的东胜卫，在今天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开平卫，在今天的内蒙古锡林郭勒；而大宁卫在今天的内蒙古宁城。明太祖朱元璋建长城，并且派九王守边，这是明面上的套路。其实暗地里鸭子划水，这三个卫所组成的“塞外三卫”才是防卫长城一线的战略精髓。

东胜卫，是为了警戒当时还在蒙古人手中的后套平原、前套平原可能的军事入侵；开平卫，是为了守卫大同一线，防止敌人从“山西糖葫芦”的大同、宣府一线切入，构成对北京和山西的直接威胁；而大宁卫则更加重要，同时监视了来自蒙古方向以及辽东方向的军事动向。

图4-5 塞外三卫

有塞外三卫的存在，一旦边境有变，消息就会第一时间传回帝国的中央机构。而塞外三卫，进可以同敌人小试牛刀，退则可以撤至长城防线，重新布防。有了塞外三卫，也就等于是为帝国争取到了更大的战略纵深。

多年以后，塞外三卫被废弃，明帝国的防线完全收缩到了长城一线。这件事情的影响非常深远，明朝的两次“己巳之变”—公元1449年明英宗时代的瓦剌首领也先入侵，以及1629年崇祯皇帝时代皇太极入寇，都是因为失去了塞外三卫的警戒，游牧民族骑兵们的一个冲锋，就已经来到了北京城下。两次北京保卫战虽然勉强取胜，但是都打得艰苦卓绝。其中第一次己巳之变中皇帝被俘，第二次则直接导致了袁崇焕被凌迟处死。

正因为塞外三卫的重要作用，所以在明代早期，这三个卫所的兵力配置非常高，也正是这个原因，才造成了当时宁王朱权的所谓“带甲八万，革车六千”。因此，这个时候的朱棣虽然拿下了永平，但他并没有绝对的把握拿下大宁。

而且，从永平到大宁的路怎么走，这里面也有大学问。

因为中间隔着长城，还有燕山。

燕山比起前面提到的秦岭与太行，确实在海拔上矮了一些。同时，它更无法比拟蜀道之难、太行八陉之险。千百年来，燕山一线能够进出的隘口太多，也特别繁杂。所以，防卫燕山一线比较麻烦。到了明代建国，朱元璋干脆沿着燕山南麓，来了个全线布防。一共一百二十九个关口，个个加派兵马看护。（“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明史·志·卷六十七》）到后来沿长城燕山南麓的防线上，重中之重的关口有居庸关、古北口、喜峰口、冷口、刘家口等。其中的古北口、喜峰口、冷口，是1933年西北军的“长城抗战”打得最激烈的地方。

朱棣解完永平府之围，准备北出燕山奔大宁。从永平到大宁，最近的道路应该选择出喜峰口，不过在喜峰口有朝廷重兵把守的情况下，朱棣果断地选择了刘家口小路出长城，直奔大宁。而大宁，宁王朱权还有朵颜三卫，早有准备。

宁王朱权可以给朵颜三卫足够的金钱，但他只是个20岁的年轻人，论忽悠能力他和40岁的燕王朱棣之间相差太远。燕王朱棣给朵颜三卫带来的除了金钱，还有承诺—事成之后，朵颜三卫的部落首长们，可以和新的大明皇帝一起做“一字并肩王”，并且可以得到宁王朱权的大宁卫，从而在整个大兴安岭以东的广大区域自由活动。这样的许诺，让朵颜三卫的雇佣兵们，觉得热血沸腾，觉得自己从事的行动是在为游牧部落的后人们开疆拓土。当然，除此之外，燕王朱棣给出的金钱价码的确让人无法拒绝。

大宁卫，被慷慨许诺，赠与外人。

因为这个时候的朱棣只要皇位，他并没有真正读懂朱元璋设置大宁卫的良苦用心。若干年后，大宁卫这片地区，将会成为后金皇太极入寇燕山的便利通道，也将成为朱棣的后人崇祯皇帝以及整个明帝国走上灭亡之路的导火索。

燕王朱棣和宁王朱权的演技差距，就是老戏骨和小鲜肉的专业差距。

燕王朱棣只身一人进入大宁，哭天抹泪、悲痛欲绝，成功博取了朱权的同情。又在朱权只身欢送自己的时候，让埋伏在城外的伏兵一拥而上，绑架了朱权，占领了大宁，借此兼并了朱权的“带甲八万，兵车六千”。

得到了朱权的几万塞北边防军，加上三千剽悍的朵颜铁骑，燕王朱棣满载而归。

这样的兵力配置，之前十里秦淮、锦衣玉食的李景隆，想都不敢想。

猝不及防的李景隆，全线溃退，一路狂奔回山东的北大门—德州。

远在南京的建文帝，以及他身边的秀才朝廷，此时此刻对于战局的发展判断是令人遗憾的。集体讨论过后，建文帝认为李景隆这次失败的原因，不是在于李景隆本人用兵不当，而是因为朝廷对李景隆在一线的授权不够。对此，我们只能佩服建文帝出人意料的“机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本身没有错，但关键是建文帝看人不准。

在用人上的第二次错误，将是致命的，建文帝也必将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公元1400年，加大了授权的李景隆，起兵六十万，再伐朱棣。然而这一次，李景隆输得更加彻底，从河北雄县一路狂奔，弃守了山东的门户德州，败逃到了山东腹地的济南。

李景隆的此次失败，也标志着靖难之役进入第二阶段，两军战略胶着。

当时的济南防务主要由两个人负责，一个是山东布政使铁铉，另一个是山东都指挥使盛庸。在这两位的指挥之下，济南这座城市抵抗了朱棣整整三个月未被攻克。在远在北平的姚广孝建议之下，朱棣无奈撤军。

面对叔侄之间的大打出手，大明官场中的很多官僚选择了两方押宝。而铁铉和盛庸这样的人，和身为文人的齐泰、黄子澄、方孝孺他们一样，堪称当时武将之中立场坚定的硬骨头。铁铉和盛庸，在靖难之役中，自始至终都体现出了遵循祖宗成法、只认正统法理的二杆子精神。这样的精神，虽然今天看来有些迂腐，但只有这样的人，往往才能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起整个中华的脊梁。

我们需要尊敬这样的人。

在接下来长达大半年的时间中，盛庸被任命为平燕将军，负责调动和组织整个华北地区的南军，同朱棣进行周旋。很多时候，战争呈现出拉锯的态势，山东、河北一带的很多城市和要塞，被南军、北军反复争夺。而在长期的战斗中，无论双方的士兵还是将领，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当初的青瓜蛋子，到最后也被锻炼成了老兵油子。而当地的百姓和官员，也呈现出战争带来的狡猾，很多时候，朱棣大军一来，军民望风而逃，而朱棣一走，军民则重新上位。两年过去了，朱棣真正占领并实施统治的地区，无非还是北平、永平、真定三个城市。

而南军虽然势大，但军心还是不稳，上阵杀敌时很多士兵心里也带着三分犹豫。毕竟，这是人家的叔侄之争，无论谁胜谁负都还是朱家的天下，自己一不小心就成了白白送死的炮灰。更何况，儒家的理想主义践行者建文帝还说过很经典的那句：不要让我背负杀叔的恶名。（“勿使朕有杀叔之名。”《太宗实录》）

这样的僵局，似乎看不到尽头。

最终破局的，是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宦官，他在南京的宫中，给朱棣送来了价值连城的军事情报—朝廷虽然在华北一线布置重兵，但整个南京的防务是空虚的。在姚广孝的强烈建议之下，朱棣决定赌一把运气—绕开山东、河北的南军重镇，千里跃进，直逼南京。

靖难之役进入第三阶段，北军奔袭南京。

公元1402年正月，朱棣率大军二十万南下，兵发南京。

朱棣大军神速地绕开山东之后，所遇到的最强劲对手，就是徐辉祖。

徐辉祖，大明开国元勋徐达长子，世袭魏国公，高大英俊又文韬武略的将门之后。徐辉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朱棣的妻子徐氏的亲哥哥。换句话讲，朱棣与徐辉祖，是妹夫与大舅子的关系。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战争开始之前，徐家人作为朱棣在京城的一门亲戚，为了家族站队的永远正确，就开始了投机式的两面下注。明面上，大哥徐辉祖坚定地站在朝廷这一侧；而私底下，弟弟徐增寿，则偷偷地站在朱棣这一侧，为他提供军事情报。

这事的分工始终如一，而且从头至尾看不出演技上的任何破绽，你不得不佩服战神徐达的后人聪明。

比如，早在战争还没有开始之前，朱棣的三个儿子在南京的时候，徐辉祖就曾经秘密地上书，对建文帝评价自己的三个外甥—三个人中，最不老实的就是老二朱高煦。这个朱高煦看上去并不忠于皇帝您，而且我觉得他以后也会背叛他的老爹朱棣，以后一定是心腹大患啊。（“三甥中，独高煦勇悍无赖，非但不忠，且叛父，他日必为大患。”《明史·列传·卷十三》）言外之意，徐辉祖建议这三个外甥要是放也不能全部放回去，要是留一个的话，建议留下老二朱高煦。

徐辉祖暗中上书黑朱棣，弟弟徐增寿在同时则保朱棣。

建文帝听完徐辉祖的汇报，找徐增寿征求意见，徐增寿却表示这事不存在。

于是建文帝该放人还是放人了。

尾声也颇为无厘头。我们并不知道，是否朱高煦也听说了这件事情。朱家三兄弟离开南京的时候，朱高煦特意跑到了他大舅的马圈里，偷了一匹马跑了。徐辉祖派人追，也没有追上。

徐辉祖的军事指挥技能继承了父亲徐达的优良传统，在同北军的缠斗中连战连胜，一时之间北军被困在淮河以北的大片开阔地上，无法动弹。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南军和北军谁也输不起的中原大战，成败在此一举。在徐辉祖的指挥之下，朱棣的北军占不到一丁点便宜。

建文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这一天，朱棣的部队快撑不住了。很多士兵纷纷表示希望杀回北方，不在这荒郊野外受罪了。一场哗变在即，站出来稳定军心的是大将朱能，他一番慷慨陈词，使大军重新振作。

除了朱能，还有朱允炆。

正在朱棣一筹莫展、进退维谷的时候，建文帝出手相助。不知道出于何种心理，年轻的建文帝召回了在一线殚精竭虑的徐辉祖。六百年前发生在大明帝国的这场“南北战争”中，无论怎么看，建文帝才是南军内部最大的卧底。

士气高涨的南军，在徐辉祖走后军心涣散，无法组织起有效进攻。北军定点清除了最大的障碍，长长地缓了一口气，没有再费多大周折就举旗继续南下。

从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复盘来看，朱棣的这次长途奔袭，是一次彻彻底底的军事冒险。在没有后方根据地的情况下，朱棣的这种长途奔袭，跟历代的农民军流寇作战，没有实质区别。此外，一旦在南京城下久攻难克，朱棣被勤王的军队四面合围，聚而歼之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历史有必然，也有偶然。现实主义者朱棣并不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但他最终铤而走险，又兼建文帝招招失策，朱棣总能化险为夷。对这些完全无法解释的现象，我们只能相信早期投靠朱棣的北平都指挥使张信他妈妈所说的—“王气在燕”。

兵临南京城下的时候，建文帝居然天真地提出了“划江而治”的方案，这个方案被没有悬念地拒绝了。万念俱灰之下，朱允炆杀掉了朱棣的小舅子徐增寿，并且是亲手操刀。这样的愤怒其实于事无补，只能是一种进退失据之下的泄愤而已。

公元1402年，也就是建文四年的六月十三，完全丧失了斗志的败军之将李景隆，悄悄打开了南京金川门。朱棣大军进入南京，文武百官纷纷跪倒在路旁，高呼万岁。

一场大火之后，建文帝不知所踪。

朱棣称帝后，原来朱允炆身边的那些不肯投降的大臣们，比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绝大多数被灭族，甚至灭十族。北方抵抗朱棣最为激烈的山东、河北一代，不管百姓还是官员，都被朱棣残酷对待，尤其是铁铉。

这一年，是朱元璋死后的第五年。作为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他的《皇明祖训》没有成为子孙和睦的红宝书，反而成为了叔侄相残的参考资料。仅仅二十几年之后，朱棣的二儿子朱高煦，就和朱棣的孙子朱瞻基，上演了另外一个版本的叔侄相残。强势而勤政的朱元璋在地下有知，或许会为自己当年的那些极端措施，留下悔恨的眼泪吧。

之前，我们讲完了四位“高产”帝王的家门不幸，那我们下一章再来看看反例—后周太祖郭威。郭威最后是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内侄，这个内侄来自妻子一方，和自己毫无血缘关系。在几千年的中国皇帝中，郭威也算是凤毛麟角的一个。

1倭寇：是指13世纪到16世纪左右侵略朝鲜、中国沿海各地和南洋的日本海盗集团的泛称，除沿海劫掠以外主要从事中日走私贸易。

2郑和下西洋：是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一场海上远航活动，首次航行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末次航行结束于宣德八年（1433年），共计七次。在七次航行中，三宝太监郑和率领船队从南京出发，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15世纪末欧洲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

3朱由检：（1611—1644年），即明思宗，字德约，明朝第十六位皇帝，亦是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异母弟。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军攻破北京时，于煤山自缢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