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太祖的养子荣光（2 / 2）
我们来看一下郭威的选择。
当时郭威任后汉枢密使，兼邺城留守。京城一出事，郭威南下讨伐刘承祐，而柴荣并没有随队出征。部队开拔前，郭威是让柴荣做了邺城留守，协助郭威看着自己起家的大本营和后方的根据地；而到了后来，郭威发动澶州兵变，黄袍加身。郭威跑到京城汴梁做了皇帝，就把柴荣调到了澶州，让柴荣做了澶州刺史；那么这还不算完，到了后周广顺三年，也就是公元953年，郭威更是加封柴荣为“晋王”，并出任开封尹。
郭威的这些举动，显然都不是无意为之。
而且，柴荣被加封晋王并兼任开封府尹这件事情，到了北宋早期甚至被官方总结成了一种确立皇储的标志性动作，被后世称为“亲王尹京”现象。所谓的“亲王尹京”意思就是皇帝生前不立太子，而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就把皇帝心目中的准皇储任命为“开封府尹”。皇储在晋位开封府尹之前，一般是亲王，所以叫“亲王尹京”。比如此时的柴荣，现在是晋王兼开封府尹，后来做了皇帝；而到了后来，赵匡胤生前，宋太宗赵光义当时也是晋王兼开封府尹；宋太宗的儿子宋真宗赵恒，早年也不是太子，而是先做亲王，之后做开封府尹。宋太宗临死之前两年，才把赵恒确立为太子。
经过如上分析，对于郭威的选择，我们应该大概可以了然。
当然，无论是哪种说法，郭威在生前一定也经过了慎重的权衡，以致在他弥留之际，指定柴荣为自己的继承人之后，就要求李重进在自己的病榻前向柴荣跪拜，提前行君臣之礼。郭威要用这种公开宣誓的手段，来要求李重进的绝对忠诚，保证皇位交接的顺利并且确立明确的上下级关系。
我们不得不佩服郭威看人眼光之准确，也佩服郭威对于立储这件事安排之周密。从此以后，李重进成为柴荣的左膀右臂。若干年后，当后周被赵匡胤取代时，忠心耿耿的李重进起兵失败，在自己的家中自焚而死，杀身殉国，他此生都没有辜负舅舅郭威的期望。
公元954年，后周太祖郭威驾崩，柴荣顺利即位，史称“后周世宗”。
柴荣的成长环境，跟其他大部分的帝王都不太一样。
同郭威自小父母双亡不同，柴荣的老爹柴守礼一直在世，并且一直活到了北宋初年。柴荣早年被送到郭威家里收养，并非因为郭威没有儿子，而是郭威的正妻柴氏一直生不出儿子。所以柴氏的哥哥柴守礼才把柴荣送到郭威家里，为柴氏过继。柴荣在郭威家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他获得了更好的成长环境，尤其是教育环境。与此同时，郭威和柴皇后的言传身教，也给柴荣的成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大之后的柴荣，受到了黄老之学的影响，同时在郭威的指导之下又具备了良好的军事功底。
不过，柴荣最开始，却并没有选择从文或者从武。
柴荣最早的营生，是贩卖茶叶。所以，早期的柴荣是一个商人。
作为商人的柴荣，具备精打细算和工于计较的天性，并且跟如今生意场上的老板们没有什么区别，柴荣是一个严格以结果为导向一步步实现商业计划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柴荣争分夺秒，孜孜以求，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所以，史书对柴荣的记载接近完美，但是却指出了柴荣性格上的一点小瑕疵—“禀性伤于太察，用刑失于太峻”（《旧五代史·后周·世宗纪六》）。这里的“察”，跟“人至察则无徒”的“察”是一个意思，就是人太精明了没朋友。至于“用刑失于太峻”，则是柴荣做事操切心态的一种体现。
这是典型的商人特质。并且这种商人似的思维方式，对柴荣后来的皇帝生涯影响至深。
比如，对北汉的自卫反击战。
北汉是刘知远后人在河东建立的割据政权，都城在太原，当时的皇帝叫作刘崇，刘崇就是刘知远的弟弟。前面说过，无论刘知远还是刘崇都是沙陀族，都是伪托汉帝刘姓。有样学样，照猫画虎容易，但是骨子里的东西很难改。沙陀族的基因中，天然缺乏汉地儒家一些基本的道德是非观念，更不用提纲常伦理之类更深层次的东西。所以，石敬瑭成了契丹人的儿皇帝，还卖了幽云十六州这事，你不能对他太过求全责备。包括刘知远，当时刘知远投靠契丹，被耶律德光一口一个儿子地喊，刘知远也默认了这件事情的存在。跟刘知远一样，刘崇投靠的也是契丹人，从刘崇开始，北汉也就彻底成了契丹辽国的一个附庸国。
北汉占的这个位置太过关键，前文我们分析过，太原这块地方相当于围棋里面的“劫材”，或者说相当于象棋里面的“相眼”，北汉卡着后周的相眼，后周的这盘大棋还怎么下?
不仅卡着你的相眼，这个刘崇居然还有志逐鹿中原。他手里的本钱不够，就从他的干爸契丹人那里借。于是，北汉居然趁着郭威去世、柴荣新皇登基的当口，主动挑起了同后周的战争。这场仗因为属于后周的反击，所以我们下文称其为“对北汉的自卫反击战”。
柴荣当然不答应。
柴荣是一个商人，是一个有家国天下之心的商人。
商人思维中有一条非常重要，那就是冒险精神。
当时对北汉的自卫反击战没有打响之前，北汉围攻河东高平（山西高平），进而准备控制整个上党地区（长治盆地）。高平告急，柴荣认为这事的战略价值极高，综合判断之下，才决定御驾亲征。为了一个高平，为了一个远在河东的北汉，刚刚登基没几天的皇帝就要赶赴前线，看起来是一件非常不合常理的事情。当时群臣纷纷表示，为了区区一个刘崇不值得皇帝亲自上战场，而且谅刘崇也不敢来。再说后周刚刚才办完丧事，处理内部事务更加重要。（“刘崇自平阳遁走以来，势蹙气沮，必不敢自来。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摇，不宜轻动，宜命将御之。”《资治通鉴·后周纪二》）
宰相冯道更是不答应，极力阻止柴荣亲自挂帅。
冯道经历了五代中的四个朝代，共十个皇帝，长期担任朝廷的宰相一职。皇帝都换了一茬又一茬，冯道这张老脸还是没有改变，于是后人尊称冯道为“政坛不倒翁”。冯道这样的人，生逢五代大乱世，自有自己的官场求生术。所以，我们不能对其个人品德太过苛责。更加关键的是，这个人能够长期混迹朝廷之中，一定是在执政能力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否则也很难混得下去。
看到冯道据理力争，柴荣说：“我这是效法当年的唐太宗李世民。”
冯道：“我可不知道你是不是李世民。”
柴荣：“我的军队就像大山，对刘崇就是大山压鸡蛋。”
冯道：“我可不知道你是不是大山。”
柴荣不爽。
（冯道固争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尝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审陛下能为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强，破刘崇如山压卵耳！”道曰：“未审陛下能为山否？”帝不悦。《资治通鉴》）
摆老资格欺负新主子，柴荣后来索性把冯道撤职了。
商人思维，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考虑成本，量入为出。
柴荣亲征，带着自己的所有豪华班底。最终柴荣在高平（山西高平）之战中大败北汉与契丹组成的联军，取得征讨北汉的决定性胜利。此后的柴荣，率领部队步步推进，直抵太原城下。
似乎，太原城指日可下，北汉崩溃在即。然而，到达太原城的柴荣，率部围攻太原二十多天，却发现后周的粮草补给已经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柴荣在开战之前就已经想到了，但是他此次属于临时的防守反击，主要战略目的是解高平之围，于是，就把后勤补给基地放在了长治盆地（见之前的地缘分析）的泽州（山西晋城）。前面打了一场高平之战，军需补给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长驱直入到太原盆地，泽州的军粮已经供应不上来了。更何况，太原这座城市十分坚固，一时半会，柴荣估计也拿不下来；而且，越来越多的契丹军队正在增援的路上，最后战争发展到哪一步还真不好说。
于是经过反复权衡，柴荣决定退兵。
退兵，是一项技术活，退得不好，容易成为溃退，甚至溃败。正如当时柴荣手下大将药元福所说的：“进军易，退军难。”（《资治通鉴·后周纪三》）柴荣首先布置了外线防备的人马，大将符彦卿率部阻击契丹部的援兵，并且取得大胜；当然，还要防备被困在太原城中可能的北汉军队追击，于是就派药元福断后，药元福也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此外，临走之前，柴荣下令烧毁了太原城下后周的数十万军粮。（“刍粮数十万在城下，悉焚弃之。”《资治通鉴·第二百九十二卷》）
步步撤退，步步设防，最终成功退兵。战后，柴荣战略性地放弃了已经悉数到手的城池，全军撤出了北汉地界。
考虑成本、量入为出的战争观，这并不是第一次。后来三征南唐中的第一次，柴荣也曾经因为南方的雨季来临，放弃大好的局面，暂时放弃围攻淮西的中心城市寿州（安徽淮南），决议班师回朝。一年之后，才又卷土重来。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后世的赵光义，若干年后他也针对北汉发动过一场战争。战争初期，赵光义曾经顺利拿下了太原，灭掉了北汉。然而，胜利的喜悦让人陶醉，带着醉意的赵光义并没有仔细掂量自己投入的成本，紧接着贸然发动了对幽州的战争。结果，连续作战的宋军人困马乏，陷入了幽州城下的绞肉机中无法取胜，最终兵败高粱河。而高粱河之败，也是有宋一代，幽云十六州始终无法收回的开端。
与此相比，柴荣的审时度势，量入为出，显然道高一尺。
柴荣带兵杀入北汉境内，外科手术式的进攻之后，又旋即撤退。就对北汉的自卫反击战而言，已经达到了战略目的。后周一战扬威，狠狠地惩治了北汉这个北方小霸，而且还打脸契丹人，让契丹这个北方最大的敌人也不敢造次。此后的很多年，甚至到了北宋年间，北汉以及其后的宗主国辽国，都不敢主动打中原王朝的主意。可算是后周的“立国之战”。
柴荣是商人，也是老板。
老板的特质决定，在必要的时候必须独断专行，甚至六亲不认。否则，作为老板你无法带领团队。
柴荣除了是那个对郭威、柴守礼孝顺的柴荣，那个为工作尽心竭力的邺城留守、澶州刺史，他还必须是一个好的一把手，他有责任有义务带领一个王朝向前进。从这个角度考量，柴荣的人生最高标准是为江山社稷负责，而其他的约束和限制，在这个最高标准面前必须让路。甚至如果有必要，柴荣可以不为仁慈以及道德负责，但是必须为万民、为江山社稷负责。
比如，在对北汉的战争结束以后，虽然在战略上取得绝对胜利，并在撤退时实行了坚壁清野政策，成功地消灭了北汉的有生力量；从大兵压境到全身而退，只用了不到三个月。然而，在三个月的战事中，一些高级将领也陆续犯了很多错误，甚至有人临阵脱逃。对于这部分人，柴荣没有一点手软。
战后复盘，很多人上了军事法庭。
以樊爱能、何徽为首的七十多员战将，被柴荣下令斩首。
熟读儒家、黄老学说的柴荣，在行军打仗中已经很顾及自己的道德底线了。比如，三征南唐战争的初期，柴荣发现扬州兵力空虚，派人去攻扬州。出发前柴荣特意嘱咐自己的手下人，路过扬州，要保护好南唐李氏的祖陵，做到秋毫无犯。但同样是对南唐的战争中，南唐国主李璟派人送来了一百五十名士兵。这些士兵本来是后蜀士兵，在柴荣征讨后蜀的时候投降后周。结果后周伐南唐，这些人又临阵倒戈，投降了南唐。
柴荣二话没说，一百五十个人，悉数斩首。
还是在伐南唐的战争中，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楚州屠城”事件。
古楚州，在今天的安徽凤阳一带。楚州是一座小城，然而攻打楚州，柴荣亲自上阵杀敌，却依然用了四十多天才拿下。拿下楚州城之后，发生了屠城事件，史载：“周兵怒甚，杀戮殆尽。”（《新五代史·南唐世家第二》）具体人数不得而知，按照《旧五代史》的记载，应该至少有一万多人（“六军大掠，城内军民死者万余人，庐舍焚之殆尽。”《旧五代史·后周·世宗纪六》）。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周兵“怒甚”，历史的记载语焉不详，给了我们很多的想象空间。
我们认为，这次屠城，应该是艰苦围城战的一个延续。后周军队包括柴荣本人，应该是在这次战役中吃了很大的苦头，乃至心理上受到了极大的创伤。所以，随后发生的屠城事件，应该是得到了柴荣的默许。
不过，这样的屠城，在五代比比皆是。别说屠城，吃人肉喝人血的，我们前文也提到好几个。哪怕是延伸到整个古代社会的框架内，默许屠城依然是经常发生的一件事情。远的不说，在郭威南下进攻汴梁时，城破之前，郭威对部队的承诺就是可以放肆劫掠几天。
放在时代背景下，五代的屠城是个大概率事件，但在柴荣麾下的后周军队中，确实是个小概率事件。按照当时的常规，为了防止部队哗变，柴荣的默许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还是那句话，柴荣是为了国家社稷负责的，这是一个大前提。
作为老板，带着整个公司前进，还需要有长远的战略思维。
具有商人思维的柴荣，他的心中有一个大大的梦想。
这个梦想承袭自姑父郭威，最终脱胎于他自己的坚定信仰。柴荣的梦想，不仅限于结束这个黑暗的时代，他还要开启一个新的纪元，这个新纪元的标志就是华夏一统，汉文化复兴。如果柴荣的心中有一个前辈需要追赶的话，那就是曾经结束三百年战乱的隋文帝杨坚。
梦想天然高于现实，所以梦想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永远只是梦想。但总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把梦想落地成计划，把大计划分解成小计划，先从完成一个小计划、实现一个小目标开始做起，无论再遥远的梦想，只要坚持计划，总会无限趋近于现实。
即位之初的柴荣，在朝堂之上许下了这样的诺言：“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九·世宗纪六》）时年33岁的柴荣，雄姿英发。从这一天开始，他殚精竭虑，只争朝夕地兑现自己的承诺。而事实上，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工作量几倍于常人地勤政不辍，他想早日看到他大大的梦想实现的那一天。
梦想有了，为了实现梦想则必须设计战略，有了战略才会有计划。
帮助柴荣设计战略的人，叫王朴。
王朴为柴荣详细规划了开封这座城市，从此开封不仅是五代乱世皇帝们的军政驻地，且真正具备了未来强盛中华帝国首都的雏形。王朴亲自撰写了《平边策》，这篇文章类似诸葛亮之于刘备的《隆中对》。在文章中，王朴为柴荣明确了统一中国的指导方针，那就是“先易后难，先南后北”。这个《平边策》，对于当时整个后周军界的影响非同小可，不仅柴荣生前严格按照这个大方向来制订统一全国的战略战术，若干年后，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的用兵，也极大地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
王朴和柴荣的关系，也有点类似于当年的诸葛亮和刘备。每次柴荣外出征战，王朴就作为东京留守，帮助柴荣打理战争期间的内政外交。王朴自从被皇帝赏识而破格提拔以来，为皇帝殚精竭虑。然而几年之后，勤奋的王朴最终因为工作过于劳累，猝死于任上。王朴死后，痛失贤良的柴荣将手中的斧钺丢在地上，大哭不止。
以王朴为代表的智囊团和施政团队，是柴荣最大的执政依托。短短几年之间，后周世宗柴荣，做了许许多多之前半个世纪就应该有人做，但却始终没有做成的事情。
在军事方面，柴荣的成就极高。短短几年之间，反击北汉、西伐蜀国、三征南唐、北伐契丹，年轻的柴荣五次御驾亲征。后周身居四战之地的中原，却能以极快的速度蚕食和吞并周围的国土。
内政方面，柴荣兴修水利、开拓漕运、减免税负、澄清吏治、整饬佛教，一时之间，国家的面貌为之一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柴荣重视藏书，奖励献书。这个举措，跟当年的隋文帝杨坚极其类似。
不过，政策似乎依然有瑕疵。整饬佛教，在很多人的口中被称为“灭佛”。后世在“灭佛”问题上争议很大，有争议也就值得讨论一下。
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人组织过“灭佛”，前文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就是其中一个。灭佛的皇帝有：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这些皇帝，被合称为“三武一宗”。柴荣就是这“一宗”。
首先讲，灭佛的皇帝，其实都还是不错的皇帝。这几个人几乎个个雄才大略，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讲，他们组织“灭佛”，一定是有原因的。
我们再来看原始佛教。
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发展，人类单靠肉体和物理手段已经无法解决来自生命中的诸多困惑。于是求助于精神和灵魂层面的解答，宗教便应运而生。宗教的本质是控制人心。正因如此，世俗政治往往会和宗教相结合，宗教利用世俗政治的影响来发扬光大，世俗政治则会利用宗教来稳定政权，这是各取所需的一件事情。有了这些先决条件，两者结合自然而然会产生政教合一的政权形式。
即便是到了今天，美元上面依然写着一句话“In god we trust”。意思是，我们信仰上帝。作为世界货币，美元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之后就已经成为全世界的通用结算单位。即便如此，美国依然在推销他们的上帝。
所以，无论什么时候，精神和价值观的东西，才是人类内心最本真的东西。
佛教初来中国的时候，鸠摩罗什、佛图澄为把佛教推成国教出力甚多，同时期的始祖达摩，不也跑到梁武帝萧衍那里，是分分钟准备给萧衍当国师的节奏吗？只是最后话不投机，没谈成而已。
滥杀成性和信仰空虚的南北朝时期，道德体系崩塌，儒家思想和道德观念、礼教形式已经被破坏殆尽，大家可以弑君，可以屠城，可以吃人肉。老百姓无法再去相信儒家传递的微言大义。于是佛家和道家强盛了。佛家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既然已经堕入了六道轮回，那就不要看今生，看来世吧；道家说，赶紧离开尘世，想办法修心，提高自身修为，以后说不定可以得道成仙。又或者，把《道德经》的小册子一摆，大家开始根据教义进行辩论，于是魏晋玄学诞生了。
佛教虽做不了国教，但还是为自己争取到了非常多的权益。这种权益，类似于当时欧洲中世纪的罗马教廷以及散布在各处的教会组织。这些权益包括：宗教机构可以拥有土地，可以免税，可以拥有奴仆，甚至是女人。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躲避赋税和徭役，开始想办法进入寺庙。于是帝国的版图上，寺庙越来越多，还有以国家名义成立的皇家寺院。皇家寺院往往更加夸张。比如北魏，前朝的皇帝遗孀被打发到寺庙内修行，结果这些前朝老妃嫔们又开始蓄养男宠，搞得寺庙乌烟瘴气。
于是皇帝就不干了，主要原因倒不是因为乌烟瘴气，而是国家越来越虚弱了。国家能收的税越来越少，士兵和农民也越来越少，而且不管城市还是乡村，大量位置好的公共土地都给了寺庙。
这么搞下去，国家怎么办？
英明的皇帝就开始找出路，于是就开始“灭佛”。
所以，“三武一宗”的出现不是偶然，由雄才大略的皇帝来“灭佛”，则更加不是偶然。说到底，在古代中国世俗化的国家机器面前，宗教不能因为自身发展侵害世俗政权的切身利益，只能做世俗政权的工具，这是基本前提。
不管内政还是外交，王朴都为柴荣出力甚多。
作为老板，有王朴这样的人来设计战略，何其幸甚。
老板和打工者的真正区别，就是到了山穷水尽、弹尽粮绝的绝境，能否誓死战斗，以期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如何充分调动打工者们的积极性，是确保战略能否持续落地的关键。
柴荣在这一点上，做得不错。
比如，在对北汉自卫反击战中，第一战是高平之战。这一仗打得十分惨烈。在战斗最艰苦的时刻，后周军队有崩盘的危险。而如果后周军队败在高平，也就没有后来的太原之战，以及对北汉的战略胜利之类的后话了。在后周军队士气低迷的危急时刻，柴荣就像当年的唐太宗李世民一样，亲自冒着枪林弹雨冲到了阵地上。（“帝见军势危，自引亲兵犯矢石督战。”《资治通鉴·后周纪二》）
当时柴荣手下大将赵匡胤见状，大受鼓舞，大喊一声：“我们老大都已经玩命了，我们这帮人必须誓死效忠！”（“主危如此，吾属何得不致死。”《资治通鉴·后周纪二》）
在柴荣时期的全部六次对外战争中，皇帝本人御驾亲征的有五次，只有一次伐后蜀，是由赵匡胤挂帅。其他五次，几乎每一次柴荣都要身临险境。至少在柴荣在世的时候，他手下的赵匡胤、张永德、李重进这些人，都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从而慢慢成长起来。到最后，发展成能够独当一面的统兵将领。甚至，赵匡胤后来篡权，还是沿袭着老上级柴荣的套路，一步步建立了宋帝国。
老板自己牛不算牛，牛成牛群、牛出团队才是牛。
在如日中天的后周世宗柴荣面前，骑在中原皇帝头上拉屎撒尿几十年的契丹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些年趁着中原战乱，契丹人时不时就来中原打打秋风，抢钱抢粮抢女人。不仅如此，得了便宜之后，契丹人还要中原的皇帝称臣，称臣不算，还要强迫石敬瑭、石重贵之流喊爹喊爷爷。如今风水轮流转，契丹人担心，自己迟早会遭遇石重贵那样玉石俱焚的下场。
而事实上，柴荣也几乎做到了。
公元959年，雄心勃勃的柴荣北伐辽国，势如破竹。柴荣用了短短六个星期的时间，连续拿下了两州三关共十七个县，契丹人除了眼看着御驾亲征的柴荣步步推进之外，几乎无计可施。眼看，汉人的传统旧地，连续几十年中原皇帝的心中块垒—幽云十六州指日可下。然而不幸的是，同年六月，行军途中的柴荣，突然染病。
后周军队，不得不班师回朝。
回东京汴梁之后不久，后周世宗柴荣溘然长逝。
我们相信，老板柴荣的死因和他的经理王朴一样，都是过劳死。
所以，我们不由得又想起来当年柴荣和王朴的那些誓言。
柴荣问王朴，自己大概能够干多少年皇帝的工作；王朴说，陛下以苍生为念，我看，干三十年没啥问题。（问之曰：“朕当得几年？”对曰：“陛下用心，以苍生为念，天高听卑，自当蒙福。臣固陋，辄以所学推之，三十年后非所知也。”《旧五代史·后周·世宗纪六》）于是，之后才有了柴荣那句著名的—“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不过，柴荣到死，只做了五年零六个月的皇帝。对此，写书的史家告诉我们：“自瓦桥关回戈，未到关而晏驾，计在位止及五年余六个月，五六乃三十之成数也，盖朴婉而言之。”（《五代史补·卷五·周二十三条》）
换言之，五年六个月，五六三十，这才是王朴的本意。
柴荣就像企业里一位事必躬亲的老板，他用五年六个月的寿命，做了三十年的事情。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生命的怒放，全部浓缩在这短短几年之中。
柴荣像一颗划过天际的流星，把一生之精力，都加以浓缩和萃取，开启了黑暗世界再次跨入黎明的序幕。几年之后的赵匡胤，几乎完全按照柴荣生前的计划和路线实现了神州的基本统一，并且奠基了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两宋盛世。
郭威在天有灵，一定会为自己当年选人的眼光欣慰。
乱世郭威，这辈子历尽人世间的不幸—幼年丧父，童年丧母，中年丧子。难能可贵的是，郭威一直保持初心，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人生信念。郭威传位给毫无血缘关系的柴荣，将自己的遗志执行并发扬光大。郭威用他的胸襟与眼光，写就中国历史上独树一帜的一页。
郭威父子，值得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