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的父债子还（2 / 2）

童贯满脑子都在想一件事—逃跑。

童贯之所以想临阵脱逃，是因为宋军一触即溃，雁门关、石岭关这些雄关根本挡不住完颜宗翰的铁骑。短短不到两个月，金军连下朔州、武州、代州、忻州，一路杀过了忻定盆地，直奔太原而来。

这些年来，童贯一直在带兵，无论过程还是结果，童贯一直都混得风生水起。就过程来看，童贯保命的功夫一流。就结果来看，童贯打得赢的仗，都上报朝廷请赏了；打不赢的仗，只要能够在述职报告中说成是打赢了，也都上报朝廷请赏了；实在打不赢，又汇报不赢的仗，童贯也都大事化小了。

但是金兵这次根本就不按套路出牌，这一次分明就是要见血，要玩命来的。跟之前的辽国和西夏相比，金兵打的根本就不是同一类型的战争。

作为军人，自有军法伺候。所以童贯想不想逃跑是一回事，敢不敢又是一回事。而童贯之所以敢临阵脱逃，是因为他知道就在东京汴梁的皇宫里，他在艺术道路上的同路人宋徽宗也在这么想，他们心有灵犀。

临行之前，太原知府张孝纯说：“您走了，河东就丢了，河东丢了，河北也就丢了。”童贯大怒：“我是宣抚使，我不是守土的；你是知府，你才是守土的。”（“贯受命宣抚，非守土也。”《宋史·列传·卷二百二十七》）于是，守城的领头人变成了太原知府张孝纯，还有童贯的副手王禀。

公元1125年，宋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初八，童贯仓皇逃出太原城。

十天之后，金军的前哨部队抵达太原。

出逃的童贯，直奔汴梁而来。

此时的汴梁城中，一片恐慌。

朝堂上，主战派和主和派激烈地争论着；朝堂下，前线的战事消息像雪片一样飞回都城。普通皇帝面对如此的危局，一般都会有两个本能的反应，—“战”或者“和”，接下来一定是召集大臣们来讨论这两个选项。主战派和主和派，不管出于何种政治目的，一定会进行“战”与“和”之间的辩论，各陈利弊。最后，综合各方意见，皇帝拍板决策。

不过，这是普通皇帝才干的事情，宋徽宗不是普通皇帝，是文艺皇帝。文艺皇帝天生想法比较多，想象力比较丰富。宋徽宗并没有仔细推敲过如何来处理危局，因为在他的心里，除了战与和之外，还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逃避。就像一只鸵鸟，遇到危险，他就会习惯性地将头埋在沙子里。宋徽宗的逻辑是，只要是我看不见，那么这件事情就等于根本不存在，所以也就不会有那些糟心的恐慌和无奈。

皇帝假装看不见，但大宋朝廷的官员们却无法逃避。

关键时刻，时任太常少卿的李纲站出来了。李纲是一个文人，却是一个坚决的主战派。在此后很多年李纲的大宋政治生涯中，他时而会欠缺军事指挥能力，时而会呈现出文人般的天真和迂腐，但李纲从来不欠缺的就是勇气。而当国家危难之际，所有的战略推演都是假设，只有热血沸腾、振臂一呼的勇气，才能够凝聚军民们的战斗力。

或许是受到了当年李隆基西逃四川、李亨北上灵武称帝并最终平定安史之乱的启发，李纲提议，宋徽宗传位给太子赵桓，以激励士气，招募天下英雄勤王。

这个时候的宋徽宗，已经张皇失措，顾及不了那么多了。

传位可以，招募天下英雄勤王，这事对于皇帝来说就太危险了。

艺术家要是死在战场上就太可惜了，要献身也应该是为艺术献身，所以当前只要能够保命就好。做一个太平皇帝自然舒服不过，但战端一起，莫如眼不见心不烦，卸下一身重担，一走了之。打定主意的宋徽宗，下诏传位给自己的太子赵桓。

童贯马不停蹄赶回东京汴梁的时候，新皇帝的工作已经交接完毕了。

新皇帝宋钦宗并不熟悉政务，在他的心目中，那个能征惯战的老帅童贯，很有可能是自己的一根救命稻草。之前还担心没人主动请缨守京城，结果童贯千里迢迢从太原跑回来了，那就童贯挂帅吧。不过童贯并不买宋钦宗的账—你这孩子，真是嫌我死得不够快，而且你也真是对艺术家不够尊重。

童贯坚决不挂帅，因为他要护送宋徽宗一起逃跑。

太上皇逃跑，下边的士兵心寒了。于是在宋徽宗出城的时候，士兵们哭声一片，并且准备挡住他的车马。童贯唯恐宋徽宗走不成了，命令胜捷军放箭，瞬间上百人被射中。（“贯唯恐行不速，使亲军射之，中矢而踣者百余人。”《宋史》）

童贯和宋徽宗扬长而去。

宋徽宗走后没有几天，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初八，完颜宗望的东路军，兵临东京。

内心极度恐惧的宋徽宗赵佶，一路狂奔到了安徽亳州，接着又惊魂未定地躲到了更靠南的江苏镇江。就像当年的唐玄宗一样，宋徽宗遥望着京师，关注着儿子的一举一动。

被错综复杂的形势裹挟着推到大宋政治军事前台的宋钦宗赵桓，这时候又惊又喜。惊的是，金军兵临城下，江山社稷风雨飘摇；喜的是，春秋正盛的宋徽宗逃跑，自己居然一夜之间黄袍加身。心情复杂的宋钦宗，能够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知恩图报，加封李纲为尚书右丞。并且，责成李纲负责整个东京汴梁的防务工作。文人出身的李纲，除了加固城防、稳定军心之外，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他热切盼望着一个人的到来。

这个人，叫种（g）师道。

种师道，山西人，长期带领大宋常备正规军，战斗在西北对抗西夏和西羌的作战一线。他一手栽培的部队“西军”，是当时所有勤王队伍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

西军的全称是“西北禁军”，是当时大宋全境三支常备禁军之一。

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北宋时期的兵制。

北宋自赵匡胤立国，长期以来，在宏观治国方略上，重文而轻武；在微观军事部署上，重中央而轻地方。当年的赵匡胤，为了防止地方军头作乱，从而重蹈晚唐藩镇割据的覆辙，索性把地方州府军队的精壮，全部收归中央所有，由朝廷统一编制训练，而称为“禁军”；禁军抽调之后，地方州府上剩下的老弱病残，统统被划归“厢军”。厢军名义上是地方军队，实际上由于国家重视程度不够，缺粮少饷，后来慢慢沦落为种草养花、杀猪喂牛的杂务兵；在更加边远的乡镇，则存在着“乡兵”。乡兵也就是民兵，兵力虽然不少，但并没有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而乡兵本身也并没有脱离生产劳作，基本上是放下刀枪拿起锄头，脱下军装就是本本分分的农民。

总而言之，北宋的部队，厢军和乡兵都是“打酱油”为主，只有禁军才称得上是正规军，而且是常备的职业正规军。

《水浒传》中动不动就讲“八十万禁军总教头”，实际上禁军数量的顶峰也确实有八十万之多，只是这么多的禁军，绝对不会全部布置在东京汴梁。北宋末年的禁军按照地域，分成了河北禁军、西北禁军和中央禁军。河北禁军主要防备北方的辽国契丹人，西北禁军主要防备西夏党项人，中央禁军主要拱卫京师而归朝廷直属，是禁军中的机动部队。

在三大禁军之中，当时实力最强的就是“西北禁军”。西军长期驻守在西北军事一线，兵源中既有汉人也有少数民族。这样混编的一支部队，战斗作风极其强悍，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也堪称一流。西军中的大部分士兵，世代作为大宋的职业军人，因此有着与生俱来的国家荣誉感，在作战中勇冠三军，视死如归。比如《杨家将》中的“十二寡妇征西”，其实也不完全是虚构。真实历史中的“西军”，年轻士兵们常年外出打仗，有时候会成建制地为国捐躯。而剩下的小寡妇们，在自己的男人们战死之后，一则需要为男人们守节，二则寡妇们经常聚居在一起生活，形成一种女人们互帮互助的全新家庭生活。

西军中最为有名的三支部队—评书演义中的“杨家将”，杨府佘老太君娘家的“佘家军”，以及我们马上就要提到的种师道的“种家军”。

大宋帝国风雨飘摇之际，种师道率领西军万里勤王，杀回东京。

作为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老将，时年75岁的种师道带来的不仅是十万强悍的西军，还带给了汴梁这座城市以必胜的信念。风尘仆仆的种师道先是进城面见新皇帝，之后同城内的李纲等主战派大臣商议如何抗金。之后，老将种师道选择了撤出汴梁城，率领自己的西军在城外扎营，以一种时刻准备作战的态势，在城外同金军对峙。年逾古稀的老将种师道，选择了这样一种霸气的方式来面对强大的蛮族骑兵，用一种更加张扬的方式向蛮族军队进行军事宣示。

这样，东京汴梁的勤王部队与城内严阵以待的军民，呈里应外合之势，同骄横的完颜宗望僵持起来。

完颜宗望看到西路军迟迟不到，自己的东路军势单力孤，无法完成对汴梁的合围，几次小规模战斗也占不到任何便宜，只能退而求其次，考虑议和。

被派出去谈和的代表，是康王赵构。

赵构是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宋钦宗的弟弟。实际上我们不用纠结于第几个儿子，是不是弟弟的问题。因为宋徽宗的儿子太多，除了能够当皇帝的，大多数都不怎么值钱。而且能够派出去做和谈代表的亲王，本身就冒着被扣押或者被搞成人质的危险，所以这样的亲王，多半也是平时不怎么受待见的。倒是年轻气盛的康王赵构表现得十分淡定，跟自己的哥哥宋钦宗辞别之后，怀着一种视死如归的慷慨，出城进入了金军大营。

实际上，赵构这一去，就差点回不来了。

因为就在赵构和谈的当口，宋钦宗居然安排人跑过来劫营了。劫营的人叫作姚平仲，也是西军的一员虎将。说姚平仲是虎虎生威的虎将并不过分，面对金军的虎狼之师，最起码姚平仲有强出头的勇气。然而这个劫营的时机实在是选得太差，完全没有顾及到万一劫营失败，和谈人员的安全问题。而且还有一点，西军姚平仲的姚家和种师道的种家，长期以来就有瑜亮情结。姚平仲为了抢头功，所以他的计划并没有跟老将军种师道提前商量，而是直接汇报给了宋钦宗，宋钦宗特批姚平仲劫营。当然，这都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姚平仲的劫营还真的就失败了。

失败之后的姚平仲连夜逃跑，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到了几十年后的宋孝宗时代，才有人在四川重新见到了八十多岁的姚平仲，依然身体倍儿棒，虎虎生威。

其实，这次议和的背景是平等的，也就是说，当时的情形是谁也吃不掉谁的僵持局面。然而，姚平仲劫营失败，宋军一方输人又输阵。战场上打不过，道义上也居于下风，谈判地位急转直下。

经过之后一周的紧张交流，双方终于达成妥协。

懦弱的宋钦宗，答应了完颜宗望极其苛刻的讲和条件。条件具体包括三项：

第一，大宋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地给金国，换句话讲，宋金联手灭辽的战争之后，幽云十六州非但没有收回，大宋反而倒贴，让金国把国境线从幽云十六州向南推进到了山西中部，河北南部。第二，金国和大宋，以伯侄之礼相称。当然，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女真人这个伯侄之礼，比一百多年前契丹人对后晋皇帝石敬瑭的父子之礼以及石重贵的爷孙之礼，倒还是文明进步了不少。第三，金人认为前面送来的康王赵构恐怕是个冒牌货，否则宋钦宗不会安排人半夜来劫营，拿着自己弟弟的命开玩笑。完颜宗望要求用康王赵构换肃王赵枢，又把赵枢作为人质，押往金国。

和谈之后，完颜宗望大军北归，略感遗憾。

和谈之后，李纲马上递了辞呈，他想知道皇帝的心会不会疼。

说到底，宋钦宗这事吧，干得挺不地道的。要说割地赔款也不是什么稀奇事，但是你总不能这个节骨眼上把太原卖掉吧？人家太原那边还正在打仗，数万太原军民死死拖住了完颜宗翰的西路军。完颜宗翰眼看无法完成占领洛阳以及会师东京的战略企图，索性分兵给完颜银术可，自己单独带着一票人马南下找东路军会合。走到一半才听说，东路军和宋钦宗达成议和了。

于是，完颜宗翰把和谈结果通知了太原守军，要求太原守军贯彻契约精神，开城投降。

太原守军，没理这个茬。

不仅太原如此，另外两个城市中山、河间也都不买中央政府的账。

面对来势汹汹的女真金国，这一次无论首都还是地方，仗都打得如此漂亮。就像下棋一样，满盘都是胜局，大家并不甘心投降，甚至和棋都不行。

同样不甘心的，还有老将种师道。老将军献策宋钦宗，希望充分利用黄河天险，派人在半路截杀北归的完颜宗望东路军。然而，朝廷主和派给出的信号是，既然已经息事宁人，就不要自讨麻烦了。否则惹怒女真人再遭顿打，那就得不偿失了。

最终，种师道的建议被宋钦宗拒绝，老将军一病不起。

应该来讲，东京保卫战在军事上是成功的，以李纲和种师道为首的主战派获得了最终的胜利；然而，东京保卫战在政治上又是极其失败的。这一次，优柔寡断的宋钦宗不仅没有将狂妄的敌人打疼，反而在战场上尽得优势的情况下，同意了屈辱的讲和条件。这次和谈结果，更加让女真人看到了中原汉人的软弱可欺，为接下来金军更加疯狂的进攻埋下了伏笔。

东京保卫战之后，宋钦宗接受百姓和朝臣的意见，将开战之前畏战逃跑的童贯斩首。之后，又将举家南逃的蔡京贬官流放，蔡京当年就病死在湖南。

宋徽宗追求艺术的同路人—公相蔡京和媪相童贯，在同一年一命呜呼。

汴梁之围既然已经解除，外部同金国的矛盾可以暂时告一段落，内部的各种矛盾又开始浮出水面。在主和派们的坚持之下，宋钦宗居然让一个文人李纲，到华北一代宋金交兵的前线，去担任河东、河北宣抚使。

军事外行的李纲，只是刚刚机缘巧合客串了一把保卫东京的总指挥，没有想到就被直接弄到了战斗最为激烈的华北一线，成了职业军人。看起来非常荒谬的安排，但其实是在意料之中。女真人兵临城下的时候，是老臣李纲振臂一呼，然后朝堂上主和派鸦雀无声，就算是鸦雀偶尔发几声，李纲也可以义正辞严地说一句：“你行你上，不行别瞎闹！”为了胜利，得罪主和派的事情，李纲确实没少干。然而，一旦女真人撤军，主和派们反攻倒算的机会就来了，他们不用撸袖子直接跟李纲撕破脸，只需要在宋钦宗的耳边聒噪：“东京没事了，北方战线还吃紧。朝廷用人之际，谁行谁上啊……”

这就是典型的古代官场厚黑学。

人性的阴暗之处，就在于此。

靖康元年八月，名义上成为宣抚使的李纲，来到了战斗已经进入白热化的太原，准备对太原进行救援。然而，形势却不容乐观。

首先是，早在这一年的五月，第一次救援就已经实施了。帝国能够拿得出手的大杀器，还是西军。挂帅的是姚平仲的干爹姚古，挂副帅的是种师道的弟弟种师中。姚古从长冶北上，种师中由井陉西进，再加上张孝纯的儿子张灏自领一军，三路大军夹击太原。然而姚家和种家的这次联袂出击失败了，种师中战死，姚古则被军事法庭判刑，流放到了岭南。

这一次的失败，加上之前姚平仲的劫营失败，几乎断送了西军所有的精锐。也就是说，西军没了，李纲根本手里没有王牌可打。

其次，对于李纲来讲，他的这个宣抚使跟当年童贯的根本没法比，是个有名无实的背锅侠而已。自己带人上，手里没有人；调动别人上，别人谁也不鸟他。各路大军无人节制，结果又全部通过远在东京的宋钦宗远程指挥。

李纲这活，根本就没法干。

第二次救援太原，再告失败。

于是，主和派们终于找到借口，给李纲一个“专主战议，丧师费财”（《宋史·列传·卷一百一十七》）的帽子。一纸调令，李纲被贬谪到江西。此外，东京保卫战期间，各地前来勤王的几十万军队，因为军费原因，在短时间被主和派遣散，或者派往其他战事更加吃紧的地区。

除了主战、主和派们的口水横飞之外，还有皇室内部的政治阴谋论。

在权力春药中迷醉的宋钦宗，居然怀疑起远在镇江的太上皇赵佶，担心老父亲会不会在南方另立一个政权。当然根据种种事后的史料证明，此时的赵佶，对于另立政权也不是完全没有想法。不过，在宋钦宗的一再敦促以及众大臣的斡旋之下，太上皇赵佶不情不愿地回到东京汴梁。

刚开始，因为宋钦宗心中的那点人所共知的小芥蒂，太上皇赵佶被安排入住边远的龙德宫，而不是宋钦宗所在的大内皇宫—延福宫；然而不久，熟读史书的宋钦宗，又仿效唐肃宗李亨，将身处皇宫之外的太上皇赵佶，从龙德宫强行搬回了延福宫严加看管。值得一提的是，延福宫这座皇宫，虽然比不上唐代大明宫那样有名气，但延福宫其实正是在浪漫的宋徽宗时代大肆扩建，并最终成为帝国内最为奢华和最富有艺术气息的建筑精华。北宋前期的皇宫都十分寒酸，延福宫的扩建，一改往日皇家的朴素传统，也融入了宋徽宗赵佶的个人情感。所以，刚刚回到东京的太上皇，被皇帝阻挡在延福宫之外是强迫；而后来，被重新召回延福宫则又是强迫。

宋钦宗性格中的多疑和反复无常，可见一斑。而父子之间的矛盾，也像野草一样，慢慢在各自的心里酝酿开来。

然而，一切在巨大的军事压力面前，都再也算不得什么。

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十四，仅仅距离上一次撤兵半年之后，金军卷土重来，大举南下。提前得到消息的老将军种师道，在自己的弥留之际上书宋钦宗，陈说此次金兵来者不善，希望皇帝能够迁都长安，避敌锋芒的同时，回归汉人的龙兴之地。

种师道的建议，是有一定道理的。

北宋开国之后的很多年中，一直有开封和洛阳的都城之争。

很显然，相比我们前文讲到的长安、洛阳之山河四塞，拒险而守，北宋首都东京汴梁（今开封）实际上处于一马平川的黄淮海大平原上，是个严格意义上的四战之地。甚至赵匡胤和赵光义还因为这个问题，有过一次非常激烈的交谈。赵匡胤坚持要定都洛阳，赵光义坚持要定都开封。最后赵光义说了一句：“在德不在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开宝九年》）也就是说，国家的长治久安，靠的不是山河之险，而是要靠人品。

赵匡胤被顶了回去，后来也就没有再坚持立场。所以这句话最终使得赵匡胤放弃了迁都洛阳的念头。但这个故事的尾声，颇为耐人寻味。赵光义离开之后，赵匡胤才对周围的人重新提起了这件事说：“赵二说的其实有道理，我今天也就依了他，但是不出百年，天下的民力可就枯竭了。”（“晋王（赵光义）之言固善，今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

图 2-11 洛阳盆地和豫西通道

洛阳虽然去不成，但是赵匡胤心中还是有些许念想的。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地图（见图2-11）—洛阳盆地东出中原到开封，必经之路就是虎牢关一线，这就是当年李世民和窦建德为什么选择在虎牢关一决生死的根本原因。所谓的虎牢关一线，其实并不是只有虎牢关一座城，在这条狭小的通道内有若干座城市，比如荥（xíng）阳（今河南荥阳）、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巩县（今河南巩义）。而这条狭小的、由若干城市排成一条一字长蛇阵组成的通道，我们称之为“豫西通道”。所以，从开封到洛阳，最为便捷的道路就是“豫西通道”。（见图2-11）

宋太祖赵匡胤生前迁都不成，只能寄希望于死后。于是赵匡胤生前，把宋氏皇陵地址选择在了洛阳和开封之间的巩县，恰好卡在豫西通道的交通要冲上。也就是说，将来无论都城在开封，还是说迁都洛阳，拜祭祖陵都很方便。甚至万一哪天迁坟，也很方便。于是宋太祖之后、宋徽宗之前的“七帝八陵”，选址都在巩县。

事实上，当初北宋选择开封做首都的理由本身也很牵强。

第一个原因，五代几个乱世王朝，对于定都开封，有着历史继承的惯性。

宋开国之前，开封作为唐以后五代几个乱世王朝的首都，已经先后经营了半个世纪之久。从后梁开始，中间除了后唐短暂将首都定在洛阳外，一直是在开封定都。当初后梁选择定都在开封，一部分原因是朱温起家就在开封，相当于是他本人的根据地。朱温为了毁掉大唐的帝国基业，先是烧掉了长安城，逼迫皇室东迁洛阳；之后还不过瘾，又在洛阳大开杀戒，断了皇室的龙脉。长安和洛阳沾的人血过多，最终朱温才确定了定都开封。即便如此，后来朱温的后梁还是在开封和洛阳之间摇摆，经历了西迁洛阳以及还都开封的反复。

第二个原因，当时北宋的经济中心，已经转移到了江南一带。

由于北方农耕区开发较早，人类对水土破坏较大，北方自然环境逐步恶化。同时，北方多年战乱，大量人口向南迁徙。人口的涌入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大发展，首先得到发展的就是江南。中国经济中心逐步南移是中国的宏观经济现象，从隋唐直到今天，这个进程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

同时，当年隋朝开凿大运河，繁荣了整个中国东部地区的漕运。漕运的发达就类似于我们今天高铁的蓬勃发展，由此带来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北宋末年的东京汴梁，所需大量的吃穿住用行的商品都来源于江南，因此汴梁的运河漕运，是让北宋政权始终不能下定决心迁都洛阳或者长安的原因之一。同时由于大运河的地理位置因素，更加速了当时整个中国的经济中心大趋势由北向南移动，而政治中心则是由西向东移动。隋朝大运河历经几百年的沧桑还有战乱，到了宋开国的时候，已经开始出现功能的退化。宋初的大运河，江南到汴梁这段还可以用，但再往上游到洛阳和关中，则经常淤塞（见图2-12）。因此，不管是关中平原还是洛阳盆地，如果想要分享东部经济发展的红利，物流成本都太高了。

总而言之，由于历史传承和漕运方便，赵匡胤最早选择了开封做首都。而且为了维护首都的军事安全，北宋中央政府不惜耗费大量军费开支，维持着一支庞大的中央禁军，来保卫无险可守的东京汴梁。

很显然，在第一次东京保卫战的军事中吃到苦头，但是又在和谈中尝到甜头的女真人，第二次南下一定是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面对如狼似虎的金国军队，宋钦宗既然打又打不过，跑又不想跑，那么放弃富庶的东京汴梁，迁都到据有山河之险的洛阳或者长安，则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情。然而这一次，种师道的迁都建议依然没有被采纳。威震陇东的老将军，带着悲哀和遗憾，离开了人世。

图2-12 隋运河分布图

靖康元年秋天的这次金兵南侵，依然故伎重演，由完颜宗翰和完颜宗望分别率领西路军和东路军直逼汴梁。这一次的金军，吸取了上一次两路进攻而不能有效协同呼应的教训，重点开始圈定在太原这块河东劫材身上。

太原城的军民内无粮草，外无援兵，而且朝廷还偷偷把自己割让给了金国。这座城市历经八个多月艰苦卓绝的战斗，打退了金兵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并且为第一次东京保卫战的胜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一次金国几乎是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重新集结到太原城下。战争变得愈发惨烈，城外金兵依然伤亡惨重，城内也已经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场景。

九月初三，太原城破。

太原知府张孝纯被俘，主将王禀率领军民实施了巷战，太原城内大量的“丁字路口”派上了用场。硬汉王禀最终身中十枪，投汾河自杀殉国。

太原城这块劫材，终于沦陷；而整个河东也被金军所掌握。

金国的东、西两路齐头并进，直奔东京汴梁。这一次的战争跟上一次有很多不同之处。

（1）此时城内再也没有李纲，而城外也再看不到种师道了。

（2）金军合兵一处，号称十五万。兵力之多，开封城被围得水泄不通。

（3）朝廷主和派上位，为避免激怒金军，命令各路勤王部队按兵不动。

（4）最后一条，也是最要命的。宋钦宗赵桓，居然相信一个叫作郭京的江湖骗子，让他担任城防总指挥。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宋钦宗让这个叫作郭京的人去“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这样的东京保卫战，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行为艺术。

战争的结局，几乎是可以预见的。

靖康元年十一月，汴梁的外城被攻破，金军蜂拥而入。然而蹊跷的是，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当口，金军突然宣布停止进攻，要求宋钦宗出来讲和。

不过，讲和是一门艺术。

和谈的先决条件，并不是因为战斗的双方爱好和平，也不是因为强者愿意对于弱者施舍巨大的怜悯。和谈本身，其实是战争的延续，战争中解决不掉的问题，也不要幻想能够通过和谈解决掉。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强者一方胜势过于明显的时候，弱者一方甚至根本没有资格坐上谈判桌。所以，讲和这件事情，对于兵临城下这种攻守形势而言，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换句话讲，第一次东京保卫战，是军事为政治服务，所以才有了最后和谈成功。而这一次，根本不存在和谈的基本条件。此外，宋军和金军相比，劣势就是太按照套路出牌了。要知道，新生的金国女真人，同接受汉地文明百年的辽国契丹人相比，汉化程度极低，女真勇士们尚且完全不懂一些最基本的外交礼节。这样的和谈，无异于与虎谋皮，简直是异想天开的一件事情。

然而，毫无政治素养的宋钦宗，最后真的带人出城和谈了。

之后，宋钦宗被当作战俘，扣在金营待了整整三天。三天囚犯生活，饥寒交迫之中的宋钦宗，像一名小学生写检讨一样，被关在小黑屋写投降书。按照女真人强迫要求的作文标准—四六对偶格式，对投降书的草稿一改再改，直到女真人满意为止。最后，宋钦宗还要面北磕头行礼，向万里之外的金国皇帝称臣表示归顺之后，才被放回。

之后不久，金人再次要求宋钦宗去“和谈”。这一次，金人变本加厉，将宋钦宗扣留了三个月。其间，金人对宋钦宗极尽羞辱之能事。宋钦宗这样的和谈，谈判地位甚至不如一个战俘，或者说一个囚犯。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和谈，宋钦宗赵桓居然还充满了最后的一点幻想和希望。

以皇帝为人质，以威胁杀死宋钦宗为条件，金人要求城内的朝廷出面，借大宋中央政府之手，筹集和搜刮大量金银布帛。一直到城内再无油水可捞，一直到城内弹尽粮绝、饿殍满地的时候，金军指挥官命令部队，对汴梁内城实施最后的总攻。野蛮的女真士兵们冲入内城，大肆烧杀抢掠。

汴梁城外再远处一点的巩县，从宋太祖到宋哲宗连续七代赵氏皇陵和宗庙，被女真士兵付之一炬，部分地宫还被挖开，赵宋王朝列祖列宗们的尸骨被暴露在荒野之中。

汴梁沦为一座悲伤之城—北宋亡国了。

在漫天的北风呼啸之中，被金人废为庶人的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作为俘虏被押往北方遥远的金国。一起被当作战利品的，还有宋徽宗、宋钦宗几乎所有的后妃、皇子、帝姬（公主）、大臣等几千人，此外还有宫中不可胜数的礼器、典籍、图书、古董、工匠。与此同时，十几万百姓也作为金人奴隶，被强行带到北国。大宋皇室成员，一路上受尽了饥寒交迫，也受尽了金兵的人格侮辱。其中超过一半的女眷，在押运的途中就被金人折磨致死。

当历尽九死一生到达金国首都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之后，宋徽宗、宋钦宗以及还活着的后妃、宗室、诸王、帝姬、驸马，统统被拉到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宗庙，去行“牵羊礼”（顾名思义，是对俘虏的一种带有侮辱性质的模仿牵羊的受降仪式）。因为受不了牵羊礼轻贱的朱皇后，当夜投水自尽。可怜堂堂七尺男儿，两位懦弱的皇帝宋徽宗、宋钦宗，甚至不如女流之辈朱皇后，他们连死的勇气都没有。不久，徽钦二帝分别被封为“昏德公”“重昏侯”，以示羞辱。

公元1135年，也就是靖康之耻之后的第八年，宋徽宗赵佶在金国的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去世。去世之后，按照金人的风俗，宋徽宗的遗体被火烧焦，制成了灯油。贵为天子时，还曾和自己的父亲钩心斗角的宋钦宗赵桓，嚎啕大哭，痛不欲生。

值得一提的是，仅仅在北国苟且地生活八年的风流天子宋徽宗，居然和金人妇女还生了六个儿子和八个女儿。并且，他的后代也融入到了后来的满族血统中去。一直到了清朝灭亡，民国肇始，包括爱新觉罗氏在内的很多满族人改汉姓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改了“赵”姓。

公元1156年，宋钦宗在燕京（今北京）去世。

或许，至死，宋钦宗都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自己短短两年的皇帝生涯。他用拙劣的政治表现，回报了他同样在政治上不合格的父亲。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讲，宋钦宗只是在为父亲还债，因为毕竟靖康之变的祸根，实际早在宋徽宗时代就已经埋下。但父子二人的性格一脉相承，这种性格影响了他们的命运，也深刻而惨痛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至今读来，都觉字字泣血，让人悲痛难当。

1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2完颜阿骨打：（1068—1123年），女真族，虎水（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南阿什河）人。是金朝开国皇帝。天庆四年（1114年），起兵反抗辽朝，收国元年（1115年）正月，建国号“金”，年号“收国”，建都会宁府。同年十二月，加号大圣皇帝。在位期间，把猛安谋克制度改为军事行政组织。完颜阿骨打作为女真奴隶主的总首领，完成了建国、破辽两件大事。女真族的历史从此开始了一个新时期。

3居庸关: 是京北长城沿线上的著名古关城，“天下九塞”之一，“太行八陉”之八。关城所在的峡谷，属太行余脉军都山地，地形极为险要。居庸关与紫荆关、倒马关、固关并称明朝“京西四大名关”，其中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又称“内三关”。

4袁崇焕：（1584—1630年），字元素，籍贯广东东莞石碣，通籍广西梧州。明朝末年蓟辽督师。于崇祯二年（1629年）击退皇太极，解京师之围后，被魏忠贤余党以“擅杀岛帅（毛文龙）”“与清廷议和”“市米资敌”等罪名弹劾，皇太极又趁机实施反间计，袁崇焕最终被朱由检认为与后金有密约而遭凌迟处死。

5平型关大捷：是指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平型关附近，为了配合第二战区的友军作战，阻挡日军攻势，由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指挥，充分发挥近战和山地战的特长，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进行的一次成功伏击战，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战大捷，是八路军出师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6火烧阳明堡机场：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为配合正面战场的忻口战役，在山西代县袭击日军飞机场的战斗。1937年10月19日夜，八路军129师第769团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协助下，隐蔽地进入代县南阳明堡飞机场，突然发起进攻，歼灭日军100余人，击毁击伤飞机24架，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

7阎锡山：（1883—1960年），清末民国时期重要政治、军事人物，晋系军阀的首领。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字百川，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民国六年（1917年），兼任山西省长，民国十六年（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抗日战争时期采取两面政策。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8月1日，他正式创办了对山西现代工业发展影响深远的西北实业公司，并出任总经理。1949年4月逃离山西，后赴台湾，1960年病逝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