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的父债子还（1 / 2）

与唐玄宗相比，宋徽宗是更加“高产”的皇帝，他生育的子女多达80个，其中有38个儿子和42个女儿。两个人的另外一个相似之处是，都曾经做过太上皇。然而，同唐玄宗最终在长安郁郁而终不同，宋徽宗的下场则更加凄凉。宋徽宗有如此之多的孩子，但他最终选定的接班人是最坑爹的儿子宋钦宗。两个人懦弱的基因一脉相承，最终酿成了“靖康之变”。我们先从宋徽宗开始讲起。

宋徽宗赵佶（jí）皇帝生涯的开始，充满着极大的偶然性。

宋徽宗的父亲宋神宗赵顼（xū），是特别想有一番作为的皇帝，他在任期间推行的“王安石变法”，更是为后世所津津乐道。不过天不假年，宋神宗只活了37岁，就遗憾地告别了人世，以及他心中的帝国宏伟蓝图。宋神宗生前，他的皇后向氏没有生育，因此神宗没有嫡出的儿子，他的14个儿子都是嫔妃所生的庶子。在众多庶子之中，最终选定的继承人，是当时在世最年长的儿子—宋哲宗赵煦。

宋哲宗是个更加悲催的皇帝。他登基时只有8岁，长期被自己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氏（高滔滔）干政。高太后是北宋历史上一个很关键的人物，由于宋神宗英年早逝，导致王安石的新政戛然而止。高太后之后任用司马光[1]，对新政的主导人实施了反攻倒算。自高太后开始，北宋的党争愈演愈烈，大宋帝国开始进入衰败期。宋哲宗本人是一位颇有头脑的皇帝，但是也长期遭受高太后压制，后来完全沦为傀儡，就像一个空壳子的橡皮图章。被架空的皇帝好不容易熬到成年，结果23岁就病死了。去世的时候，宋哲宗甚至都还没有自己的儿子。没办法，皇帝继承人就只能从宋哲宗的兄弟里面来选。

兄终弟及，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非主流的皇位继承方式。一般情况下，兄终弟及考虑更多的因素是“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也就是说，这种方式能够保证皇帝大位不会任性地交给一个幼童，进而出现皇权旁落给外戚、宦官，甚至最终崩盘的极端局面。然而，这种方式最大的弊端，是同辈继承违反了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容易给平辈身份相同的众多皇族兄弟，造成继承人合法性的困扰，从而酿成更加血腥的皇室内斗。

前朝的兄终弟及，有顺风顺水的，比如三国的孙策和孙权就是平稳交接，保证了东吴孙氏政权的稳定，此后三分天下有其一；当然也有鸡飞狗跳的，比如本朝的赵匡胤和赵光义，把一个极其严肃的皇帝工作交接，生生给弄成了娱乐圈的悬疑大片—烛影斧声。这件事，成了北宋民间街头巷尾的谈资，后世历代的好事者竞相八卦，乐此不疲。

不过，宋哲宗的弟弟们，却并不存在这样的困扰。

作为刚刚驾崩的宋哲宗的同父异母弟弟，端王赵佶只是宋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然而，赵佶之前的十个哥哥，有九个已经不在人世。唯一一个在世，还能和赵佶形成竞争关系的候选人，是申王赵佖（bì）。然而申王赵佖，却患有非常严重的眼疾，看不见东西。

就这样，连续两代皇帝早亡，唯一的哥哥又是个盲人，赵佶意外而又幸运地登上了皇位。这一年，是公元1100年，宋徽宗赵佶时年18岁。

做皇帝之前的赵佶，已经是一位书法和绘画艺术的狂热爱好者。这一点，在他即位做皇帝之后，也丝毫没有改变，甚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宋徽宗的左膀右臂之一，官至尚书左丞的蔡京，就是北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当时的书法界，有“苏黄米蔡”四大家的说法。而蔡家，无论蔡襄还是蔡卞，都远远比不上蔡京的书法出色。一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蔡京的作品，比如《节夫帖》《宫使帖》等。

要说蔡京也是位老臣，年轻的宋徽宗做皇帝的这一年，蔡京已经年过半百了。应该来讲，蔡京跟宋徽宗压根就不是一个辈分的人，如果不是因为艺术上的这点共同追求，两人想来也很难玩到一起去。已经53岁的蔡京在官场上混得并不好，新皇帝一上任，他就接到一纸调令，被贬官到太原去了。后来，郁郁不得志的蔡京，画了一幅画，叫作《爱莫助之图》，而这幅画辗转到了宋徽宗手里，慧眼识英才的宋徽宗眼前一亮，蔡京这下才迎来了自己在大宋朝廷的春天。

宋徽宗的另外一个股肱之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册封为王的太监童贯。

童贯比蔡京的岁数稍小，但也是常年混迹于官场上的中年油腻大叔一枚。童贯擅长鉴赏各类金石玉器，是当时北宋一位出色的鉴宝专家。宋徽宗特意封童贯为自己的特勤供奉官，到处搜集各路名家的书画作品。童贯因为替宋徽宗搜罗江南的古玩字画有功，而被破格提拔。童贯把搜罗字画这件事情当成了自己的专业来做，因此也练就了一手好书法。比如说当年童贯曾经搜罗到发迹之前的蔡京的画作、屏风、折扇等不一而足，童贯就在画作上写上自己的评语，然后再转交给皇帝。凭着这股子对于专业知识的钻研精神，以及自学成才的成功欲望，童贯后来官运亨通，尤其是在帝国枢密院中掌兵多年。

换句话讲，包括宋徽宗本人在内，在当时北宋中央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居然少有政治家，反而是云集了一群艺术家。这样的政府机构，在治理国家时很难做到对症下药。更何况，蔡京和童贯这两位北宋高官，除了爱好艺术之外，还玩弄权术，卖官鬻爵，把朝野内外搞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当时宋徽宗朝的大臣们调侃这二位奇葩，私下里把蔡京戏称为“公相”（公宰相），而把童贯戏称为“媪（ǎo）相”（母宰相）。

有了这二位宠臣的忠心辅佐，宋徽宗则腾出更多时间来考虑更高层次的问题。比如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如何更加系统化、流程化、模块化地获取奇珍异宝、名家名作上面来。宋徽宗非常有创意地创造了一个叫作“花石纲”的物流方式。古代最为先进的物流方式莫过于水路运输，大宋也不例外。而所谓的“纲”，意思是指一个物流团队，一般来说十艘船就成为“一纲”。所谓“花石纲”，也就是专门运送花石的专业物流团队。

花石纲因为是皇帝特意督办的专业队伍，因此必须体现专业性，所以在花石纲经过的地方，当地百姓要提供沿途补给以及劳动力。当然，有时候为了让花石纲船队通过，全国各地拆除桥梁，或者卸掉城门的事情，也没少干。

作为北宋政权的团队带头人，宋徽宗在搭建自己团队的时候，考虑更多的不是专业性，而是凭借个人好恶来选择团队成员。而且在这个团队的指导之下，宋徽宗则更加肆无忌惮地按照自己的个人好恶来治理天下。

不专业的行政团队，带来的一定是不专业的施政效果。

公元1120年，大宋宣和二年，是宋徽宗执政的第20个年头。

中国的华北、江浙一带先后爆发了宋江和方腊起义。尤其是方腊的起义，以宗教名义来凝聚人心，发展力量。鼎盛时期的方腊势力，占据了今天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的大片地区，方腊起义的气势之盛，不亚于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

所有这些，都为宋徽宗政权敲响了灭亡的警钟。然而，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宋徽宗却不以为然，在他眼里，官场风气败坏以及百姓民不聊生，都不能阻挡他在艺术道路上的苦苦追求。宋徽宗以官方的名义成立了“宣和画院”，自己更是参与运作，事必躬亲，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画家，比如张择端。张择端的传世精品《清明上河图》，就出自宣和画院；宋徽宗本人的花鸟画，在艺术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造诣。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国画爱好者，在临摹宋徽宗当年的作品。此外，宋徽宗还创造了一种新的书法流派—“瘦金体”。瘦金体的字体，笔法清奇，暗藏刀锋。一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认为，这种字体的确是不可多得的艺术上品。

宋徽宗的爱好十分广泛。他崇尚道教，称自己为“道君皇帝”，自己封自己为道教的教主。在此期间，宋徽宗发掘和整理了大量的道教典籍，成为后世道家的重要典籍；宋徽宗爱好茶道，整理并撰写了《大观茶论》，这本书也成为中国茶书的经典。

宋徽宗生性浪漫风流。他根据古籍记载，将赵宋皇室所有贵族女孩重新命名，把自己的公主们全部按照中国上古时代的说法，改称“帝姬”。公主以下的郡主、县主则分别改称“宗姬”和“族姬”。这是秦之后几千年的历史上，公主的称号唯一一次改名为“帝姬”；宋徽宗虽然有后宫佳丽三千，但他依然迷恋青楼女子。京城汴梁的花魁和名妓，宋徽宗雨露均沾。而在东京城内烟花柳巷的万花丛中，李师师独得皇上恩宠。为了李师师，宋徽宗居然同当时的词人周邦彦争风吃醋。不甘示弱的周邦彦因此专门写词挖苦皇帝，并曝光宋徽宗的床笫之事，成为当时娱乐圈一件极其狗血的新闻头条。

我们不妨来欣赏一下这首传说中的听床之作：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宋·周邦彦·《少年游·并刀如水》）

这首词虽然场景不雅，但意境不低，遣词造句更是不流俗。

应该来讲，有资格做宋徽宗情敌的，水平也不是一般人。

多才多艺、风流倜傥的宋徽宗赵佶，除了做皇帝不专业，其他的几乎样样都很专业。不过他忘了，皇帝才是他真正的职业，大宋政坛才是他展示自己的职场。皇帝这个职位全天下只有一个，没有正当理由不能辞职，不能退休，也没法跳槽。而且你还不能懈怠，你如果懈怠了，全天下有的是心怀叵测的人愿意取代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一定要出事的。而皇帝这个职业，只要出事，就一定是能够把天捅个窟窿的大事情。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后来的灭辽之战。

公元1115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2]建立金国，初生的金国充满活力，在军事斗争中屡败辽兵。而这个时候，历年来在同北方辽和西夏作战中没有占到过什么便宜的大宋，终于看到了趁火打劫的一点希望。如果在这个时候充分落井下石，配合金国一举灭掉辽国，则可以趁机火中取栗。如果运气足够好，甚至能够收回汉人的传统故土—幽云十六州。

前朝的五代，因为后晋儿皇帝石敬瑭的卑躬屈膝，幽云十六州在辽国的契丹人手中已经长达一个多世纪，这始终是大宋历任皇帝的一块心病。事实上，这不仅是一块心病，而且是关系到大宋帝国生死存亡的一件事情。

传统意义上的幽云十六州，又称为“燕云十六州”，在地理上是指长城以南的北京、天津和河北北部、山西北部等地区。打开一张地形图（见图2-1），我们可以看到，在汉族及游牧民族之间的拉锯战中，幽云十六州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这块区域，大概占据

图2-1 幽云十六州

了太行山山脉的北麓以及燕山山脉，是一块天然屏障。

如上，是传统教科书的叙述方式，然而我们读完之后还是一头雾水。从以上这张传统的幽云十六州示意图上，我们甚至看不出这块地方对于华夏民族生存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大片国土而已。

那么我们换一个角度，重新来审视一下幽云十六州的战略价值。

先看一张中国全年400毫米的降水量示意图，如图2-2：

图2-2 中国全年400毫米的降水量示意图

400毫米的降水量线，对于传统中国来讲，恰好是半湿润地区与半干旱地区的区分点，也是古代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天然分界线。很显然，幽云十六州（黑色部分）恰好就卡在这条界限中间。也就是说，不同于我们之前讲到的秦岭、黄河、大巴山等天然屏障隔开了古代汉人的传统人口地理单元，幽云十六州实际上刚好处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拉锯区域，秦汉隋唐等汉人农耕文明强势的时候，幽云十六州就掌握在汉人手中，作为对抗游牧民族、保卫农耕文明的“桥头堡”；而当游牧民族意识到幽云十六州的重要意义之后，则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就注定会在这一线反复争夺。一句话，隔秦岭、隔黄河的争夺，无非是农耕民族的内讧，而上升到幽云十六州，则是纯粹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生存权的厮杀了。

除了400毫米降水量线之外，幽云十六州之所以关键，还在于地形。也就是利用太行山北麓余脉，以及燕山山脉的群山组成的天然地理隔断，这样天赐的自然地理要素，为华夏民族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战略态势。（见图2-3）

图2-3 天然的地理隔断

长期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民族的威胁，主要来自正北和西北的草原文明以及东北的渔猎文明，这两个文明无论哪一个要逐鹿中原，都首先要考虑自己的行军路线问题。

我们从宏观来考虑，之前已经提到的华夏龙兴之地—关中是首当其冲的。关中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陇西，无论是“踏破贺兰山缺”还是穿越河西走廊，进攻关中就一定要过陇西。当年足智多谋的诸葛亮，思来想去也是没有穿越秦岭正面进攻关中，而是转而走陇西，再从陇西图关中。所以，陇西是游牧文明在关中方向上的角力点。比如当年的犬戎，就是从陇西出发，一路打到了镐京（今西安市西南沣水东岸），从而灭亡了华夏民族的西周。

从陇西一直往东北方向走，过陇东之后，除了沿黄河的西套平原、后套平原、前套平原等小块绿洲之外，基本上都是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还有阴山以及毛乌素沙漠，这样的地理结构，极大地保证了关中在正北方向上的军事安全。

而从关中往东北过黄河，就到了华夏民族的河东地区。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河东地区实际上是由无数个山间盆地组成的。前面讲到的李渊，就是从太原盆地出发，一路南下渡河，最终打进了关中。除东南部的长治盆地之外，河东地区的运城盆地、临汾盆地、太原盆地、忻定盆地、大同盆地，夹在吕梁山脉和太行山脉之间的这一连串小的山间谷地，像串糖葫芦一样，共同形成一个走廊式的单独的地理人口单元，成为华夏民族的传统农耕区，我们可以称之为“山西糖葫芦”。毫无疑问，游牧民族如果要对山西发动攻击，策马扬鞭跨越阴山山脉，那么云州（大同）将是他们计划中的第一站。我们放大了看山西这种独特的地理特点，如图2-4：

图2-4 “山西糖葫芦”

从山西再往东，翻越太行山，就来到了一望无际的黄淮海平原，之所以称之为“黄淮海平原”，而不是华北平原，是因为这一大片一马平川而又适合农耕文化繁荣发展的地区，实际从北到南无险可守。太行山以东，除了低矮的山东丘陵勉强算是一块屏障之外，其他如海河、黄河、淮河等天然界限，根本无力阻止北方骑兵的铁骑南下。所以，这块区域往南一直延伸到大别山一线，我们统称为“黄淮海平原”。（见图2-5）

图2-5 黄淮海平原

从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能够抵挡北方游牧文明的屏障就是燕山山脉。而抵抗的最前沿，就是北京一线。我们用更加精细的地图来看一下。（见图2-6）

图2-6 燕山一线军事防务

如图所示，从北京（幽州）来看燕山一线的军事防务的话，往西过昌平、居庸关[3]，遏制北方草原力量经过张家口地区往农耕区的渗透。后世的蒙古灭金之战，就是在居庸关附近进行了大量的军事行动。往北出密云、古北口，扼守华北的北大门，用以防备辽东地区渔猎民族可能的远程偷袭。这条路线，也正是明末清初，皇太极率领的清军，绕开正面战场袁崇焕的“关宁防线”，战略迂回对明帝国首都北京进行骚扰的路线。这次迂回，也最终导致了袁崇焕[4]人头落地。从幽州往东，也就是军事上最容易想到的一条路线—经唐山、秦皇岛，过山海关，就是出辽东的大路。

所以，燕山一线防守的重中之重，就是幽州，也就是今天的北京。

图2-7 幽州和云州

云州和幽州，就像是两个水龙头一样，分别为农耕文明扼守着来自北方的游牧文明的袭扰。中间以太行山这个巨大的“屏风”为界，各自保卫着山西像一颗颗糖葫芦粒一样的小块盆地，以及黄淮海地区长达几千里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一旦阀门失守，则来自游牧文明的铁蹄，会像洪水一样一泻千里，分成东、西两路，对农耕文明进行劫掠和破坏。（见图2-7）

综上所述，其实所谓幽云十六州，最要紧的是幽州和云州。

我们再回过头，重新研究一下山西的地形图—看起来连成一串的山间盆地，其实大同盆地和其他盆地之间，仔细看，是没有连在一起的。大同盆地和忻定盆地之间，隔着高大的恒山山脉。过恒山，就必须要过天险雁门关。所以，平面地图学历史的弊端就在这里。比如金庸的大家都在看，但是有多少人并不了解，恒山派的小尼姑们，其实一直以来就在萧远山跳崖的雁门关附近修行。而且不仅如此，当年八路军扬名天下的平型关大捷[5]、火烧阳明堡机场[6]，其实都发生在这里。

所以，即便云州失守，云州所在的大同盆地全部沦陷，实际上农耕文明依然可以退守雁门关，从而可以从容地布置第二道防线。而山西境内一个个串联在一起却又保持相对独立的山间谷地，则可以充分运用步步为营的战略方针，顽强地御敌于国门之外。反观幽州，一旦北京沦陷，则就意味着几千里的战线无险可守，农耕文明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将彻底沦为游牧文明纵横驰骋的疆场和杀场。

所以，如果“幽”和“云”之间作对比的话，更加重要的据点是幽州。

简单来讲，拥有了幽云十六州，进可以经略东北、内蒙古，退可以拒险自守，保住华北平原的汉人传统农耕区域。即便是敌人大兵压境，敌众我寡，那么有太行山和燕山群山之中的雄关漫道，也可以极大程度地迟滞游牧部落来去如风的骑兵，让中原王朝有充分的时间调集更多兵力，部署更大规模的反击。

前面讨论的是幽云十六州的气候和地理条件，我们还忽略了更加微妙的一点—幽云十六州，同时也是战马这种特殊军需物资的储备基地。

中国古代的传统马场有三个，凉州（今甘肃武威）、幽州以及云南。此时的凉州在西夏人手中，云南在大理人手中，幽州又长期为辽国所占据。当然，富裕的大宋人，往往可以用互市通商的方式，来从边境口岸获取良种战马。但是，由于土地利用率的问题，和平时期的大宋帝国，不太可能用大片的南方水田耕地，来维持一支庞大的骑兵常备军；而战端一开，战马这种特殊商品的贸易，就会像今天的石油、军火一样，在进口上受到战略竞争对手极大的限制。

正因为如此，北宋王朝的战马，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捉襟见肘，军队战备的侧重点在步兵而不是骑兵。以步兵为核心，大宋的军事科技工作者们，尝试了各种适合步兵的阵法战法，研究了最先进的筑城方式，还有主要用作近距离防守的火器等。也就是说，北宋军队擅长防守而不是进攻，擅长城防而不是野战。缺少良种战马，是导致这一后果的原因之一。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幽云十六州的问题，都让北宋政权如坐针毡。

为了幽云十六州，即便是再渺茫的赌局，也值得一试。况且，年轻的大金朝气蓬勃，宋金合力，老迈的辽帝国几乎是败局已定。

对于宋帝国来讲，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公元1118年，宋徽宗派人走海路，绕开北方辽国统治区域，辗转到达金国，同金国商议一起灭辽的计划。同时约定事成后将辽国土地一分为二，大宋的如意算盘，自然是想要拿回幽云十六州。作为火中取栗、落井下石的代价，大宋承诺将原来给辽的“岁币”（合计每年三十万匹布、二十万两银），“过户”移交给金国。这个事件，史称“海上之盟”。

也就是说，大宋这间老字号店铺虽然生意很红火，不过常年被几个黑帮小混混勒索保护费。如今黑社会里面出现了更大的一个新黑帮，新的黑帮向老的黑帮叫板，马上就要发生黑吃黑的火并。大宋老字号忙不迭地投靠新黑帮，商量联手灭掉老黑帮，而且承诺以后保护费交给新的黑帮。

仔细分析一下，其实除了岁币这件事情比较让人添堵之外，宋徽宗这次“海上之盟”的决策在战略层面，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首先，金灭辽只是时间问题，而大宋不管插不插手，之后都要直面金国的军事压力。也就是说，大宋可以假装不知道，但新黑帮一旦取代了老黑帮的位置，那么就一定会来找大宋谈保护费的事情；其次，收复幽云十六州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从大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以来的既定国策。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幽云十六州的问题是关系到大宋社稷安危的问题，幽云十六州不在自己手上，就如同河流上游的大坝在别人手中一样，放不放水或者什么时候放水，都是别人说了算。退一步讲，即便是当时大宋的决策是“联辽抗金”，而不是“联金灭辽”，那么不管胜败，对宋也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如果“联辽抗金”得胜，因金和宋之间隔着辽，那么宋也无法占据金国更多的领土；而一旦失败，那么宋除了应该上交岁币给辽、西夏之外，同时可能会再多交一份岁币给金。所以，问题不在这个盟约本身。实质的问题，是出在了后边对“海上之盟”的落实上。

公元1120年，按照海上之盟的约定，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挥师南下，发动灭辽之战。大宋则派出了媪相童贯率领的20万大军北上伐辽，配合金军两面夹攻。出人意料的是，辽军虽然在金军面前兵败如山倒，在宋军面前却像是打了鸡血一样神勇。童贯带领的宋军，军心涣散，没有战斗力。围攻燕京（幽州）多日却迟迟无法得手，反而被辽军修理得狼奔豕突。到最后，还是依靠金军的力量攻下了燕京。

经过这一仗，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渐渐明白了两件事情。第一，有一个猪队友，其实还不如没有；第二，金军打辽军，就像是大人打小孩。而宋军打辽军，居然像小孩打大人。那么再往深处想，金军打宋军呢？大人摔婴儿？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因为货比货得扔。

一场战争，宋军没有捞到任何便宜，反而将自己的真实实力，活生生暴露在了金军眼皮底下。

公元1125年，辽帝国被灭，全境被金军占领。辽末代皇帝天祚帝耶律延禧仓皇出逃，之后被金兵俘虏。已经杀红眼睛的金军将士，迅速将血迹未干的刀锋对准了大宋。

然而，即便是蛮族开战，也是需要借口的。

金国的政客们，突然想到了两年前的“张觉事件”。

张觉，辽国汉人将领。辽金之战前，镇守平州（今河北卢龙）。随着辽金战争的形势发展，张觉审时度势，叛辽投金，被金国加封为平州知州；不过，随后不久张觉就改变了想法，作为一个汉人，既然选择了当叛徒，那就索性一叛到底，索性让自己的叛徒事业升华到民族大义的高度。所以，在叛辽投金之后，张觉很快又叛金投宋。

对于这样一种军事对峙中的突发事件，大宋的政治选择显得过分犹豫和迟疑。事实上，张觉事件不仅具有军事因素，而且具有很强的政治外交因素混杂其中。大宋先是大张旗鼓地欢迎张觉投诚祖国，然而就在同一年，首鼠两端的大宋政府，却又在金军强大军事压力之下屈服，斩了张觉纳投名状。将张觉的项上人头，作为宋金继续保持和平关系的伴手礼。

“张觉事件”影响的恶劣之处在于，宋金曾有约定，不可收纳降将，宋朝违反约定在先。而中国北方不管是辽国还是后来的金国，他们的土地上都生活着大量的汉人百姓。这些汉人百姓虽然被异族统治，但是实际上绝大部分都认同大宋的汉人正统。比如十几年后的辛弃疾，虽然出生在金国，但是终其一生，他都在为南方的宋朝效力，致力于推翻金国在北方的异族统治。所以，面对张觉这件事情的处理，大宋朝廷要么不接受投诚，要么就干脆厚待投诚的汉人同胞，以收买当地百姓的人心。然而最终，大宋朝廷却接受投诚，又怯懦地将张觉斩首。

这件事怎么看都像是金国硬生生地让大宋朝廷吞了一只死苍蝇。事情到这一步，大宋朝廷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然而，在当时辽军一败涂地的节骨眼上，携灭辽之势的金国虎狼之师，又把张觉事件旧话重提。

公元1125年，以两年前的“张觉事件”为借口，金军兵分两路，南下伐宋。西路军完颜宗翰（粘罕）率六万人马，走云州（今山西大同），下山西；东路军完颜宗望（斡离不）也率六万人马，走平州（今河北卢龙），席卷华北。

如今南下的女真金国，绝对不是当年的契丹辽国。

契丹辽国当年手中紧握幽云十六州，这是契丹人对北宋作战的基础。以幽云十六州为基础，契丹人是有整体战略布局的。契丹人在云州方向一直是似防守态势为主，甚至当年宋太宗赵光义时代的雍熙北伐，潘美、杨业北出雁门关参战，还曾经短暂地光复云州；而在幽州方向，契丹人则是有限的进攻态势。当年契丹和宋在华北平原拉锯的军事分界线，就集中在今天河北的拒马河（今白沟河）一线。宋军北上进攻，最远也不过到了幽州以南的涿州（今河北涿州）附近；而辽军南下，最远也不过到了澶州（今河南濮阳）。

手握幽云十六州的天胡牌，当年契丹人并没有把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致，原因有三。

1.幽云地区契丹人立足未稳

五代辽宋夏金元，其实相当于一个对于汉族的大乱世，因为作为中原王朝主体的汉族人，不能够完全一统传统汉人的农耕区。所以在这个阶段，汉人以及汉文化本位意识受到极大冲击。契丹辽国恰好诞生于大唐之后，那个时候的汉人还比较在乎“华夷之辨”。幽云十六州这些地方的主体民族一直都是汉族，契丹对这些地方的掌控，当时还无法做到得心应手。甚至在北宋北伐的当口，比如柴荣北伐时期，后来北宋的高粱河之战，雍熙北伐时期，中原王朝所到之处，大批辽国汉人官兵，无不望风而降。

2.辽、宋两强对话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为契丹辽国奠基，后来五代时期的耶律德光把契丹人的势力范围发展到了极盛。后来又有萧太后、耶律隆绪母子二人薪火相传，才有了辽国前期的雄霸东北亚。然而要知道同时期的赵匡胤、赵光义兄弟二人也没闲着，二人崛起于五代，跟着柴荣南征北战，后来又摧枯拉朽地统一了全国大部分地区。所以你辽国开国时期斗志高昂，刀头舔血，快意恩仇；我大宋也是开国，我的牺牲精神也不差，我也是打天下的主儿啊。就这档子骨气，甚至到了三帝宋真宗时，也能被寇准掐着脖子御驾亲征。步兵确实打不过骑兵，但至少我在士气上从来就不输你。

然而相比之下，在女真金国兴起之时，形势就完全不同了。女真金国在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和金太宗完颜吴乞买统治时期，正是其创始阶段，无论政治还是军事都是极盛，外交上也是咄咄逼人的。而同时期的北宋，皇帝们则早就没有了先祖们的血性，政事和军务上也都日趋糜烂了。

3.契丹辽国对于幽云地区的小偷心态

最后一个原因就比较微妙了，因为当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得到幽云十六州，实际上是趁着中原地区战火不断，对后晋石敬瑭采取了讹诈的手段。这一点，即便是契丹人自己也毫不讳言。甚至在辽穆宗耶律璟时代，柴荣起兵北伐，势如破竹的时候，耶律璟一度不闻不问。不仅置之不理，耶律璟还跟自己的大臣解释说，那地方本来就是人家汉人的，人家现在拿回去了，也就拿回去了呗。而且后来得到了幽云十六州的耶律德光，对后晋依然不依不饶，发兵南下灭了后晋。然而，出尔反尔的耶律德光就在凯旋的路上暴死。所以，冥冥之中，契丹人对于这个坎儿还都是记忆犹新的。

不过，相比当年的辽国，女真金国人这一次南下，是一点温情、一点余地都没有留的。这一次的战略十分清晰，就是灭亡大宋。为了实现这个战略企图，金国西路军和东路军约定好在北宋的都城东京汴梁会合。而为了防止宋朝的皇帝逃跑成立傀儡政权，金国人为西路军还量身打造了釜底抽薪之计—西路军先拿下太原，再攻取洛阳，拿下洛阳切断了北宋的西逃四川之路，然后再和东路军会师于汴梁城下。

两路出击，看起来符合我们的常规地缘分析，但这一次金国人的两路出击，实际上是一条绝后计，是要把北宋两手捏住再揉碎的节奏。

我们先看完颜宗翰这一路。

这一路显然并不好走，金人的战略判断是有失误的。

我们打开前文已经分析过的这张图—“山西糖葫芦”。（见图2-8）

说起来，幽云十六州显得很大，其实就“山西糖葫芦”而言，金国人手中无非是手握“山西糖葫芦”中的大同盆地。而大同盆地隔着雁门关，南边的忻定盆地和太原盆地，统统不在金国人手中。在忻定盆地和太原盆地之间，则隔着一座石岭关。当时的石岭关，对于北宋来讲，也是一个掐着命门的地方。

我们再往南看太原。

太原这座城市，从纯军事角度考虑，地理位置好得有点离谱。太原盆地居于“山西糖葫芦”的正中央，向北威慑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向南控制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而太原这座城市，西、北、东三面靠山，南方靠水，易守难攻。

宏观来看，太原西面南面，是大宋的地盘。况且往西是吕梁山区，这里基本上不会有大的外敌入侵；往北，我们刚才说了，有一座天险石岭关；而从太原往东一路走到太行山，东出太行到华北平原就必经“井陉”。过了井陉，就是一望无际的黄淮海平原。

图2-8 “山西糖葫芦”中的关口

所谓的“陉”，是自然景观，指的是山脉中断的地方。太行山脉非常巍峨也非常险要，我们前文说了，它就像巨大的屏风一样分开了河东与河北。太行山虽然险要，但天然形成的山脉中断很多，这些地方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八百里太行，非常有名的“陉”有八个—军都陉、蒲阴陉、飞狐陉、井陉、滏口陉、白陉、太行陉、轵关陉。（见图2-9）这八个“陉”加在一起，合称“太行八陉”。而只有“陉”还不算完，在天然形成的陉的基础上，后人因为军事需要又修建了“关”。比如在军都陉，就有人工修筑的居庸关；而在蒲阴陉，就有紫荆关。

图2-9 太行八陉形势图

与之相类似，井陉的旁边，后来到了明代就修筑了“娘子关”。

所以从太原出发，东出太行到华北大平原，经常被叫作“东出娘子关”。

战国以后，历朝历代在河东起家或者称霸的实力派，无不以太原作为自己起家的中心，进可以逐鹿中原，退可以闭门自保。逐鹿中原的比如李渊父子，闭门自保的比如近代的阎锡山[7]。

往远处说，当年春秋战国时期，那是最早的晋阳保卫战。晋国的智伯瑶曾经带着魏韩两家的魏桓子、韩康子，一举包围了赵简子的晋阳城（太原城的前身），一围就是两年整，攻城军队甚至最后掘开了晋水，大水倒灌晋阳城，都没有让这座城市屈服。

往近处说，当年北宋起家，宋太祖赵匡胤持续12年，四次兴兵进攻北汉，然而却均以失败告终。北汉这个被契丹人保护的傀儡政权，由于太原这座大城的存在，顽强地在后汉灭亡之后，依然坚挺了28年之久，而其前身后汉仅仅存活了4年。五代十国，十国大部分都在南方，北汉是十国中唯一存在于中国北方和五代相抗衡的政权。

正因为如此，北汉被灭之后，效仿当年的隋文帝毁掉邺城，赵光义索性一把火烧了晋阳城，而在晋阳城的城东另建新城。而且无论称太原还是晋阳，名字听起来都太过响亮，所以北宋有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称呼新太原城为一个不伦不类的新名字—“紧州”（“平刘继元，降为紧州，军事，毁其城。”《宋史·志·卷三十九》）。

不仅如此，我们放眼全国来看。

古代的河东，即今天的山西，就是我们前文所说的表里山河—“山西糖葫芦”。地理位置就好比围棋术语中的“劫材”。所谓“劫材”，顾名思义，就是用来打劫的材料。是指黑棋白棋双方都把对方棋子围住的局面下，如果轮到白下，可以吃掉一个黑子；如果轮到黑下，同样可以吃掉一个白子。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我先拿住我就吃你，你先拿住你就吃我。

之前我们曾经说过，四关拱卫的八百里秦川，只有河东方向是关中的地理大BUG，李渊就是乘中原大乱的机会，一举渡黄河创立大唐；而对于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来说，地势较高的“山西糖葫芦”是一个天然的地缘敌人。谁要是占领华北而无法占领山西，那就等于是在自己头顶上悬了一把利剑一样。居高临下打你容易，你要是逆势杀进山西，那就太难了。平原建大城的方略，在隋朝大运河兴起之前，也必须背靠太行才可以建得安心，比如后文即将讲到的邺城的选址和建都。

西方和东方我们都考虑到了，那么从河东向北，出居庸关就是北京。向南，翻过王屋太行就是河内，与河内隔河相望的就是洛阳盆地和中原之地。从河东南出“太行八陉”，便可居高临下，虎视中原。在太原建都的政权，往往能够凭借地缘优势同中原政权相周旋，而且从长远来看还不吃亏。比如晚唐的乱世双雄李克用和朱温之间的恩怨，最后也是以太原的李克用父子前赴后继，耗死了朱温的后梁而告终。

那么真相已经水落石出。

中国古代政权的建都选择，早期在关中，后来是河北和中原，再后来北上到了北京。我们站在河东（山西）的角度来看全国形势，其实感觉好极了。中国几千年的建都选择，无非是在以太原为圆心，以不到500km的半径画圆而已。（见图2-10）这个半圆中，长安是十三朝古都，洛阳是九朝古都，开封是七朝古都，邺城是六朝古都，北京就更不用说了。最为要命的是，河东之地无论对哪个首都，都存在地缘上的巨大优势，分分钟就可以倾泻而下。

我们前文所讲的，关中地理的大BUG，以及这一节提到的太行八陉，其实就是从山西，或者说从太原出发席卷全国的通道。只要关起门来，山西就是一块威武雄壮、易守难攻的表里山河。而只要从山西出了这些险要的陉、关隘、渡口，就是鱼跃龙门、鹰击长空。当年李渊建国是这样，后来的安史之乱是这样，再后来的后唐灭后晋、李自成灭明也是这样。

图 2-10 中国古代以太原为圆心的建都习惯

所以，就中国古代而言，如果不想在南方定都，偏安一隅，就必然选择在北方定都，而在北方定都，就必须取河东。取河东未必是为了建都，但建都就需要顾虑河东。取河东是战略要求，是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

河东对于全国来讲，就相当于围棋中的一块“劫材”。这块劫材拿到手并且用好了，就能拱卫全国，进可攻退可守；而这块劫材如果落到了外敌甚至是异族手上，那么从此你就不可能睡个安稳觉了。

河东是全国的劫材，而太原也就是河东的劫材。

防守太原城的，正是我们的老熟人—童贯。

童贯时任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所谓宣抚使，最早是朝廷设置的派朝官巡视地方的一种钦差大臣性质的临时官员。早期宣抚使的职责较多，巡视灾区，开仓放粮，治理水灾的事都干。不过到了宋代，宣抚使基本集中在军事这个功能上，是由朝廷选拔的派往地方的统兵大员。当时童贯这个宣抚使权力非常大，而且在朝廷明面上赋予的权力背后，童贯混迹官场尤其是军界多年，个人积攒的人脉也很多。

当时童宣抚使的行政中心，就设置在太原。

童贯手里的底牌，不仅是一座坚固的城池，还有他的亲军—胜捷军。胜捷军是童贯在负责西北战事的时候，为自己招募的部队，这支部队的人数保持在几万人左右，而且战斗力也还是相当不错的。

太原城、胜捷军、朝廷的任命、强大的调动资源的能力，这只是我们在牌面上看到的童贯，实际上童贯本人并不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