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同治 傀儡皇帝 因病早亡（1 / 2）

同治帝载淳，是咸丰与叶赫那拉氏的独生子，生于咸丰六年（1856年）。咸丰十一年，咸丰皇帝病逝于承德，六岁的载淳即位，是为同治帝。由于同治尚幼，故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至同治十二年亲政，次年卒，年仅19岁，谥号“穆宗”。同治帝在位14年，在此期间，清朝政府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重臣，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等一系列农民起义，同时，兴办洋务新政，大清帝国出现了回光返照似的瞬间兴盛。

1.权力争夺，母子反目

历史上母子之间争夺权力的事情并不多见，对于那个时代来说，女人当政是让人难以接受的。而在爱新觉罗家族的暮年，面对最高权力，同治帝和他的母亲却为此而反目成仇。面对强势的母亲，软弱的皇帝终归无可奈何。

咸丰驾崩后，早有预谋的慈禧与奕訢联手对付辅政八大臣。结果，遗诏尚在，尸骨未寒，改变中国近代历程的“辛酉政变”便发生了。

三天后，皇太子载淳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改称“祺祥”为“同治”。到十二月二日，慈禧和慈安在奕訢等大臣的多次“敦请”之下，打破了清代留传下来的禁止女性预政的祖制，共同“垂帘听政”。从此，慈禧太后便将大权抓在了自己的手中。

同治登基后，虽为一朝天子，但有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自己的圣旨如同废纸，亲政的念头始终萦绕在心头，但苦于没有机会。同治十二年，十八岁的同治帝，在种种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亲政了，但程序是相当的复杂，前后经过了半年的准备。

慈禧垂帘十余年把持朝政，用荣华富贵笼络了一批朝臣，他们与慈禧早已结成依附关系，可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这批臣子对慈禧撤帘归政也有不安之感。

同治十一年（1872年），垂帘听政后的慈禧，可以说是日理万机，一国的大事，都要自己处理，因此，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同时，在皇帝选后问题上，自己中意的人选竟被慈安选中的人选所代替，憋了一肚子火。眼看皇帝大婚后就要亲政，她已感到形势的严峻，这一切使她焦虑不安，情绪十分不佳，时不时地生一些小病，常常因“圣体违和”，不能临朝听政帮助小皇帝处理政事。

慈安太后虽然位居东宫正位，地位高于慈禧，但她对玩弄权术没有太大的兴趣，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兴趣。垂帘听政原非慈安本意，因而，当同治帝大婚后，就想立即撤帘归政。但她也深知慈禧嗜权如命的个性，因而不能自作主张，免不了要向慈禧做一番“思想工作”，讲明归政后颐养天年的好处。

慈禧虽然心中很不愿意，但慈安的倡议很有道理，再厚着老脸不归政，怎么也说不过去了。万不得已，勉强同意明年撤帘归政。

此时，慈禧看到形势已经明了，不免也自我安慰一番，心想，同治帝虽然对自己不是很亲近，但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无论怎样，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会跟自己商量的，这样大权不还在自己手里吗？这样想心里宽慰了许多。

同治帝和大臣们一看慈禧太后答应归政，都认为慈禧太后明事理，顾大局，内心激动不已。为了给她以心灵上的安慰和报答，于是，借着大婚的喜庆气氛，在同治十一年十月（1872年11月）举行隆重盛典，给慈安、慈禧两太后敬上徽号，慈安徽号为“端裕”，慈禧徽号为“端优”。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1873年2月22日），对同治帝来说是个幸运的日子，两宫太后正式在这天宣布撤帘。二十六日，又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年轻英俊的同治帝御临太和殿，接受王公以下文武官员的朝贺。从此以后，他就成为大清朝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了。

同治帝操权柄后，有一股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味道。他在亲政的第三天，就下令整顿财政，严禁内务府动支户部款项；谕令各省督抚举荐人才，以备任用；下令各地整顿厘金，严禁官吏侵渔百姓；让言官踊跃进谏，广开言路，以备采择……他一改过去懒散的习惯，召对大臣，细览章奏，兢兢业业，井然有序，就连御史考试，他也亲自与他的师傅徐桐商量试题。

同治帝亲政后，当然不会忘记太后归政的大恩大德。他在亲政不久，又一次举办大典，再次给两宫太后恭上徽号，慈安太后加的是“康庆”二字，慈禧加的是“康颐”二字。而且还主动增加了拨给两宫太后的“交进银”，从原来的每年银十万两增至十八万两。

但慈禧并不满足于此，她孜孜以求的是能够拥有朝廷大权。而同治帝在这一点上却毫无表示，他天天独自处理朝政，从不请示、汇报。刚开始，慈禧还能忍受，还能自我安慰一下。但慈禧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后来她发现同治帝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听话，就忍不下去了。她把同治帝召来大加训斥，而同治帝性格刚强，非常执拗。她要干预政事，同治帝偏不吃她这一套。这样一来，母子俩的矛盾越积越深，慈禧更加不给同治帝好脸色了，更是动不动就训斥，而且越发厉害。同治帝为此非常伤心，终于认清了自己生母的真面目，没想到自己的努力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因此对母亲的感激之情荡然无存。

令同治更为恼火的是，慈禧蛮横干涉他的私生活。同治八年，同治帝已年满14岁，按照惯例，就该举行大婚了，大婚之后就要亲政。西太后权力欲极强，视权如命，她不愿归政给同治，所以，对同治的婚事也一再向后推延。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同治帝已经17岁了，西太后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再拖下去了，只好为同治帝议婚。当时，在备选的女子中，侍郎凤秀之女富察氏，相貌出众，而侍郎崇绮之女阿鲁特氏，虽然相貌上较富察氏逊色，但雍容华贵，举止端庄。东太后嫌富察氏轻佻，十分喜欢阿鲁特氏，意立阿鲁特氏为皇后；西太后则不喜欢阿鲁特氏，因为阿鲁特氏是西太后的政敌郑亲王端华的外甥女，不愿把皇后这个位子让给这样的人，所以意欲立富察氏为皇后。东太后告诉西太后说：“凤秀的女儿太轻佻，怎能选为皇后呢？只能当一个贵人。”这话正刺中了贵人出身的西太后的痛处。两太后争议不下，就让同治拿主意，结果大出西太后的意料，自己的亲生儿子竟不向着自己，同治表示喜欢阿鲁特氏，要选她为皇后。九月，同治举行了大婚典礼，阿鲁特氏入宫，被封为孝哲毅皇后，富察氏同时入宫，被封为慧妃。

结婚以后，同治和孝哲毅皇后相敬如宾，情投意合。孝哲毅皇后不苟言笑，气度端凝，同治十分钦佩和敬重。宫中没事的时候，同治常常向皇后提问唐诗，皇后都能对答如流，同治心中极为喜欢。可是，西太后却不能理解儿子的心情，有意挑拨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因此不仅婆媳关系不好，也使母子关系进一步紧张。西太后多次向同治说：“皇后太年轻，不懂礼节，皇上不要常到中宫去，以免妨碍政务。”并且还极力赞扬慧妃贤惠，要同治多加眷爱。不仅如此，西太后还派人时时刻刻监视同治。同治对其干涉自己私生活的做法非常不满，偏偏不听母亲的话，索性独自一人居住在乾清宫，以示对母亲的抗议。

2.同治中兴，老迈帝国不甘挣扎

在痛苦挣扎中，年迈的帝国迎来了最后的回光返照似的繁荣，朝廷上下都沉醉在这虚幻的成就中。然而，外患未除、内部矛盾依然激烈，爱新觉罗家族的前途仍然是一片黑暗。

“同治中兴”是指清朝中叶后，同治帝在位期间（1862—1874年）的一个中兴阶段。适逢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媾和，及太平天国被消灭（1864年），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和谐时期，大开洋务运动。古时亦有人把清代咸丰至同治时期定为咸同中兴，作为一个中兴的阶段，但现今普遍都认为，中兴时期主要在同治统治年间。

同治三年（1864年），慈禧依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军阀统率的湘军、淮军，扑灭了太平天国起义的烈火，使行将就木的满清王朝又延续了下来。从1864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爱新觉罗氏又“太平”了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虽然在光绪十年（1884年）爆发了中法战争，但战争的结局，尚未造成割地赔款，受到战争刺激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加快了海军的建设，使洋务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1860年后，在中外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朝封建集团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买办性的官僚军阀。他们在与外国资本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仅认为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解和妥协，“借洋助剿”，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而且还可以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以达到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目的。这部分人，就是当时清政府内当权的洋务派，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所从事的洋务，史称洋务运动。

主持和提倡办洋务的洋务派，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外国侵略者扶植下，发展起来的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派别。起初人数不多，但他们的势力与日俱增。在朝廷里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訢和文祥等人，在地方上则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其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和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影响较大。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庞杂，涉及到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为主要内容。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但是，洋务派在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

因此，洋务派在“富国”的口号下，从19世纪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洋务派所经营的近代工业企业，是以不改变封建生产关系为前提的。所办企业，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于是，洋务派要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企业和筹办海防，都不得不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因而，也就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洋务派也加速了自身的买办化。这样的企业，不仅无法避免自身遭到破产的命运，而且严重地阻碍和压制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办“洋务”30年间，中国被迫开辟的通商口岸，由1860年前的7个增加到1894年的34个，外国的进口额，也由1864年的5100余万两，激增为1894年的1亿6千余万两。在进口货物中，18世纪80年代前鸦片占首位，18世纪80年代后棉织品跃居第一，鸦片退居第二，但绝对数仍一直上升。出口的货物，18世纪80年代前主要是茶和丝，18世纪80年代后棉花和大豆逐步增长。中国被迫加速了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成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

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和洋务运动是在同一个过程中艰难地成长起来的，这主要是受中国近代经济规律制约的结果，对洋务派来说是事与愿违的。随着近代工业的兴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里，也造就了一批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同时，创办企业可获得利润，还吸引了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从表面上来看，自强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庙堂之上清议颇有正风”，而且财政收支又出现了盈余，好似一间东倒西歪屋，经过补漏裱糊之后，又“焕然一新，俨然华居矣”！同治中兴的政局反映到北京城区，就是连内城、外城都产生了畸形繁荣。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中，清廷财政紧张，王公、官员一度只发半俸，八旗兵丁的钱粮也颇为紧缺。再加上物价飞涨，故街市萧条。太平天国起义失败，清廷的财政收支出现了盈余后，北京城中上起王公大臣，下至八旗兵丁，又重振寄生城市的享乐颓风。茶馆、酒楼、饭庄、戏园、妓院、宝局（赌场）比比皆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吹拉弹唱，彻夜不息，呈现出末代的繁荣与豪华。

3.英年早逝，荣辱成败归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