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咸丰 苦命天子 在位多蹉跎（1 / 2）

咸丰帝奕詝，道光十一年（1831年）生于北京圆明园。道光于1850年正月丙午日病死后，他于同月己未日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咸丰”。咸丰刚刚即位，就于咸丰元年（1851年）元月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正在咸丰镇压太平天国之时，英、法两国于咸丰六年（1856年）再次对华宣战，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而俄国却趁火打劫，蚕食中国领土。对于英、法、俄等国的侵略军，咸丰又妥协求和，被迫同各侵略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进一步对外开放国门，并割让了大片土地，使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1.力图革兴，罢免穆彰阿

新官上任三把火。咸丰帝接手大清帝国之后，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家，效法祖宗的勤政风范，试图力挽狂澜。他罢免了父亲的重臣穆彰阿，把鸦片战争的责任推到一个臣子的身上，企图以此来打开振兴的大门。然而，积重难返的大清帝国那蹒跚的、走向深渊的步伐却没有丝毫停留。

年轻的奕詝登上皇位时，颇有点大干一番的味道。他极力效法祖宗的勤政风范，从《实录》中看，他此时的工作极为勤奋，每天都有许多谕旨下达，其中，不少是亲笔写的朱批、朱谕，不劳军机大臣动手。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守住这份祖业，重显祖宗昔日荣光。咸丰帝在上台后的八个月，便主演了一场好戏——罢免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

穆彰阿（1782—1856年），字子朴，号鹤舫，郭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出身于满族官僚家庭，父广泰，官至内阁学士、右翼总兵。

穆彰阿于嘉庆十年（1805年）中进士，选庶吉士，累迁礼部侍郎，历任兵部、刑部、工部、户部侍郎。道光初年，受到道光帝的信任，由内务府大臣擢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两署漕运总督，继授工部、兵部、户部尚书等职，并自太子少保晋太子太保，充上书房总师傅，拜武英殿大学士。他于道光七年（1827年），入军机处学习行走，次年授军机大臣，蝉联十年，至道光十七年又升任首席军机大臣。“终道光朝，恩眷不衰”，前后担任军机大臣有二十余年。

穆彰阿长期当国，专擅大权。对上奉承迎合，固宠权位；对下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他利用各种考试机会，招收门生，拉帮结派，形成一个极大的政治势力集团。《清史稿》记载他“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

在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期间，穆彰阿主张维持鸦片走私现状和对外妥协投降，在道光帝的对外决策中起着极大的负面作用。鸦片战争爆发前，他包庇鸦片走私和官吏层受贿，阻挠禁烟，对于道光帝授予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大权，极为嫉妒。

战争爆发后，穆彰阿极力打击以林则徐、邓廷桢为代表的抵抗派，主张向英国侵略者求和。他先赞同琦善对英军妥协求降，之后更支持派遣耆英等为代表与英国侵略者签订南京条约，继而与美国、法国等签订其他不平等条约。在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派往广州查禁鸦片时，穆彰阿虽不敢公然反对和出面阻挠，暗地里却伺机进行破坏。当英舰北上大沽口进行威胁时，他看到道光帝“意移”，即由主战动摇为倾向于妥协，便以“开兵衅”的罪名加给林则徐，表示赞同和议，促使道光帝“罢林则徐，以琦善代之”。

而当琦善在广州向侵略者委曲求全，擅自与义律谈判赔款与割让香港的问题败露，以致被革职锁拿回北京等候审判时，他又示意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等，出面要求道光帝对琦善从轻处理；直到奕经被任命为扬威将军派往浙江主持战事，他又保举琦善随军“戴罪立功”。另一方面，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在鸦片战争和战后推波助澜，为英国侵略者张目，连续制造冤案，阻挠抗英反侵略斗争的进行，林则徐、邓廷桢被远戍伊犁，在台湾坚持抗英斗争的姚莹、达洪阿被革职押解进京，都与他从中陷害有关。

在战争进行期间，穆彰阿持消极态度，反对对英军侵略进行自卫反抗。江浙每一败仗警报，他就“相顾曰：‘如何！’盖谓不出所料也”。等到战争结束时，他又公开表示，“兵兴三载，糜饷劳师，曾无尺寸之效，剿之与抚，功费正等，而劳逸已殊，靖难息民，于计为便”，竟全盘否定东南沿海四省广大爱国军民浴血抗战、流血牺牲的反侵略斗争。而也正是他有资格劝说，道光帝才接受英国侵略者所提出的全部不平等条款。之后，他更进而支持战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当时的爱国士人曾赋诗道：“海外方求战，朝端竟议和，将军伊里布，宰相穆彰阿。”反映了人们对他作为投降派首要人物的一般看法。

穆彰阿对于道光末年的政治败坏，应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一八五Ｏ年十二月一日，咸丰帝终于动手了。这一天，他打破向皇太贵妃（即其养母博尔济锦氏）请安后再办公的惯例，首先，颁下一道《罪穆彰阿、耆英诏》的朱谕。这份文件的分量不亚于一次政变，紫禁城为之震动，空气也变得凝重起来。

通过罢免穆彰阿、耆英，咸丰帝表述了其全新的对外政策：将起用对外强硬的官员，使用强硬的手段来对抗英国等西方国家。他的这种全力保住并尽可能挽回国家权益的意向，是值得肯定的；但就实际举措而言，以为用忠摈奸即可抗“夷”的策略则显得十分幼稚。对外强硬取决于武力的强大，若非如此，只是一种虚张。

此道谕旨颁下后，安徽布政使蒋文庆、前漕运总督周天爵、福建学政黄赞汤亦先后上奏，提出具体计谋，咸丰帝皆发下，令沿海各省参照执行。蒋文庆建议：一、沿海各省将备弁兵，日日讲求训练；二、沿海地方官，力图团练之法；三、仿造台湾定例，道、府地方府节制辖地驻军。周天爵判断英国再犯有三个方向，即长江、天津、山海关。他建议用木头或石料制作三十万斤大炮，并在战术上诱敌登岸，用火攻、陆战制敌。黄赞汤要求在粮饷、器械、义勇上早作准备，以便早定出奇制胜的计谋。

咸丰帝的谕旨，只令筹防，而未言及如何筹防。蒋文庆、周天爵、黄赞汤的计谋未能切中要害，甚至不着边际，与战时杜守田的“木箨火攻法”相类似。然而，圣旨又是不能不执行的，各地的做法也就阳奉阴违，各行其道。对此，咸丰帝也无能为力，他制定不出像样的海防政策来，地方官也没有制敌良策，只好各行其是，独自行事了。

虽然咸丰还在做着中兴大梦，试图力挽狂澜，希望有所作为。但是，罢免一个穆彰阿，对已经死气沉沉的大清帝国来说，已起不到任何作用了，这个东方帝国正越来越迅速地滑向深渊。

2.闻风而逃，酿华夏千古奇耻

面对强敌入侵，爱新觉罗的子孙居然望风而逃，致国家民族不顾，作为在马背上夺得天下的爱新觉罗家族来说，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悲哀。对外敌的恐惧，预示了这个家族最终的结局。

咸丰当政时对外碰到的最大难题，是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咸丰四年（1854年），英、美、法三国向清政府提出修改《南京条约》等要求，遭到清廷拒绝。咸丰六年（1856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进犯广州，被击退。

咸丰七年（1857年）十一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兵败，后被俘，解送印度加尔各答，死于囚禁。

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英法联军及英、法、俄、美四国公使，抵达天津大沽口外，要求所谓“修约”。咸丰令直隶总督谭廷襄“以夷制夷”：对俄示好，对美设法羁縻，对法进行诱劝，对英严辞责问。谭廷襄奉旨行事，结果未能成功。四月，英法舰队在俄、美支持下，攻陷大沽炮台，逼近天津，清军8000余人溃败。

此时，咸丰想起当年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但英、法却拒绝同耆英谈判。咸丰无奈，只好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谈判。五月，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分别与英、法、俄、美等国代表，签订中英、中法、中俄、中美《天津条约》。条约样本奏上，咸丰虽然愤怒，却不得不批准。他在愤怒之下，令耆英自尽，算是找了一只替罪羊。

同时，沙俄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也趁火打劫，兵逼瑷珲（今爱辉），约黑龙江将军奕山谈判边界事务。俄用武力迫使奕山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中国领土60万平方公里，并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划为所谓中俄“共管”。

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英、法借口换约，又率军舰到大沽口。英法舰队进攻大沽炮台，清提督史荣椿下令开炮还击，重创英、法舰队，击沉4艘、击伤6艘，死伤400余人，重伤英舰队司令贺布。英法联军在美舰掩护下狼狈退走。咸丰见大沽获胜，尽毁《天津条约》。之后，英、法两国都在调兵遣将，准备新的侵略。

咸丰十年（1860年）春，英军18000余人，法军7000余人，陆续开赴中国。不久，占舟山、攻烟台。六月，英法联军再向大沽进攻。清僧格林沁率兵守大沽，而疏防北塘。僧格林沁上奏要在大沽同英法联军决战，咸丰谕旨：“天下根本，不在海口，而在京师。”七月，英法联军由北塘登陆。咸丰战和不定，痛失歼敌良机。英法联军攻陷塘沽后，又攻占天津。咸丰派大学士桂良、直隶总督恒福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谈判。英、法提出天津开埠、赔款等要求。桂良拟好接受条款奏报，咸丰谕先退兵、后定约。英法联军以谈判不成，向通州进军。八月，咸丰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前往通州议和。载垣接受英、法要求，但英、法又提出向皇帝亲递国书，被载垣拒绝，谈判失败。载垣、穆荫拘囚英使巴夏礼等，解到北京。英法联军继续进攻，大战于通州张家湾。僧格林沁战败，退到通州八里桥。英法联军6000余人进犯八里桥，僧格林沁、胜保兵再败。

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让皇六弟、恭亲王奕訢为钦差大臣，以便行事，办理和局。咸丰心生一计：暗示大臣奏请“秋狝木兰”。初八日，咸丰以“秋狝木兰”为名，从圆明园启程奔往热河，授权恭亲王办理与各国换约事宜。英法联军进至北京德胜门外，二十二日（10月6日），攻占圆明园，总管园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奕訢奏请放还巴夏礼等。这个事件影响重大：

第一，签订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又定中俄《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中国领土60万平方公里，并将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40万平方公里，割给了俄国。之后，俄国又占去巴尔喀什湖以东44万平方公里土地。

第二，英、法两国索赔白银1600万两。

第三，九月初三日（10月18日），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大火冲天，数日不熄。圆明园惨遭焚劫，使中华园林之瑰宝暨珍藏之文物珍品，或惨遭劫掠，或化为灰烬。

第四，英法联军侵入京师，这在中华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英法联军侵入京师，使得大清庙社震惊，圆明园三遭焚掠，京师百姓遭殃，中华文明受辱。这是中华千古未有之奇变，也是民族千古未蒙之奇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