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道光 以俭德著称 守其常而不知其变（1 / 2）

道光帝，即爱新觉罗·旻宁，嘉庆第二子，庙号宣宗，年号道光，1821—1850年在位。即位时，正值外国侵略者觊觎中国，鸦片害人病国，吏治腐败，农商凋零。他曾多次下令禁止鸦片入口，并禁止各省种鬻罂粟，熬制烟土。1834年诏令各省复兴书院，查保甲，修水利，严禁扣饷派兵积弊。但整个封建制度已病入膏肓，上下因循苟且，管理唯知苛剥，军备戎务废弛，租赋日渐加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他骄傲自大，对世界形势懵然无知。在位期间，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他病死时，正处于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前夕。

道光所处的时代，正是新旧两个时代的交替时期，历史给他创造了一个施展抱负和才干的舞台，可惜，他无法力挽狂澜，未能成为放眼看世界的人，未能领导中国应对变局走向富强，因此他不是一个合格的传统守成君主。

1.父亲猝死，有惊无险接权力

一次权力的交接，基本上就意味着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爆发。虽然到了嘉庆时代，清朝的权力交接制度已经固定了，但是，凡事都有意外，而一次意外对于权力交接来说，却是一件十分敏感的事情。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二十五日夜晚，就在电闪雷鸣及众人惊恐的表情中，六十一岁的嘉庆帝离开了人世。医案说他是中暑而死，野史说他是给雷电击死。无论如何，嘉庆时代已经结束了。正当众人为皇帝猝然弃世不知所措之际，他们又发现了一件更令他们惊慌的事情：皇位继承人到底是谁，老皇帝没有任何交代！于是，众人唯一的指望，全落在了“鐍匣”里的传位诏书上。

鐍匣传位诏，是雍正皇帝吸取自己兄弟为储位相争相残的教训而发明的创举。此后，乾隆帝也遵循了这一原则。按照雍正帝和乾隆帝的做法，传位诏书放在一个密封的匣内，此匣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后面。

军机大臣们都知道，嘉庆皇帝早就照着父祖的方式写下了传位诏书，只是他没有把鐍匣放置在正大光明匾后。这倒不是说他不想放在那里，而是由于宫中二十几年来小偷、刺客、火灾风波不断，他压根就对挂那块匾的院子的安全一千个一万个不放心，宁可把匣子走到哪带到哪。

然而问题是，皇帝的行李千件万件，谁也不知道嘉庆帝把那个匣子、把那份传位诏书放在了哪里！

惊慌之下，皇子龙孙和王公重臣们，就在嘉庆帝的尸身旁边闹了起来。

内务府大臣禧恩首先站了出来，认为国不可一日无主，此时是非常时期，应尽快立定新君。他随后提议，皇次子绵宁不但年长，还是嘉庆帝的元配皇后所生，在几个皇子中最出色，理应由他继承皇位。此言一出，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而反对者不是别人，正是军机大臣戴均元、托津。他们认为这一做法有违祖制，只怕会惹出乱子。

僵持一段时间之后，终于有人又想出了一个圆滑的法子：一面在山庄中寻找，一面派人向远在北京城的嘉庆帝皇后钮祜禄氏报信，看她的主张。主意一出，当即得到了响应。就在当天深夜，钮祜禄皇后的亲哥哥、内务府大臣和士泰带着两名首领太监启程，连夜赶回北京皇宫。

嘉庆帝死时，他的儿子有四个：最大的是元配喜塔腊皇后所生的皇次子绵宁，最小的是如皇贵妃所生的皇五子绵愉，除此之外，就是钮祜禄皇后所生的两个儿子，一个是25岁的皇三子惇郡王绵恺，一个是15岁的皇四子瑞亲王绵忻。

目前，皇位究竟传给谁，选择权摆在了钮祜禄皇后的面前。钮祜禄皇后怎么也不会想到，哥哥给自己带来的竟是丈夫的噩耗，更没有想到由于皇宫多年来安全屡出意外，竟使得传位诏书不知去向，使这样一个关系大清王朝传承的微妙选择摆在了自己面前。

当然，这也是她的一次机遇，一切就看她的决定了。

决定很快就做了出来。钮祜禄皇后的选择，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丈夫与元配妻子所生的绵宁。随后，钮祜禄氏第一次以皇太后身份发布了一道懿旨。这道旨意于七月二十七日迅速送至承德，送到了皇次子绵宁的手里：“大行皇帝龙驭上宾，皇次子智亲王仁孝聪睿，英武端醇，见随行在，自当上膺付讬，抚驭黎元。但恐仓促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谕，而皇次子秉性谦冲，予所深知。为降谕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

事实证明，钮祜禄太后的这一项选择，不但理智，而且明智。因为正当她在北京城里写下这道懿旨之时，避暑山庄中的人们也最终找到了鐍匣——准确地说，那不是人们早已熟悉的鐍匣，而是一个太监携带的没有任何特色的小金盒。然而，里面装的确实是货真价实的传位诏书。这份诏书写于嘉庆四年（1799年）四月初十清晨卯时，嘉庆帝在那一刻选定的继承人正是皇次子绵宁，并且一直没有更改过。算起来，那时候的绵宁还只有十六七岁。

当然，假如传位诏书真的找不到，那么皇太后的决定就是不可违背的了。而钮祜禄太后指定的皇位继承人与嘉庆帝传位诏书上的继承人完全一致，不得不使人佩服她的见识眼光远非一般女子可比。她没有在这个时候抱着侥幸心理册立自己的儿子搅浑水，而是循公办事，不但使皇室避免了一场政治危机，也使自己的家族和儿女们逃过了一劫，更重要的是，她以此真正在新皇帝绵宁（旻宁）的心目中，树立了她作为母亲的形象地位。可以说，在亡父和继母双重的支持下，喜塔腊皇后的独子旻宁登上了清王朝皇帝的宝座。从此以后，旻宁（道光帝）对这位仅比自己大六岁的继母十分尊敬，对与她有关的一切都千方百计地周全，无论她有什么样的要求和愿望，都竭尽全力地满足。

相比之下，在传位诏书没有找到、在皇太后态度不明确之前，对旻宁继承帝位的权力不表态甚至质疑的朝臣们，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道光帝正式登基并将众事理出头绪之后，就立即开始和他们算账。九月初七，道光帝就以“拟遗诏错误”为由，令托津和戴均元退出军机处，文孚、卢廕溥留用，四人一起交刑部严议。又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最终，只有文孚一人平平安安地在军机处干到了自愿退休为止。

就在朝臣们胆战心惊纷纷倒霉的同时，钮祜禄氏却平稳舒服地过起了皇太后的日子。她于当年十一月移居寿康宫，十二月得到了“恭慈”的徽号，之后继续主宰着整个后宫。

2.提倡节俭，因小节害大局

在道光登上皇帝之位时，爱新觉罗家族在下坡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此时的大清帝国需要的是一个有魄力的强势君主，需要的是一个能力挽狂澜的掌门人，可惜，道光却不具备这种素质。他只会注重小节，而无法左右大局。历史选择了道光，而道光却无法改变历史，这对大清帝国和爱新觉罗家族来说，是一出悲剧。

虽然是世界第一大国拥有绝对权威的最高统治者，真正富有四海，但道光皇帝却是一位非常节俭的人。

道光即位后，首先想到提倡节俭，力戒奢靡，希望满族臣民都能“返本还淳”，恢复入关前淳朴节俭的旧风俗，文武百官及天下百姓都以俭朴为荣，从而使国库丰盈，恢复祖宗的盛世。于是，他决心挺大，带头从吃、穿、用上提倡节俭。从吃上，取消皇帝每餐至少有二十几样菜肴的惯例，每天每餐最多准许做4样菜，有时，只要1碗豆腐烧猪肝。

道光如此节俭，开始文武百官将信将疑，直到道光两次大宴群臣，亲眼目睹的赴宴官员才相信道光是来真的。一次是皇后生日，道光设宴赏赐内廷诸大臣，大臣以为皇后的生日应该不会马虎，定能一饱口福。谁知面前就放着一碗打卤面，搞得赴宴的文武官员哭笑不得。另一次，是大学士长龄平定“回疆”叛乱班师回朝，文武百官认为道光高兴，定会好好庆祝一番，谁知每张桌上只摆了几样小菜，质低量少，搞得百官不敢动筷。从此，百官上朝都装出节俭的样子。有一次，道光问及颇受宠信的大学士曹振镛，在家吃鸡子要花多少银子，曹振镛竟说因自幼患有“胀气病”，生平从未吃过鸡子。

从穿上，道光服饰的节俭，在历代君王中也实属罕见。以前清代皇帝冬季常穿珍贵毛皮罩衣，道光以为“出风”部分纯系装点好看，毫无实用，因此想改制。谁知，官员却上奏“改制罩衣，需要白银一千两”。道光立即改变主意，下令：“改制花费既多，著暂免，此后新制，概勿出风”。随后，又将此事上谕给当值的军机大臣，致使京城大小官员，从此冬季穿着毛皮罩衣，十几年间不敢有“出风”的人。为了节俭，道光长年多穿旧裤，日久膝盖处先行磨破，就令内务府差人给他补上一块圆形补丁。于是，大臣们也尽力“节俭”，不管是真的破了还是假的破了裤子，纷纷在膝盖处打起补丁来，一时间，套裤打补丁之风盛行。

从用上，取消为皇帝准备御用砚台40方的惯例。御用毛笔历来都是特制紫毫笔，道光觉得紫毫笔珍贵难得，即命令此后不再征用，御用笔改换为普通臣民常用的纯羊毛或羊毛与一般的兔毛相间合制而成的毛笔。如此俭朴，在历代封建帝王中，简直是笔中紫毫，“千万毛中选一毫”了。

道光身体力行，如此节俭，却事与愿违。表面上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统治阶级上层的一部分人，多少遏制了奢侈之风的恶性发展。但经康乾盛世之后的奢靡之风业已形成，要再想让吃惯了满汉全席的文武百官回去挖野菜，谁也不愿意，为了给道光一点面子，只好装模作样，“俭外奢中”。传统的节俭观丝毫无助于“起弊振衰”，大清王朝不可避免地在腐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上文提到的曹振镛，是道光皇帝第一信任和重用的大臣，也是当朝的头号人物，他有句名言“多磕头，少说话”，这是他官运亨通的秘诀。他非常善于揣摩道光的意图，知道他好求全责备，吹毛求疵，因此，处处投其所好。

科举是自隋以来中国帝制时代最重要的一项人事制度，明清八股取士已经难以选拔人才，但到了道光时代，更是登峰造极。曹振镛多次主持过科举，只以不违反政治原则为标准，看重文章的细枝末节，而真正有创见、有才华的人反而无法录取。由于道光喜欢楷书，当时的殿试“专尚楷法，不问策论之优劣，甚至有抄袭前一科鼎甲策仍列鼎甲者”，结果，导致“末学滥进，豪杰灰心”。

道光皇帝倦于政事，再加上年事已高，没有足够的精力处理政务，于是，曹振镛建议他对臣子们“指陈阙失”的奏章，可“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者谴责之”，使臣子们感到皇帝“察及秋毫”，变得畏惧、恭顺、不敢言。于是，道光帝吹毛求疵，闭塞言路，“奏章中有极小错误，必严斥罚俸降革”，导致“中外震惊，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因此，大臣们几乎都成了“多磕头，少说话”的庸碌之辈，所上奏章也“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曹振镛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甚至劝诫本应直言敢谏、弹劾权贵的御史：“道光初，曹太傅振镛当国，颇厌后生躁妄。门生后辈有入御史者，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兴！’”继曹振镛执政的是穆彰阿，人称其“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曾国藩上奏批评道光时代：“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人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

道光皇帝与曹振镛的确是一对完美的君臣，彼此相知相契，可惜，他们共同创造的是一个万马齐喑、平庸、衰败的时代。时人龚自珍一针见血直斥这个貌似治世实为衰世的时代：“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不仅找不到有才能的文武大臣、有才能的文人、有才能的老百姓、有才能的工匠、有才能的商人，甚至连有才能的小偷、流氓、强盗都没有，不仅君子少，就连小人也少，因为所有的人实在是太平庸了。偶尔出现了有才能的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就像一个没有缝隙的黑屋，所有的人在里面一起昏睡，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道光执政的第十九个年头，鸦片战争爆发，最后以签订《南京条约》赔款割地而告终。

道光处于内忧外患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按理说要敢于冲破传统思想文化羁绊，并具有足够胆识去开拓未来，他却偏偏“守其常而不知其变”。在中国即将进入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临空前危机之际，道光不进则退，他的庸碌、琐碎、气度狭小的个性和作为却倒行逆施地恶化了整个政治环境，让中国进入了一个平庸乏味、扼杀人才的衰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