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雍正 铁腕帝王 一代名君（1 / 2）

雍正是清朝历史上一个能干的皇帝，他勤政务实的13年统治，使“康乾盛世”得以维持和发展。即位之初的清皇朝实际上已浮现官僚组织膨大腐败，以及农民生活水平低落的危机，由于雍正即位时正处于精神与人格上的成熟阶段（45岁），因此得以精准地分析问题并有魄力作出应对。他的改革同时包含了力行整顿以及和现实的妥协（如火耗归公与养廉银），清朝得以建立起一套继续运行百年以上仍大致有效的统治体制，而未沦为“立国百年而亡”的异族王朝，仍应归功于雍正一朝的改革。

1.迎难而上，铁心反腐败

腐败是每一个朝代都存在的毒瘤，它不断地腐蚀着国家的肌体，动摇着家族统治的秩序。在历代皇帝中，明太祖可谓是反腐最狠的一个，动不动就枭首剥皮。而雍正帝也不遑多让，被贪官们称为“抄家皇帝”。雍正的铁腕治腐，带来的是良好的吏治风气和民心归附，巩固了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

康熙在位时间长达61年。在他统治后期，作为一个老皇帝，康熙十分欣赏汉文帝施惠于民、尽量不扰民的治国方针。于是，像一般的老人一样，晚年的康熙不免有利泽天下，以求博得为政宽仁美名的想法。

但社会的发展不容于个人的美好想法，一味地宽容，对社会并没有多大的好处。相反，在此指引下，康熙末年的社会积弊十分多：

社会吏治日益松弛，官吏贪污成风；在不借白不借的心理支配之下，朝廷高官们、皇子们大肆从国库中借支，造成国家钱粮空虚，国库告急；地方绅衿鱼肉百姓，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从战略角度考虑，按照康熙末年的财政状况，若国家再有大灾难，或者是边疆告急引发战争的话，国家财政必然捉襟见肘，国库空虚到无银用兵赈灾的地步。用雍正的话来形容，那就是“关系非浅”了，后果十分严重。

“新官上任三把火”。雍正上台伊始，第一招就是向吏治开刀，实在因为吏治腐败是康熙晚年最大的弊政之一，而清查亏空正是整顿吏治的最好突破口。全国大小官吏那么多，对于新君还十分陌生。雍正除了隆科多、年羹尧等几个可信任的人之外，无所依靠，正好可以通过清查亏空这场运动，撒下大网，借势观人，激浊扬清，杀一儆百。也就是说，通过这场运动，可以光明正大地打击异己势力，树立威权。正如前述，康熙末年的储位之争十分激烈，雍正的登基即位又是诡秘难辨，以致人心不服，基础不稳。雍正发动清查，正可以借机名正言顺地打击诸王的朋党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

清查亏空的第三个好处是有助于摸清家底，真正掌握财政状况。雍正是励精图治之主，想干的事情很多，青海正在打仗，异己还没有全铲除，但干大事要花大钱。只有摸清家底，改善财政，才能身上有钱，心里不慌。

雍正尽管未必懂得“从数字上管理国家”的道理，但他知道“一旦地方有事，急需开支，拿什么去应付”的道理。明主治吏不治民，从贪官污吏身上要钱，不但不会引起民怨，还能博得好名声。这样来看，清查亏空这一着，真乃“一举三得”之良策。

雍正在清查亏空的过程当中，不时派遣特派员来解决一些棘手问题。特派官员异地清查亏空情况，让他们互相监督，这是雍正惯于使用的一着狠棋，十分灵验。

雍正五年，福建布政使沈延玉报告说，福建省的仓谷出现亏空。雍正认为一定是巡抚毛文铨瞒上欺下所导致，马上特派广东巡抚杨文乾和许容为钦差大臣前往清查。

上次清查江西钱粮，雍正调动了大批候补官员，让他们时刻准备上岗。这次清查福建的仓谷亏空，与候补官员调动同时进行，先是舆论的准备。

雍正发布上谕告诫福建的老百姓：因为清查马上就要进行，有些贪官们可能已听到风声，会临时借调有钱人家的粮食来充实库存。如果你们有人把粮食出借给他们的话，那出借的粮食就可能变成为官府所有了，发觉后也不再归还。

上谕还说：我已经挑选了一批候补府州县官员随同钦差一起到福建，如果“现任府州县内之钱粮稍有不清者，即令更换”。把候补官员摆在那里，查出问题马上换人。这种破釜沉舟的姿态，表明了雍正彻底清查的决心。

地方的清查亏空责任落到总督巡抚，时限三年，已如前述。朝廷京城乃盘根错节之地，清查工作就更难展开，因此更需注重清查技巧，加大清查力度。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十四日，雍正下令设立了一个独立的清查机构——会考府，主要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就是各省每年将钱粮征收解拨的实数报部奏闻）工作。

本来，各部院的收入支出、钱粮运用，都是由各部院自行奏销，因此账目混乱，官员营私舞弊的现象十分多。

为了从制度上堵塞这个漏洞，雍正规定会考府负责稽查审计各部的收支。凡是钱粮的奏销，不管出自哪个部门，都应该由新设立的会考府清厘“出入之数”，这样就把奏销大权由原先的各部院收归中央。这样一来，官员即使想做手脚也不容易了，政府也有希望能把奏销这个大洞补上。

为了提高会考府的权力，雍正委任他的兄弟怡亲王允祥、舅舅隆科多、大学士白潢、尚书朱轼四人共同负责，并谕令允祥说：你如果不能清查，我会再派大臣；大臣再不能干，我会亲自出马。可见雍正决心很大。

会考府成立了两年多，办理了各部院奏销事件550余件，其中被驳回的就有96件，成效显著。清查中即使关系到贵族和高级官僚，也不宽贷。其实，这一次清查亏空的行动，一大批达官显贵、王公贵族被牵连进去。比如雍正的十二弟履郡王允祹因为曾主管过内务府事务，在追索亏空中被迫将家中的器物当街变卖。

让前任官僚们把口中的肉，包括已经是消化多年的肉重新吐出来，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少见。亏空一旦被清查出来，赃官就被革职拘禁。雍正迫使他们吐出赃银，保证如数归还国库，通常的手段之一就是严厉抄家。雍正元年八月，通政司右通政钱以锴提出一套查抄补追的方法，主要原则是：凡亏空官员被查验核实之后，一方面严格搜查原做官单位，一方面发文件给他原籍的地方官，命令当地查封其家产，控制其家人。而后再追索变卖财物，杜绝赃银有转移藏匿的可能。

此项建议马上得到了雍正的赞同，并明确表示：查没来的财产，将用于公事及查没中的有功人员。抄家之风使大小官员心惊肉跳，有人悄悄地送了雍正一个外号：抄家皇帝。把贪官及其家属“捆绑”起来查没，用株连的办法来对付贪官，这正是雍正为贪官们十分憎恨的理由，也是雍正惩治贪污成果显著的重要原因。

历史传说中加给雍正狠毒的骂名，大多由此而来。据说，当时官员们在一起打牌时，把其中的私牌也戏称为“抄家私”，可见雍正反腐败是雷厉风行的。

2.扫除执政障碍，辣手除兄弟

对权力的争夺时刻都在进行着，有权力的想巩固权力，没权力的想夺取权力，这种情况，在统治家族内部最为明显。同是“龙种”，对权力的觊觎之心是可想而知的。雍正的龙兄龙弟既多，有能力的又不少，他们的存在对于龙椅上的雍正来说，就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而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冷血地加以清除。赤裸裸的血腥，时刻印证着家族内部权力争斗的残酷。

雍正即位前，居藩王多年，据记载，他“一切外间人情物理，无不通彻；天下利弊，如指诸掌”。做了皇帝后，为了在他父皇康熙统治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前进，他独揽全国大权，事必躬亲，日夜勤政，崇尚俭朴，举拔贤才，整肃吏治，革除弊政，希望能达到自己治政的目的。这就需要权力更加集中，能了解和指挥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因此，任何有损于皇帝的威严和集权的宗派分裂活动，雍正是决不容许的。任何权臣不管地位多高、功劳再大，若为非作歹，与他分庭抗礼，必然遭到雍正的打击。这就是雍正初年严厉镇压允禩、允禟朋党势力和彻底清除年羹尧、隆科多权臣势力的历史背景。

雍正即位后，威胁他统治地位的，首先是来自皇室内部长期和他争夺帝位的诸兄弟及其朋党集团。这个朋党势力的为首人就是康熙的皇八子、被雍正晋封为廉亲王、总理事务大臣的允禩，以及允禩的亲信、康熙的皇九子允禟。雍正对允禩等人采取欲擒故纵、分化瓦解、罗织罪行、圈禁处死的办法，将他们一一处治，并大造朋党危害的舆论，有力地打击了不利于他加强专制皇权的朋党活动，收到了很大的成效。雍正接受康熙遗诏登皇帝位的时候，他兄弟中很多人并没有诚心诚意接受他的皇权统治。他与兄弟间的矛盾便在新的条件下积蓄发展。

允禩虽然在康熙晚年遭到其父皇的严厉斥责并被圈禁过，康熙对他十分不信任，但他有才能，在诸王大臣中影响非常大，是威胁雍正帝位的最关键人物。他与允禟、允禵、鄂伦岱、阿灵阿等结党成派。康熙在世时，他们虽然一再遭到康熙的严斥，但阿灵阿认为允禩的年庚与前代帝王相同，有当君主的福分，所以允禩对登皇位仍然抱着很大的希望。康熙崩逝后，雍正突然登位，大出允禩所料。雍正还出人意料地给允禩封官晋级，封为总理事务大臣、廉亲王，兼管理藩院、上驷院，后来兼管工部等事务。

另外，雍正还赐允禩之子弘旺以贝勒的爵衔。允禩一党的人也得到加官晋爵，如佛格被任命为刑部尚书，阿灵阿之子阿尔松阿也被任用为刑部尚书，佟吉图被提为山东按察使，苏努晋爵为贝勒等。雍正这样做，并非真的想重用允禩，而是他深谋远虑的一种斗争手段。雍正登位时皇位还不巩固，他的兄弟中很多人对他的皇位抱着怀疑、愤怒、反抗的态度。考虑到允禩才能出众，势力最大，是反对派中的首领，雍正故意给允禩及其同党加官晋爵，目的是对反对派分化瓦解，使他们不可能集合在允禩的门下来反对皇帝。试想，允禩是总理事务四大臣中之第一大臣，处于代表皇帝发表诏旨、处理政事的地位。如果允禩继续进行非法的活动，雍正有亲信年羹尧、隆科多等执掌着内外军政大权，可以随时施以打击。而雍正正是想利用允禩当总理事务大臣工作中的失误以及非分的活动，给他罗织罪名，到时候，置他于死地。对这一点，允禩当然是心知肚明的。

允禟是允禩最重要的亲信，才能不高。但他过去曾经康熙批准，没收了权臣明珠家庭的数百万家产，他的太监何玉柱被派去关东私挖人参贩卖，又在天津开木行，他的家财是允禩集团进行活动的重要经济来源。他支持允禩、允禵的夺位活动，自己也想当皇帝。他勾结了西洋人穆景远为其出谋划策，甚至还叫穆景远去拉拢四川巡抚年羹尧。允禟自以为有天命在身，常对穆景远讲“我和八爷、十四爷三个人里头有一个立皇太子”。

雍正的登位，使允禟大失所望，其不满情绪和对雍正抗拒的不礼态度比允禩更为明显。雍正知道允禟闹不出什么事情来，便对他采取了打击的办法，谕令将允禟的太监李尽忠发往云南极边当苦差，太监何玉柱发往三姓给穷披甲人为奴，允禟母亲的太监张起用发往土儿鲁耕种，家产都予籍没，如不愿去，即命自尽；又逮捕允禟一派的官员秦道然，虽查清他的家产不到一万两银子，却要追究十万两以充军饷。为了切断允禟与允禩、允禵的联系，使他们彼此孤立起来，雍正在召回允禟后，立即命允禟前往西宁，名为军中需人，实是充军发配。允禟要求过了父皇的百日忌辰再走，后来又推托说送了陵寝再启程，雍正迫令他速行，于是允禟在雍正元年（1723年）到了西大通（今青海大通县东南），雍正指示年羹尧加派兵丁监视允禟。允禟到青海后一再要求回京，雍正不予理睬，不放他回京。允禟对于被流放、监禁，十分不满。他是个活人，总要对外联络、通信的，只好采取秘密的方式进行。他私与允禵、允禩通密信联络情况，相约阅后即行销毁；又寄信对其人称“事机已失，追悔莫及”；将家财数百万两带往西宁，购买物件听人索价，“图买人心”；把字纸“缝于赢夫衣袜之内，传递往来”；在西宁时“于所居后墙，潜开窗户，密与穆景远往来计议”；将资财藏匿穆景远处，令其觅人开铺，京人信息从铺中密送等。允禟的这些秘密活动，对他争夺帝位无用，却足以作为被惩治的证据。

康熙晚年最有可能与雍正争位的是允禵，他本是胤禛的同母弟，但两人势不两立，成为对头冤家。允禵倚仗父皇晚年对他的信任，自命不凡，惟恐自己离京师太远，信息不灵，便和允禩、允禟密切勾结。他对允禟说：“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儿。”在允禵出任抚远大将军时，允禩、允禟就支持他出面来夺位，当面祝他“早成大功，得立为皇太子”。允禵在西北招贤纳士，网罗党羽，做好了登基当皇帝的打算。康熙崩逝后，允禵奉雍正的命令于十二月十七日回京。他先赴康熙灵柩前哭拜时，雍正也在那里。见到雍正当了皇帝，允禵愤慨万分，勉强地远远给自己的哥哥叩了头，但不向新皇帝表示祝贺。雍正不得不迁就他，走到他面前，他还不移动身子，侍卫蒙古人拉锡连忙拉他向前。雍正指责他“气傲心高”，削去了他的王爵，决心打击他的气焰。于元年（1723年）春送康熙灵柩去遵化县景陵后，命允禵看守景陵，实际上是把他看管起来，并枷杀了允禵的一批家臣。

此外，雍正之兄允祉以学问文才见长。在康熙晚年的争位斗争中，允祉比较稳重，活动不明显。但在允禔、允礽被废、被禁后，他年龄最大，又和胤禛一起被封亲王爵位，经常代表康熙参加各种祭祀和政治活动。允祉负责编修图书，编成了《律历渊源》《古今图书集成》等书，因而在允祉周围聚集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受到康熙的赏识。康熙再次废允礽后，允祉在弟兄中以年长居首，也“以储君自命”。当隆科多在康熙崩逝后向雍正宣布遗诏时，允祉第一个向新君表示祝贺，没有表示出抗拒不满的态度。但雍正认为允祉在文人学士中影响太大，也必须瓦解其势力。他诏责在编纂算学各书中作出重要贡献的陈梦雷“不思改过，招摇无疑，不法甚多”，将他的儿子发派边远地区，但刑部尚书陶赖、张廷枢执行谕旨不坚决，把陈梦雷的两个儿子释放了，雍正把他们降职。雍正采取打击允祉下属的办法，拆散、限制了允祉势力的发展。

雍正对其十弟允 也进行打击。雍正元年（1723年）蒙古喇嘛教首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抵京师拜谒康熙灵堂，病死在京，雍正命允 护送灵龛还喀尔喀，并让允 斋印册赐奠。允 不愿离京，找借口行到张家口后不肯再走，就在张家口住了下来。雍正叫身为总理大臣的允襈议处，允襈建议促令允 继续前进，处罚随行而不行谏阻的长史额尔金。雍正对允襈不建议处分允 不满，让允襈再议。允禩只得请求革去允 的郡王爵位，将其囚禁。于是，雍正便把允 革爵禁锢起来，还没收家产金银六十多万两。

对于早已被废黜的允礽和被圈禁的允褆，雍正仍继续将他们禁锢起来。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年（1734年），允礽、允褆先后死于禁所。

雍正的十三弟允祥，是雍正最亲密的助手，雍正的第十七弟允礼曾被认为参加过允禩一党，而被罚守陵寝。以后允祥奏称允礼“居心端方，乃忠君亲上深明大义之人”而极力保举。雍正于是封允礼为果郡王，后又晋封为果亲王，先后主管工部、户部三库等事务，受到雍正的宠信，成为和允祥一样的权大势重的贵族。雍正崩逝时，允礼被授命为顾命大臣之一。

雍正登位初年，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有一定政治势力的众多的兄弟运用了或信任依靠，或暂时利用，或排斥限制，或严重打击等各种不同的手段，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加强自己的皇权势力，分化瓦解反对他的势力。他的政治手段是成功的。

从雍正所定允襈四十条罪行、允禟二十八条罪行、允褆十四条罪行来看，其中半数左右均是康熙时期的作为；至于雍正登位后的作为，则都不是十分严重的罪行，很多是雍正故意捏造而成的。既然他们的许多表现康熙在世时就已知道，但康熙并没有将他们囚禁和处死，而雍正登位后他们也没有公开结党向雍正夺位，并没构成对雍正皇权的威胁。那么，雍正要消除这些势力，本来用削爵降官或免为庶人，不给其掌握实权的办法就可以达到，而雍正则对凡是同他争过皇位的一切兄弟及支持他们的大臣，都要运用手段，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充分暴露了雍正性格上“喜怒不定”、残忍凶狠的特征。

3.巩固皇权，翻脸无情除亲信

在统治阶级内部，由于各种各样的利益，会分化出各个不同的小集团，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些小集团的存在，对统治者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所以，当某个小集团的势力过于膨胀，影响到统治者的权威时，它的寿命也就到达了终点。

年羹尧、隆科多一直是雍正的亲信，是雍正夺取皇位和巩固皇权的得力支持者。但是因为他们居功自傲，擅权乱政，同样严重威胁了皇权的巩固。于是雍正在严厉打击允襈等朋党集团的同时，也完全消灭了年羹尧、隆科多的权臣势力。

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生年不详（一说生于康熙十八年，即1679年）。其父年遐龄官至工部侍郎、湖北巡抚，其兄年希尧亦曾任工部侍郎。他的妹妹是胤禛的侧福晋，雍正即位后封为贵妃。年羹尧的妻子是宗室辅国公苏燕之女。所以，年家可谓是地位显贵的皇亲国戚、官宦之家。

虽然年羹尧后来建功沙场，以武功著称，但他却是自幼读书，颇有才识。他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进士，不久授职翰林院检讨。翰林院号称“玉堂清望之地”，庶吉士和院中各官一向由汉族士子中的佼佼者充任，年羹尧能够跻身其中，也算是非同凡响了。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年羹尧迁内阁学士，不久升任四川巡抚，成为封疆大吏。据清人萧奭（shì）所著的《永宪录》记载，这时的年羹尧还不到30岁。对于康熙的格外赏识和破格提拔，年羹尧感激涕零，在奏折中表示自己“以一介庸愚，三世受恩”，一定要“竭力图报”。到任之后，年羹尧很快就熟悉了四川通省的大概情形，提出了很多兴利除弊的措施。而他自己也带头做出表率，拒收节礼，“甘心淡泊，以绝徇庇”。康熙对他在四川的作为非常赞赏，并寄予厚望，希望他“始终固守，做一好官”。

后来，年羹尧也没有辜负康熙帝的厚望，在击败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的战争中，为保障清军的后勤供给，再次显示出卓越才干。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康熙帝授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统领军政和民事。康熙六十年（1721年），年羹尧进京入觐，康熙御赐弓矢，并升为川陕总督，成为西陲的重臣要员。这年九月，青海郭罗克地方叛乱，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年羹尧又利用当地部落土司之间的矛盾，辅之以“以番攻番”之策，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抚远大将军、贝子胤禵被召回京，年羹尧受命与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共同执掌军务。

到了雍正即位之后，年羹尧更是备受倚重，和隆科多并称雍正的左膀右臂。年羹尧是胤禛的亲娘舅，在胤禛继位前已为他效力多年，二人的亲密程度自不必多言。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雍正发出上谕：“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这样，年羹尧遂总揽西部一切事务，成为雍正在西陲前线的亲信代理人，权势地位实际上在抚远大将军延信和其他总督之上。雍正还告诫云、贵、川的地方官员要秉命于年羹尧。同年十月，青海发生罗卜藏丹津叛乱。青海局势顿时大乱，西陲再起战火。雍正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驻西宁坐镇指挥平叛。

到了雍正二年初，战争的最后阶段到来，年羹尧下令诸将“分道深入，捣其巢穴”。各路兵马遂顶风冒雪、昼夜兼进，迅猛地横扫敌军残部。在这突如其来的猛攻面前，叛军魂飞胆丧，毫无抵抗之力，立时土崩瓦解。罗卜藏丹津仅率200余人仓皇出逃，清军追击至乌兰伯克地方，擒获罗卜藏丹津之母和另一叛军头目吹拉克诺木齐，尽获其人畜部众。罗卜藏丹津本人因为化装成妇人得以逃脱，投奔策妄阿拉布坦。这次战役历时短短15天（从二月八日至二十二日），大军纵横千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敌营，犁庭扫穴，大获全胜。“年大将军”的威名也从此震慑西陲，享誉朝野。

平定青海战事的成功，实在令雍正喜出望外，遂予以年羹尧破格恩赏。在此之前，年羹尧因为平定西藏和平定郭罗克之乱的军功，已经先后受封三等公和二等公。此次又以筹划周详、出奇制胜，晋升为一等公。此外，再赏给一子爵，由其子年斌承袭；其父年遐龄则被封为一等公，外加太傅衔。此时的年羹尧威镇西北，又可参与云南政务，成为雍正在外省的主要心腹大臣。

隆科多，满洲镶黄旗人，其父为一等公佟国维，其妹为康熙的孝懿仁皇后。隆科多虽然没有年羹尧的战功和军事才能，但他作为康、雍两帝的至亲国戚，在雍正为藩王时支持雍正谋取储君地位；康熙崩逝时又是隆科多和诸皇子接受了康熙立雍正为帝的遗诏，“皇考升遐之日，大臣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并由隆科多向雍正宣读遗诏后，雍正才登上皇位，因此，隆科多处于受遗诏立新帝的特殊地位。

然而好景不长，雍正对年羹尧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雍正二年（1724年）冬，即年羹尧第二次进京时，当年十一月十三日，雍正认为年羹尧“倚功造过”，因此他不能“保恩”、“全恩”，将要“返恩为仇”了。从三年（1725年）春开始，雍正不断指责年羹尧的错误和罪行，大批调换他属下的川陕两省官员，下令臣下揭发年羹尧，给年羹尧连续降官夺爵。当年一月，曾由年羹尧荐拔、深得年的器重的甘肃巡抚胡期恒向雍正劾奏陕西驿道金南瑛，雍正反对而指责年、胡搞朋党，不准奏。年羹尧曾奏劾蔡埏逼死属官，刑部议奏蔡埏罪应斩，雍正反而接见蔡埏，蔡劾奏年羹尧贪暴，雍正不问蔡埏之罪，并用蔡为左都御史。二月，因发生“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象，雍正和很多十分迷信的人认为这是祥瑞的表现，大臣们都上表祝贺，而年羹尧在三月所写的贺表上把称赞雍正“朝乾夕惕”的话写成“夕惕朝乾”，而且字迹潦草，雍正认为这是对他的不敬。不久，雍正即“诏责年羹尧未能抚郧青海残部，倘有一、二人逃入准噶尔者，必重罪之”。

当年四月，雍正下令夺去年羹尧的军权，叫他把抚远大将军印交给岳钟琪暂时代理，去浙江就任杭州将军。朝廷大臣看到雍正惩处年羹尧的决心已定，纷纷上奏折揭发年羹尧的罪行。雍正把他们的奏折一一发给年羹尧观看，要年回奏。接着雍正严惩了年的子弟和心腹，或削籍夺官，或逮捕法办。同年七月，雍正撤销年羹尧杭州将军职务，以闲散章京安置杭州，又令地方官员对年羹尧的处理各抒己见，为处死年羹尧制造舆论。于是广西巡抚李绂、河南巡抚田文镜等交相上章，要求处死年羹尧。雍正表示接受群臣所请，于九月革除了年羹尧的所有职衔，下令逮捕年羹尧。十一月，年羹尧被装进囚车送到京师。十二月，议政大臣奉雍正旨意历数了年羹尧的九十二项罪行，请求立正典刑。这时年羹尧在狱中尚且希望雍正念其青海之功赦免一死，在狱中上书给雍正哀求说：“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怜臣悔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作犬马自效，慢慢地给主子效力。”他叫雍正为“主子”，仍是沿用雍正为亲王时在藩邸的旧称。但雍正不为年的哀求所打动，处死年羹尧的决心已定，认为年的九十二款罪行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三十余条，但仍表示“开恩”，勒令年羹尧“自裁”。年羹尧接到自杀的命令，还迟迟不肯动手，雍正让年羹尧的死对头蔡埏监刑。在蔡的催促下，年羹尧自缢而死。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兄年希尧因未曾参与年羹尧的罪行，被革职而未处刑；年羹尧之子年富被斩首，其他十五岁以上之子发遣广西、云南、贵州等边远烟瘴之地充军，嫡亲子孙将来长到十五岁时，皆次第照例发遣，永不赦回。但到了雍正五年正月，雍正还是赦免了年羹尧戍边的儿子。

雍正处死年羹尧后，随后开始消灭隆科多的势力。隆科多任总理事务大臣并主管吏部后，由他经办的铨选，人们称之为“佟选”，独掌了用人大权。隆科多虽然是雍正的心腹，在遗命立诏上起了重大作用，但他深知雍正容不得人，生怕自己的地位不得长久，于是很早就把私产分藏到各亲友家和西山寺庙中。雍正知道后觉得他不守人臣大义。隆科多又主动辞去步军统领一职，雍正即想选用巩泰来替代他，不让隆科多再对这一重要职务产生影响。隆科多又常与允襈一党的人秘密来往，且年羹尧案发后，隆科多为年羹尧的罪行包庇纵容。雍正更加愤怒，认为隆科多与年羹尧结党，还想把允襈党人网罗进自己的集团。这样，雍正在谴责年羹尧的谕旨中，就把隆科多跟年羹尧连在了一起。三年（1725年）六月，雍正处理年羹尧之子年富时，同时撤销了隆科多次子玉柱的乾清门头等侍卫、总理侍卫事、銮仪卫使等职。雍正令吏部议处年羹尧妄参金南瑛之罪，隆科多主持的吏部前后提了两个处理意见，雍正认为前议处理过轻，后议处理过重，是“舅舅隆科多有意扰乱之故”，令都察院严加议处，以致隆科多被削去太保之职，被命往阿兰善山修城垦地。

年羹尧被处死后，雍正于四年（1726年）一月削除了隆科多的职务，但仍命令隆科多先去阿尔泰山议定准噶尔和喀尔喀蒙古游牧地的疆界划分，后来又派隆科多代表中国政府与俄国使臣会议划定中俄中段国界。雍正说：“此事隆科多非不能办者，伊若实心任事，思盖前衍，朕必宽宥其罪；若心怀叵测，思欲偾事，所定边界不合机宜，于策妄阿拉布坦、俄罗斯地方生事，朕必将伊治罪。”隆科多认真执行了雍正的使命，在完成这两个任务中尽责尽力，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在中俄边界会谈中，隆科多坚持维护中国领土统一和国家主权的严正立场，坚决要求俄国归还它所侵占的中国蒙古族地区。尽管隆科多“实心任事”，而雍正却违背诺言，不肯“宽宥其罪”，他清除隆科多的决心已定。正当隆科多为维护国家利益与俄国使臣紧张谈判时，雍正以追查隆科多私藏玉牒底本事，突然召回隆科多，命策凌等人，代替隆科多的职务。策凌等在谈判中没有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立场，连连向俄方让步，于当年七月签订了中俄《布连斯奇条约》。隆科多回京后，诸王大臣议上隆科多罪行四十一款，分析隆科多的四十一款罪行，其擅权、结党、贪婪之罪确实有之，但远较年羹尧为轻，雍正要处治他也不过分；但他不像年羹尧那样肆无忌惮、专横跋扈，自知收敛退让，主动辞去了军职。他在犯罪后处境困难的情况下，还受雍正命令代表国家与俄国使臣谈判边界问题，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贡献，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年、隆结党又结亲，本来是雍正自己拉拢撮合的，打算是要他们两人成为支持自己统治的主要力量。年羹尧自尽后，隆科多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其实已不可能形成对雍正皇权的威胁。如果雍正全面衡量其功过利弊，本来对隆科多处以夺爵降级或免官的处分即可达到目的，但雍正还是在五年（1727年）十月，下令把隆科多在畅春园附近永远圈禁。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隆科多终于死于禁所。

消灭年、隆，是皇权和臣权的斗争，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地方或大臣分权的斗争，也是决心整肃吏治、打击贪赃枉法的雍正和擅权贪赃枉法的坏官之间的一次最大斗争。年、隆之死，是罪有应得，自取灭亡。雍正瓦解年、隆集团，大大加强了自己作为唯一主宰朝廷、君临天下的皇帝控制天下的绝对权力，对于他进一步推行各项改革，整顿官场风气，澄清吏治，建立绝对服从皇帝的勤于政事、清正廉洁的官僚体制，进一步巩固封建国家来讲，是必要的、进步的。但在雍正与年、隆的关系中，先则宠之太过，信之太专，不听其他臣下对他们的揭发意见，造成了年、隆的结合，怂恿了他们权势和罪行的发展；后则竭力网罗罪状，无情打击，把年、隆的全部罪过都归结到年、隆个人身上，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充分体现了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专制主义统治的政治特色以及雍正喜怒无常、阴险残忍的性格。

4.改革赋役，保障国库收入

经济的发展左右着国家的发展、家族统治的稳定。国家要有财力来维护整个制度的运转，家族统治者们也需要金钱来供自己享乐。有钱才好办事，对个人对国家来说，都是一样的。对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来说，如何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如何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

差徭和田赋两项人民对封建政权的负担，历来分别被征收。徭役十分重，为无田者所不能承担，加之绅衿规避丁役，差徭不均，迫使劳动者隐匿人口，逃避差役，封建政府的征徭也无保障。这种徭役制度的不合理性，已成为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

明清时期，有的官员针对徭役制的弊病，就在自己的控制区进行改革。明末，陕西户县实行并丁于粮的办法，只把丁银归入田粮征收，不再按人丁完纳。崇祯八年（1635年），汉中府城固县也实现“丁随粮行”新法。顺治十三年（1656年），南郑县也推行这一方法。

在康熙执政时期，多地农民以运动的方式表达反对以丁派役的诉求。浙江宁波府农民提出“随地派丁”的主张，富豪反对，争持不下。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官僚较为深刻地认识到丁役问题的严重性，主张改变役法。曾王孙提出丁随粮行可以去“三弊”收“三利”的主张，他说，实行丁差，应该不停地编审，但是也得不到人丁的实情，还是出现老人为丁，强壮为黄小的弊病；人丁本应人死除名，但官吏舞弊，使人多之家不任丁役，贫苦人无丁而有丁徭；穷人承担不起，或逃亡，或拖欠，官府得不到实惠，还害得里甲赔累，官员被惩责。他认为实行丁随粮办有三个好处：买田的人增加田赋，随着增添丁役，则卖田的粮去丁也去，没有包赔的痛苦；以粮派丁，官吏不能放富差贫，可以澄清吏治；无税粮的人口不再受丁银的拖累而逃亡，可以安心在乡从业。

学官盛枫明确提出丁课均人田税的意见，他说：把一县的丁银平均分摊到全县田亩中，每一亩所增加的有限，不是大毛病，而贫民则免除供输，会使国课有保障，官员考成无问题，这是“穷变通久之道”。

反对丁随粮办的官僚也十分多。邱家穗讲出两条理由：一是丁并于粮，将使游手之人无所管羁；二是穷人富人都是人，都应有役，并丁入粮，使贫者躲过，让富人代赔他们的丁银，也不公平。他站在富人的立场，坚持丁、粮分担。

康熙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以后，丁役的问题更突出了。康熙宣布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丁数为基准征收丁银，以后不管增添多少人丁，也只收那些丁银，不再加税。这项政策在中国赋役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把人口税固定下来，对于后世日益增加的人丁，减少了丁银负担量，有利于劳动力的增值。但是原来丁、粮分征，丁役不均的积弊依然没变，而且还出现了征收方法上的新问题。人口总在不断变化，有的户有死亡，有的户有增添。这项政策实行后，怎样在具体的民户中开除旧的丁银额、增添新的丁银额就不如以前那样简单了。死亡和新增人丁数目绝不会相等，往往新增的多，这就不能用某一个新丁替代已死人丁的差徭。不仅这样，由于人丁的增多，原有人丁的负担也要相对减少，这就需要重新计算每一个人的丁银量，还需要随着人丁的变化相应计算，而这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所以随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实行，应该寻求落实人丁丁银的具体办法。

御史董之燧在五十二年（1713年）就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问题，从而建议把丁银总数统计明白，平均摊入田亩中，按亩征收。户部讨论了他的建议，认为那样改变丁、粮分别征收的老办法，变化很大，不能实行，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又不能不处理，就让广东和四川两省试行。因此四川实行“以粮载丁”的办法，于征粮赋中带收丁银，广东丁银按地亩分摊。

即使这样，持反对意见的人仍很多，福州人李光地可算代表了。该地官员议论实行按田派丁，李极不支持。他除具有邱家穗的观点，又认为滋生人丁永不加派政策使丁银固定，官吏不能放富差贫了。若按田亩派丁，各地亩积大小不同，做不到平均；若依田粮派丁，则税粮有轻重不同，又不能不出现偏差。他还认为丁并于粮，实行长了，或者会以为有粮赋而没有丁银，会添设丁课，形成加赋的大毛病。抛开他的顽固态度不讲，他提出了实行丁并于粮可能碰到的新问题。

到康熙去世时，改变役法与维持旧法的两种主张也没有争出高下，事情拖了下来，雍正继位就面临着这个棘手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触及这个问题的是山东巡抚黄炳。他在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奏请按地摊丁，以解民困。他与曾王孙、盛枫等人有所不同，身任封疆大吏，更感到丁、粮分征下贫民逃亡问题的严重。他认为有地则纳丁银，无地则去丁银，使贫富负担均平才是良政，因而主张丁银摊入地亩征收。雍正认为“摊丁之议，关系甚重”，不是可以轻易决定的。不但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反而责备他“冒昧渎陈”，告诉他把一省的刑名钱谷办理好是正事，这时谈改革是事外越例馊求。一个月后，直隶巡抚李维钧以有益于贫民为理由，奏请摊丁入粮，他深知有力之家不乐意这样办，可能会出现反对，而户部只知按陈规办事，也不会同意，因此要求雍正乾纲独断，批准他推行。雍正不再像对待黄炳那样，把他的奏章交户部讨论。九月，户部议复，同意李维钧的主张。雍正还不放心，命九卿詹事科道共议，诸臣提出几个问题，一是亩有大小，按亩分摊，并不平均；二是有人卖田，必先卖去好田，剩下次田，再完丁银就有困难；三是有人卖田而代买主纳钱粮，这就还要代纳丁银。

雍正命李维钧就这个问题详细研究，一定做到对税收无损、对百姓有益，让人挑不出毛病来。李维钧回称准备把地亩分为上、中、下三等，丁银按地亩等级摊入，不至于好坏地负担不均。雍正称赞他“筹度极当”，同意他于二年（1724年）开始实行。从雍正的态度看，他从消极转变到积极，变化迅速。所以能如此，是由于他本着为政务实的精神，采纳臣僚的正确意见，作出果断的决定。以此而论，丁归田粮制度的建立和实行，决策人物雍正起了积极的作用。

直隶的事情决定之后，雍正指示黄炳向李维钧了解推行情况，黄炳表示第二年春天就提请实行，第二年果真实现了他的愿望。二年十二月，云南巡抚杨名时奏报他的辖区“子孙丁”的严重情况：有的人户早已没有半寸土地，人丁也不兴旺，但丁役册上有多人的丁役，历代相传，编审时也不予减除，使孤贫之丁承继上辈的徭役。杨名时表示要改变这种不合理情形，向直隶学习，使丁从粮办。雍正同意了他的这一要求。同年，浙江官员在原来部分州县摊丁入粮的基础上，准备全面推行，田多的富人不同意，到巡抚衙门喊叫阻拦，巡抚法海惊恐地表示暂不实行，无田的穷人很不满意，聚众到抚院请愿，支持和反对的两种势力激烈地斗争着。

巡抚李卫采取强硬手段，制服了闹事者，使十几年来争执不下的摊入丁亩制度在全省推行。同年四月，田文镜在河南进行编审，部分贯彻摊丁入粮方针，把没有土地的少壮农民的应纳丁银，着落到地多粮多的人户。八月提请推行并丁入粮，雍正允许他于下年实行。在此后的两年内，福建、陕西、甘肃、江西、湖北、江苏、安徽等省陆续实行丁归粮办的政策。只有山西没有跟上来，迟至九年才开始试行，到乾隆中期慢慢实现。此外，奉天府人籍增减变化比较大，仍按旧丁、粮分征。

摊丁入粮，从康熙年间辩论要不要实行，到雍正决策施行及制定法规，再到乾隆中期在全国完全实现，中间经历了半个世纪。这个过程表明，它的实现是斗争的结果。

摊丁入粮，使有土地的人增加了赋税，而“贫者免役”，“贫民无厘毫之费”，这是利贫损富的措施。对这一点，雍正很明白。雍正君臣实行摊丁入粮，是故意压抑富户，扶植贫民，改变过去丁役不均，放富差贫的情况。但是，更重要的是丁、粮合并征收，清朝政府的丁银收入有了保证，因为纳粮人完成丁银的能力，大大超过无地的农民。保障丁银的征收，这才是雍正的真正目的。

5.争取民心，解放“贱民”

独木难成林，众人的支持是成就大事的基础。那些想有所作为的君主们在获取民心方面总是会采取很多措施，以期待万民归心。拥护的人越多，统治的根基也就越稳。

中国古代号称士农工商、四民平等，但社会上的四民之外，别有贱民，即地位特别低微的社会群落。他们或因民族异同，或受政治迫害，或因社会上莫名其妙的陋习，被列入贱籍，终生不许脱离，也不允许和正常人通婚，不容许参加科举，只能从事一般人不愿干的职业，还不能自由改变身份。

解放贱民虽是仁政，但未实施之前，也不会有太多人经常去提及，好像这是一个不存在的群体。因为贱民只占少数、是一个弱势的边缘群体，亦即一个偏于“沉默”的群体，他们的痛苦没有表达的途径，一般人又不去理会，这也是他们的生活很少见诸史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