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雍正 铁腕帝王 一代名君（2 / 2）
他们是被侮辱和轻蔑的一群人，也是被遗忘的一群人。封建统治者素来号称以仁治国，但历代都产生与人道原则相违的贱民，迟至雍正一朝才给以法律上的完全革除，这不能不令人生发出中国社会改革过于迟缓的感慨。
雍正元年三月，监察御史年熙上书请求除豁山西、陕西乐户的贱民的贱籍。晋陕乐户的祖先原是明朝永乐帝夺天下时，坚决拥护建文帝的官员，永乐成功后，关的关，杀的杀，除了加害这些政敌本人，还将他们的妻女罚入教坊司，作为官妓，世代相传，久习贱业，以作为对政治异议者的残酷惩罚。
这些贱民想脱离卑贱处境，因身陷乐籍，政府不许，而地方上的缙绅恶霸更以他们为蹂躏对象，也不容他们跳出火坑。他们的苦难已持续了几百年，却不能解脱。年熙奏疏说，这些人实际上都是忠义之士的后代，却沉沦至今，无由自新，太悲惨了，请求雍正开豁他们的贱籍，准许他们改业从良。
年熙为年羹尧的儿子，雍正又把他赐给隆科多为子，这时年羹尧还在川陕总督任上，而山西也是年羹尧的势力范围。年熙的建议可能跟他生父商量过，他又同雍正关系不一般，也可能事先了解雍正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所以才投其所思，有此动议。条议上呈之后，雍正十分赞同，便令礼部议行。大臣们秉从旨意，说“压良为贱，前朝弊政。我国家化民成俗，以礼义廉耻为先，似此有伤风化之事，亟宜革除”。
雍正批准乐户改业从良，同时命各省检查，若有如此贱民一律准许出贱为良。于是其他省区的贱民也得以开豁。
值得一提的是，乐户除籍之议很可能发起于年羹尧，而得到雍正的大力支持。因为年羹尧犯罪后，署理山西巡抚伊都立参劾他，说他将皇上乾纲独断的乐户出籍的事据为己功，且向泽州乐户窦经荣索取谢银十万两。年羹尧辩白说：改乐户为良，是“圣主首端风化”，哪里敢掠夺为己功云云。山陕乐户削籍的同时，雍正命令除豁京中教坊司乐户。清初定制，凡是重要场合的奏乐，均由教坊司演奏。
雍正命乐户从良，另选粮通音乐的良人，充当教坊司乐工，专职演奏。这使教坊司的乐人改变了属籍，成为良人的职业。七年，雍正又把教坊司改为和声署，由内务府管理，官员由内务府、太常寺、鸿胪寺官兼任。“教坊司”改名为“和声署”，就说明它是良人充役的机构，名实相符。这一改，进一步巩固了乐户除籍的成果。
不过，当时贱民的种类十分多，除去乐户之外，还有浙江的惰民，广东的旦户，徽州的伴当等。因此，仅仅解放乐户还是远远不够的。元年七月，两浙巡盐御史噶尔泰趁着乐户削籍之机，上奏折请求豁免浙江绍兴府惰民丐籍。惰民的来源是宋代罪人的后代，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惰民籍属丐户，不得列于士农工商四民的名籍，是为贱籍，不许改变。他们从事的职业是士农工商所不愿干的，男子作小手艺和小买卖，塑造土牛、木偶、编机扣、捕蛙龟、卖汤饼，或者当吹鼓手、演戏、抬轿子，女子则做媒、当伴娘、卖珠、做接生婆。他们从事的是服务性的工作，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第三产业”。光从“惰民”这个名称就可以看出社会对他们的歧视。所谓的服务业虽不可或缺，却被当时农业社会所鄙视，社会地位十分卑贱。
政府不许惰民读书应举，不能做官，不得充当吏官、里长，不准与良人通婚，也不得与良人平等相处。作为一种侮辱性的习惯，惰民们的居住地区、房屋式样、穿着打扮、行路乘车等方面，都有规定，不能随便改变。因此惰民同乐户一样，毫无任何政治权利，没有人格尊严，是最受侮辱、损害和压迫的人群。
噶尔泰认为应给惰民自新之路，请求照解放乐籍的前例开豁。雍正命礼部议奏。礼部认为捕龟、卖饼、穿珠、做媒是贫民糊口职业，假如削除其籍，就是不许他们再做这些事，他们反倒无法谋生了，不同意削籍。
雍正说除籍“亦系好事”，礼部不要反对了，于是令惰民放弃原来职业，别习新职，脱离丐籍，转为民户，按照良民纳税服役。
此外，在江南苏州府常熟、昭文二县有种丐户，他们的籍属、社会地位与浙江的惰民完全一样。八年，江苏巡抚尹继善以他们业已“化行俗美，深知愧耻，欲涤前污”，请求循乐户、惰民事例，除其丐籍，列入编户。雍正同意了他的请求。其实早在五年，雍正就亲自提出安徽宁国府“世仆”、徽州府“伴当”的从良问题。雍正认为“伴当”“世仆”这两类贱民，许多不是由于政治因素或债务关系沦为贱民的，而是出于茫然不可考的因素，是一种地方陋习演变的结果。
雍正提出让这些贱民从良有两个好处：第一是使他们向上，也就是说，除去其自卑感、悲苦感，给他们以过正常社会生活的希望；此外，也给他们的子女以平等的地位，不至于一生下来就低人一等。这两点也是十分符合儒家乐生、平等的人伦道德的。雍正命令安徽巡抚魏廷珍查核，提出处理意见。魏廷珍议请区别对待如下：绅衿家典买的奴仆，如果有文契可考，还没有经过赎身者，本身及其子孙俱应听从主人使役；即便已经赎过身，其本身及在主家所生子孙仍应有主仆名分；奴仆在赎身之后所生子孙，与原主没有也不应再有主仆名分，准许豁免为良；年代久远，没有文契，也不受主家豢养的，统统不许以伴当、世仆对待。
世仆、伴当所受压迫，同惰民一样，习鼓吹、抬轿，不与大姓联姻，不准报考。雍正认为他所议“允当”，也就是公正恰当，便批准执行。雍正这一措施，使他们从此免受了不少凌辱。
广东沿江沿海有一种“旦民”，早在宋代就采集珍珠，向政府纳贡。到了清初，在广州河泊所下辖的，每年按户纳鱼课，少数人已粗通文字，上岸居住。雍正于二年亲书朱谕，命将旦民编立埠次，加以管理。六年，向广东督抚发出上谕：“旦户即苗蛮之类，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通省河路，俱有旦船，生齿繁多，不可数计。粤民视旦户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旦户亦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于舟中，终身不获安居之乐，深可悯侧。旦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摈弃之处，且彼输纳鱼课，与齐民一体，安得因地方积习，强为区别，而使之飘荡靡宁乎！”
雍正指出，陆地居住的广东人将居船的旦户视为贱民，是不合理、不人道的，应以旦户们交纳漁税为主要事实，把他们当作平民百姓，不让他们被社会排斥，在江海之上飘来荡去，无所依靠。他指示广东督抚：“凡无力之旦户，听其在船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栖身者，准其在于近本村庄居住，与民丁同编列甲户，以便稽查，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驱逐。并令有司劝谕旦中，开垦荒地、播种力田，共为务本之人。”这就是说，旦户们能够上岸、愿意上岸居住的，地方官应为他们开辟地盘，一视同仁，防止地方土豪恶棍欺侮他们，鼓励他们耕田谋生。这样，不知延续几个世纪的旦户问题，第一次提到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得到了初步的解决。雍正在短短几年中，从法律和道德上解决了数百年来积存的问题。
丐户、乐户、旦户、世仆、伴当等贱民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几百年来，为何没有人像雍正一样来触动他们，甚至很少听到知识分子为他们呼吁的声音？
明朝人沈德符就曾对此不解地说：何以自宋迄今六百余年，惰民“不蒙宽宥”？深析起来，促使雍正这样做，则有一系列相关原因：
首先，最值得重视的一点，这是和雍正整体宏伟的治国思路相贯穿的，是制度化、全局性的大手术，不是心血来潮的一时冲动。在雍正朝，执行打击不法绅衿的政策，而贱民们主要是受绅衿的控制，为他们服务。如果贱民要脱籍，就会侵犯地方绅衿的利益，他们自然不乐意，定会千方阻挠。所以雍正除豁贱民的法令中，才包含进禁止“绅衿土棍”阻拦贱民出籍的条文。据此可见，释放贱民，是中央同不法绅衿、地方恶势力的一场角力，此举有着深远的意义。这是雍正力革前朝弊政，推行改革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其目的是压制地方绅权，提高中央威权，这同摊丁入粮、耗羡归公、改土归流等项政事一样，是雍正整体治国思路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也是争取民心的策略。
根据记载，当乐户除籍令颁发的时候，乐户们都激动得涕泪俱下。噶尔泰很能恰到好处地赞美皇帝，他说，雍正皇帝此举“使尧天舜日之中，无一物不被其泽。使生者结环，死者衔草，即千万世之后，共戴皇恩于无既矣”。虽有不实之处，也可见释放贱民确实是一种仁政，可以提高皇帝的威望。
其次，在雍正初年，统治尚不稳固，特别需要广大民众的支持。确立一个有作为的中央政府的形象，这也是雍正忙于处理贱民问题的原因。当时社会观念对待贱民的态度有两种：一是以地方绅衿为主，要维护既得利益，要坚持等级制度，奴役贱民；一是雍正朝的君臣，主张部分地释免贱民，而后者显然更符合儒家道德。
雍正也是这么想的。他说：“朕以移风易俗为心，凡习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与以自新之路。”令贱民改业从良，就是“励廉耻而广风化也”。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贱民的解放，也不完全是一个好皇帝的恩赐，其中也有历史的必然性。
任何解放都不可能完全是由上而下的解放，一定要有自下而上的争取，解放才可能展开，受苦的人才能最终脱离苦海。贱民所受的压迫，迫使他们产生反抗情绪，时或爆发反抗斗争，这是他们能够获得解放的重要因素。
贱民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引发社会动乱，统治者必须想办法“息事宁人”。正好雍正又要打击绅权，就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开豁贱籍可消减贱民的对抗情绪，又是取消不法绅衿特权的一个方法，可谓一举两得。
雍正此举是符合当时社会斗争的趋势的。然而，从贱民自身的角度来说，这还不是完全的解放，任何一种解放事业都必然是艰苦而漫长的，是社会性的事业。
雍正的除籍令下达之后，少数贱民改业、从良，摆脱了屈辱的地位，多数贱民依然如故。苏州的丐户还要应承迎春扮演的差役；宁波府没有得到削籍的十分多，矛盾严重，终于在光绪三十年发生第二次除豁事件。安徽贱民与绅衿的斗争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绅衿顽固地制驭世仆，不容改业，如析门县的周姓为李姓世仆，嘉庆十四年，按雍正例开豁为良，但李姓不依，仍然要周姓服役。道光元年，有个叫李应芳的，强迫周觉春充当吹鼓手，以致闹出人命案子。并且清朝政府对从良的贱民十分苛刻，这都影响着贱民真正摆脱奴役地位。所以雍正的一纸命令和某些努力，并没有从根本上拯救贱民。
这是因为贱民的解放并不是某个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事情，它决定于社会状况和经济状况，比如他们要求社会给他们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可雍正时代并没有提供这个条件。在讨论噶尔泰的建议时，礼部就指出，惰民的就业问题不能解决，是考虑实际问题。事情也确实如此。在大多数贱民没有新的谋生之道之前，不可能做到真正的从良。
尽管如此，雍正的开豁令仍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它给贱民解放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可能性。具体来说，削籍令是政府宣布放弃对贱民的特殊控制法，使贱民有了离开贱籍的法律依据。贱民只要符合政府的条件申请改业从良，就可以按照正常社会成员的方式进行生活，一定时期之后还可以应试做官。如果同平民发生纠纷，可凭良人的身份出现，不会像过去那样因是贱民而遭受不应有的歧视和打击。
贱民的除籍，使他们几百年的积郁有所舒张，生活信心有所增强，奴性有所消减，从而使他们受到压抑的创造力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这也是对这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生产力的某种解放。
另外，雍正实行摊丁入粮制度后，人民的封建隶属关系有所削弱，贱民的除籍正与这一历史趋势相符合。雍正朝这一自上而下的“阶级解放”政策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是十分开明的做法。
6.推行保甲，加强约束
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每一个统治者的追求，只有社会稳定，人心才会安定下来，才不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破坏统治秩序的事情，家族的统治才能稳固。
保甲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长期延续的一种社会统治手段，它是历代统治者对地方施行统治与管理的常用办法。它的最本质特征是以“户”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汉代的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里”；唐朝时四家为“邻”，五邻为“保”，百户为“里”；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提出了十户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元朝又出现了“甲”，以二十户为一甲，设甲生。到了清朝，终于形成了与民国时期十进位的保甲制极为相似的“牌甲制”，以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由此建立起了封建王朝对全国的严密控制。保甲是国家以民众居住地为基础，令其按一定规则组织起来的自己管理自己的治安教化组织。
雍正实行摊丁入粮制度后，人民的封建隶属关系有所削弱，贱民的除籍与这一历史趋势相符合，雍正朝这一自上而下的“阶级解放”政策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是开明的做法。收钱粮没有关系，而这样编审制度就成为多余的了。
由于清初实行户口登记，以户为单位，记注丁口、籍贯、职业。丁口，是政府征发徭役的根据；籍贯关系到人们读书、应试、做官等权利；职业，有的不能随意改变。这些内容关系着政府和人民的利害，双方都非常重视。政府根据这些内容进行统治，同时也更加留心。由于人们的家庭情况总在不断地变化，所以户籍登记也在不间断地进行。清初政府规定三年进行一次编审（后改五年一次），稽查户口，尤其重视核实丁口，所以叫做“编审壮丁”。当编审之年，各省在年终报告户部。如果违限不报，经管官员都要照违限例议处。可见编审户口，是地方政府的重要事务。雍正实行摊丁入粮制度，使编审壮丁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了。
而废弃编审后，如何管制民人，雍正制订了保甲条例：（1）十户为一牌，设一牌头，十牌为一甲，设甲长，十甲为一保，设保正。（2）畸零村庄、“熟苗”、“熟僮”，一体编入保甲。（3）地方官不卖力奉行，按情节分别议处。（4）建立民间奖惩办法，对违犯保甲条令的人，若被告发，按被揭发的人数给奖；若为隐匿，予以杖责。雍正批准这一条例，命各省通行，限一年内执行完毕。这就在事实上停止了编审，这一制度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被正式取消。编审停止后的保甲法，与以前的不同，它包含着调查户口与维持治安两项内容，以突出它的治安管制的性质。
也就是说，自此以后，封建政府日常控制人民的手段，主要是保甲法。所以说自雍正四年起，雍正厉行保甲，是在摊丁入粮新形势下对人民进行的约束。自此之后，清朝政府就把推行保甲制当作考核地方官吏的重要内容。
在编排保甲时，雍正解决了对棚民的控制问题。当时，有一部分在本籍无业的农民到异地谋生，或开山种地，或做雇工，因为他们搭棚居住，所以被称作“棚民”。他们多生活在丘陵地带，以江西、安徽、浙江、福建、湖北、陕西、四川等省山区尤多。他们迁徙不定，生活没有保障，还曾发生过武装起义，因而引起统治者的注意。雍正二年（1724年），户部尚书张廷玉认为浙、赣的一些抢掠事件，是棚民煽惑倡首，应设法安置，疏请敕令督抚派遣能干的州县官严行管制，加以编排，在稽核保甲时一体查察，并请允许棚民读书进学，把他们变为土著，以绥靖地方。雍正命有关官员议处。雍正三年（1725年），两江总督查弼纳、浙闽总督觉罗满保疏奏处置浙、闽、赣三省棚民办法。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令仿照保甲的法规，按户将棚民编审入册，租地的山主、雇工的雇主，都要对棚民进行担保；入籍的棚民一经获准，即与土著一体当差；入籍二十年的可以参加文武生的考试。条令颁布后，由各地督抚监督落实。
雍正六年（1728年），大理寺卿性桂到衢州密访后，奏称“棚民近日光景，皆知安分，不敢生事”。雍正自负地说：“在昔棚民，何有今日光景，经大费一番措置，方能如是帖然。”编查棚民法令下达时间一长，地方官和担保的山主、地主就忽视它了，但雍正没有忘记，即使是在死前的一个月，仍发出上谕，要求“督抚等转饬有司实力奉行，毋或怠惰，倘有不遵，即行严参，从重议处，若督抚失于觉察，朕访闻亦必加以严谴”。雍正在位，始终大力推行保甲法（包括棚民编查），企图使人民俯首帖耳，任其摆布。
雍正推行保甲制度，是在摊丁入粮新形势下对人民进行的约束。这样既解决了人口的编审问题，又解决了流动人口的安置和管理问题，加强了地方的治安管理，稳固了社会秩序，具有积极的意义。
7.设祠堂，将统治深入民间
老百姓的力量是无穷的，既能载舟又能覆舟。封建统治者深知，只有牢牢地控制了老百姓，才能高枕无忧，天下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
实行孝道，历来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做人的根本。顺治、康熙两朝撰述《孝经衍义》，康熙四十一年以前，会试第二场的论题，先从《孝经》选出，后因大力提倡宋儒理学，而改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等书中出题。雍正继位后，强调“孝为百行之首”，重视《孝经》，下令从元年恩科会试起，仍用《孝经》命题，“庶士子咸知诵习，而民间亦敦本励行，即移孝作忠之道胥由此乎”。就是令人懂得孝道，在家做孝子，而这种人到了社会上，无论是做官还是为民，都能竭尽本分，忠实于朝廷。其实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人说“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雍正把它概括为“移孝作忠”，这更说明统治者提倡孝道，最终目的是要臣民忠君做顺民。雍正围绕这个目标，便大力倡导孝道以及与它相联系的宗族制度，实行以孝治天下的方针。
孝道实行于家庭，家庭又是宗族成员，推崇孝道，必然重视宗族。雍正把兴建祠堂、设立宗族学校、添置族产、纂修谱牒这四事，当作维持宗族制度的主要事务。
在清代，一部分家族设立宗祠，有的大族还另立支祠，祠堂设有族长，大祠堂还有其他管理人员。祠堂的职责表面上是管理祭祀，实际上是统治族人的机构。雍正为了强化它的职责，于四年（1726年）下令在宗族设立族正，“察族之贤不肖”，即考察本族内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封建的道德标准，以表彰遵守封建道德的模范，谴责它的破坏者。族长的确定，是宗族内自主的事情，他主持族政，政府一般都会给予支持。族正，由政府指定，代表官方，加重了宗祠的权力。五年（1727年），雍正更改与祠堂有关的法律条例，他说经官惩治而不悔改的人，准许祠堂告官，可以将他流放远方，以为宗族除害；若祠堂私自以族规处治，以致身死，可免执行人的抵罪。经过九卿讨论，根据他的指示精神，确定了相关的律例。司法权原来只在政府手中，如此变更以后，使祠堂也拥有了惩治族人的某种司法权，族长的权力加大了。雍正企图利用宗族权力辅佐政权，使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以维护清朝的统治。但是这种改变，破坏了政府司法权的完整性，造成了政府与宗族的矛盾。因而族正和处理族人司法权的律例能否长期存在，就成了问题。乾隆初年把族正给否定了，至二十二年重新设立，可见雍正父子是在探索如何更好地进行族权与政权的配合问题。
雍正十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张照奏称：读《圣谕广训》有“甲置义田以赡贫之”之教，其祖张淇用己一千亩作为义田，赡养同族的贫民，现今请求皇上允许立案，在政府注册，载入县志，该项土地不许别人夺取，即使张淇子孙也不得出卖，他人亦不能私买，违者照律治罪。如此则该项田产可以长期保持，以利解决贫宗的生活问题。雍正见这是响应他的号召，高兴地允许立册存案，并说：“张淇以己田作为公产赡养宗党，其敦本厚族之谊可嘉”，应当表彰他这种义举。张淇用私田作义田，建立义庄，经张照的登记，可以长久地保存，土地不仅他人禁止侵犯，连政府也保证不损害它。义庄开始于北宋的范仲淹，他的事业继续维持下来。该族范瑶又以己田一千亩扩建它，收租赡族，其扩充部分，亦申请立案。该义庄所在地的江苏巡抚尹继善奏称，范瑶的行为是受皇上《圣谕广训》教导的结果，现在“化行俗美，群黎编德，三吴士庶，莫不闻风兴起，咏歌盛世，传为美谈”。雍正说范瑶义风可嘉，应当鼓励，于是将他从候选知州补授为员外郎。雍正同时教训尹继善：“地方上偶一善事，何得遽云化行俗美，群黎编德？”他不以有少数义庄为满足，希望大量出现，以实现他倡导义行的主张。义田、义庄的地租，一部分用作赡济宗族内贫宗成员。雍正号召置立义田，是利用宗族的力量实行互助，减少政府的压力，让那些不稳定因素因为生活问题得到解决而暂时稳定下来。这也是用宗族制度支持政权的一种方式。
雍正表彰义庄的建立者，仅仅是他旌表义行的一个内容。元年（1723年）二月，他命礼部讨论建立忠孝节义牌坊事务，他说以前疆吏把此事当作形式，从未认真执行，富室巨姓滥膺表扬，穷乡僻壤的孝子节妇反遭隐没不闻，督抚学政必须加以调查。报请旌表，申请人需要到县城，要花路费，胥吏讨索酒食钱，这笔开销，造成贫民不能申请。雍正着意于贫寒之家，就是要在实际上扩大旌表对象，以发挥它的影响力。礼部遵照雍正指示，议请建立两种祠宇：一为忠义孝悌，一为节孝妇女。建坊银两由政府发给，雍正批准了。实行情况各地不大相同，但都比较重视。
雍正设立族正，倡导孝道，把封建统治真正深入民间，把人民置于保甲与祠堂交织的严密罗网中。他这样做，使政权自上而下地支持族权，宗祠又自下而上地维护政权，二者结合，封建统治就更加稳固了。雍正实施行政机构改革，加强了皇权，加上这些地方组织的强化，增强了政府统治力，所以雍正时代，从上到下，封建统治更加严酷。
8.兴文字狱，加强思想统治
为了牢牢控制天下，维护自己的家族统治，雍正皇帝还把自己的权力贯穿到了老百姓的思想上。对于那些敢于自由表达思想的士人们，他大兴文字狱，力图倚此禁锢人们的思想。
文字狱是封建统治者树立权威、维护政权的一种有效方式，帝王们拿士大夫开刀，为的是“杀鸡吓猴子”，迫使全体臣民慑服。每一文字狱的构成，总要扣上“叛逆”的帽子，似乎看上去有很大的“敌我矛盾”。其实只要看一看案情就能明白，那是用作借口的护身符，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文字狱的案件，几乎全部是冤案、假案、错案，罪名是罗织而成的，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雍正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文字狱除了用作镇压具有反清思想的知识分子外，同时又成了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工具。案件数目增多，罪名苛细，吹毛求疵，故意罗织成狱。许多案件，并不只是单纯由于文字内容获罪，而是雍正以文字为借口，打击政治上的异己势力。例如大将军年羹尧恃功骄纵，雍正蓄意诛杀他，给年羹尧制造了很多罪状，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年在奏折内将“朝乾夕惕”错写成“夕惕朝乾”，雍正指责“年羹尧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归之于朕耳。观此，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乘谬之处，断非无心”，这分明就是罗织罪状。
汪景祺写《西征随笔》，因其中有讥讪康熙的字句，故被处决；钱名世是当时名士，雍正很讨厌他，赐他一块“名教罪人”的匾额羞辱他，因为汪、钱二人都是年羹尧的羽党，汪是年的记室，钱则在诗文中吹捧了年，这是他们得罪雍正的真实原因。考官查嗣庭，出了“维民所止”的试题，被认为是将“雍正”二字砍去了脑袋；谢济世注释《大学》，被告发诽谤程朱；陆生柟写《通鉴论》，被认为反对郡县制，赞扬分封制，有朋党之嫌。实际上，这些案件都和党争有关，查嗣庭依附隆科多，谢济世、陆生柟依附李绂、蔡珽。雍正通过这些案件，要惩戒知识分子，不得依附权门、朋党勾结、非议朝政，因此，处分很严厉。
最有名的文字狱是曾静、张熙案。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人曾静令其徒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称他是岳飞的后裔，劝他起兵反清，并列举雍正有弑父篡立、杀兄屠弟的罪行。岳钟琪向朝廷告发，穷治主使，查出曾静的反清思想是由于读了吕留良的著作而产生的，又查出他对雍正的指责是从已被镇压的雍正诸弟允禩、允禟手下太监那里听说的。于是，雍正把打击的锋芒指向了吕留良的子孙、门徒以及允禩、允禟的余党。
吕留良是清初的著名学者，死去已四十余年。在他的著作中有强烈的反清思想，极力申明华夷之辨，认为这比君臣之义更为重要；又抨击清朝统治，称“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这原本是清初很流行的思想。雍正为了消弭下层人民中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的起义，进一步泯灭汉族的民族意识，就借此案大做文章。多次发布谕旨，并把这些谕旨刊刻公布，称《大义觉迷录》。其中，极力驳斥传统的华夷之辨，认为这种区别是由于古代疆域不广，实际上华夷都是一家人，舜为东夷之人，周文王为西夷之人，“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满汉是一体的。对人的看法、评价应以五伦为准则，而不应该以民族来区分。“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我朝肇基东土，德教宏敷，仰承天命，为中外生民之主，为臣民者不得以华夏而有异心”。雍正提出的这种观念有一定道理，反映了中国国内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更加紧密和各民族融合的日益加深，是不同于儒家传统的华夷之辨的。但是，他发布这些谕旨的目的在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打击反对势力，借题做文章。雍正对吕留良一家和门生处理极严，将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开棺戮尸，吕的学生严鸿逵监毙狱中，戮尸枭示；吕的另一儿子吕毅中和另一学生沈在宽斩首，此外，将吕的私塾弟子，刊刻、贩卖、私藏吕留良书籍的人有的斩首，有的充军，有的杖责，吕、严、沈三族妇女幼丁给予功臣家为奴。奇怪的是，主犯曾静、张熙却免罪释放，据雍正的解释，曾静、张熙是误信了吕留良的邪说和允禩、允禟余党的流言，是受迷惑的从犯，故免罪释放，予以自新之路。并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但乾隆即位后，不理睬雍正的遗言，仍将曾静、张熙处死。
雍正开了很恶劣的先例，他大兴文字狱，以之作为控制思想、打击政敌、提高自己权威的手段。之后清政府经常以文字罪人，并且都以大逆不道论处，治罪重，株连众。乾隆朝，文字狱成为家常便饭，案件比康熙、雍正两朝合计增加四倍以上。康熙、雍正时的文字狱，主要打击的对象是具有反清思想的士大夫或政治上的反对势力，获罪的大部分是官吏和上层知识分子，尽管也是随意罗织罪状，但多少还抓有点治罪的理由；乾隆时的文字狱，更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硬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获罪的人有很多是下层知识分子。除了有几起追查清初人著作中的反清思想之外，乾隆朝的极大部分文字狱并没有反清抗清的政治倾向，纯属深文周纳，滥杀无辜。它的唯一作用，就是在知识分子中造成浓重的恐怖气氛，显示皇帝生杀予夺的专制淫威。雍正一朝，文字狱使文人明白一点：莫谈国事。
9.秘密立储，保权力顺利交接
生命快到尽头时，权力会随之转交到新的继任者手中，为了防止家族内部因权力过渡而打得头破血流，雍正创造了秘密立储制度，保证了他死后权力的顺利交接，防止了家族内部的斗争，避免了兄弟相争、手足相残。
乾隆继统，不是雍正亲口宣布，而是靠秘密立储和传位诏书顺利实现的。秘密立储制度，是雍正鉴于康熙晚年，因立储不当而导致内宫动荡，而绞尽脑汁想出的一个创举。
雍正即位不到一年，即创秘密立储，把继嗣写出，藏于匣内，秘不示人。元年八月十七日，雍正召见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于乾清宫西暖阁，宣布立储的原因和办法。
雍正说，圣祖仓促立储，并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他“神圣睿哲，自能主持”。今天，我为了社稷的长治久安，更要及早为计，不过考虑自己的孩子尚幼，不便公开建立，于是，想出秘密建储的方法。他说：“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或收藏数十年，亦未可定。”
这储君是谁，其本人不知，诸臣不晓，只有皇上一人预定。而“正大光明”之匾，更是谁都不能碰的。雍正宣布之后，问诸臣有何意见。
隆科多慌忙奏称皇上“圣虑周详，为国家大计发明旨，臣下但知天经地义者，岂有异议，惟当谨遵圣旨”。于是，雍正令众臣退出，只留下总理事务王大臣，将密封锦匣藏于“正大光明”匾后。
雍正所实行的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新的立储方法，雍正预定的接班人是皇四子弘历，即乾隆。康熙生前就十分喜爱这个小孙子，因此，有说法说康熙之所以传位给雍正，就是为了将来让弘历当皇帝。
为了保密，雍正在对待弘历与诸子上没有异样，特别是令弘历、弘昼承受基本相同的待遇，时或命他们代行祭天、祭祖之礼，同日封王，共参苗疆事务。但有两件事，被后来乾隆君臣认为，是雍正立弘历为储君的一种暗示：
一是将弘历招致养心殿，给他一块肉吃，而没有赐给弘昼，因此，弘历认为赐他一块胙肉，大有深意。
二是弘历被雍正封为“宝亲王”，这封号被《清高宗实录》监修总裁官庆桂等，解释为将授大宝的表示。所谓“宝”，就是将有大宝——玉玺，践位。
这些虽是他们根据弘历嗣位事实进行的推测，但应该说，也符合雍正的心愿。
雍正除了在乾清宫放置密诏之外，另书内容相同的传位诏置放在圆明园内。保留两封诏书分头放置，可见，雍正对立储的高度谨慎。
八年九月，雍正生了一场重病，自觉寿命不长，于是，将圆明园诏书之事，秘密告诉张廷玉、鄂尔泰两位近臣。雍正又于十年正月向鄂尔泰、张廷玉作了说明，说“汝二人外，再无一人知之”。直至雍正死在圆明园，弘历以尽孝子之分，惟事哀号。
这时，张廷玉、鄂尔泰，向允禄、允礼等人说：“如今新主继统是急事，大行皇帝曾示我二人有密旨，应急请出。”诸人同意，但总管太监说不知圆明园有这样一道密旨，所以，不知藏于何处。张廷玉说：“大行皇帝当日密封之件，谅亦无多，外用黄纸固封，背后写一封字者即是。”
于是，据之取出，这便是传位于弘历密旨，由张廷玉就灯下宣读，众臣拜请弘历受命，弘历随即令允禄、允礼、鄂尔泰、张廷玉辅政。这样，以两位皇叔和满汉大臣代表的鄂、张四人组成的总理事务王大臣辅佐弘历，保证雍正继嗣统治的稳定。
整个接班过程，毫无差池。雍正的秘密立储制度也十分成功。雍正立太子，收到了立国本以固人心的政治效果；同时，避免了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由“明立东宫”导致的诸皇子勾心斗角争储位，储君与皇帝争权，储贰骄纵等弊病。
这个制度，可以挑选合适的皇子为储君，不限定长子继位，有“传子传贤”的意思，比汉族实行了上千年的嫡长制要好得多。乾隆继位后，认为这个办法好，于是遵奉实行，于元年（1736年）七月，也就是即位不到一年时，就预书皇二子之名，藏于“正大光明”匾后。
由于皇二子早死，乾隆又密立皇十五子，时为仁宗；之后嘉庆、道光也都相继用这个方法立嗣；咸丰只有同治一子，故无需用秘密立储法；同治、光绪都没有儿子，就无从采用这个办法了。从乾、嘉、道、咸诸君的继统来看，秘密立储方法是相当成功的，自雍正以后，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的争夺储位的斗争也就基本绝迹了。这不得不使人再次回忆并赞美雍正的用心周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