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康熙 雄才开盛世 伟绩铸丰碑（1 / 2）

清圣祖康熙，名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年），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4年）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宫，佟妃之子。在位61年（1661—1722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康熙执政期间，撤除吴三桂等三藩势力（1673年），统一台湾（1684年），平定准噶尔汗噶尔丹叛乱（1688—1697年），并抵抗了当时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中国东北边界。他在承德修建了避暑山庄，作为与北方游牧民族交往的基地。

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考察，康熙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积极鼓励垦荒，废止圈地令，实施更名田；整修黄河、淮河、运河的水利工程。尤其是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决定“永不加赋”，取消新增人口的人头税，并最终演变成“摊丁入亩”制度，并大蠲赋税。这些最终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表现为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粮食产量的提高与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奠定了所谓“康乾盛世”的基础。

1.除权臣，延续家族权力

功高盖主的事情在历代统治者的周围时有发生，然而，天不能有二日，一山不能有二虎，否则正常的统治秩序就会被破坏。作为权力的所有者及其支持者是绝对不会容忍的，而最终的结果就是一方退出权力的舞台。

顺治帝在临终指定皇太子时，还亲自从直属皇帝的上三旗中选任四名亲信大臣，令其辅助幼帝，佐理政务。遗诏宣称：“特命内大臣索尼（正黄）、苏克萨哈（正白）、遏必隆（镶黄）、鳌拜（镶黄）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冲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知。”顺治帝的这一决策，是和其母太后博尔济吉特氏经过斟酌、选择，并在母后亲自主持下实现的。它标志着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体制的形成。从此时至康熙八年（1696年）五月，捉拿鳌拜，废除辅臣，凡八年零五个月，史称“辅政时期”。

那么，四位辅政大臣怎么会有此独特的待遇呢？

索尼，姓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其父亲和叔叔在努尔哈赤时，都是非常被信任的文人。皇太极执政时，索尼因久在戎行，出生入死，屡立战功，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战将。皇太极死后，两黄旗大臣坚决主张立顺治帝接位，索尼与其他五人盟誓于盛京三官庙，坚决辅佐幼主。入关后，畏于多尔衮的权威，盟誓之人多依附多尔衮，索尼却坚决自矢，不肯投靠，被罢官抄家，遣放回盛京，那时他已48岁。三年后，顺治帝亲政，索尼被召回京，晋封一等伯爵，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到出任辅政时，他已60岁，成为历事四朝的老臣。

资望不如索尼的苏克萨哈，姓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他的父亲曾以归顺之功得以娶努尔哈赤的女儿为妻，因此，事实上他与顺治帝为姑表兄弟。尽管他所立战功较少，但因为他以多尔衮所领正白旗属下的身份，在多尔衮死后率先揭发多尔衮阴谋篡逆，反戈一击，大受顺治帝和皇太后的赏识。此后又在湖南、湖北大败抗清义军，被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因此，成为正白旗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籍隶满洲镶黄旗的遏必隆，姓钮祜禄氏，是清朝开国功臣——“五大臣”之首的额亦都的第十六子。在明清争夺辽西及洗劫中原的军事行动中多次立功。因反对多尔衮专权，被剥夺官爵牛录，抄没一半家产。顺治帝亲政，他不甘沉沦上书论冤被起用，后封一等公，升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

鳌拜与遏必隆同旗，姓瓜尔佳氏，为清初开国功臣费英东的侄子。在清朝初年，鳌拜堪称一员不可多得的战将，几乎所有重大战事都曾领兵参与，以身先士卒、骁勇善战立大功无数，有“勇士”（满语称：“巴图鲁”）之称。皇太极死后，誓死主张立其子为君，因而积怨于多尔衮，被三次论死，只因功高而幸免于难。多尔衮死后，其被命为议政大臣，进世袭二等公，又升任领侍卫内大臣。

由此可知，这四个异姓大臣被委以重任，主要是因为这四人不仅都是皇帝亲领的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中家世显赫、屡建勋劳的功臣，在本旗有一定的影响力；也因为他们在支持皇统继承，反对多尔衮专权擅政的重大政治事变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甚至因此受到迫害。更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三人任领侍卫内大臣，掌握着全部宫廷侍卫的指挥权，一个为内务府大臣，总领全部宫廷事务。这种安排确实是煞费苦心，但又万般无奈。这是太皇太后又一次面临幼君登位，基于半生风风雨雨的经验和智慧的安排。她已保住了儿子的江山，现在她又要为使孙子安然于位，含悲忍泪，借用儿子的亡灵有序地导演出一幕幕群臣宣誓效忠的场面。

四大臣唯恐变革旧制引起诸王口服心不服，所以在将遗诏奏知太后当众宣示之后，便立即对下五旗诸王贝勒等明确提出这一问题。索尼等跪告说：“今主上遗诏，命我四人辅佐冲主，从来国家政务惟宗室协理，索尼等皆异姓臣子，何能综理？今宜与诸王贝勒共任之。”其实诸王贝勒对此种安排也难免心怀不满，但以往皇位传承之际争杀流血的恐怖早已令人不寒而栗，一言不慎，便可以违背先帝遗诏之罪而立招杀身之祸。更何况当此大局已定之时，宗室之间也各有盘算，谁肯妄动，便要当乱臣贼子之名，因此都很客气地表示：“大行皇帝深知汝四人之心，故委以国家重务。诏旨甚明，谁敢干预。”尽管如此，四人仍心怀顾忌，再奏请太皇太后，回答仍是肯定的。到这个时候，已没必要虚情假意，四人压抑着激动兴奋的心情接受了辅政之职，当即在顺治灵前宣誓就职。

辅政伊始，鳌拜等人便打着遵守“先帝遗命”的旗号，实行了如下正确的措施：

1．积极整顿吏治

针对迅速腐败下去的吏治，鳌拜等辅政大臣进行了积极的整顿和改革，以提高行政效率和官员的办事能力，清除官场恶习。

根据《清圣祖实录》记载，辅政仅仅半个月之后，鳌拜等辅政大臣就以康熙皇帝的名义诏谕各官：“朕以冲龄践阼，初理万机，所赖尔大小臣工，同心协力，矢效赞襄。”次日，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阿思哈就提出对巡按的十项要求，对能够“恪遵上谕，洁己爱民，奖廉去贫，兴利除害……又能大破情面，纠察地方恶宦劣衿者”分别升迁；能“谨慎奉法，察吏安民者”仍留原任；“行事碌碌，无实政及民者”降调外用；而“徇情贪贿者”要革职治罪。奏上之后，御批：“这所议各款，务须恪遵力行，不得视为虚文，著通行严饬。”

鳌拜还曾经于1665年春命令有关各部门严查督抚在地方的劣政，1666年初又下令对公然受贿的地方督抚大员“从重治罪”。鳌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仅1667年一年之内，就将贪酷、不谨、罢软、年老、有疾、才力不及、浮躁等官共563人革职，还裁撤了各省大小衙门官吏3849名。

此外，根据《清圣祖实录》记载，为了提高行政效率，1660年春，鳌拜还要求所有官员“进奉本章，关系政务，应切实陈奏……事情正理，明白敷陈，不得用泛泛文词”，还在明朝规定所有本章不得超过一千字的基础上，再度减少到所有本章不得超过三百字。与此同时，还规定了完结事务的时限。

2．努力发展经济

鳌拜辅政时期，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努力发展经济。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措施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奖励垦荒。奖励垦荒这项措施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比较有作为的封建王朝建立初期通用的措施，鳌拜辅政时期也不例外。但是在具体措施上，除了实施一些以前历代王朝都能够实行的诸如开荒归己、开荒者减免赋税、以垦荒的数量作为对地方官员奖惩的标准、灾荒年间减免赋税、开仓赈济等措施之外，鳌拜辅政时期还有很多创新，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政府财政十分拮据的情况下，鳌拜还命令发给各地穷苦百姓及投诚官兵耕牛、种子和银两，为他们创造垦种田地的有利条件。这在以前是少有的。又如根据《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记载，清朝初年，由于连年战乱，导致四川地区人烟稀少、经济衰败。在这种情况下，鳌拜提出“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官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纪录一次；有能招民六十家者，量与纪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这对恢复发展四川的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是实行“更名田”。鳌拜辅政时期，在经济上的一个最为后代历史学家肯定的德政，就是实行“更名田”。这项措施，也是他在担任辅政大臣的过程中最后的辉煌（因为在这件事情完成之后仅仅两个月，他就被康熙皇帝拿下了）。

1669年春，鳌拜下令“命查故明废藩田房……给予原种之人，令其耕种，照常征粮”，并“将无人承种余田，招民开垦”，这就正式承认了农民在明末起义中获得的部分成果。

3．减少军事行动

鳌拜虽然是追随皇太极马上得天下、号称“万人敌”被赐号为“巴图鲁”的重要军事将领，但是他在辅政时期，大清王朝在军事方面的政策和行动却是很有节制的。

导致鳌拜减少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原人民的强烈抵抗，另外一方面则是由于财政方面的困难。鳌拜知道，军事开支实际上是个无底洞。若一味进攻，大清王朝很有可能步前明后尘，迅速衰落下去。因此，他们在消灭了南明永历政权之后，就迅速宣布：“从此大兵得以休息，粮饷不致靡费。宣诏中外，咸使闻知。”从而把完全统一中国的任务交给了后来的康熙皇帝。

这个时期大清王朝的政策和行动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也为1683年最终统一台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应该说，鳌拜在任辅政大臣的时候，还是为大清帝国作出了很大贡献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鳌拜和康熙之间的矛盾开始变得尖锐起来。随着康熙年龄的增长，那些由辅政大臣行使的权力势必要交还给他，然而，权力这个东西得来不易，一般人很难抗拒它的诱惑，鳌拜就是这样一个禁不住诱惑的人，他迟迟不愿将手中的权力还给康熙。

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初七，康熙在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当时位列辅政大臣之首的索尼于该年六月二十三日病故，鳌拜则以辅臣之首自居。在长达七年的辅政期间，鳌拜利用索尼年老多病、遏必隆生性懦弱之隙，网罗党羽，安插亲信，大权在握，诛杀异己。康熙亲政后，鳌拜依旧结党营私，户部满尚书出缺，康熙已任命玛希纳出任，鳌拜却任命党羽玛尔赛，强行增设一名满尚书。

同年七月十九日鳌拜不顾康熙帝反对，将反对换圈的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处死。

苏克萨哈之母系努尔哈赤第六女，隶满洲正白旗。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因告发摄政王多尔衮殡服违制而受到顺治帝的器重，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遗命辅政。苏克萨哈与两黄旗大臣索尼、遏必隆、鳌拜同列辅政之列。因两黄旗与两白旗在继立问题上所存在的积怨，苏克萨哈在换圈以及处置反对换圈的满汉三大臣等问题上均与鳌拜意见相左。为了遏制鳌拜专权，苏克萨哈一再“自行启奏”吁请皇帝亲政，并明确表示：“夕归政于皇上，朝即具疏往陵寝居住（为顺治帝守陵）”，绝无恋栈之意。在康熙亲政后第六天（七月十七日），苏克萨哈疏请“往守先帝陵寝”。鳌拜遂假传圣旨，“著议政王大臣会议具奏”。

七月十五日，鳌拜党羽、大学士班布尔善罗织苏克萨哈二十四大罪状，诸如“背负遗诏”“欺藐皇上”“背负先帝”等，交议政王大臣会议。七月十七日在鳌拜的干预下，议政王大臣作出对苏克萨哈及其子查克旦凌迟处死，对苏克萨哈子达器、德器，孙侉克札、侄海兰等斩立决、籍没家产的议处。康熙“知鳌拜等怨苏克萨哈数与争是非，积以成仇”，“坚持不允所请”。鳌拜竟“攘臂捋袖”，咆哮御前，君臣争辩一天，其结果只是将苏克萨哈从凌迟处死改为绞刑。

由此，皇帝和权臣之间矛盾激化并进一步表面化，鳌拜的下台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鳌拜党羽遍及宫廷内外，朝廷上下，就连康熙的御前侍卫中都有鳌拜的党羽。如果明发谕旨逮捕鳌拜，“不免激生事端”，变生肘腋。康熙遂从小太监中择强壮者练习“布库”之戏（满语“摔跤”）。

1669年五月初，康熙帝召皇后叔父索额图（索尼次子）入宫对弈，安排逮捕鳌拜细节。五月十六日，鳌拜入宫议事，演习布库的小太监十余人将鳌拜生擒。索额图持皇帝谕旨把鳌拜死党班布尔善等十余人捉拿。五月二十八日经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处，宣布鳌拜“欺君擅权”“阻塞言路”“偏护本旗”“上违遗诏、下虐生民”等三十条罪状，将其革职、拘禁；鳌拜之弟穆里玛、侄塞本得以及心腹党羽班布尔善等共计七人被处死。对于曾经党附过鳌拜的官员，康熙“姑从宽免”，令彼等“务须洗心涤虑，痛改前非，遵守法度，恪其职业”。

康熙在亲政两年后，始赢得朝纲独断。本来康熙皇帝宣布鳌拜是死罪，但他念在鳌拜立功不少的份上，宣布将鳌拜终身监禁。至此，权力终于回到了皇帝的手中。

年轻的康熙帝不动声色，从容不迫，处理问题有节有度，充分显示了他的聪明才干和大智大勇。他以自己的冷静，稳妥地把握住了时机，在沉默中控制着混乱的朝局。鳌拜集团的垮台一扫朝臣普遍的担忧情绪，人们在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中，真正感觉到了年轻皇帝看似稚嫩，而实际透射出成熟和沉静中的老练，在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的处理中，更看到了王朝的希望。

2.维护中央集权，平定三藩

统治阶级内部并不是平顺的一块整体，为了权力，各种势力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矛盾甚至激化有至兵戎相见。爱新觉罗家族和地方的三大诸侯，在权力的分配上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终于导致了一场持久的战争。

康熙亲政后，将处置“三藩”看成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所谓“三藩”，即顺治年间清廷派驻云南、广东和福建三地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后由其子精忠袭爵）。当时，他们奉命南征，击败南明政权及农民军余部，曾为统一中原做过贡献。但是，他们的权势也随之恶性膨胀，至康熙初年，已发展为新的地方割据势力，成为危害国家统一的症结。

诸藩势力的发展，与清初政治形势是有联系的。当时清朝统治者需要以高爵厚禄招降汉族将领，为其统一中原服务。孔有德、耿仲明（耿继茂之父）、尚可喜，原为辽东人，于天命六年三月清太祖努尔哈赤攻占辽东后，陆续去皮岛，投靠明总兵毛文龙。天聪二年六月，明蓟辽总督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东江大乱，自相残杀，孔、耿、尚等辗转流徙，最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先后于天聪七、八年投降后金。清太宗皇太极出城十里相迎，隆重接待，并一反过去分拨降人隶属满洲八旗的惯例，授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命率所部驻辽阳，号“天祜兵”；授尚可喜为总兵官，命率所部驻海州，号“天助兵”。崇德元年六月，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并多方给予迁就和照顾。这时出现直属皇帝的三位汉人藩王，不仅于中央集权无害，反而有利于抵制满洲诸王，维护皇帝的地位和权势。崇德七年八月，皇太极分汉军四旗为八旗，命有德、仲明、可喜分隶正红、正黄、镶蓝旗。

清朝进关后，主要是在汉人居住地与汉人交战，所以很注意发挥汉人藩王的作用。顺治元年十月，命孔有德、耿仲明随大将军豫亲王多铎，吴三桂、尚可喜随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从南、北两路进兵陕西，征伐李白山。顺治二年，下西安后，有德、仲明与多铎移师下江南，克扬州，取南京，消灭南明第一个政权——福王政权，八月班师；三桂、可喜与阿济格进兵湖广，追击李白山，即班师。如果说这时还是满汉合师进讨，那么从第二年起便逐步进入汉人藩王独自专征的阶段，由此也形成了三藩割据一方的局面。“三藩”分镇，曾取得显著效果。吴三桂于顺治十八年十二月率兵攻入缅甸，强行引渡永历帝及其眷属、随行官员，并另遣总兵追击、招降巩昌王白文选，不久晋王李定国亦死，云南底定。耿、尚分守闽、粤，亦曾有效地抵御郑成功的进扰。

随之而来的是“三藩”拥兵自重，权势日涨。云南每年耗饷最多时达九百余万，平时亦不下数百万，所以说“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而且三藩分别专制一方，严重侵犯了中央集权。吴三桂以功晋封亲王，总管云南、贵州二省文武军民一切事务。

“三藩”各自把持驻地财源，欺压百姓。在康熙初的十余年间，“三藩”的势力已越来越强，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居功自傲的功臣在战争结束不久，已成了伏踞南方、危害国家安定的势力。形势的发展，向年轻的康熙皇帝提出严峻的挑战。

康熙亲政和擒拿鳌拜之后，专心学习经史典籍，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三藩”不能与宋初的开国功臣相比，而是属于唐末藩镇之流，势在必除。因此，更加紧进行撤藩的准备工作：整顿财政，筹措经费；扩编佐领，加强训练，提高八旗兵的战斗力；采取缓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措施，以争取民心。此外，他还关心因反对吴三桂而遭到处罚的官员。九年，将因揭发三桂“阴谋不轨”而被判死刑的原甘肃庆阳府知府傅宏烈免死遣戍广西梧州；十年，康熙东巡至奉天（今沈阳），亲自召见因劾奏三桂而被流徙尚阳堡的郝浴。郝浴向皇帝“具陈始末”，康熙听后为之动容，“慰劳良久”，对他们寄予深切的同情与关怀。之后不久，又有南明遗臣查如龙窜至云南，煽动吴三桂反叛朝廷。此人于事泄之后被处死。从此朝廷对吴三桂的怀疑更深。三藩必撤之势已成，只待有利时机。

康熙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年已七旬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并请以子尚之信袭爵，留镇广东。康熙觉得撤藩的机会来了，遂令议政王大臣会同户部、兵部以及吏部“确议具奏”。吏部以“藩王见存，子无移袭之例”驳回袭爵之请；议政王大臣会议又以“尚之信仍带领官兵居住粤东，则是父子分离，而藩下官兵父子兄弟宗族亦至分离”为由，作出“既议迁移，似应将该藩家属兵丁均行议迁”的议处，康熙立即批准撤藩之议。

该年七月初三，平西王吴三桂为窥清廷意向，疏请撤藩。同年七月初九，靖南王耿精忠疏请撤藩，议政王大臣遵旨会议，作出“应将王本身并标下十五佐领官兵家口均行迁移”的决定。八月初六，议政王大臣在对吴三桂疏请撤藩一事会议时，康熙作出“著王率领所属官兵家口，俱行迁移前来”的决断。

八月十五日，清廷派遣礼部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理前往云南经办撤藩事宜，遣户部尚书梁清标前往广东、吏部侍郎陈一炳前往福建办理撤藩事宜，于是三藩并撤。不久三藩公开反叛，正式起兵对抗清朝政府。历时八年，三藩之乱才被平定。这次平叛战争的胜利，清除了地方割据势力，避免了一次国家大分裂，有利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同时，中央集权制力量得到加强，提高了抗御外敌的能力。康熙在平叛战争结束后，没收藩产入宫充当军饷，撤藩回京师。除吴三桂部调往边区站、台服役外，其余各部重新编入八旗。福州、广州、荆州派八旗兵驻防，广西、云南派绿营兵镇守，彻底消除了藩镇制。此外，这次平叛战争的胜利，意味着受“三藩”割据之害民众的解放，给这些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而有利于边疆和内地经济、文化的交流。

在这次战争中，康熙玄烨表现出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他指挥有方，处置得当，临危不躁，谨慎地对待战局的变化，不急于求成，也不放过良好的进攻时机。对待将领，不论亲疏贵贱，一律赏罚严明，因而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3.拉拢汉族士人，开考“博学鸿词”

能在马背上打江山，但却不能在马背上治国。要想得到不同民族的拥护，必须了解他们的心思，考虑他们的需求，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得了人心才好治国，家族的统治才能长久。

随着边疆及全国形势的逐步稳定，康熙帝觉得确实应该喘口气了。可是他心中明白，要在战场上以武力征服顽敌并不是难事，对他这样一个被汉人视为满洲夷人的帝王来说，化解民族歧视、缓和满汉之间的矛盾，使汉人心服，才是长期、艰难的事。

对此，康熙一直用尽心机，但仍时时感到满汉之间的隔阂未彻底消弥。既为征服者，当然要保证满族享有统治民族的特权。但如果对汉人歧视太甚，他们即使不公开反抗，也会心怀不满，以消极的方式不予合作，只有汉族人口百分之一的满族也像坐在火山口上，难以自安，更不要说达到天下大治了。他之所以事无巨细地亲自过问，凡事谨慎小心，不能不说与这一点有关。其实，自康熙帝即位开始，这一问题始终是急于解决的突出问题。而康熙帝也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顺治年间，由于对汉族官员的歧视，朝官中，同一官职，满官品级却高于汉官。如满洲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等官居一品，而汉大学士只有五品，尚书、左都御史为二品，而其他职务也都是满员高于汉员。这种明显的歧视，不仅不能调动汉官的积极性，反倒使他们感到耻辱，使本来就难以诚心办事的情形更加复杂，有些汉官不过是混日子，三心二意地应付局面。康熙帝亲掌政务后，立即下令将满汉官员品级划一。尽管实际上在每个衙门中仍是满官作主，但起码在形式上一致起来了。就在康熙帝亲政前夕，他又下令“各省督抚，不论满洲、汉军、汉人，应简选贤能推用。至于提督总兵官，系防守地方，亦应不论满洲、汉军、汉人，简选贤能推用”。此旨一下，才逐渐改变了清初地方官总督、巡抚多用满人的局面，但是仍以使用旗人（满、汉军）为多。当然，这不完全是民族歧视的结果。清初，天下初定，民族矛盾尖锐，用满人可以放心，但对协调缓和民族关系不利，用汉人又难以担当责任。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使用的是汉军旗人。不过既然康熙帝明确表示“不问满汉，但选贤能”，对缓和对立情绪还是起到很大作用的。

同时，康熙帝又采取了另一项对汉族士大夫的招抚攻心之策。本来满族一入关，就恢复了科举取士制度，企图对汉族士大夫诱之以功名利禄。尽管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渐巩固， 有一些士大夫和年轻的读书人相继通过考试步入仕途，但一些学问素著、名望很高的大知识分子仇恨清朝，遁迹民间，仍不肯应试为官。这些人影响很大，往往享一方名望，具有号召作用。不与清朝合作倒无所谓，他们往往著书立说，鼓动复明之志，谩骂清朝之非，显然是新王朝的潜在威胁。因此，在顺治年间，清廷便多次派人到民间征访遗贤，又让地方官将所管范围内的隐逸、贤良征召为官，甚至下令：“凡山林隐匿，有志进取者，一体收编。如有抗节不到，终身不得予试。”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不是我行我素，便是托词拒绝，就是不为所动，甚至还写诗讽刺那些应召者，是变节辱身，砚颜利禄。

康熙帝清楚，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对立情绪当然会逐渐缓和，因此，继续征召无疑是消除仇恨、表示诚意的合适办法。康熙九年，康熙帝以“孝康皇后升柑礼成”为词，颁诏天下，“命有司举才品优长”，对不自愿出来为官的遗老，举为“山林隐遗”之士，征聘到京，以便任用。但仍不见明显效果，宁波故明翰林院编修葛世振，关中名儒李颐见有征召之旨，竟称病坚决不就，卧床不起。后几年三藩之乱爆发，康熙帝虽然忙于战事，但却没有忘记收服人心的大计。当康熙十七年三藩被先后分化，在平乱转机已显的关键时刻，一道谕旨由京城发往全国各地：“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四海之广，岂无硕彦奇才，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

一场大规模搜访荐举人才的运动随着谕旨到处开展，在不长的时间内，即有170余人的名单上报朝廷。这一次，康熙帝成功了。

应该说，当时清朝30余年的统治，即使对三藩之乱的冲击仍无法撼动，可反清复明的前景也已无望，因为人们早已被战乱折腾得筋疲力尽，新一代出生并成长起来的人很难再有更多的对“异族”的仇恨。这一切是康熙帝施展策略的客观有利条件。当然一些气节坚劲，声望素著的大儒此生已矣，别无他求，仍难以就范。如顾炎武，当时已经65岁高龄，当征举诏书到日，他当即表示宁死不从，如定要相逼，就只有一死。弄到最后地方官也无可奈何。后来又被他的朋友，山西学颐列入征召对象。这次他虽以病为由拒绝，竟被强行连床一起抬到省城，最后绝食6天，并要自杀，才被放回家中。大儒傅山都被抬到京城，却抵死不肯入城，大哭大闹，也总算被免征。其他如黄宗羲、魏禧等也是非以自杀，便称病重。就是在名单中应荐者，有许多人也并非情愿，心存“走一遭”，对付一番了事。

康熙帝已经够满意了，他要好好利用这一机会，表明自己的宽宏大量以及诚意。尽管南方战火正炽，然而银装素裹的京城还是一派平静安宁，宫廷中又显现出数年少见的安详。十一月，各地被荐名士陆续抵达。康熙帝倒不急于开考这场被命名为“博学鸿词”的特科，他发下旨意说：冬季白天时间太短，不利于答卷，难以显示各学人的才华，可将考期后延，待来年春暖再行安排。同时命令主管部门——礼部妥善安置应试者的食宿，每月每人发给白银三两、白米三斗，不使各位有饥寒交迫的忧虑。

康熙十八年三月初一日（1679年4月11日），春风和煦，阳光普照，康熙帝一早排驾到堂子致祭，回宫登上太和殿。在一片礼乐和传呼声中，应试者排队进入太和门，齐集太和殿前，对皇帝行三跪九叩首礼，然后被引导至右侧的体仁阁下依次就座，准备应试。只见大学士捧来试题，试题是《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上午十时，康熙帝又降旨赐宴体仁阁，并由大学士向与试者宣布。从来会试、殿试、馆试、状元、庶吉士都不赐宴，现在破例是皇上非常礼遇重视之意。然后由大学士、掌院学士等官员陪宴、赐茶。席间还向应试者透露说：本来大家都是很有才学被荐举，不必考试的，但考试更能显示才学，这是皇帝敬重的意思。

吃饱喝足之后，考试才正式开始。不过，应试者心中都清楚，这场考试不过只是走走形式，试题如此简单，要求又这样宽松，根本就不像是考试。几个小时后吏部将考卷收齐后，这场张罗半年的“博学鸿词”科便结束了。

次日，康熙帝在朝官和侍卫的簇拥下，带着试卷一路由京城南行，沿路春风杨柳万千条，田野中麦浪滚滚，白沟河水蜿蜒南流，他的心情好不轻松。在河北定兴附近的十里铺村一连住了5天，然后到保定，十四日返回京城。十几天中他看过了试卷，大致说来还算满意，只是其中有些应试者大概是故意没有认真答题。因此他也不想认真，便与阅卷官大学士李爵、杜立德、冯溥和翰森院掌院学士叶方蔼等共同商量录取，他认为那些特别有影响、有名气的人必须录取。本着这一原则，最后取中一等彭孙通等12人、二等李来泰等30名。其中朱彝尊、潘耒等人甚至诗句不通、不合韵；毛奇龄诗中甚至有违碍字样；而严渑、孙竟借口眼睛不好，只写了一首《省耕诗》，结果也一样都被录取。全部被授给翰林之职。其中朱彝尊、潘耒、李因笃等人从未进过官场，康熙帝都特加优待，授为翰林院检讨。尽管授官后，其中个别人心中还是不快，觉得这种“变节”行为有负为士名节，如李因笃授官之后不久，便数请“终养”，康熙帝也并未过分勉强，还是让他回家奉养老母了。但无论如何，这种对遗民的宽忍重用，对慢慢缓解朝野的对立情绪起了重大作用。康熙帝收服人心之策，取得了初步成功。

其实，康熙帝早在举“博学鸿词”之前，便注意到开科举、设特科、召山林隐逸这些办法还有局限性。注重对读书人的召用，固然可以发挥广泛影响，但汉族地主有财势者和科举落第者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心向背，不能忽视。因此，三藩之乱发生不久后的康熙十三年（1674年），康熙帝又下令实施捐纳制度。当时清廷确实财政紧张，兵费支拙，正好一举两得，准许那些名落孙山、入仕无路又总想为官扬名的一些落魄士人和地主，出钱即可捐得知府、知州、知县或者监生、生员出身。以此吸引他们与清朝合作，既可减少他们参与叛乱，稳定地方，又可扩大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使他们为清朝统治也是为自己的利益出谋划策。这一办法果然取得成效。江南大批家有余资的地主文士每年都有相当多的人捐官、捐出身。仅苏州府属长洲和吴县在三藩之乱平定前三年，便有800余人捐了文武生员，而全国在三年之中竟有500余人捐为知县，占全部知县的三分之一。清政府每年捐纳收入，竟高达二百多万两银子。这不仅大大缓解了军费的紧张，也对平定三藩之乱起到重大作用。就当时收买人心的实际作用来说，甚至较“博学鸿词”科影响范围更宽、更大。

虽然康熙皇帝还很年轻，但从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足以看出他的成熟和老练。当其初步目的达到后，他心中也很清楚，捐纳历来不是用人的好办法。那些花钱买官的人是不会白下本钱的，他们中的很多人一旦上任，便会不顾廉耻地贪占搜刮，苛虐百姓，长此以往，只会败坏官风，使社会稳定难求。因此当全国逐渐稳定后，他也多次下令禁止捐纳，指出那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不过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奠定的统治基础上，其后代子孙把这一弊政“发扬光大”，当成祖制而一再实行，最后使清朝的官场变成了市场，严重地损害和瓦解了清王朝的基础。

录取博学鸿词者，全都参加修《明史》。康熙帝的宽和、容忍与安抚政策确实使汉族士大夫及在野的遗民感到很大的安慰。大儒士顾炎武曾走南闯北联络抗清，九死一生。他虽然坚决拒绝与清朝合作，但晚年在给在朝为高官的外甥徐乾学等的信中，透露出关心朝廷政治的问题。黄宗羲不仅让儿子入史馆修史，还多次在自己的著述中赞誉康熙帝为“圣天子”，甚至希望“同学之士，共起讲堂，以赞右文之治”。在明史开馆后的十数年间，尽管康熙帝不可能完全化解满汉矛盾，但自清朝开国以来严重的反抗已经不可能再发生了，即使思想对立，也极大地缓和下来。一些入仕为官者在康熙帝的礼遇下，不仅尽心尽力地为政治出谋划策，而且都对康熙帝的品行治绩盛赞备至、歌功颂德了。

其实，康熙帝并不是真的想用所选的博学鸿词者修《明史》，他的主要目的就在于缓解民族矛盾，这一点可以说已经实现了。

4.维护国家统一，收复台湾

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哪个民族来统治并非首要，最重要的是让老百姓能过上安稳的日子。郑氏家族作为明朝残余势力的代表，一直在为推翻爱新觉罗的统治而斗争，然而天下大势已定，郑家的反抗终以投降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