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康熙 雄才开盛世 伟绩铸丰碑（2 / 2）

郑成功，乳名福松，原名森，字名俨，号大木。祖先来自光州固始县（今河南省潢川县），而后迁至福建，再至广东潮州，最后定居于泉州南安县。其父亲郑芝龙因来往于中日之间经商，成为巨商，而后与平户侯之家臣田川某之女结婚，并于1624年（明天启四年）七月十四日（阳历8月27日）生郑成功于日本平户千里滨。

郑成功于1631年与母亲及幼弟被接回福建泉州府安平（今福建晋江县安海镇）。那时的明王朝已是奄奄一息，崇祯皇帝于1644年自尽，明朝宗室迅即在南京拥立福王即位成为弘光皇帝。可是，郑芝龙所支持的南京政权，抵挡不住清军攻势，仅维持一年而亡。郑氏又在翌年1645年于福州拥立唐王为隆武帝。此时已廿一岁的郑森去拜谒隆武帝，皇帝授言：朕以无女可赐妻与你为憾，应勿忘朕、尽忠义。并赐给明王朝的国姓朱，名字也改为成功，这就是国姓爷郑成功的由来。

1646年8月，清朝将隆武帝捕掳，以授官职为条件促郑芝龙投降。虽经郑成功反对，郑芝龙还是于同年11月答应投降。但是清王朝背信反将郑芝龙送往北京幽禁，其妻田川氏则受清军凌辱而自尽。获知此噩耗，郑成功在孔子庙前烧烬象征士大夫的儒巾及儒服，立誓曰：“即日起，决心不做读书人，要做一个军人，为君国及父母报仇。”知隆武帝死亡的讯息，逃亡在广东肇庆的桂王于1647年即位，并改国号为永历。身为明王朝最后一位皇帝的永历帝，被清军追击辗转各地，1653年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永历帝于1661年亡故，明王朝寿终正寝。之后，郑成功及其族人仍继续崇奉明朝的正朔永历而不变，表示不承认异族满清，立志“反清复明”。郑成功后来颠覆荷兰在台湾的统治，迁移台湾，目的是为实现复兴明王朝的计划，结果给台湾带来新的命运转机。

郑成功转战中国各地，但是徒劳无功，于1611年被迫陷入固守福建的厦门、金门两岛的窘况。此时，台湾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通事何斌避债逃到厦门，对郑成功陈述台湾土地丰饶，劝其进攻，并献上海图。郑成功将金门及厦门的守备交托长男郑经，以何斌为向导，亲自率领四百余船只及两万五千名将兵，同年四月首先占领澎湖岛，继而将目标指向台湾。对荷兰人抱着愤懑，尤其是郭怀一事件后敌忾心加深的台湾移民，对郑成功的军队表示欢迎。郑成功回避面临海峡的遮兰奢城，袭击防备薄弱的普罗民遮城，轻易而得手。郑军更进一步包围热兰遮城，因而荷兰人笼城固守等待巴达维亚援军。台湾长官一方面向巴达维亚求援，另一方面要求原住民支援。但是，由巴达维亚派来的援军错失时机，而原住民的支援在到达以前便被歼灭。结果，荷兰于1662年2月向郑成功投降，撤退至巴达维亚。由此荷兰在台湾长达38年的殖民侵略统治宣告结束。

郑成功到台湾未满一年，反清复明的壮志未酬，便于1662年5月结束了充满波折的生涯，享年39岁。获悉郑成功死讯后，在厦门的郑经立即赶往台湾。郑经在台湾完成继承安排后又回到厦门，但遭到清朝和荷兰军队的联合攻击，于1664年1月带领约七千名将兵及其家属迁台，这是郑氏一族所代表的反清复明势力的总撤退。

郑氏一族迁移台湾以后，清朝政府立刻对台湾实施封锁，即所谓迁界、海禁政策。迁界是把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东南沿海五省的居民从沿岸往内陆迁移三十里，中间不但不准居住或农耕，连进入也被禁止；海禁则是禁止渔船或商船的出入港规定。但是此封锁政策，反而使得走私猖獗，促进了台湾海上贸易的发展。台湾成为走私贸易的一大据点，贸易的利益因而大增。而且饱受封锁政策之苦的中国沿海，尤其是福建、广东的居民纷纷迁台定居，成为台湾人口急遽增加的原因。随着人口增加，台湾的开发逐步有了进展。北部淡水、基隆，今日之台北的一部分，还有桃园、新竹、大甲、苗粟、鹿港、彰化、北港、斗六、嘉义、新营、左营、凤山、高雄、恒春等中央山脉西侧一一被开拓，耕地面积也大幅度地扩大起来。粮食生产显著地增加，不但使台湾居民粮食能自给自足，而且也确保了郑氏政权对清朝作战必需的兵粮充足有余。一方面开发，另一方面郑氏政权为筹措财源，向台湾住民征税不遗余力，其苛酷比较荷兰统治时代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康熙十九年（1680年）底，清朝平定了三藩之乱，除台湾以外的全国大陆基本统一，台湾继续孤悬海外，不利于多民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巩固和统一。因此，统一台湾势在必行。

康熙二十年（1681年），郑经暴死，其长子郑克臧继位。不久，郑经部将冯锡范等杀死郑克臧，郑经年仅十二岁的次子郑克塽即位，袭延平王，仍奉南明为正统。此时，台湾郑氏集团内部发生了长幼争立的内讧，政治日趋腐败，内部分崩离析。再加上随着全国大陆的统一，“反清复明”的口号已经失去其号召力，大陆士兵纷纷思归，郑氏集团内部人心惶惶，继续割据的局面已经很难维持。

但清廷内部在是否武力统一台湾问题上颇有分歧。朝廷一部分大臣认为，天下初定，“凡事不宜开端，当以清静为主”，主张缓征台湾。福建地方的水师提督万正色也上奏，认为“台湾断不可取”。福建海防长官宁海将军喇哈达等也持反对态度。许多朝中大臣“咸谓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制胜，难计万全”，力主放弃武力征讨。一部分朝廷大臣还对康熙帝重用郑氏集团降将施琅不满，认为如果派施琅出征，“去必叛”。内阁大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福建巡抚吴兴祚等力主乘机攻取台湾。康熙帝在经过一段犹豫之后，最后下决心攻取台湾，以“底定海疆”，实现其一统海内的宏图。康熙二十年（1681年）六月，他发布诏令：“郑锦（经）既伏冥诛，贼中必乖离扰乱，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并令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诺迈、万正色等，与将军喇哈达、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志，将绿旗舟师分领前进，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

康熙二十年，一方面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不主张攻取台湾，另一方面，内阁大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等极力保荐施琅，认为“他是海上（指郑氏）世仇，其心可保，又熟习海上情形。其人还有谋略，为海上所畏”。因此，康熙帝决定再度起用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作为攻台主帅，“委以独任专征”大权，到福建统领军队进取台湾。施琅到福建后，迅速组织起一支由原郑氏降兵及福建新练水师为主的水军，这支军队既熟悉海情，又有多年海上作战经验，同时又配备有精良大炮的高大坚固、行驶迅捷的战船，只待选择战机，准备渡海作战。台湾海峡尽管宽只二三百里，但风大浪恶，气候变化无常，渡海作战仍有不少困难。施琅充分估计到各方面的困难，并从困难条件出发制定作战方案：第一，以攻取澎湖作为第一个战略目标，先取澎湖“以扼其吭”。澎湖既可作为清军可进可退的基地，又可控制制海权，封锁郑军的通道。第二，选择西南风始发季节作为渡海进兵的战机，一改过去东北风盛行时渡海的传统打法。这样既能出其不意，又使水军能抛泊海上，选择准确的进攻机会。第三，兵分三路，东、西两翼配合，集中优势兵力于中路，与敌军主力决战。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领战船300余艘，水师2万余人，自铜山出洋。第二天上午，战船即陆续到达澎湖海外。十六日曾发生小规模海战，双方各有损伤。二十二日清军分三路出击，与郑军决战，施琅亲率主力担任中路主攻。清军利用“风利舟快，瞬息飞驶，居上风上流之势，压攻挤击”，一鼓作气，经过七八个小时激战，大败郑军。刘国轩率所剩几只小舟逃回台湾。澎湖为台湾门户，一旦失守，台湾即失去了屏障。施琅派员到台湾劝降，联络刘国轩。刘国轩见大势已去，于是派兵监视郑氏统治集团，郑克塽、冯锡范只得上表求降，八月清军胜利进驻台湾。由于郑氏集团政治腐败，所以清廷统一台湾得到台湾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清军至台湾时，“百姓壶浆相继于路，海兵皆预制清朝旗号以迎王师”。由此看来，台湾人民是迫切希望国家统一的。

清廷尽管攻取了台湾，但在台湾问题的处理上朝野之间存在分歧，康熙帝亦处于动摇犹豫之中。朝廷和闽浙地方的不少官员主张放弃台湾，守澎湖。施琅力排众议，主张坚守台湾。他认为台湾是“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在国防上有重要战略意义，而且“野沃土膏，物产利溥”，经济上亦大有开发的前途。特别是他很有远见地意识到，若弃而不守，西方殖民主义者必利用台湾，“窃窥边场，逼近门庭，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遗患后世。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施琅认为台湾“即为不毛荒壤，必借内地挽转运输，亦断断乎其不可弃”。施琅恳切陈辞，阐述利害，得到大学士李蔚、工部侍郎苏拜、都察院左御史赵麟等人的赞同和支持，于是康熙帝始决定坚守台湾，在台湾设台湾府，下辖台湾、诸罗、凤山三县，隶属福建省。台湾、厦门合派一道官管辖。并派兵8000人驻防，设总兵一员，副将二员，澎湖亦派副将一员统兵2000人驻防。这样，台湾重新统一于清王朝中央政府的管辖。

统一台湾，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中，这不仅对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且对台湾的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事实证明，台湾经济、文化的进一步振兴，正是在台湾重新统一于清朝中央政权管辖之后。

5.抗击沙俄，奠定帝国东北版图

对外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的较量，而隐藏在背后的则是统治着国家的大家族之间的利益纷争。面对外敌的入侵，爱新觉罗家族励精图治，坚决地予以反击。既维护了国家的利益，也维护了家族的利益。

满族统一东北后，沙俄侵略者在短短50余年的时间内，便扫过西伯利亚平原，行程六千公里，于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的崇德元年，抵达了太平洋沿岸。在清军进入山海关前半年（1643年10月），俄军文书官瓦西里·波雅尔科夫带着90名哥萨克武装翻越外兴安岭，闯入黑龙江流域的中国领土。

由于那时清朝正全力以赴向南镇压汉族各阶层的反抗，沙俄侵略者便利用清政府无力北顾的机会，于黑龙江上大肆抢劫。在康熙帝出生前后的十数年间，清朝驻守在宁古塔的驻军，数次与居住在黑龙江中下游及松花江下游的各族人民协同进行反击，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到康熙帝即位时，除黑龙江上游的尼布楚等少数据点外，黑龙江流域其他地区的俄军据点已全部被攻克。

康熙四年冬，俄军重占中国领土雅克萨，自贝加尔湖南下，侵入中国喀尔喀蒙古地区，并建立楚库柏兴和尼布楚等据点。康熙帝刚刚亲政，就又传来更令人气愤的消息：在沙俄煽动下，索伦族酋长根特木儿背叛朝廷，逃奔尼布楚，这使边疆问题更加严重起来。

康熙继位之后，俄国侵略军继续向我国边境窜扰。康熙四年（1665年），俄国向中国进行了新的侵略扩张活动。一是南下侵占我喀尔喀蒙古管辖的楚库柏兴，一是东进，再次窜犯雅克萨。而且，俄国侵略军逐渐改变了入侵方式。17世纪50年代，俄军在黑龙江上做长距离的流窜、骚扰。这次新进攻开始后，俄侵略军为避免孤军深入，转而采取建立侵略据点、逐渐推进的方式。除尼布楚、雅克萨、楚库柏兴三个最重要的据点外，他们还在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建立了一些较小的侵略据点。他们修筑工事，巩固堡垒；开辟道路，保持和后方联络畅通；从据点派兵四处推进，再建新据点。他们以据点为掩护，不断抢掠我国索伦、赫哲、费牙喀、奇勒尔等各族人民的财物和人口，“构乱不休”，“子女参貂，抢据殆尽”。虽然中国军民拼力抗击，但未能最后阻止俄军的侵略活动。这样，17世纪60年代以后，俄侵略军在中国，从贝加尔湖到黑龙江流域建立了它的殖民统治。

康熙亲政（1667年）后，面对着的正是这样一种被动局面。他深深地意识到，这是一大祸患。此患不除，边疆不固，祖宗发祥地不安，而且侵略强盗得寸进尺，如不加制止，后果不堪设想。东北地区是清朝的老基地，向来关内有事，从关外调兵。若危机不解除，便很难发挥这种机动作用。因此，康熙把抗击俄国列为本朝大事。

康熙帝在加强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之后，为了保卫边疆不受外来侵犯，决定采取坚决的自卫措施，出兵反击，彻底清除这伙沙俄侵略者。康熙帝奉行的方针是军事斗争、外交谈判和充实边防三者并举。他总结了中国军民30多年来和俄国侵略者进行斗争的经验，制订了周密的计划，进行了细致的准备工作。1682年4月，康熙帝到盛京（今沈阳）谒陵后，由抚顺、兴京、哈达城（今西丰），出柳条边，5月到船厂（今吉林市），航行于松花江上，亲身视察边防情况。9月，康熙帝派副都统郎谈、一等公彭春率领几百人，以捕鹿为名，到雅克萨附近侦察地理形势和水陆交通。1683年1月，郎谈等回到北京报告，认为要攻取俄罗斯并不难，只要发兵3000人就足够了，并建议立即行动。康熙帝没有同意这种单纯从军事上考虑的意见，认为必须作更充分的准备，先在黑龙江和呼玛尔两地建城驻兵，储存粮食，修造船只，筹划屯田，开辟驿路，以求战而能胜，胜而能守。

1683年夏天，康熙帝下令设立黑龙江将军，由副都统萨布素担任，驻守瑷珲（今爱辉），并先后3次调兵3000人进驻，保卫黑龙江流域，准备剿灭入侵的沙俄侵略者。

清军在做好军事进攻的同时，为了争取和平解决雅克萨问题，曾多次派人送信给盘踞在雅克萨的沙俄侵略者，要求他们撤离中国领土，退回到俄国境内，不许扰害中国居民，否则大军进剿，将全部歼灭。但侵略成性的沙俄侵略者，对中国的警告置若罔闻，反而招募新兵，增强雅克萨的兵力，并任命有作战经验的军役贵族托尔布金为阿尔巴津督军，来雅克萨指挥作战。

康熙帝在对沙俄侵略军进行警告和劝说多次无效之后，决定出兵剿灭这伙侵略者。在清军的猛烈攻击下，俄军头目托尔布金竖起了降旗。清军接受了俄军的投降，并对他们采取宽大态度，准许700多名俄国人撤出雅克萨，经额尔古纳河，返回俄国，另有巴什里等45名俄兵不愿回国，要求留在中国。随后清军回到瑷珲。

托尔布金从雅克萨退到尼布楚，但侵略中国的野心不死，仍想卷土重来。这时，由彼顿率领的600名援军到达尼布楚，俄军的力量增加了。同时，他们打听到，清军战胜后已全部撤回瑷珲，并没有在雅克萨留兵驻守。因此，托尔布金和彼顿立即率军重新占据雅克萨，并全力构筑城堡工事，筹集粮草，妄图负隅顽抗。

俄军再次侵占雅克萨，清政府不得不又一次出兵。1686年3月，康熙帝下令：今俄军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扑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令将军萨布素等率所部2000人，攻取雅克萨城。7月，萨布素奉命率所部2000余人及福建藤牌兵400人进抵雅克萨，随即围城进攻。经过两个多月的攻城和围困，俄军损失惨重。9月底，俄国头目托尔布金被击毙，城中俄军大多战死或病死，800多俄军最后只剩66人，粮食弹药也消耗殆尽，困守雅克萨的俄军只有徒手被擒。

康熙帝为了彻底解决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的问题，以求得边界上稳定的和平，多次写信给沙皇，谴责俄国对中国的侵略，要求他撤回侵略军，派使议界。1686年9月，清政府又委托从北京回国的荷兰使臣宾显巴志带信给俄国沙皇，建议两国休兵，举行谈判，共同议定边界。

1686年11月，正当雅克萨围城指日可下的时候，一批俄国信使由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率领，从莫斯科来到了北京，递交沙皇要求解除雅克萨的包围和派使臣戈洛文来华议定边界的信件。康熙帝同意了俄国沙皇的请求，下令停止战斗，解除对雅克萨的包围，并实现单方面撤军。11月底，清军停止进攻。1687年5月，清军撤离雅克萨返回瑷珲，等待俄国使团的到来。持续两年多的雅克萨战争到此结束。

1686年冬，雅克萨停战后，中俄两国立即准备派使谈判，划分中俄东段边界。

当时，沙俄由于在西方同波兰争夺乌克兰，进行了多年战争，和土耳其、瑞典的关系也很紧张，同时国内人民不断起义，兵疲财乏，困难重重，没有力量再派兵到远离欧洲的黑龙江流域大规模作战。沙俄政府为了缓和远东方面的紧张局势，决定暂时避免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设法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谋取商业利益。

这时的清政府也不愿大量用兵对外作战，不主张单纯用武力解决俄国入侵黑龙江流域的问题。因为清政府在和俄国长期交涉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没有强大的武装，不建立巩固的边防，不经过激烈的战争，不可能劝说俄国放弃侵略，撤出中国领土。同时，清政府也懂得，中俄两国都是封建大国，不可能用军事力量压服彼此，只能通过和平谈判，商定两国都可以接受的边界线，才能有边境上的安定，才能保持长期的和平。正是鉴于这一认识，即使在雅克萨战争期间，清政府也没有放弃和平解决沙俄入侵的争端问题。康熙帝就曾多次写信给沙皇，一面谴责俄国对中国的侵略，一面建议他们撤军谈判。因此，一经沙皇要求停战谈判，清政府就立即下令停止对雅克萨的进攻，并于1687年单方面撤离雅克萨，等待俄国使团到来。

沙俄虽然提出谈判解决黑龙江流域问题，但并不想轻易放弃侵占这一地区。1686年1月，沙皇决定派御前大臣费奥多尔·戈洛文出使中国，谈判边界问题。沙皇在发给戈洛文的训令中指出：一、俄中两国应力争以黑龙江为界；如果中方不同意，则争取以牛满河（今俄罗斯联邦境内布列亚河）、精奇里江（今俄罗斯联邦境内结雅河）及其以西的黑龙江为界；如中方再不同意，则争取以雅克萨为界，俄国人得在黑龙江、牛满河、精奇里江渔猎。二、如中方不接受上述划界方案，则俄国使臣应争取缔结临时停战协定，然后做好准备，进行战争。同时又指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大使应不惜赠送任何礼物，向中国使臣行贿。这一训令表明，当时俄国政府的基本方针是企图通过外交谈判取得黑龙江以北的全部或一部分中国领土；如果在谈判桌上达不到目的，就准备再次诉诸武力，以求一逞。

清政府对黑龙江流域的主权观念极为明确。1688年，清朝康熙帝任命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为大臣，全权与俄使议界。康熙帝指出，俄罗斯占据的尼布楚是中国茂明安部游牧的地方，雅克萨是中国达斡尔族居住的土地。因此，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流域和通此江的一河一溪，全是中国的领土，不可稍弃之于俄罗斯。如果俄国同意这些条件，就和它划定疆界，准许它通使贸易。否则，你等即还，不便与它议和。这个方针的基本点，就是要求收回包括尼布楚在内的被沙俄侵占的中国黑龙江流域的广大领土，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议定中俄边界，并建立正常的外交和通商关系。

中俄两国经准备后，商定于1688年在色楞格斯克进行谈判。这年5月30日，中国使团从北京启程去色楞格斯克，7月下旬行抵克鲁伦河附近，因准噶尔部进犯喀尔喀蒙古，道路阻隔，无法通行，索额图使团不得不返回北京。又和俄国代表拟定，会谈改为1689年在尼布楚举行。

在此期间，俄国政府考虑到了当时的形势，感到坚持吞并黑龙江流域必然会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为了避免冲突，并争取同中国达成贸易协定，打算在中国坚持收复黑龙江时，暂时放弃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沙皇于1689年初训令戈洛文，让他在中国坚持要俄国交出雅克萨时，毁掉那里的城防，撤退俄国居民。但为了给俄国以后侵占黑龙江流域留有余地，让戈洛文要求中国也不许在雅克萨设防。

清政府为了能够早日和平解决黑龙江流域的问题，也打算做出更大的让步。1689年6月，中国使臣索额图去尼布楚会谈前，上奏康熙帝，准备按原议，以尼布楚为界。康熙帝认为，以尼布楚为界，俄罗斯派使贸易都没有栖托的地方，势难相通。他指出，初议可以提出以尼布楚为界，如果俄使不同意时，可以额尔古纳河为界。这样，中俄两国的主张逐步接近，为尼布楚会谈达成协议奠定了基础。

1689年6月13日，清朝索额图使团自北京启程，出古北口北行，7月31日到达尼布楚，在石勒喀河南岸扎营。使团成员有：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都统一等公佟国纲、都统郎谈、都统班达尔善、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护军统领玛喇、理藩院侍郎温达，翻译是耶稣会士法国人张诚（法国名字弗朗索瓦·热拉皮翁）、葡萄牙人徐日升（原名托马斯·佩雷拉）。

俄国戈洛文使团1686年2月从莫斯科出发，1687年9月到达贝加尔湖东岸，在那里停留了两年之久，1689年8月19日才到达尼布楚。使团成员有：御前大臣戈洛文、伊拉托木斯克总督符拉索夫、秘书科尔尼茨基。

双方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于8月22日开始正式会谈。谈判一开始，俄方代表就提出两国以黑龙江至海为界，左岸属俄国，右岸属中国，妄图在谈判桌上取得它用武力未能得到的黑龙江以北的大片领土。这一蛮横无理的领土要求，当即被中方代表严词拒绝。索额图明确阐述黑龙江属地是中国的领土，提出两国应以鄂嫩河、尼布楚一带划界。双方辩论了一天，没有任何结果。8月23日，中俄双方使臣举行第二次谈判。俄方开始仍坚持原方案，中方坚决拒绝。双方各不相让，谈判呈破裂状态。戈洛文见第一方案行不通，便稍微降低要价，企图以牛满河或精奇里江为界。索额图抱着早日缔约划界的愿望，一方面明确表示不同意俄方的第二方案，另一方面则主动做出让步，表示可以把尼布楚让给俄国。俄方对中方的这一让步仍不满足。

从8月24日开始到9月6日的半个月中，两国使臣一直没有会谈，但双方通过译员继续进行商谈。在多次协商过程中，中方代表据理驳斥了俄国代表的无理要求，并做了一定的让步。俄国代表在中国代表的坚持下，也表示不再坚持占据黑龙江，双方意见渐趋一致。自8月22日两国全权使臣举行首次会议以来，双方往返交涉达16天之久，终于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全面达成协议。9月7日（清康熙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俄两国签订了第一个边界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共六款，明确规定中俄两国东段边界以外兴安岭（即斯塔诺夫山脉）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和流入黑龙江的河川，全属中国；以北一带土地及河流，全属俄国。

乌第河流域划为待议地区，留待以后再议。俄国事实上承认侵略中国黑龙江地区为非法，同意把侵入这一地区的沙俄军队全部撤回本国。沙俄通过《尼布楚条约》，把中国方面让予的贝加尔湖以东尼布楚一带地方纳入它的版图，并获得重大的通商利益。中国政府作了让步，条约的签订使东北边疆获得了比较长久的安宁。在以后的150多年间，两国按照这一条约管理边界，使黑龙江流域在此期间没有发生过重大的边界冲突。

6.平定准噶尔叛乱，维护国家统一

准噶尔叛乱，是分裂国家的行为，也是对爱新觉罗家族统治的挑衅。对于这种挑衅，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战争中将对方置于死地，以维护天朝大国的尊严。

明末清初，我国北方的蒙古族分为三大部：在今内蒙古地区的是漠南蒙古，在原外蒙古一带的是漠北喀尔喀蒙古，游牧于天山以北一带的是漠西厄鲁特蒙古。厄鲁特又称卫拉特，分为四部，即和硕特（游牧于今新疆乌鲁木齐地区）、准噶尔（游牧于今伊犁河流域）、土尔扈特（游牧于今新疆塔城地区）、杜尔伯特（游牧于今额尔齐斯河流域）。四部中，准噶尔部的势力最强，先后兼并了土尔扈特部及和硕部的牧地，迫使土尔扈特人转牧于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流域，和硕特人迁居青海。到噶尔丹执政时，在吞并了新疆境内的杜尔伯特和原隶属于土尔扈特的辉特部后，开始进占青海的和硕特部，又攻占了南疆维吾尔族聚居的诸城。随着准噶尔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大，噶尔丹分裂割据的野心愈益膨胀。

沙俄政府在雅克萨失败以后，并不甘心，就在尼布楚条约签订的第二年，又唆使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进攻漠北蒙古。

噶尔丹野心勃勃，先兼并了漠西蒙古的其他部落，又向东进攻漠北蒙古。漠北蒙古抵抗一阵失败了，几十万的漠北蒙古人逃到漠南，请求清朝政府给予保护。康熙帝派使者面见噶尔丹，要求他把侵占的地方还给漠北蒙古。噶尔丹自以为有沙俄撑腰，十分骄横，不但不肯退兵，还以追击漠北蒙古为名，大举进犯漠南。

康熙帝召集大臣会议宣布他决定亲征噶尔丹。他认为噶尔丹气势汹汹，野心不小，既然打进来，非反击不可。公元1690年，康熙帝分兵两路：左路由抚远大将军福全率领，出古北口；右路由安北大将军常宁率领，出喜峰口，康熙帝亲自带兵在后面指挥。

右路清军最先接触噶尔丹军，打了败仗。噶尔丹长驱直入，一直打到距离北京只有七百里的乌兰布通（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噶尔丹得意洋洋，还派使者向清军要求交出他们的仇人。

康熙帝命令福全反击。噶尔丹把几万骑兵集中在大红山下，后面有树林掩护，前面又有河流阻挡。他把上万只骆驼，缚住四脚躺在地上，驼背上加上箱子，用湿毡毯裹住，摆成长长的一个驼城。叛军就在那箱垛中间射箭放枪，阻止清军进攻。

清军用火炮火枪对准驼城的一段集中轰击，炮声隆隆，震天动地，驼城被打开了一道缺口。清军的步兵、骑兵一起冲杀过去，福全又派兵绕出山后夹击，把叛军杀得七零八落，纷纷丢了营寨逃走。

噶尔丹一看形势对自己不利，赶快派了一个喇嘛到清营求和。福全一面停止追击，一面派人向康熙帝请示。康熙帝下令说：“快进军追击！别中了贼人的诡计。”果然，噶尔丹求和只是缓兵之计，等清军奉命追击的时候，噶尔丹已经带了残兵败将逃到漠北去了。

噶尔丹回到漠北，表面上向清朝政府表示屈服，暗地里却重新招兵买马。公元1694年，康熙帝约噶尔丹会见，订立盟约。噶尔丹不但不来，还暗地派人到漠南煽动叛乱。他扬言他们已经向沙俄政府借到鸟枪兵六万，将大举进攻。内蒙古各部亲王纷纷向康熙帝告发求援。

公元1696年，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分三路出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从东路进兵；大将军费杨古率陕西、甘肃的兵，从西路出兵，截击噶尔丹的后路；康熙帝亲自带中路军，从独石口出发。三路大军约定时期，对噶尔丹进行夹攻。

康熙帝的中路军到了科图，遇到了敌军前锋，但东、西两路还没有到达。这时候，有人说沙俄将要出兵帮助噶尔丹。随行的一些大臣就有点恐惧起来，劝康熙帝班师回京。康熙帝气愤地说：“我这次出征，没有见到叛贼就退兵，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再说，我中路一退，叛军全力对付西路，西路不是很危险了吗？”

当下，康熙帝决定继续进兵克鲁伦河，并且派使者去见噶尔丹，告诉他康熙帝亲征的消息。噶尔丹在山头一望，看到康熙帝黄旗飘扬，军容整齐，连夜拔营撤退。康熙帝一面派兵追击，一面急忙通知西路军大将费扬古，要他们在半路上截击。

噶尔丹带兵奔走了五天五夜，到了昭莫多（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南）正好遇到费扬古军。昭莫多原是一片大树林，前面有一个开阔地带，历来是漠北的战场。费扬古按照康熙帝的部署，在小山树林茂密的地方设下埋伏，先派先锋四百人诱战，边战边退，把叛军引到预先埋伏的地方，清军先下马布战，听到号角声起，就一跃上马，占据了山顶。叛军向山顶进攻，清军从山顶放箭发枪，展开了一场激战。费扬古又派出一队人马在山下袭击叛军辎重，前后夹击。叛军死的死，降的降。最后，噶尔丹只带了几十名骑兵脱逃。

经过两次大战，噶尔丹叛乱集团土崩瓦解，康熙帝要噶尔丹投降，但是噶尔丹继续顽抗。隔了一年，康熙帝又带兵渡过黄河亲征。这时候，噶尔丹原来的根据地伊犁已经被他侄儿策妄阿那布坦占领，他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到，也纷纷投降，愿意做清军的向导。噶尔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服毒自杀。至此，沙俄支持下的噶尔丹的民族分裂叛乱被清政府平定下去。

从此以后，清政府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的漠北蒙古，并给当地蒙古贵族各种封号和官职，又在乌里雅苏台设立将军，统辖漠北蒙古。

7.多子非福，精心选择皇位继承人

历朝历代，权力的交接都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让统治者头疼的事。对最高权力的迷恋，会让人失去理智，忘记父子兄弟的情分。如果选择的继承人是个低能儿，很遗憾，这不仅是让祖宗蒙羞的事，更有可能危及家族的统治。康熙能够在众多的儿子当中选出雍正，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可谓是慧眼独具。从此，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逐步走向了黄金时代。

康熙一生共有35个儿子，长大成人者过半。皇二子允礽为孝诚皇后所生，因其出生后母即逝去，格外得到康熙的宠爱，未满两岁，便被康熙立为皇太子。这位皇太子在康熙的精心栽培下，能文能武，既兼通满汉文字，熟读诗书，又娴熟骑射武艺，唯独缺些“心系天下，纯孝仁慈”的胸怀抱负，并且性格暴戾无常，行为不够检点。另外，长期的储君地位，在他周围形成了与封建绝对专制的皇权对立的“第二权力”中心。父子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在种种劣迹被康熙发觉后，康熙忍无可忍，于四十七年九月初四日，废掉允礽。废储君事件如同一支火把，点燃起了康熙众多皇子抢夺储位的战火。

皇长子允缇因系庶出，未被立为太子。见太子被废，以为时机已到，怂恿康熙杀掉允礽，遭到康熙的斥责。后皇三子允祉揭发允缇请喇嘛用巫术镇压太子，致使太子精神失常，康熙极为震怒，斥责允缇为“乱臣贼子”。允缇因此而被康熙囚禁，被排除出争储局外。皇八子允祀才具优长，在诸皇子中属于佼佼者，又能交结朝中大臣，且心有主见，所望甚高。在康熙征求大臣立新储意见时，允祀苦心经营拉拢兄弟和朝臣。这种在王公大臣们中的“威望”本是允祀的优点，但因过于急躁外露，且与皇权会有矛盾冲突，引起了康熙的疑忌。康熙大骂允祀，亦将其囚禁。

第一次废除太子后，皇四子胤禛得到了康熙的赞赏。反对太子的皇三子允祉揭发允缇被康熙认为心术不正，皇长子怂恿康熙杀掉允礽被康熙斥为乱臣贼子，皇八子允祀积极策划储位被康熙骂为“妄蓄大志”时，只有皇四子胤禛一方面在康熙前替太子开脱，另一方面体察康熙的内心苦楚，以孝诚之心宽慰了康熙。

允缇、允祉、允祀的所作所为使康熙对废太子之事颇觉后悔，终于在太子被废三个月后，借允祉揭发皇长子用妖术镇压以致太子行为不正常为由，于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复立允礽为太子。太子复立后，未改前愆，终被康熙于五十一年九月第二次废除。此后，康熙心力交瘁，一直到死，未再立太子，而争夺储君的斗争却越演越烈。

康熙晚年，皇十四子成了皇位继承的最大可能者，十四子与皇四子胤禛同母，但却与皇八子允祀交好。他既是一员“良将”，有“带兵才能（康熙语）”，又聪明绝顶，“才德双全”（允祀语）。恰逢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准噶尔进兵侵扰西藏，31岁的十四子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主持西北军务。此次任命，使朝廷大臣及外省都抚认定十四子乃康熙晚年属命之人。

康熙晚年由于太子废废立立而引起的皇子夺嫡之争，由开始的各树党羽，招罗大臣，至此已演变成两大集团之间的争夺。皇八子、皇九子、皇十子、皇十四子是最有希望的一个集团。其领袖也因前期允祀被康熙疑忌而转为康熙最相信的皇十四子。另一集团则有皇四子胤禛与皇十三子，似乎势单力孤，但皇四子的韬略显然优于前一集团，其争夺皇位的计划一直都在暗中进行着。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戌（晚上7—9点）时，康熙病逝于北京西郊畅春园。死前传位于四皇子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雍正继承父业，有所成就，作为康熙的继承人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康熙废除太子后，胤禛继承皇位，改元雍正。胤禛诚信佛教，工于心计，性格刚毅，处事果断。在位期间严整吏治，清查亏空，并对满清的赋役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虽在位仅十三年，但他励精图治，力求改革，整顿吏治，清理钱粮，摊丁入地，扩大垦田，火耗归公，以银养廉，创设军机处，革除旗主，平定青海，安定西藏，改土归流，这些措施促进了生产发展，使经济繁荣，国库充盈，政局稳定，边疆巩固，统一增强，为乾隆创建“大清全盛之势”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