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 侯府沧桑（上）（1 / 2）

家庭、儿女、亲故——对子孙的教育：“耕读为业，断不可令做官”

曾祖父左宗棠的一生已写完了，剩下的一点篇幅将记述他（也就是作者）的家庭情况、姻亲关系以及他对子孙的教育，遗留不多的遗物和故居的下落等，也许能为近代史研究者提供一些有用的史料，也许广大读者会感兴趣。在前面的章节中，作者是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身份，一个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业余工作者的立场，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来撰述一位历史人物的生平。现在却要回到自己的家庭位置，回到左家的一员，以左宗棠的曾孙这个特定的身份，来写这后面的几章。当然，我仍然会力求保持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叙述家庭中的种种情况。

我们这一辈（景字辈）在家中称曾祖父为老爷爷、曾祖母为老奶奶。当我们和不同辈的父辈或子侄们谈及宗棠公时，常称为文襄公，亲友间也如此称呼。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社会上也习惯用文襄公尊称，不过常在前面加一“左”字而已。直到现在，一些了解历史的老人还如此称呼他。我的写作身份既已回到家庭中，下面文章中也就用文襄公的称呼。对其他长辈，也都用平日在家中习用的敬称；书中出现的许多近代史中著名人物，如陶文毅、林文忠、曾文正、胡文忠、李文忠等都是我的长辈。对长辈用尊称是中国社会传统的习惯，也是一个良好的习惯吧，这不涉及褒贬的意思。

我出生于1918年，距文襄公去世已33年，祖父子建公（讳孝勋）也早已去世。当我七岁（1925年）正是有比较清晰记忆的时刻，父亲南孙公（讳念恒）也去世。那时祖辈中只有祖母健在。家中掌故和故旧情况，除了少数出自《年谱》《家书》等外，主要是从祖母、母亲、伯父良孙公（讳念惠），以及兄姊等在闲谈中听来的，另外就是我亲身的经历。大姊 如（景芬）在她去世前一年（1984年），因知道我准备写文襄公事迹，用已经颤抖的手给我写了几封长信，提供了一些极有价值的家中史料。她比我长15岁，她见到和听到的家中人和事比我多得多。可惜她已去世，见不到书成了。文襄公墓木已拱，和我讲述家中故事的亲人大都已去世多年了，当我提笔追述往事时，心头不免有无限苍凉之感。

道光十二年（1832年），文襄公20岁时，入赘给湘潭周家。当时家中很穷，周家却很富。岳母王太宜人据说精于人鉴，有识人之明，她看中了这个穷书生。婚后两年，老奶奶（我们也称她周太夫人）一连生了两个女儿——大姑奶奶和二姑奶奶。婚后第四年，王太宜人以为女儿子息艰难，她看中了随女儿陪嫁的女侍，倒是有福相，定能多产几个男孩，因此命文襄公纳她为妾。周太夫人身体羸弱，她和女侍感情又好，也竭力劝文襄公从命。这位女侍就是我的生曾祖母，家中后来称为张太夫人。所以我们有两位老奶奶。

文襄公在年轻时，身为寒士，就有一妻一妾，这是由于岳母命令、夫人相劝而促成的。他后来官居高位，长年在军中过独身生活，直到逝世前一年，没有再纳过妾。两位老奶奶相处非常好，张太夫人将家务事一力承担。周太夫人在世时，家中称张太夫人为“姨”，后来称“老姨”。周太夫人逝世后，张太夫人扶正。二位老奶奶都被赠一品侯夫人。

道光十七年（1837年）八月，张太夫人生了第一个女儿，也是文襄公第三个女儿，同年九月，周太夫人生了第三个女儿，即文襄公第四女。又隔了九年，直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八月，周太夫人才生下儿子孝威（子重）公，那年文襄公已35岁了。以后周太夫人没有再生育了。张太夫人则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咸丰三年（1853年）、七年（1857年）先后生下三个儿子，即二伯爷爷孝宽（子栗）公、祖父孝勋（子建）公和四叔爷爷孝同（子异）公。这样文襄公共有四子四女，周太夫人生了三女一子，张太夫人生了三子一女。中国社会是崇尚多子的，王太宜人会看相的本领于是传说开了。

文襄公疼爱儿子，但却不希望他们做官。对他们能否考上科举也不在意。相反，他多次告诫儿子，只要能读书、耕田，就是好子弟。他说：“吾生平志在务本，耕读而外，别无所尚；三试礼部，既无意仕进，时值危乱，乃以戎幕起家。”以不求闻达之人，后来做了一番事业，封侯拜相，取得了极高的荣誉地位，“此岂天下拟议所能到？此生梦想所能期？子孙能学吾之耕读为业，务本为怀，吾心慰矣”。

他认为自己的遭遇只是一种奇迹，是时势造成。而封建官场中的黑暗一言难尽，想要在官场站住，就必须做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官场中谄上骄下、钩心斗角、卑鄙无耻的事应有尽有，他实不愿儿孙们再陷进去。他告诉周太夫人说：“霖儿（子重公）兄弟总是读书家居为是，断不可令做官，致自寻苦恼。”给子重公的信也说：“我生平于仕宦一事最无系恋慕爱之意，亦不以仕宦望子弟。”

他对儿子们都很了解，父亲性格“孤梗刚直”，儿子们也差不多，都不是做官的材料，而且天分也都不太高。大伯祖父子重公书读得较好，也很孝顺，年纪轻轻就中了举人，但27岁就病逝了。二伯祖父、祖父和四叔祖父都只考上秀才。子栗公因年长，一直在长沙管家，另外两位老奶奶在家，需要侍奉，家乡墓田、房屋要管理，文襄公经常将养廉金寄回家，分赡给族中穷苦本家，这些事都要人照管，所以子栗公也很忙，他终生未做什么官，只恩赏了一名郎中。祖父子建公恩赏了主事，曾在兵部学习行走，后来也未做什么大官，40多岁就去世了。四叔祖父子异公赏给了举人，但后未考上进士。他后来做过江苏布政使（藩台），是一名中级地方官员，算是儿子中官做得较大的一个了，他的寿命也最长，于1924年在上海去世，享寿68岁。

文襄公对几个儿子虽不要求做官、得科名，但在为人处世、读书明理等方面则要求严格，常常教导、批评他们。有一次子重公托一位抽鸦片烟的朋友为周太夫人买人参，文襄公知道后，狠狠批评了一番。又一次子栗公将司马桥旧宅加建了后栋，又改建了轿厅，多花了600余两银子，文襄公认为正当西事未宁、廉项将竭之时，兴办这种可办可不办的事，又不禀命，妄自举动，还说是要为他作60岁生日（同治十一年即1872年事），也狠狠批评了他。还有一次祖父母去浙江外家祝寿，文襄公认为祝寿无关紧要，不必夫妇同行，数千里航海省亲，尤非稳便；事前并不禀告老父，于礼不合，批评一番。祖母曾向我们谈起，对文襄公的批评，全家都怀着敬畏的心理。

我家和陶、胡、曾、李等家都有姻亲关系，和湘军中一些将领的家庭也结了亲，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家长是同事和朋友，彼此家庭间都较为了解，也是旧社会崇尚“门当户对”的习俗。最早是陶文毅公幼子少云公与大姑祖母结婚，这次倒不算门当户对，而是“齐大非偶”。文毅公任过两江总督，当时文襄公还只是乡村教师。后来文襄公老师贺公庶龙去世前遗命，将季女嫁与子重公，这次也还不能算门当户对。胡文忠公是文毅公女婿，已和我家沾了亲，后来文忠公妹同芝又嫁与文襄公二兄景乔公长子癸叟公，可谓亲上加亲。其他几位祖父母和姑祖父母的婚姻情况如下：

二伯祖母（子栗公夫人）是文襄公表兄余明珊公（讳东安）的女儿，也就是高祖母余太夫人的内侄孙女。同治年间明珊公曾去浙江看望文襄公，文襄公未留他在营工作，不久回湘。因为是母家亲戚，文襄公对他很照顾，常周济他。同治十一年明珊公两位儿子曾先后到甘肃来找文襄公，文襄公都没有委给差使，只是各分送40两和50两银子作为路费，遣送回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