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 侯府沧桑（上）（2 / 2）

祖母是夏憩亭（讳廷樾）的女儿。憩亭公原籍江西新建，曾随曾文正公在江西作战，后任长沙知府，与文襄公交情很厚。子重公去京会试时，即住在夏家。后来大姑母（讳又宜）又嫁与祖母的内侄剑丞公（讳敬观）。剑丞公是清末民初有名的诗人和画家。大姑母也有诗词集《缀芬阁诗集》问世。大姑母早逝，剑丞公于1953年在上海去世，留有《吷庵诗、词、画集》《忍古楼词话》《随笔》等多种。

四叔祖母（子异公夫人）是王壮武公（）的女儿。壮武公是罗忠节公（泽南）的学生。文襄公于咸丰元年（1851年）在长沙初识罗公时，同时结识了壮武公和李勇毅公续宜。壮武公后来在长沙办团练，守城防，与文襄公共事，不久在与太平军作战中阵亡。文襄公筹建楚军时，邀请壮武公弟开琳统率壮武公旧部，开化（贞介公）则总全军营务。

周太夫人能文能诗，留有《饰性斋遗稿》、古体诗8首、近体诗131首，几位姑祖母禀承母亲遗传，也都能诗，倒是几位祖父没有留下诗集。大姑祖母慎娟公（讳孝瑜）是文襄公应文毅公遗命遣嫁与少云公的。她颇有才干，又孝顺父母，留有《小石屋诗草》近体诗14首。二姑祖母静斋公（讳孝琪），因自幼有病，终身未婚，年四十时去世，留有《猗兰室诗钞》，收古近体诗79首。三姑祖母湘娵公（讳孝琳），嫁与湘潭黎尔民公（讳福昌），尔民公的父亲吉云公（讳光曙），比文襄公长18岁，二人为忘年交。中英鸦片战争时，吉云公正以翰林入台谏，上疏直言：“夷不可纵，款议不足恃。”弹劾主和大臣。文襄公当时是一名乡村教师，为他出了许多主意。和议成后，吉云公告病归家，咸丰初年去世，也是位直率敢言、忧民忧国的人。尔民公于同治二年曾想到杭州来，想请文襄公给他一个差使，但文襄公认为“无可位置”，去信阻止。同治四年他终于来到福建漳州大营，然而文襄公仍然认为“无可位置”，没有给他官做。他后来到江西任知县，境遇不很好，文襄公常接济他们夫妇。三姑祖母也能诗，留有《琼华阁诗草》近体诗5首。四姑祖母少华公（讳孝瑸）是与周太夫人内侄、王太宜人第二孙周公翼标结婚。翼标公英年早逝，四姑祖母忧伤而亡，时年34岁，留有《淡如斋遗诗》近体诗13首。

在四位姑祖母中，文襄公最喜欢二姑祖母，这不单是因为她自幼有病，而倍加怜爱，更因她言行举止极有周太夫人遗风。文襄公曾多次叮嘱几位祖父，要“善事二姊”，“敬之如兄”，可惜她死得过早。大姑祖母很能干，在家中威信也最高；二、四姑祖母都早逝去，三姑祖母随三姑祖父远仕在外，家中只有大姑祖母能做些主。当文襄公发脾气时，阖家上下谁也不敢说话，只有大姑祖母的话文襄公还能听得进去，大姑祖父少云公又是文襄公的爱婿。但是文襄公也常批评大姑祖母，说她“专尚其才”，即是有些恃才而骄，有些专断的意思。

文襄公不赞成儿子做官，也不赞成女婿做官。当他听到少云公捐资做道员时，很不满意，写信给子重公说：“少云光景原可不必做官，尔大姊不知外间做官苦楚，一意怂恿，将来必有懊悔不及之日。”对四女婿尔民公“一意想做官”，后又捐了道员，也很不满意。他认为“做官原无好处”，“尔民捐升道员，自趋窘境”，“将来生计当日益窘迫”。

文襄公去世前几个月，在福州纳了一“妾”，姓章。文襄公去世后，她随家人回到长沙，一直住在司马桥宅中，阖家称呼她为“姥姥”。我幼年和少年时常见到她。文襄公纳“妾”时年已74岁，身患重病，姥姥才18岁，这是怎么回事呢？几十年来，文襄公南征北战，戎马倥偬，一直独身住在军营中。如有心要纳妾，早就纳了，何以到病危之际，却纳一妾呢？许多人觉得奇怪，因此也有各种传说。大姊 如在去世前一年（1984年）给我的信中，有两次谈到姥姥的情况，大姊是听祖母说的。真实的过程原来是这样：

光绪十年十月文襄公抵达福州，张太夫人因年老没有同去前线，儿女们都回到长沙，只有子异公陪侍在身边。这次是大姑祖母的主意，她最孝顺老父亲，心疼他老人家在外任重事繁，又年老多病，身边没有体己人服侍，于是在民间买了一个年轻女子，大姑母亲自送她到福州，说明是为老父更衣、洗脚。当时的社会风气，官宦人家买侍女姬妾是平常的事。文襄公正当前线战事紧张之时，自己身体很坏，生活已不能自理，除了关注国事之外，对家庭、生活等琐事已没有精力照管了。大姑祖母虽是番“好心”，实在却也是多此一举。

世人都相信文襄公的品德，几十年独身在外，官居督抚侯相，不再娶姬妾。德国人福克到哈密拜会文襄公，和他同住了一段时期，赞叹说：“爵相年已七旬，身在沙漠之地，起居饮食，简省异常。内无姬妾，外鲜应酬之人。……尤旷代所罕见也。”何至在去世前几个月，身体状况据他自说已是：“食少事烦，羸瘦不堪，手腕颤摇，心神彷徨，头晕眼花，浑身痛痒，时常咯血，气喘腰痛。”到了这种境地，倒有兴趣娶起妾来呢？曾看到一篇文人笔记，讥评为“老年德衰”，这显然是不了解其中经过，也真是厚诬古人了。

由于娶妾在当时是一件平常的事，家中人也没有必要把真相公布，因此引起了社会上一些传说。有一说姥姥是维吾尔族，是文襄公入新疆时娶的。这自然是无稽之谈。文襄公于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到达哈密，十月离开，只住了五个月，福克于六月底到哈密，和他同住了几个月，亲眼见他一人独居，“内无姬妾”。他由哈密回京师后，尽管同僚中有些人对他揶揄备至，但也从未记载有纳妾的事，我看到的姥姥是一口长沙话，一生长斋拜佛，外貌也全无维吾尔族特征。

还有一个更是“有凭有据”的传说，有一份材料说，姥姥原是西安章知府的女儿，为次母所生，有兄弟二人均被豺狼咬死。她由于才貌出众，被选妃晋宫。光绪七年（1881年）文襄公进京，慈禧太后“怜他鳏老”，将这位妃子赐给他做侍妾，云云。这也当然是谣言，尽管做了一番不高明的编造。清朝一般满汉不通婚，清宫并不选汉女入宫做妃，既选入了妃，就不会外赐了。慈禧也并未赐宫女或妃子与汉人大员，如曾文正公、李文忠公等都未听说过有宫女为妾。如果真有其事，当时京师同僚文人很多，一定会有所记载。宫廷赐妃是皇上恩典，在当时是公开的“荣誉”，不仅文人笔记、会有记载，就连《年谱》《家书》等中也不会避讳，但是所有的公私文籍中都没有记载，只能说是子虚乌有的事了。可能是一些好心人为文襄公“老年娶妾”做出解说。祖母告知大姐的情况自然是真实的。祖母去世于1932年，那个时候根本不会想到为“娶妾”避讳，即使现在也用不着为此避讳，因为那是清朝的事。我现在不过是把事实讲清，也解除一些人的疑惑。

我少年时看到的姥姥，是一位和蔼的老人，面容清癯，身体瘦弱。她比祖母小十余岁，祖母那时近八十了，她六十余岁。她住在“湘山旧望”北大门内侧的一所小独院内，领了一个女孩子带养，就取名“带带”（或“待待”），比我大四五岁。姥姥长斋拜佛，只在喜庆节日到祖母房间来坐坐。祖母是祖辈中唯一仅存，也是阖家年事最高的人。祭拜祖宗仪式之后，她和姥姥以及家中吃素的人共进一桌素席。祖母平日不吃素，但在节日吃素，以示对佛的虔诚。阖家对姥姥都很尊敬。

1937年，我离开长沙正在北平清华大学上学，家中来信告知，那年是姥姥七十寿辰，全家庆贺了一番，还请了戏班到家中演戏，很是热闹。那次是司马桥故宅的回光返照、最后的一次盛大庆典。那年夏天七月七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次年秋长沙大火，司马桥宅子烧毁了。家中有些人早已离开，有些人则仓皇逃走。那时带带已结婚，姥姥已先期逃到湘阴左家塅老家，避居在太傅祠内。有一天晚上遭到一伙强盗抢劫，多年留下的一点积蓄全被抢光。姥姥七十余高龄，经不起这样惊吓，身心受到极大打击，恹恹成病，于1947年去世，年八十岁，安葬在太傅祠后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