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章 千秋功过谁评说（1 / 2）
生前：誉多毁少——“绝口不言和议事，千秋独有左文襄！”——西方舆论：“足令吾欧人一清醒也”
左宗棠度过了极不平凡的一生。他生于中华民族饱经忧患的时代；去世时，民族灾难仍在继续，而且还不断加深。
当他青年时，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第一声炮响，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他开始认识到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阴谋，不顾及自己卑微的地位，潜心研究对付西方侵略的策略，写出了《料敌》《定策》等六篇抗英策论。对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失望已极，叹息“天下事败坏至此，古今所未有”！
当他38岁时，太平军革命爆发，他以同情和观望的态度，“遁迹深山”，在长达九年间，多次辞谢清政府地方大员的邀请，在亲友的强劝下，为了“保卫桑梓”，虽曾二度出参湘、鄂幕府，但遇有机会就辞谢回山。据传他曾会见过洪秀全，因政见不合而离去，这虽不一定是事实，但太平军确实曾在他隐居深山中时去寻找过他。当天京大变乱后，太平王朝内部大分裂，荒唐的神权统治和政治上的腐败充分暴露，败局已定。
左宗棠始于48岁时由胡林翼、曾国藩等推荐，正式加入清军行列。其后参与了平定太平军、捻军、回民起义的战事，统一了中原，收复了肃州和河西走廊，打通了进军新疆的要道，实现了“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的战略决策。由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率兵出关，至光绪三年十一月，仅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收复了被英俄走狗阿古柏侵占达13年的新疆，不久又以武力做后盾，协助外交顺利解决了伊犁的回收。在他去世前一年，亲临福州前线，指挥抗法战争，加强福建海防，派遣王诗正渡过台湾海峡，安定了台湾战局；派遣王德榜率领恪靖定边军到中越边境，配合冯子材军打败了法国侵略军，获得镇南关—谅山大捷。然而清政府却在战胜之后签订了屈辱的和约，使他在忧愤中逝去。
他的一生贯穿了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方面和外国的侵略者，一方面和国内的投降派——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的经历。
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为祖国立下了重大功勋的英雄人物，理应是盖棺论定了，却又并非如此。在他生前身后，既有许多赞誉，也有不少批评甚至诽谤。特别是身后近百年间，国内史学界曾有过各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这显然是因为中国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一个革命的时代。国内既存在复杂的民族矛盾，又存在复杂的阶级矛盾，如果脱离了历史条件来评价历史人物，或者带着偏见，自然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文革”时期对于封建时代的历史人物几乎全盘否定，就是一个极端的、鲜明的例子。
在左宗棠生前和死后一段日子里，和他同时代的人几乎一致给他以崇高的评价（除了少数投降派以外）。他为人民做过不少好事，办事公正，自奉俭朴，为官清廉，养廉金大部捐输公益，这些都得到人民的好感。尤其是收复新疆的功绩，更博得全国人民的一致赞扬和尊敬。他在陕甘和两江总督任内每当赴各地视察和出行时，汉、回、维等各族人民都自动到道旁排香案迎接。离任时，士民夹道攀留。去世后，福州城中巷哭失声，江浙关陇士民奔走悼痛，如失所亲。封建时代的人民难得遇到一位好官，尤其是正当中华民族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瓜分的危急存亡之秋，朝廷内一片妥协投降之声，左宗棠以大无畏的精神，面对强敌，战胜侵略者，保障了国家领土的完整、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安居乐业，人民敬爱他，并寄予热切的希望，这是很自然的。他去世后，有多副挽联说他“系天下安危者数十年”，代表了当时朝野上下的看法。翁同龢在日记中长叹：“伤已，不仅为天下惜也！”张一麟说：“吾国咸、同以后，对外用兵，唯公之收复伊犁（新疆）与战胜谅山，为空前绝后之举。”章太炎也说：“左氏横于赤县者尚二十年，当是时，白人虽觊觎，犹敛戢勿敢大肆。”左宗棠青年时以诸葛亮自况，后来收复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时人誉为周秦汉唐以来所未有，他对中华民族做过的贡献其实远远超过诸葛亮。当时人说：“文襄勋绩，南平闽越，西定河湟，过于六出祁山远矣！”（刘体仁：《异辞录》）
左宗棠坐像
中国人收复新疆，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巨大反响，素来瞧不起中国的外国人也改变了看法，对中国军队的胜利和中国将领的能力表示钦佩和赞扬。英国人包罗杰（D.C.Boulger）说：“中国人克复‘东土耳其斯坦’，是从一个多世纪以前乾隆征服这个地区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中国人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有他们的非凡的深谋远虑特点，表明中国将军们的非凡才干，也表明他们士兵们的服从、勇敢和耐力。”（《阿古柏·伯克传》）西方舆论又说：“当初陕甘总督左钦帅募兵于关外屯田，外国人方窃笑其迂。乃今观之，左钦帅急先军食，谋定而往，老成持重之略，决非西人所能料。……计二十日中经过一千二百里荒野沙漠，而得三城一大捷，由是叶尔羌、和阗各城先后克复。中国至喀什噶尔一律肃清，可谓神矣。……使欧人当此，其军律亦不过此。平时欧洲轻料中国，谓中国人不能用兵；今观中国之恢复回部，足令吾欧人一清醒也。”（《西国近事汇编》）
左宗棠晚年几次经过上海租界，外国兵弁执鞭清道，换升中国龙旗，声炮十三响，以表示敬意。据说租界洋人从来没有对中国官员这样尊敬过。外国人不仅尊崇他收复新疆的功业，对他廉洁、朴素的生活作风和为国为民的爱国精神，也十分敬佩。曾到哈密大营与左宗棠共同生活过一段时期的德国人福克赞扬他说：“爵相年已古稀，心犹少壮，经纶盖世，无非为国为民；忠正丹心，中西恐无其匹。爱民犹如赤子，属员禁绝奢华，居恒不衣华服，饮食不尚珍馐。非有古大臣亮节高风，曷克臻此？”“老臣蹇蹇，砥柱中流，不特清廉寡欲，硕辅朝廷，凡一切爱民敬事之诚，尤旷代所罕见也。”（《申报》光绪六年十二月初十日）
长沙城内左文襄公祠内的假山
和他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赞扬是主流，但也有骂他和批评他的人，不过仅是少数。以李鸿章为首的投降派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如塞防、海防之争和收回伊犁、中法之战等，与左宗棠的意见尖锐对立。在公开争论之余，李鸿章也不时在背后进行诽谤。如当左宗棠进兵新疆之际，李鸿章给刘铭传写信说：左宗棠“拥重兵巨饷，又当新疆人所不争之地，饰词欲战，不顾国家全局，稍通古今者，皆识其奸伪”。这支冷箭很恶毒，如果不是清朝廷当时不为所动，恐怕左宗棠将被撤职拿问，新疆也将收不回来了。
光绪十年五月，正当中法战争紧张，“主战”“主和”又在激烈争论之时，李鸿章写信给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说：“闻有请恪靖南征者，此老模糊颠倒，为江左官民所厌苦。若移置散地，固得矣。然夷情大局懵然，必有能发不能收之日。”给左宗棠扣上一顶“模糊颠倒”的帽子，然后将他“移置散地”（即“靠边站”），国家不用他，人民无从倚靠他，左宗棠的主战论就从此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