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章 千秋功过谁评说（2 / 2）

和李鸿章同声相应的还有郭嵩焘。郭嵩焘不仅因曾被左宗棠参劾，对他记恨在心，在诗、文、日记、书信等中，经常骂左宗棠“忘恩负义”，发泄对他的不满；在对外交涉、主和投降方面，也和李鸿章一致，与左宗棠格格不入。在收复新疆的战争中，他曾反对左宗棠继续用兵，代英国为阿古柏政权“乞和”；在中法战事方面，他更是深恐战争蔓延，终日惶惶不安，对主战的左宗棠、彭玉麟、奕 怨谤备至。他在日记中写道：“吾自醇邸与左相竭力图开海衅，日夕忧惶，至于眠食不安，而于朝廷反复参差，尤见朝政之乱。”他认为：“中国无可战之机，无可战之势，亦无可战之理。”总之，绝对不能打仗，只能投降退让，才可以苟延残喘。

李鸿章、郭嵩焘的这派议论，其实是代表了从慈禧太后以下所有投降派的观点。不过投降派当时不得人心，对于左李之争，时论认为：“左素主战，以未得一决雌雄为憾事，清议归之；李最不欲战，而中日之役，迫其一试，竟丧令名，为士大夫所唾弃。……李尝为清议诋以卖国，拟为秦桧。”（徐凌霄：《凌霄汉阁笔记》）所以李鸿章、郭嵩焘和投降派的攻击，并没有损及左宗棠的声誉。

曾、左失和，在当时是一件有影响的事，官场和社会中议论纷纷。由于左宗棠是曾国藩部下，又曾受曾国藩推荐，突然反目，舆论可能会倾向曾国藩，其实却又不然。争议之始是有关小天王洪福瑱的下落，后来事实证明左宗棠所说是对的，洪福瑱确已由天京逸出，曾国藩所报洪福瑱已被俘获是不实之词，所以一时议论都认为二人失和，曲在曾国藩，尽管曾左失和的内幕时人并不了解。加之曾国藩后来在处理对外事件中有委曲求全、忍让屈辱的表现，如处理天津教案，又如对收复新疆曾率先提出“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这些都引起人们的不满，一时舆论大都“抑曾而扬左”。曾国藩的门人僚属中有许多有名文人，他们都为此不平，如薛福成（字叔耘）在《庸庵笔记》中虽承认：“余尝怪世之议者，于曾、左隙末之事，往往右左而左曾。”但提出两条理由为曾国藩辩解：“一则谓左公为曾公所荐，乃致中道乖违，疑曾公或有使之不堪者，而于其事之本末则不一考焉。一则谓左公不感私恩，专尚公议，疑其卓卓能自树立，而群相推重焉。”两条理由都很牵强，他的结论也很矛盾，既说：“夫公义所在不顾私恩可也。”却又说私恩不可背：“既受其荐拔之恩，复挟争胜之意以求掩之。……是人何惮而不背恩哉！”世人不了解曾、左失和真相，却妄加评议，无怪乎左宗棠感叹说：“同时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何直一哂耶！”

曾国藩的一些文人门生为曾、左失和事，始终对左宗棠不满，在“失和”一事本身做不出文章，就寻找左宗棠的缺点和不足进行讥评。另外，左宗棠曾参劾过一批下属，其中也有一些文人，如史念祖（字绳之）曾随左宗棠西征，任按察使，因杀降回为左宗棠劾罢，一直怀恨在心；又如林寿图是位诗人，曾任陕西布政使，并主持甘肃后路粮台，也因事为左宗棠劾罢。林寿图的福建同乡诗人郑孝胥等均对左宗棠不满。这些人批评左宗棠“骄倨、专横、狂妄自大，气度褊狭”，“年老糊涂、颟顸”。对他没有考中进士，也时时加以讥讽。文人笔记流传较广，影响颇大。其实对左宗棠性格和修养上的弱点的批评，也不是全无根据的，不过常渲染过分。左宗棠年轻时有骄傲自大的毛病，他自己就说过：“每一念及从前倨傲之态、诞妄之谈，时觉惭赧。”他中年以后受“师友箴规之益，乃少自损抑”，说明后来改了一些。到老年时，可能又有些故态复萌。总之，当时人的种种批评都还不属大是大非的问题，也无损于他对国家民族做出的巨大贡献。

对于左宗棠的用人，曾有过一些批评。如著名文人王闿运（字壬秋），他所写的记述湘军和太平军作战史实的《湘军志》，曾受到当时和后世的推重。他不满意左宗棠，也不满意曾国藩，曾批评胡、曾、左三人都不能善用人才，说：“胡文忠能求人才，而不知人才；曾文正能收人才，而不用人才；左季高能访人才，而不容人才。”以王闿运在文坛的盛名，这几句话流传很广，有些人没有详考事实，很容易轻信这几句外表显得漂亮、似乎言简意赅的话，其实内容却并不符合实际。

就胡林翼说，世人均赞他“荐贤满天下”，林则徐和左宗棠都是他极力推荐，而后才建功立业、名扬中外的，怎能说不识人才？曾国藩手下用了大批人才，包括左宗棠、彭玉麟，以及后来随左宗棠西征的一些部将，左宗棠就称他有“知人之明”，自愧弗如，怎能说他不用人才？

至于左宗棠，他也善于识人和用人，并非不能容人的褊狭、专断的人。以他远征西北的事功为例，当时条件极为艰苦，朝野攻讦不断，如果他不是团结了一大批出色的人才，怎能期望在短短的两年内取得那么大的胜利呢？他不仅团结了湘军将领如刘锦棠、刘典、刘松山、杨昌濬、王德榜、王诗正等，也团结了满军、豫军、川军等将领如金顺、张曜、徐占彪、金运昌、陈湜，以及旌善五营的回军将领崔伟、禹得彦，和陕甘、新疆地方军领袖董福祥、徐学功等一大批人。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有时几个月发不出薪饷，但是将士们不畏艰险，英勇奋战，团结一致，视死如归，若说主帅左宗棠不容人才，这是无法解释的。

左宗棠手下也有些文人，但被他重用的有名文人则很少。这因为他是重实际、讲“经世致用之学”的人，他肩负的重任决定了他所需要的人才，如刘锦棠、张曜、王德榜这样能征善战的武将，或是刘典、杨昌濬、魏光焘、饶应祺等能筹粮、筹饷、治理后方的文臣。即使如“东南大侠”胡雪岩，他能筹借军费，又能采办军火，对于左宗棠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至于王闿运，虽然名重一时，文章写得很好，却既不为曾国藩赏识，也不为左宗棠所重。《湘军志》是很有名的，但史实多舛误，郭嵩焘、郭昆焘兄弟曾为之订正。同治十一年左宗棠看到他写的《篁邨（丁果臣）传》，颇为不满，认为：“将胡文忠（林翼）说得极庸、李忠武（续宾）说得太愎。”“徇一家一时私言，乱天下古今视听，文士笔端，往往有此。”可见左宗棠和王闿运在对人和事的判断方面，并不是志同道合的。

左宗棠生平不喜“华士”。所谓“华士”，是指华而不实的文人，缺乏实际本领，虽会写文章，但却常常言过其实。王闿运也是他所认为“华士”之列。周夫人曾笑他：“你不喜华士，日后恐怕没有人为你作佳传。”他笑答道：“自有我在，求之在我，不求之人也。”他死后果然没有有名的文人为他作“佳传”，但是死后12年湘潭罗正钧编写的《左文襄公年谱》，却是一本史料丰富，客观、公正的很好的“史传”，可以代替“佳传”了。

同治十一年，楚军在西北取得决定性胜利，指日将出关收复新疆，湖南著名文人吴敏树（号南屏）、郭昆焘、罗汝怀（字念生）、曹镜初诸人准备编写一部《楚军纪事本末》，详细记载楚军的战绩。楚军是左宗棠首先兴建的，这本书显然会以左宗棠为歌颂的主角。吴敏树等写信给左宗棠，告知此意，并请他将有关军务的历年奏折稿和咨文寄给他们。左宗棠不以为然，认为是多此一举，复信婉言谢绝，信中说：“楚军战绩在奏章图史中已有详细记载，非悠悠之口所能增损，更无须自为表暴。”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谈到此事，一方面对诸公的好意表示感谢：“欲辑《楚军纪事本末》一书，意在表章余烈，用心周至，陈义甚高，实为佩慰。”一方面也表示了他的疑虑，直率地说：“意在表章，实则赘说；且令同时之人多议论，不如其已。”他还表明了他对“名”的态度：“士君子立身行己，出而任事，但求无愧此心，不负所学，名之传不传，声称之美不美，何足计较！‘吁嗟没世名，寂寞身后事’，古人盖见及矣。”

左宗棠诞辰200周年纪念

由于左宗棠的反对，《楚军纪事本末》没有成书，其实也是件可惜的事。如果能写好这本书，后人对楚军的战绩将会有更详尽的了解。以吴敏树等人的文学造诣，定将会写成一本文史兼优的书。当然，左宗棠对浮名的看法也是正确的，人的历史是自己写就的，历史最终总会有正确、公正的评价，“非悠悠之口所能增损，更无须自为表暴”。左宗棠不喜欢“华士”，没有一批文人为他广泛宣传，身后也没有人为他作佳传，然而他的功业已铭刻在广大人民心中。

有两句挽左宗棠的诗，当时脍炙人口，一直流传至今，诗句内涵和它的流传表明了人们对他面对外国侵略者时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和斗争精神的崇高敬意！诗云：

绝口不言和议事； 千秋独有左文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