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 “出师未捷大星陨”（1 / 2）

“台湾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应建置行省”——在福州去世——“遗恨平生，不能瞑目”——予谥“文襄”——“城中巷哭失声”

谅山大捷的消息传到福州，左宗棠十分兴奋，福建前线的将士和全省人民也都欢欣鼓舞。可是这种兴奋、欢欣的情绪没有能持续多久，接着就传来朝廷下诏停战撤兵的消息，又使左宗棠惊诧万分。他和投降派斗争了许多年，对他们的伎俩也有所了解，但是在大胜之后却妥协投降，却是万难料到的事。他坚决反对轻率议和和撤兵，对事态的发展气愤不已。虽然知道自己的话朝廷已不会听，但仍然要尽最后一次努力，试图阻止议和和撤兵，改变局势，虽则可能是一次徒劳。

他立即上密奏给朝廷说：“要盟宜慎，防兵难撤。……用兵之道，宜防尔诈我虞；驭夷之方，贵在有备无患。法国自逞兵以来，忽战忽和，反复无常，不可信任。去年签订《简明条约》，旋又毁约挑衅，观音桥之战反诬赖为我先开，威胁恐吓，无所不至。现在又请议和，怎可轻信？目前沿海沿边各省，经过惨淡经营，防务已稍微周密；今在战胜之余，又轻率议和，日后办理洋务，势必更为困难。”

左宗棠也知道和议既已签订，要改约势必很困难，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又补充说：“前约（《中法简明条约》）已置越南度外，而新失之基隆、澎湖必当归还，然后可许。”要求朝廷至少要收复基隆、澎湖，多少挽回一点损失。

这道奏折上去，并没有下文，这也是意料中事。但是后来清廷在订立细约中，坚持要回了基隆和澎湖，总算是采纳了一点左宗棠和主战派的要求。虽然这道奏折的主要目的——阻止议和和撤兵没有达到，但它揭露了法国侵略者的狡诈和阴谋，指明了我沿海沿边已有较周密的防务，抨击了投降派的卖国行为，也批评了清朝廷支持投降派的错误，左宗棠的坚定的爱国立场和直言无讳的勇气，博得了主战派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戴。

左宗棠上密奏后的第三天，三月初七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Jules Patengtre）正在天津商谈条约的最后内容，根据巴黎草约逐条核定，修改增补。全国人民本来都陶醉在谅山—镇南关大捷的喜讯中，这时忽然听到议和投降的消息，如同一盆冷水从头顶上浇下来，顿时反法、反和议的情绪和言论高涨。但是封建时代的人民对国家大事毫无发言的权利，尽管他们义愤填膺，清朝廷全不把他们放在心上。于是有一些人把希望寄托在主战派主帅左宗棠的身上。

张之洞的消息比较灵通，他得知李鸿章秉承慈禧的意旨，正在天津搞和议阴谋，自己虽然是两广总督、名倾朝野的大员，但在强大的投降势力面前，仍然感到“人微言轻”，只有左宗棠这样威扬中外的功勋元老，才是举足轻重、影响大局的人物。三月十七日，他打电报给左宗棠，要求他出面为国家主持正义，急图补救，电文说：

闻中法详细约款十条，日内即将画押，无非有利于法，有害我华之事。我虽已一再上奏劝阻，但初则反遭切责，后则不予理睬，人微言轻，无术挽救。若再草草画押，后悔曷追？公有回天之力，幸速图之，但勿道洞言。

左宗棠的密奏已经递上去20天了，迄今并无回音。张之洞和其他主战人士以为左宗棠有回天之力，还寄希望于他一人。其实左宗棠何尝有回天之术？“天”掌握在慈禧手中，慈禧现在和李鸿章上下相呼应，沆瀣一气。他们都极端害怕与外国作战，他们认为，只要一战，大局就将不可收拾，慈禧的金銮宝座就坐不牢，又将重演逃出京师的闹剧了。他们已完全丧失了对国家、对民族的信心，谁去进谏，也听不进去了。

宗棠回想在离京前向慈禧告辞时，慈禧义愤填膺地向他表示支持主战的一幕，简直是一场骗局。但他此时已无可奈何，只能唉声叹气而已。

投降派的势力如此之大，张之洞以两广总督的身份，不仅说话不管用，自感“人微言轻”，而要求左宗棠说话，还要“勿道洞言”，请他保密，别泄露了他的“主谋”，以免遭到报复，可见投降派当时的凶焰，他们对异己分子将会采取恶毒的手段。

事实确是这样。他们最痛恨的是左宗棠。李鸿章在塞防与海防之争中，输给了左宗棠，早已憋了一口恶气。但他深体圣意，知道慈禧要保全左宗棠，所以对宗棠还不敢也不能直接下手，但是对他的部下却要下手了，这至少也能使宗棠气个半死。首先开刀的是王德榜。王德榜是宗棠亲自派往中越边境抗法的，如今王德榜打了胜仗，立了功，却遭到朝廷的革职，这的确使左宗棠十分气愤和伤感。他伤感的不单是为王德榜个人的厄运和不公正的待遇，更伤感的是，朝廷是非不分、邪恶横行。贪生怕死、庸懦谄佞之徒当权，正直爱国的人反受排斥打击，如此下去，势将伊于胡底？想想国家前途，确实令人寒心。

投降派的毒手不仅施之于中越前线的王德榜，同时又转移到台湾的刘璈。上年基隆失守，刘璈直接向左宗棠禀报，使巡抚刘铭传受到朝廷斥责，刘铭传早已恨之入骨。现在投降派得势，老靠山李鸿章炙手可热，正是报复的时机。

同治十一年三四月间，台湾有一名包办洋药厘金董事叫陈郁堂，侵吞了鹿港厘金四万余两，提审不到，刘铭传就给刘璈安上一个罪名，说是因他包庇，并且和陈郁堂通同作弊。包庇罪是很容易给人加上去的，只要不许被告说话，也无须罪证。本来这类案件应交由闽浙总督审理，李鸿章恐怕杨昌濬会主持公道，因而在朝中耍了花招，专派大员前来查办，结果是刘璈有冤无处申，遭到革职、籍没家产，还定下死罪（斩监候），后来改为流放黑龙江。

刘璈字凤翔，号兰洲，湖南岳阳人，以前跟随左宗棠西征新疆，立下功劳。他精明强悍，是一位爱国者。光绪七年（1881年）任台南道道员。中法战争期间，坚守台南，法军始终不敢进犯。就在他被查办的前几个月，法军舰队停泊在安平海面，舰队司令通过英国领事约他去舰上会见，意思无非是欲加以威胁、恫吓，不战而占领台南。他的部下劝他不要前往，以免上敌人圈套，他却认为必须去，如不去，敌人必以他为胆怯，他岂是胆小怕死的人！

他在去法舰之前，预先做了布置，叮嘱守将说：“如果有警，立即开炮轰击法舰，切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安危。”

他登上法舰与法军司令会见后，法军司令果然威吓他说：“台南城小兵弱，你们怎能抵挡我军进攻？”

刘璈傲然回答道：“今日相见，不谈军事问题。至于城小兵弱之说，城譬如土，兵譬如纸，唯有民心强劲如铁。我们万众一心，何畏你区区法军！”

法司令无言可答。刘璈喝足了法国香槟，尽醉而归，台湾人传为美谈，对刘璈也格外尊重。台湾人民见到刘璈遭受投降派的打击，蒙冤含屈，无不痛心疾首。台湾史传详细记载了这一冤案，大书：“士论冤之。”（连横：《台湾通史·刘璈列传》）打击刘璈，实际也是打击左宗棠。宗棠心里自然明白，但他权不在手，加之老病侵寻，也无能为力了。

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1885年6月4日），李鸿章和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屈辱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给予法国在广西、云南通商的特权，包括减税等利益，规定以后中国在这两省修筑铁路时，要与法国协商会办。由于法军在战场上战败，没有索取“赔款”，并答应从基隆和澎湖撤兵，投降派认为面子上已过得去，条约立即得到清廷和慈禧的批准。

这项条约不仅不敢抗议，而且公然承认法国占领越南，又打开中国西南大门，使法国人得以长驱直入。这项屈辱的条约是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之后签订的，真是世界外交史上的奇闻！

中法和约的签订，是对左宗棠的一个重大打击。他闻讯后悲愤无比，但回天乏术，无可奈何。他以古稀之年、多病之身，来到抗法前线，全凭着一股爱国热忱，而今战事已经结束了，屈辱的条约已签订了。投降派不但不以为耻，反而气焰嚣张。他的两员抗法部将却遭到不白之冤，种种事实无不使他痛心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