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六章 再入军机（1 / 2）

中法战争爆发——马江之战——福建水师覆灭

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左宗棠奉诏赴京入见，他已交卸了两江总督。正在北上途中，听到李鸿章与法使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约中规定：中国承认法国占领越南，撤回驻在越南的军队，并允许法国商品由云南、广西自由输入内地等。这项条约严重地损害了中越两国人民的利益，又向侵略者打开了中国西南大门。

左宗棠是一贯的主战派，在离南京之前，还曾写信给总理衙门，主张为抗拒侵略，不惜与法国一战。听到这项卖国条约的签订，宛如一盆冷水向头上泼来，气愤至极，立即向朝廷写寄一份“时务说帖”，反对在侵略者面前采取妥协投降政策，认为这样将遭受被瓜分的危险。他说：“法人之得陇望蜀，势有固然，殆全越为法所据，将来生聚教训，纳粮征税，……吾华何能高枕而卧？若各国从而生心，如俄人垂涎朝鲜，英人觊觎西藏，日本并琉球，葡萄牙据澳门，鹰眼四集，圜向吾华，势将狧糠及米，何以待之？此固非决计论战不可也。”

他认为只有决战，才能解救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局。他还分析了敌我形势，以为战胜法国是完全可能的：“法人欺弱畏强，夸大喜功，实躁急而畏难，近时国内党羽纷争，政无专主，仇衅四结，实有不振之势。吾华果示以力战必不相让，持之期年，彼必自馁。况虚悬客寄之师，劳兵数万里之外，炎地烟瘴异常，疫疠流行，死亡踵接，有此数忌，势难持久，此议和之应从缓也。”

至于国内形势，他也做了分析：海防早有准备，兵船、炮台林立，将士应命，“声势已张，无虞侵犯”。他又兴办了沿海渔团，“数月以来，成效渐著，外人颇为震慑”。他虽已年过七十，衰病之身，却仍雄心勃勃，再次要求亲赴前线督师，“不效，则请重治其罪，以谢天下”，表明了他必胜的信心。

他并不是盲目的乐观，他认为，在中越边境陆防上，有两支部队可恃。一支是王德榜率领的恪靖定边军，这是他派去的嫡系部队，具有顽强的战斗力，自不待言。另一支是刘永福的黑旗军。刘永福原是在广西的一支独立的农民起义部队的首领，同治五年（1866年）进入越南，因为队伍以七星黑旗为标志，因此被称为“黑旗军”。黑旗军因曾协助越南王朝击退法国侵略军，被越南册封官职，受到倚重。后来又屡挫法军，他的队伍原来已有两千多人，后扩充到万余人以上。因为黑旗军是农民部队，朝中一些人诬蔑之为“匪”和“土寇”，左宗棠却给它以很高评价，他说：“刘永福以一健卒为越南捍卫边疆，力挫凶焰，为一般人所难能。……刘永福在中国本非乱民，而在越南则为义士。”他为了保护刘永福，证明他并非“乱民”，写信告知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说，刘永福原是王德榜部下散勇。这却并非事实，只不过是他深恐刘永福因出身问题受到排斥，有损边防力量所行的一时权宜之计而已。

他又从江宁军火库中调拨水雷、火箭等运往前线，写信给云贵总督岑毓英，嘱他帮助刘永福，说：“越南所以能苟延者，赖有刘永福。……以兵器等暗助刘永福，俾有所凭借，不致为所摇撼，则越南定而滇、粤边境亦安矣。”同时，他还吩咐王德榜带军械资助刘军。

李鸿章与福禄诺在天津签订的《中法简明条约》，不仅左宗棠反对，也遭到朝野的不满，一时弹劾李鸿章的奏章多达47封。社会上一些人称他为“汉奸”。李鸿章排行第二，人称李二先生。当时苏州有一位著名丑角戏剧演员叫杨三，因病去世。好事者撰了一副对联云：

杨三已死无苏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这副“无情对”因为对仗工稳，传诵一时。其实，“汉奸”（正确说，应是“华奸”）并非李鸿章一人，同情他的大有人在。慈禧对他就深为依畀，将弹劾他的奏章搁置一边，对左宗棠的意见也不采纳。

五月二十日左宗棠抵达京师，朝廷仍命他入值军机，上谕说：“该大学士卓著勋绩，年逾七旬，著加恩毋庸常川如直。遇有紧要事件，预备传问，并着管理神机营事务。”朝廷对他仍然优礼有加。可是正值边事紧张，他是办事认真负责惯了的，坐在家中反而不习惯，不久他就主动申请，以后仍每天到军机处值班。

他先住在西华门弘仁寺，后来搬到金鱼胡同贤良祠。朝廷着他管理神机营，这是卫戍京师的重要任务。神机营的大小官员都来拜谒，车马盈街，十分拥挤。其余六部九卿、亲朋故旧也纷纷来拜，如无要事，他均辞谢不见。主战派欢迎他的到来，对他寄以希望；主和派则厌恶他，暗中准备排斥他。主战派的首领是醇亲王奕，其他朝内外大臣还有翁同龢、陈宝琛、张之洞、彭玉麟、刘锦棠等。

翁同龢对左宗棠重回京师，满心喜悦，第二天就去西华门拜访，恰值左宗棠外出，没有见到。以后他们又经常来往，讨论国事，当时朝内外最关心的是对法和战的事，他们都是主战派，谈得很投机。左宗棠对翁同龢说：“对法国必须打一仗。王德榜、李成谋、刘明灯这些老部将都足以打败法国兵，无足可怕。”他还反复告知翁同龢，心理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说：“打仗是一门学问，最重要的是气定（稳定的心理因素），气定则一人可胜千百人；否则，千百人将为一人所驱。”

左宗棠也常去见醇亲王，奕力主抗战，二人都认为目前朝野内外风气萎靡疲沓，如不及时振作，后患不知伊于胡底。法国人的要求，即使勉强答应，也不过如剜肉医疮，只能暂救目前之急，于长远更有害。何况法国人并不是真想打仗，也没有力量打，只是骑虎势成，虚声恫吓，只要国人上下一心，何愁不能挫败其阴谋？

针对投降派的畏外、失败心理，左宗棠愤然说：“胜固当战，败亦当战！”表现了中国人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活的英雄气概。当时的《申报》特别记载了这段话，还评论说：“侯相此言，真不愧英思壮论，义正词严。彼法人闻之，当亦色然气阻矣。”

奕 对左宗棠很尊重。每当宗棠到军机处时，轿子来到隆宗门，早有两名苏拉在旁伺候，扶他进门。皇上召见，有两名太监奉旨前来，专为扶掖他入内。进内右门时，醇亲王让宗棠先走。慈禧对左宗棠也很客气。有一次召见，因宗棠听力不很好，慈禧就自己将宝座移前，然后面谕机宜。当时报纸记载此事，以为左宗棠受清皇室宠爱非同寻常。

左宗棠抵京后不到半月，中法形势发生了突变，一方面，清朝廷看到朝内外纷纷反对《中法简明条约》，又因法使福禄诺临行前曾对李鸿章说：“法方将派军队巡查越南边境，并要驱逐黑旗军。”李鸿章没有上报，被人告发，因此予以“申饬”。同时，两江总督曾国荃奉旨与法使巴德诺在上海商讨条约细则，擅自答应给法方抚恤银50万两，也予以严旨申饬。

一方面，法国还认为《中法简明条约》对中国让步过多，被议会否决。闰五月初一日，法军700多人借口巡边，逼近谅山观音桥中国军驻地，突然发动进攻，被清军击退，激战二日，法军伤亡近百人，被迫后撤。法政府反诬中国破坏了天津和约，要求赔偿银3800万两，清军立即退出谅山，否则将以海军进攻。清政府拒绝赔款。于是法军在中越边境加强兵力，进犯宣光、保胜、谅山等地；又派海军中将孤拔率领舰队向我国东南沿海进发，进行战争威胁。一时气氛紧张，南、北洋同时戒严。

左宗棠立即上奏，分析了当时形势，并指明应付的办法，说：“法国人上次议和不可信，明是缓兵之计，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当前唯有严饬防军稳扎稳打，痛予剿办，才是唯一的办法。”他再一次申请，派黄少春率领旧部一营，再新募四营兵，开赴前线增援。

朝廷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左宗棠的意见，黄少春部队也没有成行，法国舰队就已经向东南沿海驶近。闰五月底，一支法国舰队驶入福建马尾军港。马尾是中国内港，船政大臣何如璋竟不敢阻止，他是李鸿章的亲信，深知李鸿章一意主和，为了避免与法军冲突，不惜放弃国家主权，竟让这支法国舰队停泊在中国的军事要港达一个多月。福建地方大员们大多是李鸿章淮系将领和官僚，对眼皮底下的敌舰队竟视而不见。中国兵船和法国兵船停泊在一处，何如璋却不许中国兵船移动，不许海陆各军备战，真是咄咄怪事！

六月上旬，孤拔率领法舰13艘也驶抵台湾海峡。六月十五日，突然向基隆发动进攻，旋即登陆占领基隆炮台。督办台湾防务的福建巡抚刘铭传率部队进行了抵抗，将法军击退。法军在基隆吃了败仗后，法国政府十分恼怒，一方面通知停泊在马尾港的法舰队准备策应，一方面命令驻华代理公使谢满禄向清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并于七月一日下旗离开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