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章 “并力一向，千里杀敌”“老命固无足惜”（2 / 2）
清朝廷看到法军加紧进攻越南，云桂边境危急，表示了一些强硬的态度，命云贵总督岑毓英、两广总督张树声督办边防，统大军进入越南；命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和云南布政使唐炯进兵谅山、山西和北宁；任命刘永福为越南经略大臣。又命令李鸿章赴广东督办越南军务，诏令左宗棠调集江南淮楚各军，准备开赴前线支援。似乎真的准备和法国打一仗了。
法国其实是色厉内荏，当时根本没有在远东打一场全面战争的力量，看到中国态度强硬起来，就使出软手段，法驻华公使宝海耍弄花招，向李鸿章假惺惺地声明：“法国并没有与中国失和的意思，但不能承认越南是中国属国。”
李鸿章是一贯主张妥协退让的，他于是上了一道秘密奏折给朝廷——《法越交涉事端重大遵旨妥筹全局折》，认为决不能与法国作战，法国海军强大，“其船械之精，操演之熟，海上实未可与争锋”。陆军虽可一战，“但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而中国的国力呢？“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总之，中国只有投降。
他心中有数，知道这派亡国投降论会为多数国人所反对，所以奏折秘密进呈，还写信告知老部下湖南巡抚潘鼎新说：“密稿抄呈秘览，幸勿示人，又讥鄙人为和事老人矣。”
李鸿章对朝廷命他赴广东督办越南军务，也十分不满，在与友人的信中咒骂道：“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
在对待法国的侵略上，左宗棠的态度与李鸿章迥然相反。他认为越南与中国接壤，如越亡，则中国藩篱尽撤，广东边宇危，滇、黔之边腹均形棘手，后患何以胜言？他了解到法国很孤立，西方各国并不支持它的侵越行动，法亦势成骑虎，现在只是虚张声势，中国应速派援军赴越，现海道已为法国封锁，非走广西、云南边界不可，于是派遣王德榜赴湖南永州，就地广筹军火，并且募集兵勇数千人，准备开赴云桂增援。自己也请求亲自到滇、粤督师。
他写信告知杨昌濬说：“法越交兵，朝廷束手无策，不得已，为赴滇、粤边界之请，先令王朗清（即王德榜）挑募广勇赴边察看军情地势，弟率各营继进，一往图之，为西南数十百年之计，以尽南洋大臣之职。衰朽余生，得以孤注了结，亦所愿也。”表达了他为国家长治久安、尽职尽责，虽战死疆场，亦在所不惜的英雄志愿。
然而清朝廷本质上是一贯害怕外国人的，收到李鸿章的密折后，完全同意他的投降观点，立即将李鸿章召回天津，前次派赴越南的各军停止前进，又借口云南、广西已经备有重兵，不同意左宗棠去滇、粤的请求。清朝廷一时又为妥协投降的阴影所笼罩。
左宗棠无可奈何，但他对海防仍然不放松，几次抱病去沿海视察新建立的渔团和炮台工事。光绪九年（1883年）九月，他到江阴、靖江、通州（南通）、海门、崇明、吴淞等地，检阅渔团水勇，水勇们演习泅水、凫水、爬桅、超跃、打靶等，技艺娴熟，“精能过人”，参观者都诧为罕见。左宗棠对操演纯熟的水勇分别赏给功牌、银牌或印委，对技艺生疏者予以训斥，渔团都“欢欣鼓舞，踊跃争先”。在崇明检阅时，突然遇到暴风，在归途中还到清江视察运河堤工，商议淮河归回故道的工程，但是已染上病，旧疾复发，左目几乎失明。医生说是：“肝脾火郁，心失所养，非悉心静摄，难期见效。”因此他再次上奏，自陈衰病，请准予开缺，回籍调理，奏中还提出兴办江南水利的意见，念念不忘朱家山开河工程：“引淮水仍归云梯关入海一着，足以截断众流，捍卫淮扬数州县亿万生灵，且可化灾区为腴壤。”
清朝廷因这时中越边境战事告紧，还需要借重他的威望，不同意他告假回籍，谕旨说：“览奏，目疾增剧，殊深廑系。该督威望素著，现值筹办海防之际，正资倚任。所陈拟办江南水利，亦于民生大有关系。左宗棠着赏假两月，安心调理，毋庸开缺。”还下诏，敦促王德榜成军出关。
左宗棠于是通知王德榜在永州招募了10营兵勇，号为“恪靖定边军”，又筹了一批军火粮饷，促他即往桂越边境增援。
光绪十年（1884年）正月，王德榜率恪靖定边军抵达广西南宁。这时左宗棠的目疾更厉害了，再次奏请开缺，并推荐由曾国荃、杨昌濬、裕禄三人之一取代他。在谕旨尚未批下时，正月初五日正当大家高高兴兴过年的时候，他却抱病又到了清江，研究引淮入故道的工程，因地势北高于南，为避免洪患，提出次第施治的详细方案。二十三日回到扬州，又去崇明、上海等地检阅渔团和海防工事。二月朱家山河工程落成，二月初二他到朱家山河视察，初三日回到南京，这是他任两江总督的最后一次出巡。
回南京后，他再次上疏告病。朝廷因他一再疏请，勉强同意了他暂时告病休养，赏假四个月。内阁学士周德润得知后，上疏说：“勋臣不宜引退，请旨责以大义，令其在任调理。”
朝廷于是又下谕旨说：“左宗棠勤劳懋著，朝廷倚任方殷，当此时局艰难，尤赖二三勋旧之臣竭诚于济。岂肯任其功成身退，遽赋归田。只因该大学士目疾增剧，而两江地大物博，政务殷烦，又难静心调摄，是以降旨准其开其总督之缺，仍赏假四个月回籍。原欲其安心调理，俾得早日就痊，出膺重寄。该大学士素著公忠，谅不至稍耽安逸。着即赶紧调治，一俟稍愈，不必拘定日期，即行销假，以付委任。”
一个月以后，三月十三日，曾国荃奉朝廷之命来到南京，代理两江总督；左宗棠交卸了职务，暂时在家中休养。
那时中越边境战事突趋紧张，进驻越南的清军纷纷溃退。当一年前徐延旭和唐炯的军队进驻谅山、山西、北宁等地时，法军正分两路进攻顺化和刘永福的黑旗军，徐延旭和唐炯坐视黑旗军被攻击，不往援助。后来黑旗军打了胜仗，他二人又掠为自己的功劳，上报朝廷，因而被升为广西和云南的巡抚。法军攻顺化的部队却节节胜利，不久逼近首都，强迫越南订了《顺化条约》，越南承认为法国的保护国，外交、关税、民政、司法，一切均受法国理事官的监督，越南实际已亡于法国。不久，越南内部发生政变，不承认《顺化条约》，法国因而再向越南发动全面进攻。
驻守镇南关外的淮军提督黄桂兰，一方面受李鸿章主和投降的影响，一方面淮军纪律欠佳，本人又酣酒荒淫，越南人民恨之入骨，战事一起，全军溃败，他亦自杀。徐延旭和唐炯也不战而退，被清廷革职拿问。奉命指挥战争的云贵总督岑毓英也望风而逃。刘永福的黑旗军退到了云南边境的保胜（老街）。只有左宗棠派去的王德榜恪靖定边军还扼守在谅山和镇南关一线。法国海军又派军舰向福建和江南海口驶近，竟图海陆两面夹击中国。
左宗棠得知战况紧急，气愤已极，当时他的目疾稍好了些，也来不及回湖南家乡休养，四个月假期只休息一个月，就立即销假。他看到王德榜一军独守谅山、镇南关，军力单薄，恐防有失，就上疏请派前浙江提督黄少春在湖南招募新军，前往广西增援。黄少春也是他部下一员猛将。那时法国因为军事布置尚未就绪，玩弄缓兵之计，法国公使到天津，通过一个与李鸿章关系密切的曾任天津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向李鸿章提出议和。清朝廷本来对战争就畏首畏尾，犹疑不决，不同意左宗棠的意见，下诏停止招募新兵，而且召左宗棠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