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章 “并力一向，千里杀敌”“老命固无足惜”（1 / 2）
法国侵入越南——海陆防加紧备战
西方舆论虽然对于中国政府收回新疆给予了高度评价，中、西人士对于左宗棠的丰功伟绩和爱国主义精神也衷心敬佩，慈禧太后对他说：“外国人怕尔之声威。”的确也有事实根据。但是和清政府打交道多年的西方列强，却深知清朝廷中害怕外国人的本质和主流并没有改变，在收回伊犁的过程中和其后不久，他们就看出来，朝廷中的投降派正日益得势，王公大臣们因为被西方强大势力包围，又连吃过几次败仗，显然丧失了信心。
慈禧作为最高权力者，为了保持自己的权位势力，苟且图存，宁愿牺牲国家的一定利益，换取暂时的安逸。她早已抛弃了过去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正确的态度。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对殖民地的掠夺不会中止，对中国这样一块肥肉，也决不会停止它的侵略。中国如果不能举国一致、上下一心，单靠左宗棠这样的少数爱国者，西方侵略者是不会惧怕的。
当时在海上横行霸道的首推英、法两国。光绪八年至十年间，法国的侵略焰势最汹。英国因为在鸦片战争中在中国东南沿海占了大便宜，暂时采取比较保守的态度，在一旁观望。它已占领了亚洲最大的一块殖民地印度，要保住印度，一方面向北侵入西藏，一方面向东企图占领缅甸。法国也有很大的野心，企图与英国平分远东势力范围，主要目标是控制整个印度支那，先占领越南，然后从越南北部进入中国西南云贵地区，与广州湾连成一片，形成稳固的势力圈，进而瓜分中国。
越南和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早在2200年前，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越南北部归属于象郡管理。汉武帝时，在越南北部和中部设立了交趾郡、九真郡及日南郡；东汉时称交州；唐代置安南都护府，因此后来亦名安南。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封阮文惠为安南国王，为中国的藩属（保护国），史家称为新阮，原占据顺化府自立的广南王阮潢一系，则称为旧阮。新阮攻灭旧阮后，阮潢的后人阮福映逃入暹罗（今泰国），与法国传教士关系密切，曾派其儿子去法国，请求援助复国，还订立了割让化南岛为报酬的《法安同盟草约》。当时法国正值大革命时期，草约没有正式签字，法国政府也没有正式派兵。但是阮福映得到法国将校数十人以及驻印度的部分法国军队的“私人志愿”襄助，嘉庆七年（1802年）攻占河内，消灭了新阮王朝，统一安南。他随即派使臣到北京报告清朝廷，请改国号为“越南”，嘉庆帝同意他的请求，并册封他为越南国王。
法国与越南有了上述关系，不久，法帝拿破仑被放逐，路易十八复位，派公使与越南修好，要求履行条约，割让化南岛。阮福映认为条约并未经正式签署，法国又没有依约正式派兵援助，所以予以拒绝，与法国渐渐失和。
咸丰二年（1852年）拿破仑第三即帝位，他为了在国外炫耀武力以收拾国内人心，决定在越南下手。先派公使向越南要求履行旧约，割让化南岛，并许可通商传教，越南政府不同意，双方由争执以致动武，法船开炮攻击。越南人民气愤之下，接连发生仇杀教士的事件，还误杀了西班牙教士，于是法西联军进攻越南，先占领广南港，后又转移南下，攻占西贡。越南曾派大军围攻西贡达两年之久。这时正值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结束，在华法军得以抽调到西贡增援，不仅打退了西贡围军，又占领了南部其他一些地方。同时越南发生内乱，只得向法西联军求和，于1862年订立了城下之盟的《西贡条约》，越南割让了边和、定祥、嘉定三州及康道尔群岛与法，另外赔偿法西联军军费400万法郎，准许传教、通商自由，给予内河航行权，还规定此后越南如割让土地与其他国家时，须经法国许可。这显然是将越南置于法国的保护下了，不过还没有明文否定越南与中国的藩属关系。
同治六年（1867年）印度支那半岛西南部的柬埔寨发生民变，法军以代平民乱为名，攻占了永隆、安江、河仙三州，于是下交趾六州全被法国占据。
同治十三年（1874年）法国又强迫越南订立了《法越和亲条约》20条，根据这项条约，此后越南的外交事务必须受法国监督，越南有内乱、外患时，法国有援助的义务，越南的海陆军教练官和军舰兵器等一切军用品，均由法国供给，另外，开河内、东奈、宁海三处通商口岸，并允许法国船只在红河自由通航。实际上越南已沦为法国的保护国。
不久，越南政府逐渐发现《西贡条约》与《和亲条约》都成为本国的枷锁，还不及作为中国的藩属自由，又派使节到北京，请求仍为中国的保护国。清政府也认为越南素为中国藩属，通过驻法公使曾纪泽向法国提出抗议，但是法国不承认中国对越南有发言权，置之不理。相反，还加紧在越南的侵略行动，进而准备侵略中国的西南和沿海各省。
国内有识的爱国人士都已看到形势的危急和加强海防的重要。光绪八年（1882年）彭玉麟提出制造10艘小型兵船，增防海口。左宗棠在视察江南海口后，认为南洋如有警，两江应当支援，也建议再购买快艇五艘，以备缓急。光绪九年正月，他再度去上海视察时，恰逢彭玉麟由湖北查案回船到江阴，二人约好在吴淞口相会。
彭玉麟和左宗棠是湘军中老同事，二人都是主战派，意气相投。彭玉麟看到他增购船炮、加强海防的各项布置，十分高兴，说：“布置如此周密，不怕外国人来，只怕他不敢来。”
左宗棠又将他对付外国兵船的策略告诉彭玉麟和将校们，说：“外国船若来，我们只要列船守定炮位，确有把握。除了炮击它的锅炉、气管、烟囱外，更挑选一批熟习水性的勇士，遇有机会就跳上外国船，炸坏它的机器，外国船可以夺取过来。趁现在将领弁丁士气可用，勇者给以重赏，怯者示以严罚，将士们齐心合力，大功必成。我与彭宫保乘坐舢板督阵誓死，正古人所谓‘并力一向，千里杀敌’之时也！”
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
将校们在一旁听了，都很兴奋，齐声说道：“我们忝居一二品武职，都各有应尽之责。两老不临前敌，我们也会拼命报国的。”
左宗棠和彭玉麟听了都很高兴。左宗棠说：“这是每人都应尽心尽力的事，何分彼此！或者四十多年咽下的一口恶气可以借此一吐。从此以后，外国人凶威被挫，不敢再动辄挟制要求，如此乃是我的愿望。”彭玉麟也说：“这样就断送老命也值得！”
左宗棠、彭玉麟和将领士兵们早有为国效死的决心，在侵略者面前，准备和敌人一拼，决不惧怕外国人，也有对付的策略。
光绪八九年间，法国借口红河船运受到越南人的阻挠，派一支舰队开到红河保护航运，实际上是扩张侵略。它先攻入北圻，不久占领了河内，光绪九年三月又占领了南定。越南部队无力抵抗，但是当时有一支中国农民起义部队，即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驻扎在红河上游一带。他们是当太平天国覆亡时由广西逃来的。早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法军进攻河内时，黑旗军就曾抗击，并给法军以重创，因而刘永福被越南阮氏王朝封为三宣副提督。这次越南又派永福去对付法军，同治九年四月十三日两军在河内城西二里的纸桥进行了一场恶战，黑旗军再一次取得胜利，并将法侵略军司令李维业击毙，引起了法国国内震动，但是侵略者不死心，法国政府立即委派新统帅，增加兵力，发动新的进攻，一部分兵力对付黑旗军，其余直指京都顺化府，越南已岌岌可危，全境濒于沦陷。
左宗棠看到形势危急，预料侵略者的下一个目标将是东南沿海，立即上疏给朝廷，要求加强筹办海防。第一条意见是加强江海防务，吴淞口是要隘，也是长江门户。由崇明、宝山绕白茅沙，即可掠狼山、福山，径犯长江，白茅沙首当其冲，应在该处设置重险，加筑炮台，增派兵船驻守。另一条意见是设立渔团。沿海渔民约有一万数千人，熟习水性和地形，过去也曾有少数渔民为外国船只做向导的。现在应把他们组织起来，对青壮年进行训练，合格者拔为水勇。这个发动群众、抗御外侮的办法很快就实行了，九个月后成立了数千人的渔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