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空言自强，稍有变态，即不免为所震撼，洵可忧也”（2 / 2）

在法国驻华代办罗淑亚的威胁下，他听从崇厚的意见，将府县官奏参革职，交部治罪。他自己也知道做得很不妥当，给曾纪泽的信中说：“吾此举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远近皆将唾骂，而大局仍未必能曲全。”“吾目花头晕，心胆俱裂，不料老年遭此大难。”“余自来津，诸事惟崇公之言是听，挚甫等皆咎余不应随人作计，名裂而无救于身之败。”

到了六月底，崇厚看到曾国藩身体不行，腹泻如故，又加上呕吐，头昏毛病也时常发作，就奏请朝廷加派了两名大员来津会办，一名是朝内的毛昶熙（字旭初），另一名是江苏巡抚丁日昌（小名雨生）。那时曾国藩已命令道府抓获11人，丁日昌一到天津就说：“大约如此大案，总须缉获四五十人，分别斩绞军流。”只有这样，外国人认为中国政府有“弹压百姓之威权”，他们的安全有了保障，才不至于联合起来对付清廷。后来曾国藩、丁日昌等陆续抓了八十多人，又听从罗淑亚的无理要求，释放了罪犯王三、安三和武兰珍等。但是这次教案，丰大业等是在群众气愤之下，被大家你一拳、他一脚打死的，在几千人中要找出谁是主犯，哪能有确凿的证据？于是只有严刑逼供，熬不过酷刑的则屈打成招。曾国藩也承认：“拿犯八十余人，坚不吐供，其认供可以正法者不过七八人，余皆无供无证，将来不免驱之就戮。既无以对百姓，又无以谢清议。”

当时除了天津“人心汹汹”外，全国人民看到清政府对内采取高压手段，迫害无辜，也都义愤填膺，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朝廷中也有一些人反对妥协投降，如内阁中书李如松说：“天津人民是为保护官吏而击毙洋人的。”起因是“教匪迷拐幼孩，继因丰大业向官长开枪……斯时，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罪戾”。李如松是属于极端守旧派的人物，他还以为可以“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这就出轨了。但是他替天津老百姓说的几句话，还是对的。

醇亲王奕也是反对向外国人妥协投降的。慈禧太后使了两面手法：骨子里是要按奕和曾国藩的办法，镇压群众反西方侵略的运动；一方面也要做出点姿态，以安抚百姓和朝中的抵抗派，包括守旧派。六月底，朝廷下旨说：“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吓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威。”同时做出姿态，在各地加强军事戒备。曾国藩趁此将李鸿章和他统率的淮军从陕西调回直隶，因为他从李鸿章信中，知道他不愿参与西北边事，回津加强兵力，也可防止民变。他仍然坚持对洋人妥协，回奏说：“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他给曾纪泽的信也说：“已抓获十一人，或可以平洋人之气。”

李鸿章到直隶后，对曾国藩严惩无辜人民以平洋人之气的办法，完全赞成。听说已抓获了一批人抵罪，十分高兴，得意扬扬地说：“已有可正法者十余人，议罪二十余人，固觉喜出望外。”

同时，总理衙门也去函给左宗棠，征询对天津教案的意见。他和曾国藩、丁日昌、李鸿章的态度截然不同，回信首先指明不必害怕事态扩大，他认为外国人一般是通过威胁政府官员去压制老百姓，如群众起来闹事，他们会慎重考虑，不至遽尔挑起战争。他说：“泰西各国与中国构衅，类皆挟持大吏以钤束华民，至拂舆情，犯众怒，则亦有所不敢。”他指出事件的起因是丰大业首先向中国官员开枪，咎在法国，老百姓闹事是事出有因。如果只是索取点赔偿，可以允许。但反对以无辜百姓的性命抵偿。

他说：“法国教主，多半匪徒，其安分不妄为者实不多见。”“津郡事变之起，由迷拐激成，百姓群起与之为难。虽受迷无据，而幼孩百许童贞女尸从何而来？王三虽不承招，武兰珍则生供俱在，不得谓无其人无其事也。百姓之哄起，事出仓卒，非官司授意使然。丰领事且以洋枪拟崇大臣、天津令，从人已受伤矣；其时欲为弹压，亦乌从弹压之？愚见法使所称四层，如志在索赔了结，固无不可通融；若索民命抵偿，则不宜轻为允许。一则津郡民风强悍，操之过蹙，必起事端。万一如该公使所言，激成变乱，中国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虑？且津民哄然而起，事出有因，义忿所形，非乱民可比。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迫。未可以仓率不知准何之人论抵，致失人和。彼如以必欲抵偿为言，则事起仓卒，莫得主名，在我本为有词。倘更滥及无辜，怨毒益深，即彼亦多不利。各国以通商为利，以众怒为畏，亦必自知设法转圜，无须别作计较也。”

他的意见合乎情理，既保护下人民利益，又捍卫了国家主权。他分析法国人并不至于轻易起兵。但是奕和曾国藩等主意早已拿定，听不进这些，曾国藩还对左宗棠不应乱抓乱杀人民的意见进行反驳，说：“以为津民义忿，不可查拿；府县无辜，不应讯究者，皆局外无识之浮议。稍达事理，无不深悉其谬。”又说：“天津枉杀教士，外国疑天津可杀二十，其他口岸就能杀四十；今日可杀二十，异日即可杀二百。洋人在中华几无可以容身之地。”他替洋人设想，做出毫无根据的推理，并以此作为处理外事的根据。因为害怕洋人“忽来攻战，则吾将获大戾”，虽然已抓了八十余人，他认为，认供可以正法者只六七人，为数还太少，洋人未必肯结案，因此不能“拘守常例，要变通办理”，于是昼夜抓人，严刑拷打，最后结案共得正法之犯20人（后来实际处死17人），军徒各犯25人。张光藻、刘杰发往黑龙江充军，另赔偿法国46万两银、俄国3万两。他自认比较满意，说：“办理不为不重，不惟足对法国，亦堪遍告诸邦。”

天津教案结束后，全国民情沸腾，认为是屈辱外交。天津人民原以为曾国藩此来，将一反崇厚所为，备兵抗法，至是大失所望。一些被冤屈的犯人家属纷纷去京告御状，当然不会有任何结果。

左宗棠得知教案办理情况后，很为不满，在给友人信中批评了曾国藩，说：“曾侯相平日于夷情又少讲求，何能不为所撼！……彼张皇夷情，挟以为重，与严索抵偿，重赔恤费者，独何心欤？”“数年以来，空言自强，稍有变态，即不免为所震撼，洵可忧也！”

曾国藩是六月初到津的，八月底结案，在津共三个月。案子办完，虽然自觉“足对法国和诸邦”，但究竟内心有愧，给兄弟的信中一再表示：“内愧方寸，外干清议。”“心绪不免悒悒。”他旋奉诏调任两江总督，自己已不愿去，说：“余目疾不能服官。”“趁此尽可引退，何必再到江南画蛇添足。”到任后也不高兴，想起“昔年所办之事，又有大不妥如水师者，贻人讥议。用是寸心焦灼，了无乐趣。境颇顺而心不适”。一年半后，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于南京任所去世，终年62岁。

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但他事前事后还经常自责，“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表明他还是有良心、爱国的人，他明知威力之下，主要原因是他对国家民族的力量失去了信心，害怕得罪洋人，大动干戈，惹出一场“大祸”。他的健康状况很差，体力脑力都已极度衰退，无力应付这样的大案，也是一项重要原因。他责怪崇厚误导于他，给曾纪泽信中一再说：“诸事唯崇公之言是听……名裂而无救于身之败。”“以前为崇公所误，失之太柔，以后当自主也。”将责任全推给崇厚，也不是实事求是。固然崇厚是一名昏庸腐朽的满族大臣，后来又成为大卖国贼，在天津教案上出了许多坏主意，但终究要怪曾国藩自己心中无主，“失之太柔”。他的声望地位远远超过崇厚，但他一贯害怕有皇室撑腰的满族大臣。几年前，曾国荃曾奏劾官文，他听了俨如大祸临头，赶紧去信责备。

在这方面，左宗棠和他截然不同。左宗棠也知道满族大臣不宜得罪，曾向孝威说：“与旗员闹口舌是吃亏事。”但在涉及国家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却不相让。他曾与穆图善争论，并奏请将其部队遣撤，又曾奏参成禄几次，直至成禄被拿问。

左宗棠和曾国藩年轻时是好友，在太平军后期与胡林翼三人一德一心，形成坚固的湘军联盟；联盟瓦解后，又互相维护。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十分悲痛，写了一副“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的著名挽联，表明他们的生死之交。但是，他们二人在性格、志趣、能力、生活经历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在对待列强侵略的态度上，也有所不同，对天津教案出现分歧，后来在“海防塞防之争”上，也有不同意见。

左宗棠与李鸿章的争议就更严重了。历史学家在评价这一段历史时说：“在清政府中央和地方的当权派中，敢于正面提出办理天津教案应持的爱国立场，事后又敢于谴责曾国藩的投降外交，批判曾国藩等办理洋务运动是‘空言自强’的，只有左宗棠一人。”（董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