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空言自强，稍有变态，即不免为所震撼，洵可忧也”（1 / 2）
天津教案：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列强侵略规模最大的一次爱国斗争。曾国藩主办：“反复筹思，殊无良策”，“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李鸿章协办：“已有正法者十余人，喜出望外。”左宗棠建议：“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
当左宗棠在金积堡受挫，清廷命李鸿章往西北支援时，突然在天津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教案。清廷又赶忙将李鸿章这位“外交能手”调回来，去天津协助曾国藩办案。
天津教案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对西方侵略的一次规模最大的爱国斗争。这一次，列强的侵略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天津人民针对天主教堂和不法的外国传教士，以及首先开枪伤人的法国领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惹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打击了帝国主义分子，吓坏了清朝廷，也震动了全国朝野上下。主其事者是曾国藩，协办者是李鸿章，左宗棠也没有置身事外。由这宗教案也暴露了这三位“中兴名臣”、19世纪中下叶掌握中国命运的大人物，对待西方侵略的不同态度。
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除了军事外，还有经济和文化方面。宗教侵略就是文化侵略的一种。来华传教的西方人士，不乏善良之士，但是败类也不少。帝国主义就把这些败类派到国外做侵略者的先驱。少数披着宗教外衣的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勾结官府，欺压平民，干了许多坏事。国内也有一些市井无赖，以入教为名，倚仗外国人的势力，为非作歹。官府害怕外国人，因而包庇这些坏分子。老百姓平时敢怒而不敢言，积了一肚子怨气。
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发生了多起拐骗儿童的事件，还发现幼儿幼女的尸体，城中人心惶惶。因为过去西方侵略分子经常勾结内地流氓、匪徒，诱骗和拐带中国穷人出洋做工，所谓“当猪仔”；加之经过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几次侵略，中国人对西方侵略者产生了普遍的仇恨和不信任感。正好天津府县拿获了两名迷拐幼童的匪徒——张拴和郭拐，讯明予以正法。民间就纷纷传说，两名凶犯和天主堂有联系。不久又拿获王三纪、安三等拐犯，他们供称与天津教堂有联系，因而天津人民对教堂疑惧万分，且充满仇恨。六月十八日，天津民团盘查到一名拐犯武兰珍，武犯供认是受法国教堂王三指示，麻药也是王三供给的。由于牵涉外国人，清官府不敢轻率从事，由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三位地方主管，带领众人押解武兰珍到天主堂，找王三对质。
天津市民听到消息后，纷纷赶来打听究竟，将教堂围得水泄不通。对质完毕，王三不肯招认，刘杰等就将武犯押解回署。教堂人员一向是倚仗洋人、欺压群众惯了的，这次被县官审问一番，教堂又被包围，老大不高兴。虽然围观人多，他们也全不放在眼下，竟动手殴打群众。不料这次群众竟不怕了，也用砖石回击，双方打起来。刘杰赶忙率领差役，又回来镇压，总算好歹将群众劝走。
本来群众殴打不过是件小事，可是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却以官方未认真弹压为借口，小题大做，竟携带两杆洋枪，和一批随从手持利刃，直闯进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衙门。找到崇厚后，就开枪射击，幸而崇厚躲得快，逃进了内室，才幸免于难。丰大业这个帝国主义分子咆哮了一阵，将官署内的什物文件捣毁一空，才悻悻离开衙门。半路上正遇到从天主堂转回的刘杰，丰大业又向刘杰开枪，打伤了一名家丁。围观的群众怒不可遏，忍无可忍，哪能容许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街道上任意开枪杀人？群众一哄而上，乱拳之下，将丰大业击毙。
天津人民和全中国人民一样，受外国人压迫好几十年，憋了一肚子气，这时突然发泄出来。一些市民立即鸣锣，把全城人民聚集起来，焚毁教堂和一些外国人的房屋，打死十余名法国人、三名俄国人，以及一些中国教民。这样事情就闹大了。
事件发生后，京畿和外省都受到震动。首先是法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以武力威胁，随之英、美、俄、意等国也联合抗议，并出动军舰在沿海巡游示威。
清朝廷恐慌起来，它既怕全国各地群众效尤，“群起与洋人教民为难”，又怕法国借此出兵侵略，其他各国配合行动。于是一方面下令各直省督抚，严饬地方官随时保护外国通商、传教，弹压“愚民借端滋事”；一方面对天津道、府、县等地方官扣上“办理拐案操之过急，不能事先预防”的罪名，要分别惩治处分。
清廷根据总理衙门的建议，特派崇厚为钦差大臣出使法国，去赔礼道歉。其实法国当时国内局势不稳定，天津教案发生后一个月，普法战争开始，法军迅速战败，拿破仑第三在色当之役全军覆没。法国并没有能力在中国采取重大行动，因此法国驻华公使为国内形势忧心忡忡，对清朝廷的态度并不坚决。清廷对国外形势却毫不了解，总理衙门反而疑神疑鬼，认为法公使踌躇不决的态度是“凶兆”，说什么：“查该使臣遇各省细故，皆暴躁异常，此次反若不甚着急，似伊已有定谋，恐成不测。”
在清廷掌权的是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他深恐得罪外国人，“后患不可胜言”，特委派德高望重的直隶总督曾国藩，立即由保定前往天津处理教案。这是曾国藩一生中所办的最后一件大事，也是他办的唯一的一次重大外交事件。
曾国藩于六月初接得赴津谕旨后，诚惶诚恐，心情十分复杂。他那年已60岁，衰病侵寻，长期腹泻，头昏，胃口不开，两腿疲软无力，右目失明，左目也日渐昏蒙，经常卧床，实在已不适于承担如此重任。他对付外国人，首先有畏难、惧怕心理。他有自知之明，认为自己没有对付外国人的“机智肺肠”，曾说：“与外国人交涉，别有一副机智肺肠，余固不能强也。”天津事情闹大了，他此去可能凶多吉少，因此写信给纪泽、纪鸿两个儿子，作为遗嘱，预先安排后事，连将来灵柩如何运回湖南，书籍、木器如何处理，都一一做了安排。信中还说：“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他害怕事态扩大，却又想不出对付的办法。
曾国藩在去津之前，先和奕通过函件商定了几条原则：查清武兰珍与王三的关系，但即使查出洋人牵涉拐骗案件，也要掩饰过去，为法国人留有体面，不可激怒洋人；迅速严拿凶手，“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如果法国兵船开来挑衅，“立意不欲与之开衅”，决不与之“作战”，即一意妥协投降。
曾国藩到津后，立即大抓“人犯”。他虽然看到“天津人心汹汹，拿犯之说，势不能行，而非此又不能交卷”。崇厚要他撤去道、府、县三官之职，“以悦洋人之意”。他虽知“撤张守即大失民心，而不得不勉从以全大局”。一周后，法国兵船陆续开到天津，以武力要挟。崇厚害怕极了，曾国藩说他“事事图悦洋酋之意以顾和局”，但他自己也实在害怕，不禁说：“目下洋船到者已八九号，闻后来尚且不少，包藏祸心，竟不知作何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