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帝曰汉回，皆吾民也”（1 / 2）

“回汉一视同仁”——处理回事的政策：“剿抚兼施”

同治八年（1869年）初，左宗棠奉清朝廷命，率大军进入陕甘平息回军起义。同年底进驻甘肃平凉。这次他所面对的是复杂的民族纠纷，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他认为处理民族关系，对付回军，与对付捻军和太平军有所不同，应当更为慎重。

他在进入陕甘之前，对回民情况和回汉纠纷做了一番调查研究。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年月中，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是历史的主流，各民族间自然融合也是历史的主流。据史家研究结果，国内各民族没有哪一个是纯血统的（吕振羽），汉民族就不纯，是一个大融合体。回族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但也使用汉语，只是在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上存在差别。回、汉、满三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友好也是主流。在清代，回民和其他民族一样，也参加科举考试，也做官吏；回、汉二族在短暂时间和局部地区内也有过纷争和矛盾，但还不曾扩大。同治元年至十二年间，陕甘一带的回汉矛盾激化，回民和汉民互相仇杀，满人官员站在汉族一边，挑拨汉回关系，以致回民起义。那时，回族和汉、满族关系处于最低潮、最恶劣的时期。

在西北，回族和汉族经常住在一处：一个城市或一个村落中。由于民族、宗教和风俗习惯等的不同，发生一些矛盾也是很自然的、不可免的。即使同一民族，邻里之间、各姓之间、有钱人和穷人之间，都有各种矛盾和纷争。当然，不同民族间的矛盾可能多一点、深一点，如果处理得当，也不至于闹成大事。可是清政府却采取了反动的民族政策，所谓“以汉制回”“护汉抑回”；满族统治者想利用汉民来压服回民，煽动民族仇恨，加上汉、回两族封建主的煽动挑拨，汉、回仇杀愈演愈烈。

根据历史有记载、有案可查的汉、回仇杀事件就有多起，如：陕西团练大臣张芾统率的汉族地主武装，残杀回民。同治二年六月，在狄道州发生了屠杀事件，地主武装烧毁城内礼拜寺和回民房屋五百余户，并屠杀回民男女老幼。在左宗棠进入陕甘之前，满族将领多隆阿、穆图善等指挥下的清军，也曾大量屠杀回民。以上是汉族上层分子屠杀回民的事例。回族上层分子屠杀汉民的例子也可举出一些，如同治元年六月回军攻破陕西长安县六村堡，同治二年八月回军攻破平凉，同年十二月回军攻占宁夏府城，汉民亦遭到屠杀。

左宗棠入甘前，了解到汉、回仇杀的残酷情形，认为甘肃官军要负很大的责任，慨叹说：“甘肃之军，不能保卫人民，反而扰民；甘肃之官，不能治理人民，反而激起人民造反。”他把回、汉仇杀归因于当地满、汉官员和军队的腐败和残暴，即“官逼民反”，对被压迫的回族和汉族人民寄以同情。他还批评那里的团练说：“既像团练又不是团练，像兵勇又不是兵勇，像土匪又不是土匪。”

陕西一些汉人士绅却不是采取这种客观公正的态度，他们不顾汉人屠杀回人的事实，却只看到汉人被回人屠杀，因此对回民恨之入骨。他们提出“剿洗”政策，就是要用武力征服。一些地方官吏也偏听这种意见。左宗棠坚决反对“剿洗”政策，他对那些偏听“剿洗”政策的官吏们更为不满，警告说：

惟秦人议论，往往不可尽据。即如汉、回争哄，致成浩劫，力主剿洗，万口一声，生心害政，实由吠影吠声致然，虽贤知之士，亦所不免。非兼听并观，折衷至是，不能平其政，祛其弊也。

他认为陕西一些人高叫“剿洗”，是非常无知、不公道，也有害的。正如一只狗看到影子就叫起来，许多只狗连影子也没有看到，也跟着这只狗的吠声叫，闹成一片，连自命圣明有识之士也跟着闹。只有兼听并观，处理回、汉纠纷，才能对国家和人民有益。他的意见是够尖锐的，也很坦率。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他又向朝廷提出处理回、汉纠纷的意见和策略，首先说：

此次陕西汉、回仇杀，事起细微，因平时积衅过深，成此浩劫。此时如专言剿，无论诛不胜诛，后患仍无了日。且回民自唐以来，杂处中国，蕃衍孳息，千数百年，久已别成气类，岂有一旦诛夷不留遗种之理？！

他接着提出“剿抚兼施”的办法：“仍宜恪遵前奉上谕：不论汉回，只辨良匪，以期解纷释怨，共乐升平。”他认为这样可以促使汉、回同胞解纷释怨，共同享受和平的生活。

“不论汉回，只论良莠”，原是林则徐最早提出的政策。20年前他任云贵总督时，处理当地回民起事的政策是：“但分良莠，不分汉回，良则虽回必保，莠则虽汉必诛。”左宗棠政策的核心就是根据林则徐的政策而来，但是着重提出“抚”的重要性。